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月亮(3)

直到某一天，校园里一个有蛙鸣的夏日夜晚，我们一次比较有意义的长谈中，他通知我，虽然实践范畴作为科学工作者，他坚持唯物论，相信科学；但是，本质上，他是个不可知论者。

他跟我谈到量子力学，宇宙和人类历史以及该死的哥德尔定理——该死是我的看法。

原来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存在并不是确定的，不过是个概率分布；原来根本分不清真伪，甚至没有“非”

的定义，任何一个我们信奉的、赖以生活的定理都是不完备的；未来不是给定的未来，而是一种“构造”

（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说到哲学——他读研以前，我尚在中学，有几年只凭书信交流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读起西哲——这原是他成为准科学工作者之前不屑的；那时候他认为研究现象就够了，哲学只会是聪明人糊涂。

他推荐我看加缪的小说——比如《局外人》，既然我不会去读纯理论书。

我抬抬眉毛，做了个“老天”

的表情。

我知道加缪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这话让人一听就郁闷——然后他说算了，别费事看了。

他又第一千遍讲起他那个跳楼的导师，可和每次一样，和校方一样，对这位中年有为的教授为何轻生语焉不详、讳莫如深。

最后，在我疲倦的觉得大脑吸收不了更多信息时，他看着我说：“你什么都没经过，看得少，我说的你还不明白”

我一直是他的好学生，况且我长大了，这一次，我听得比以前好多次更明白。

是的，我长大了，不会再把他语气里的无所不知、沧桑和厌世——好像有那么一点——太当回事。

男人就是这样的，尤其是他这种。

总想显得比别人能。

其实我都明白，我不说，不让他知道我有多明白。

想到这，我狡黠的笑了。

十九岁的月亮……我想我现在对他那时候的话更明白一点了，后来我也对一两个朋友发表过类似的宏论；可是他大概又update4了，至于怎样变的，他不说了。

我想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问以致忘了。

我就眼看着他向着一团雾气滑去。

身边人数了数盒子里的钱币，大个的捡进了口袋，其他的硬币在手中转了一圈，叮叮咚咚投回去，又倒出来。

“嗨，虽然下班了，我还想问问——你有零钱吗？”

我拍拍口袋耸耸肩，“没，我是个很穷很穷的学生”

我笑了。

从没和乞丐搭过腔呢，在国内也没有。

“噢”

好像也不失望。

我突然想和他说说话，我好像好久都没和人好好说说话了。

陌生人？男子？外国人？乞丐？我们之间有很多沟壑，可是和我一个大院长大，认识同一类人，做过差不多的事，进了一间大学又到了一个国家的人，我跟他还有什么好说呢？你念过多少书？你是本州人吗？你有兄弟姐妹吗？为什么到这里？又要去哪里？你会在地铁口吹口琴吗？你晚上有地方睡吗？是不是政府的那种市民广场旁的房子？你会不会也在街心花园和流浪的姑娘聊天？——啊，你有过女朋友吧？……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看着他掏出一把小刀，细细的修着锡皮盒的边缘。

一把黑柄的刀，刀刃比手指稍长，似乎很锋利——也可能锡皮不经削，轻轻一下，一圈就掉下来。

已经很平滑了，他却还不满意，盒子在他手中短了一截。

看来他并不期望盒子有一天盛很多很多的钱啊。

我看得太久、太直接了吧，超过了礼貌的界限。

幸亏他并不注意我。

还是想不出如何开始对话，算了，我又掏出小说，虽然光线不太亮了。

记不住看到哪了。

男主角流浪天涯，仅能吃饱，看不到改变生活的希望，却满足；女主角目标明确——嫁人，嫁一个愿意娶她的人，却一肚子困惑。

这样的对话，放之四海，各个种族，职业，性别、年龄的两个人之间都能写成一本书。

活着、幸福、未来……一千个花园能有上万个版本的对话，可说来说去，也差不多，不是吗?有些人就是这样执著于繁琐的细节，执著于活着，如何活着以及为什么活着；还有些人，什么都看透了淡了，挥挥手不说了。

以前以为看透很难，得经过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可不。

我就觉得我比我爸看得透。

可他过得比我有滋味。

我羡慕他有文革抄家、下乡、做帮运工、30岁背着我写论文的苦难史，这使他的奋斗有了参照，有了意义。

时代的浩劫分散了他的心思，使他一生为一个个细节殚精竭力；社会的不公使他可以怨天尤人，而不用归罪自己，更不用思考什么形而上。

我觉得老爸有时候很天真，50多的人了，没有一轮分房他不气——自己有了三居室还替人不平。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意外的，贪污**、党同伐异都是社会的必然。

我不相信任何人类足迹所到之处有绝对的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我只相信自己。

其实只有自己才是我真正怀疑的。

活了二十几年才发现我所作的选择都不是选择，只是凭借惯性，一步步，走到今天。

现在驱使我选择的惯性力量越来越小——所谓有了自由——我好像得自己生发出点力；可让我接着滑的社会惯性越来越大。

我没理由不，我找不出更好的路径，我其实别的什么都没尝试过；如果达不到应该的那个高度，我只能怪自己。

可是我“自己”

真的在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