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改行(1)

屡屡碰壁的束星北有些心灰意冷，自以为真理在身，却弄得孤家寡人、声名狼藉，职位不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失败”却让他离开了矛盾与是非的圈子，暂时放弃了“仕为道谋”的争论和斗争，不再为同人家黑黑白白，论长论短，竞一时之豪勇，心思重新投入到科学研究上。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却打开了，他很快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位置。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铺开了摊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国气象学报）《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上的应用》（中国物理学报）《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报新法》（中国气象学报）《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熵变化？》（山东大学学报）《大气骚〈扰〉动研究》（山东大学学报）《空气运动学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山东大学学报）……①王彬华（气象学家，曾任青岛观象台台长，五十年代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教授）：因为时代的原因，束星北实际从事气象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十几篇论文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珠玑，但每一篇里都有束星北特有的风格。气象就是观天看象，在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要靠积累经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恰恰都是束星北不具备的，但他过人的才华和高度也就在这里，前人普通的材料经他总结或点化，立刻就不同凡响了。这也正说明，束星北的学问实力雄厚，聪明灵巧，才能够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②一个全国知名教授被逐出物理系，这在解放初期的山东大学校史中还是首例。最初，束星北曾以书面的形式向青岛市委和山东大学领导讨说法，显然他没有得到理想的答复。按其性情，束星北似有不甘，应该继续为自己的“名誉”战斗。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很快就放弃了斗争和争论，沉潜于学术之中。如此变化，与王淦昌的“帮助”有关。王淦昌和北京中科院的一些朋友一直关注着束星北，当他们得知束星北因“反对全面学苏、阻挠教育革命”等原因遭到驱逐时，立即邀他进京小聚。束星北心情郁闷，又“无所事事”，便应老友之邀来到北京。这个期间，王淦昌正忙于两件大事，一件是参加了由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办的俄文学习班，目标是通过短期突击，要能够阅读、翻译俄文科技书刊。王淦昌与所里的几乎全部的高、中、初级研究人员一道突击，接受测验，并很快就能阅读俄文物理书籍与资料了。１９５６年秋天，王淦昌代表中国去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主持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的研究，并很快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显然俄文突击在这一轰动世界的发现中派上了一定的用场。王淦昌的另一件事是领导设计建造了磁云室。这一年（１９５４），在王淦昌的领导下，云南省落雪山海拔３．１８５米高处建造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先后安装了多板云室和磁云室，到１９５７年落雪山宇宙线研究工作站已收集了７００多个奇异粒子的事例，甚至还有一些稀有事例。从近代物理所建所开始，王淦昌就一直领导参加宇宙线的研究，到五十代年中期，王淦昌等有关宇宙线研究的一批成果陆续问世，有的成果还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有关专家称，５０年代，我国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最多、水平与国际水平相近的物理学研究就是宇宙线方面的工作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淦昌的领导和直接参与。尽管工作科研繁忙，可束星北一来，王淦昌便放下手中的工作，陪着束星北游历北京，他们先后游览了八达岭、香山、故宫等地，这些地方王淦昌过去都不曾去过。王淦昌名为陪朋友游山玩水、排忧解烦，实则是为让束星北“回心转意”做“思想工作”。王淦昌对束星北的性情最了解，认为束星北走到这一步，一点都不奇怪。他不厌其烦地劝束星北收敛锋芒，顺应潮流，不要与运动相抗。但是王淦昌的“思想工作”却被束星北认为是“我的老朋友王淦昌的‘投机’”。③在北京期间，王淦昌和妻子吴月琴还陪着束星北逛了王府井。在王府井他们给束星北买了一件砖灰色毛衣，试大小的时候，束星北眼瞅着天花板，心魂不知在何处。王淦昌喊他：喂，试衣服哪。喊了两声，束星北才梦初醒地哦了一声，也不管套在身上的毛衣是不是合适就往外走。王淦昌只好在后面付款。束星北虽然嘴上不服，可是回到山大后，行动上却有了变化。他收敛了“参政议政”**。即使是私下里，也很少当着人家评论时政。嘴巴比以前把得紧了，以前学校的事，凡看不惯之事就要说，而现在，说得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很少能听到他的“怪话或反动言论”了，学校里的组织活动与政治学习，不管心里愿不愿意，还是能够主动参加的。学校尽管不相信他的“表现”，但对他的“变化”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１９５４年暑假以前，他对待系里各种工作，采取消极和侧面阻挠的态度，暑假时到北京去住了一个时期（气象研究所请他作研究），据他自己说是思想看法有〈了〉转变，〈说是〉对事情应该采取主人翁态度……”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