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6)
先前他上《谏佛骨表》中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等言，对佛教表示得十分不屑，并称凤翔法门寺供奉的佛舍利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
但他去潮州只十余日与大颠仅仅会晤一次之后，便马上又赞叹大颠为之解说的佛学“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
，对大颠本人也是自未谋面起到见面以后都表现得十分恭敬。
可如果比较他的《赠译经僧》一诗里“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
等语，就会发现对两位同是博学的佛门高僧，一个他要三顾茅庐恭敬无比的去造访，另一个则是一副恨不能立刻乱棒打出国门的样子，更指责其人其教是来“无端更乱华”
的，这就不禁要令人奇怪他的态度何以会厚此薄彼至此了。
不过当韩愈回迁在望，并急于要辟谣澄清自己的时候，大颠也马上也受到了和译经僧差不多的待遇，而大颠所信奉的佛祖也又一次被质疑为：“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
刚刚还被他赞叹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
的佛教，也被再次贬低为先前的“夷狄之教”
，说其“不仁甚矣”
，其危害更是“过于杨墨”
，“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
至于他留衣做别的大颠，也从“久闻道德”
、“论甚宏博”
、“颇聪明，识道理”
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
的普通和尚。
近年阎琦先生经过对其生平事迹以及所作诗、文的对比研究后，也在《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一文中提到，韩愈一生中于宪宗元和末年、确切地说是元和十四年到元和十五年的这段时间里，其排佛态度出现过由**到低潮、再由低潮到**的一段颇为“特异”
的时期，这与他上《谏佛骨表》所招致的结果和因此而起自相矛盾的言行过程，以及他想急切回朝继续仕途发展，并因而试图表示悔改以博得宪宗宽恕的态度，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心理上的转变过程都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韩愈上《谏佛骨表》并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么高尚，联系他上表前后的这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反而更进一步地证明了他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在这种种变化急遽的矛盾言行背后的根源，实是韩愈开始踏上仕途时所秉持的那种做官不只“为人”
，更是要“有利乎己也”
，并一直希望能为他人“所贵之”
的出仕观。
所以这些看上去极其自相矛盾的举动，目的全都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仕途和地位，乃至于有阿谀奉承、欺世盗名、首鼠两端等等失却文德、气节之事，为了功名他不但能曲意奉承，甚至在自己一贯的标榜的“辟佛传道”
这个“理想”
问题上也敢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雨。
二，韩愈的出仕观对他的政治、学术思想的影响及其他众所周知，“道”
本为孟子之言，而韩愈在《原道》中再提出“道”
字为道统说，儒学由此至宋明兴盛，新儒家均以此继之，所以宋明新儒家也称道学家，韩愈也成为了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卫道巨擘。
虽然，韩愈以孔子、孟子千年后的唯一传人、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也是这样被后人所推崇的，但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却与儒家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与法家更接近些。
我们知道在政治上这两家的主要差异，是在于儒家坚持治国的主要手段是为政以德，以德服人；法家则主张以法为教，以法治人。
法家主张君权至上，而自孟子起，儒家在君民关系这个问题上则主张君权的有限合法性，重视相互关系。
韩愈在《原道》这篇代表他思想的最重要的论著中，就很清楚地表现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主张，是有着浓重的法家意味的。
孟子在《尽心》中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之“君轻民贵”
思想，所以后来问其曰：“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就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
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但韩愈却在他的《拘幽操》中，却叫历来被奉为一代圣君周文王对“一夫”
之纣说出了：“鸣呼!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这样的话（近代亦有学者以为是反讽）。
同时孟子在《梁惠王》中又提出为王要“发政施仁”
，要求国君先做到让天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然后才“不王者，未之有也”
而韩愈在《原道》里却主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他在这里，把次序颠了个倒，孟子原本的君、民相互关系因此走了样。
这种迹近法家的政治主张，亦源出韩愈带有浓重功利主义色彩的仕途观和人生观以及他的天命论思想。
对他来说，何以要出仕？是因为出仕不但可以生活富足，还能“利乎己也”
，更可以为他人所“贵之。
然而这样的仕途观，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才能得到保障，那就是：百姓愿意努力劳作并供养他们，并对上尊敬有加不能有不敬之心非分之想，这个必须是无条件的，只有在这样的管辖之下他们那些仕人才会被社会所“贵之”
，也才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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