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辩护背后（1）

莫言对自己的“走极端”、“写极致”、“审丑”、“非理性”等非议是这样辩解的：我很不愿让自己的思维纳入“理性”的轨道，但长久不“理性”又有被人猜测为“精神变态”的危险，我不得不按照批评家们的教导来“理性”、来“节制”，果然是把“狂气”和“雄风”收敛了。我多么愿意成为一个被文学权威们视为掌上明珠的、不异端的好作家……但到底不行，正所谓“乌鸦叫不出画眉声”。当代中国，除了农民意识还有什么别的更先进的意识么？既然没有，那么，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就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是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痛恨天下地上的一切神灵。在我们这个很独特的社会里，我们一味地歌颂真善美，（但它们）能不能准确地表现出我们社会的面貌来？有人说我是现代派作家……我认为我是一个最现实的作家。我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非常浓郁的现实主义的气息……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很多兽性。我为什么觉得应该把丑写得淋漓尽致呢？就是为了张扬个性。我们曾经有过长期的造神运动……现在，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最起码的低层次上的起点，就是敢亵渎所有的神灵，打破一切价值和标准。而任何道德价值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它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对所有的道德价值都要重新评价……作家应该……从全人类的高度上来拯救人类，从文化心理上来疗救我们的民族，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从鲁迅以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不断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懦弱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我觉得鲁迅最缺少的是宏扬我们民族意识里面光明的一面。一味地解剖，一味地否定，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民族之所以还有希望，在中国发展的惟一健全的意识里恰恰是农民意识，我们不把农民意识光明的一面弘扬起来，那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这里面有几层意思。除了对人所批评的要“理性”“节制”莫言颇感无能为力，不得不耍赖皮，玩一个“我就这样了，你能怎么的”以外，其他理由都有它自身的道理。针对其中的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来分析分析，看看它们究竟能不能说得通，成不成立。首先，农民意识中“光明的一面”包括哪些内容？如果猜测不错，那还是《红高粱》里写到过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单单发扬了它们就够吗？它们就不是“神灵”、不是“价值”吗？既然你要“打破一切价值和标准”以及“神灵”，那么，凭什么你不对它们“重新评价”？可能莫言会说，我已经评价过了，认为就这两个好，其它都不行。这样肯定会不会以偏概全了呢？二者一定又不能独立存在，总要直接附会在某个人身上，从而间接附会于环境、社会等外部系统上。那么，这系统是什么？系统内部有哪些组成元素？这些元素面临着一个不仅有待“重新评价”的问题，而且面临一个“重新组合”的问题，而“重新评价”、“重新组合”后，你能保得住它们不是新的“神灵”吗？谁能说你的评价一定正确呢？举个例子：作为中**队培养出来的优秀作家，莫言对战争的“评价”就有待商榷。他再三再四地强调：“战争中的罪恶应该由发动战争的人来负责，战争引起的麻烦应该由政治家解决。至于人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如果因“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不必负责，那么，即使是发动战争的人，那也可能不要负责的，他们并不能完全左右得了局势，成为“受害人”，像希特勒，后来被自己挑起的侵略战消灭，在他是始料未及的，更不是他愿意看见的。何况还有那些专会打着“人民”旗号，鼓吹战争、号召战争的政界痞子与流氓呢？不单战争，“文革”或不少政治运动里的中国人，都深受“运动”之害，多数都有所参与，害过人，也为人所害，甚至不少知识精英都充当过“枪手”，整倒别人后，复被人整倒，那么谁来负责？面对种种恶势力，有时即使你保持沉默，都意味着犯罪。高尔基、罗素、萨特等人，都被他们的政府视为过“敌人”，不再当作“人民”来对待，但他们不仅没有沉默下去，还为自由的事业抗争、抗议，其精神火炬光照千秋。我国当代史上，著名的作家们，何曾见诸言行？那是特别令人惭愧的。为莫言敬服的巴金老人，不是也等到大家都能说话后，才站出来公开愤怒和忏悔的吗？说实在的，他的忏悔都没有多少思想，很浮皮潦草，缺乏必要的深度，比起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不能说时犹说之，说了还能一针见血，谁是真正的精神与思想巨人呢？莫言却是连巴老那样的勇气和思想都没有，只“痛恨所有的神灵”，犹如文革时的“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目标太抽象，太空泛，差不多等于无所指，或“我想说谁就是谁”了。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他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都是西来名词，在我们本土上向来缺乏。《红高粱》中“我奶奶”和余司令身上，严格说也都不具备这样的精神，他们表露出来的，只是我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游民”或“流民”血统的反映，传达的也是一种“游民文化”、“游民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差了十万八千里。前者奉行“有奶便是娘”，只要目的、不问手段的“流氓”策略。后者却严格规定了道德、法律的底线，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张扬自我，“拯救”自我。莫言混乱了人类必须遵守的必要底线，轻率地以为只要是“打破一切”的，就都是好的，实际上就为流氓们的横行霸道，开了一道口子。而余司令那样的土匪猖獗猖狂、无法无天，在他眼里，也就成了“张扬个性”和“酒神精神”的最佳代表。可见得莫言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多简单、有害。对于这样一位缺乏现代人理性意识或觉悟的作家，我们不能听见他喊着什么，就以为一定真是个什么。他喊着的有时并非所指。这究竟是他的能力原因造成的，还是他的口是心非呢？就我看来，他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起码四十多岁后不太是了，因此只能是能力上的原因。他受的教育及其阅读、阅历，还未能帮他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既然这样，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他提出什么“理想主义”来呢？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从这方面说，莫言的“理想主义”究竟在哪里呢？他的生命力和所谓“酒神精神”，都是些提不起来的零碎。而面对真正的历史问题时，他却回避了，“躲”起来了，“藏”起来了，“掖”起来了，连亲身经历过的“文革”都不敢正面写、正面碰了，不约而同地与其他“作家”一道，“画地为牢”，圈定了能写的范围。这兴许说得有点苛刻，但长期物质、精神上的赤贫状态，确乎使他整个人，还更多地停留在较低层次的追求水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