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恋（1）

当我还在襁褓中时，父母就离了婚，所以我从没见过父亲。有一次我问姨妈我是不是有过爸爸，她回答说：“你爸爸是个大恶魔，他毁了你妈妈的一生。”从那以后我总是把爸爸想象成长着角和尾巴像画册上恶魔的样子。

当学校里其他的孩子说起他们的爸爸时，我总是一声不吭。我七岁时，我们住在三层楼上两间房子里家中徒有四壁。

有一天听到前门铃响我跑过客厅去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位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英俊绅士。

他说：“你知道邓肯太太住在哪儿吗”

“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我答道。

“这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这个名字是我小时候他给起的吗”这位陌生人说。

他猛地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亲我，脸上满是泪水。我一下子懵了，问他是谁，他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你爸爸。”听到这里，我高兴得不得了，忙冲进屋里去告诉家里人。

“来了一个人，他说是我爸爸！”母亲一下子站起来，脸色苍白，神情激动。

她跑进隔壁房间，随手锁上了门。我的一个哥哥钻到了床下，另一个藏进了碗柜，我姐姐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叫他滚开！叫他滚开！”他们喊道。这让我非常吃惊。但我是个懂礼貌的孩子，我走到客厅对他说：“家里人不舒服，今天不会客。”一听这样，陌生人拉起我的手，要我陪他出去走一走。

下了楼来到街上，我快步跟在他身旁，感到困惑不解：眼前这位英俊的先生真是我爸爸吗可他既没有长角也没有长尾巴，与我以前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

他带我来到一家小冷饮店，给我买了冰淇淋和蛋糕，让我吃了个够。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时，却发现全家人沮丧万分。

“他很英俊。明天他还要来给我买冰淇淋呢！”我告诉他们。可家里人都拒绝见他，不久他就回他洛杉矶的家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有好几年没见到父亲，直到他再次突然出现。这一次，母亲很大度地见了他，他送给我们一套漂亮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大的舞蹈室，还有一个网球场、一个仓库和一间磨房。

这是在他第四次发财时置下的产业。他以前曾发过三次财，但三次都破了产。

他第四次发财最后又破产了，房子和其他家产都没了。可我们毕竟在里面住了好几年，它成了我们躲避惊涛骇浪的港湾。

在父亲破产以前，我常能见到他。我知道他是位诗人，并且很欣赏他的作品。

他有一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我一生事业的预言。我之所以提到父亲，是因为他给我的童年留下的印象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我那时把伤感的小说作为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在我的眼前是活生生的不幸婚姻的例子。

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似乎都没走出这位谁也不愿提及的、神秘的父亲的阴影。

“离婚”这个可怕的字眼儿，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敏感的心中。由于对这些事情我无法从任何人那里问出个所以然，因此就只好试着自己分析原因。

我读的小说中的大多数婚姻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细细列举了。

但有些小说，特别是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书中描写了一个女孩未婚而育，结果这位可怜的姑娘遭到了世人的侮辱和唾弃。

在这类事情上，妇女总是受到伤害，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我把这些事情和父母的婚姻悲剧联系在一起思考时，我立即决定要与不公正的婚姻作斗争，反对结婚，争取妇女解放，争取每一位妇女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要几个孩子，而不受社会的歧视和伤害。

这些想法产生于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的头脑中，说来似乎很奇怪，但是当时的生活环境的确让我早熟。

我研究过婚姻法，了解到妇女奴隶般的地位，这使我更加义愤填膺。我开始用探询的目光去观察母亲的已婚女友们的脸，我感到每张脸上都有魔鬼的影子和奴隶的痕迹。

那时我就发誓，永远不要把自己降低到如此卑贱的地步。我终生恪守这个誓言，为了这个誓言我甚至不惜与母亲闹别扭，遭受世人的误解。

苏联政府的善举之一便是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两个自愿结合的人只要在一本小册子上签上名就可以了。

签名的下面印着：“本签字不需要任何一方承担任何责任，并可根据任何一方的意愿而废止。”这种婚姻是一切有自由思想的妇女所赞成的惟一的形式，也是我赞成的惟一的婚姻形式。

现在我认为我的想法或多或少地和每位有自由性格的女性有相同的地方，可二十年前我拒绝结婚和争取不婚而育权利的行为却招致了许多非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观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认为今天的知识女性大都会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任何婚姻道德观念都不应该成为女性追求自由精神的枷锁。

虽然如此，有知识的女性还是一个一个地结了婚，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们没有勇气站起来维护自己的信念。

如果你看一看近十年的离婚统计数字，你就会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听我宣传过自由婚姻思想的许多女性都胆怯地反问：“可是谁来抚养孩子呢”在我看来，这些人之所以认为婚姻形式必不可少，是因为觉得这种形式能迫使男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这岂不是说明你嫁的实际上是一个你感到很可能会拒绝抚养孩子的人吗？

这种假定未免太卑鄙了吧，因为你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认定对方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我虽然反对结婚，但对男人的评价还不至于差到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恶棍。

由于母亲的原因，我们的整个童年都充满了音乐和诗歌。每到晚上，她坐在钢琴前，一弹就是几个小时。

我们作息没固定时间，她也从不用各式各样的规矩来约束我们。相反，我倒认为母亲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她的音乐和诗歌中了。

她的一个姐妹，我们的奥古斯塔姨妈也极有天分。她常常来我家看我们，并经常参加一些私人的业余演出。

她长得很美，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亮的黑发。我还记得她穿着天鹅绒的

“黑短裤”扮演哈姆雷特时的样子。她有一副好嗓子，要不是她父母把所有和戏剧相关的东西都看成与恶魔有关的话，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歌唱家。

我现在才明白她的一生是怎样让今天看来难以解释的美国清教徒精神毁掉了。

美国早期移民随身带来了这种精神观念，后来也从没有完全抛弃掉。他们以专横的方式把自己的性格力量强加给了这个荒蛮的国家，以惊人的方式驯服了原始的印第安土著和野兽。

同样，他们也一直在驯服自己，这就给艺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奥古斯塔姨妈从小就受这种清教徒精神的摧残。

她出众的美貌、优雅的仪态和美妙的歌喉，全都被埋没了。那时人们都会说：“我宁愿看着女儿死去也不愿看到她出现在舞台上”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今天的男女明星们连最为排外的社交圈子都可以出入，过去人们的那种思想观念简直无法理喻。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爱尔兰血统的缘故，我们家的孩子们对这种清教徒的暴虐都极为反对。

搬进父亲送给我们的大房子里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在粮仓中成立了。

我记得他从客厅中的皮毛毯子上割下一小块做胡子，扮成瑞普·凡·温克尔。

当我坐在一个饼干桶上看他演出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演得太逼真了。

我们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孩子，一点也不想压抑自己。奥古斯丁的这个小戏院越办越好，在附近有了不小的名气。

受此启发，我们便组织了一个剧团到沿海地区巡回演出去了。我跳舞，奥古斯丁朗诵诗歌，然后我们演了一出喜剧，伊丽莎白和雷蒙德也参加了演出。

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其余的人也不过十几岁，可是我们在圣克拉拉、圣罗莎和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进行的演出非常成功。

反对当时社会的狭隘意识，反抗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以及对宽容的东方世界的日益向往，是我童年时期的精神基调。

当时我经常给家里人及亲戚没完没了地说我的思想，最后总是这样结束谈话：“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会一事无成。”在我们家，我是最有勇气的人。

当家里没有食物的时候，我总是自告奋勇到肉铺去，利用我的小聪明让肉铺老板赊给我几块羊肉。

家里人也总是让我去面包铺，想出各种理由说动老板继续让我们赊购面包。

在这些差事中，我总能体会到冒险的乐趣，特别是当我成功的时候。当我带着战利品，一路蹦蹦跳跳地回家时，心里高兴得就像一个抢劫成功的强盗。

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因为能够用花言巧语从凶恶的肉铺老板那里哄骗到东西，让我具备了一种能力，使我后来能够对付那些狡诈的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