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永无终结(2)

这是不会终结的恩怨沧桑。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如果他怀着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再度将历史演绎，不管会有多少疑团或者因找不出结论而感到困惑。人们无法作出定论，因为两个主人公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截然相反，对往事的回忆也常常各持一端。观点不同的“好事者”，也许因此而要无休止地争辩下去。对丁玲为什么痛骂自己，沈从文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丁玲“举得不够高”，二是他写出了丁玲所不喜欢的事情，即描写了她与冯达的同居。他在给徐迟的信中说：……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其实我当时既明白内中还有个“立三路线”复杂而秘密的问题，是某些人最担心到的问题，我还记得人十分亲切的提及立三立三，而后来却成为最大忌讳。这也是近几年才懂得点滴的。至于举得“不够高”事实上看来，我倒是把她举得过高，而由后来发展看，“降下”的却不应由我负责了，只宜由她本人行为负责。陈漱渝则根据他认真阅读丁玲在书上所作的批语，认为丁玲对《记丁玲》的不满主要有四点原因：一，书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比如说丁玲渴求的是“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受“**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书中还虚构史实，说丁玲、王剑虹曾跟瞿秋白兄弟及施存统五人同住过一阵。这些描写使丁玲的人格蒙受了极大侮辱，名誉受到了长期伤害。二，书中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事实上，胡也频早在跟丁玲结合之前就已经发表作品了，但书中却说胡也频的小说发表前常需丁玲修正，“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出”。对于胡也频的转变，沈从文认为“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对烈士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当然无法接受。三，书中对左联及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否定、攻击和嘲笑。说什么左翼文学已经“过时”，是“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甚至说成立左联反映的是“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最为反感，觉得这些文字除了表现出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四，丁玲在眉批中指出多处失实，如把她父亲写成随意赠人马匹的傻子，把不爱说话的胡也频写成最喜欢在别人说话时插话，把外文程度根本达不到翻译要求的她跟胡也频写成准备着手翻译《茶花女》、《人心》和《父与子》，把鄙薄邵洵美的丁玲写成从邵先生那里借了一笔钱。书中援引胡也频从狱中写给沈从文的短简丁玲也认为是编造的，因为从内容到落款都有漏洞。(《关于左联的联想》)四条原因，究竟哪方面最为重要？究竟哪些文字刺痛丁玲的心，促使她写出贬斥沈从文的文章？是政治方面，还是个人恩怨方面？沈从文批评左联和他对胡也频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丁玲当年就完全清楚，不会是在几十年后才从书中得知。另外，在20多年的生活中，她蒙受冤屈，人们对她政治方面的指责、鞭挞的文章难以统计。劫后新生，完全可以对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50年代抛在她身上的各种论调。然而，她刚刚平反，第一篇批评性文章却是指向了沈从文——一个沉默多年的文人，一个旧时的朋友。难怪沈从文会感到气愤。周良沛这样解释丁玲如此做的原因：她晚年，是把自己的政治节操放在一切之上的，这和她的倾向、信仰，以至于时代造就她很政治化的一面有关，也确实是对这几十年间有人老想从政治下手，把她置于死地，又为中央给她平反设置障碍的最敏感、最直接的情绪反映。于是，在她看到《记丁玲》中对她的理想、信仰和对左翼、普罗文学的诸多类似以上的那种评论时，其情绪，也就跟当时(知道)有人还从台报港刊上搜集她软禁南京时的材料作枪炮一样。(《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症结所在。如果是为了洗刷政治污水，那就没有必要从《记丁玲》着手。从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来看，沈从文的问题在于以市侩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频所热爱的左翼文艺事业。这就是说，沈从文真实描写了他们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观点她不能赞同。除此之外，沈从文并没有写能够构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相反，从丁玲所需要的角度，沈从文的不解和异议，恰恰可以增添她的光辉，成为反驳他人的重要历史资料。那么，丁玲从政治方面批评沈从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释：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这样，那些年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置信的原因，尽管只是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