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4)

这个神话编造得颇有《山海经》、《搜神记》之风，鳄鱼竟然会知道他是当今“神圣慈武”天子派来的刺史，而且还怕了他用强弓毒矢杀尽鳄鱼的威胁，因此就西迁六十里而避之，实在虚妄之极。宋代名僧契嵩对此嗤笑不已，他在《镡津文集》中驳斥道：“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我原本对此颇有兴趣，很想再去考证一下古潮州西六十里是否属于无人区，如果不是的话于此还可以再有一辩，后来一看书才发现早已有人举证说他根本没把鳄鱼赶走，也就失去了兴趣就此罢手。据蒋超柏《南漘楛语》载：“韩愈到潮州，作文驱鳄，西徙六十里，仍复为害。后有刺史以毒法杀之，鳄害乃绝，盖著之粤中见闻云尔。其人姓名无可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这鳄鱼“仍复为害”，其实就是压根没搬走，最后是被一位不知名的刺史用毒杀绝的，而根本不是被韩愈的一道祝文吓走的。蒋公指责韩愈的“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实可为警世之名言，当代的文史学家吴世昌先生亦曾在七十年代末，撰文称此文为“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韩愈不但会为保住官职和地位，不惜卑躬屈膝去阿谀权贵，为调离边苦之地不惮欺世盗名而杜撰离奇“政绩”，在自己身居高位后，更是时常禁不住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心态。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子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他有一首《示儿》诗，也是想用来教育自己儿子的，诗中有：“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等语，一开首的这两句，对他的仕途成就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此后在一番对家中景物的描写过后，开始用一种似乎无所谓的态度说“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可马上又开始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而且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中重臣（唐制：五品以上用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饰金鱼袋），这一副暴发户的做派，即使是对他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在读了他这首《示儿》和《符读书城南》等诗后也觉得无可辩解，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同时说“老杜则不然，其《示宗武》……所示皆圣贤事也。””（5），后来的如全祖望等人亦持此见。而这些心态，恰恰都是十分符合他当初应举求官时，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做官能“利乎己也”并可以为他人所“贵之”的观点的，所以他十分在乎这些，并也是以此来谆谆教诲自己的后代的。韩愈被推崇的另一大原因，是他排斥佛教，继承儒学道统，领导了儒学复兴。同时历来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韩愈敢上表直谏迎佛骨，与皇帝针锋相对，因此获罪被贬潮州，足可证明其不畏权势之品格，人品不至于如此不堪。此论固然有其道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单独割裂出来讨论，如果联系他上表前后的态度以及当时的背景来看，韩愈此举依然和他一心向上爬的重权重名思想是一致的，并不能证明他品格之高尚。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宫。此事一时间成为长安的头号大事，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而韩愈是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辟佛老、兴儒学为己任的，自然不可能保持缄默，于是上《谏佛骨表》。实际上唐代历朝都有坚定的辟佛者，前后有狄仁杰、傅奕、姚崇、桓彦范、高郢、张镐等不下数十人，不断地上表、下令排佛。韩愈所上之表，意见基本与他们相同，其中引起宪宗震怒的是他说凡礼佛之君都“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个虽与傅奕的《排佛表》内容相仿佛，但论据使用不当而且缺乏说服力，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梁武帝虽礼佛却依然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韩愈说“其言多矫激太过”，宪宗因此怒道：“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遂坚持要杀韩愈（6），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周旋下，于当年正月十四日被贬往潮州。韩愈显露出问题是在他被贬往潮州以后。他走到半路时就做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尤其是“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这句，可以说对上《谏佛骨表》及招致的后果的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频频表露出急欲回朝的意愿。在到了潮州以后，他又立刻上了那道前面提起过的《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他为了求官、保官所做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诗文让人肉麻的话，那么这道表章就写得叫人有些恶心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