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MBA能带给中国什么(2)

当然不是新的就不好，历史长的就好。比如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有时候也是在毒害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一些既定的模式去做事，不再去思考为什么，只是默认那种方法，因为我们已经受这种影响太深了。美国历史如此短暂，他们反而没有很多束缚，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创造。BiMBA项目的开创人就是一批全部在西方接受过严格高等教育、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中国当过农民、工人，亲身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积极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教授。从BiMBA这个项目来讲，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BiMBA能否成功，不在于它的方向和方法是否正确，而在于它能否坚持下去，并在目前这种混乱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这是所有商学院面临的最大挑战。从事商业的人都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产品可以对所有的消费者都有用，消费者是需要细分的。BiMBA能不能成为中国将来最尖端的MBA，成为一些对自己特别有信心、特别有要求提高的人的首选，这是要去考虑去做的事情。因为你不能针对所有人，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接受这种教育，那么你的特点是什么？如果BiMBA的核心竞争力不是通过扩大招生而提高，它是否是所有尖端人才的共同选择？多少年后整个中国会有无数个商学院，也许同样要面临自身的重新整合、竞争，有些商学院会越办越好，而有些商学院会被慢慢地淘汰掉。美国教育全盘复制行不通如果拿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比较，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学生的个性一定比中国学生更鲜明。在00级第一周的课堂上，教授与学生在教学理念上的冲突，至今令人难忘。在美国商学院已经任教十几年的杨壮教授首先谈到美国学生的状况：上MBA的学生，首先要通过GMAT考试。美国自身200多年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人们从小到大在伦理道德上有许多的认同感。各个家庭本身也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在这样多少年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背景下成长的人，你对他们走进MBA课堂上所期待的内容也能有所预测，而且长此以往都大同小异。“如果有人说美国MBA学生差异大，那么我要说，走进中国MBA课堂，你会感到中国学生的差异更大。”那些各不相同的个人阅历、中国不同时代留给不同年龄人的烙印，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价值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近十年来的腾飞，来自国企、外企、私企不同的管理制度下的精英们彼此性格上的差异，更是令人震惊。比如前面提到杨教授更改教学大纲而受到学生的诘难，当时刚刚开始给这批中国企业老总班教学，杨教授仿佛被狠狠打了一棍子，他不禁感叹：“这是压力，是挑战，更是学习的开始。学生给我们拓展了新的思路。”从海外进入BiMBA教书的外国教授，同样的课程要比在美国多付出两倍以上的精力。因为学生的问题太多，太出其不意，比如人力资源的课程，在美国并不是一个主修课，而是选修课，原因在于美国企业管理在相当成熟的基础上进行，没有怪圈，各大企业的老板许多都有MBA学历。在中国教学，学生来自不同的企业甚至不同体制的企业，不像美国的学生对社会的认同感和默认程度大同小异：教学就是单纯的教学，MBA学院成了大型专业管理人才的制造工厂，在几十年不变的结构上教授和吸取知识。美国的课程安排更多是学生自己选定。学生选课分散，第一堂课下来几十人各奔东西，第二堂课开始又是另外几十人。上课来，下课走，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不固定，老师与同学的交流也很少。但是中国的学生上的基本是必修课。学生是固定的，两年下来要共同学习、讨论、研究，小组做案例，大组一起活动，课内课外成了一家人。MBA为同学们建立了一个社交的平台，MBA的灵魂是案例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授课，所以BiMBA不可能集中几天教完一本课本，也就是要在学生充分理解和活用的基础上，到现实中完成案例。做案例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案例独立做和与小组一起做，然后再拿到课堂上讲评、分析，效果是不一样的。美国的MBA课程与中国的大环境不一样，比如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是非常现实、敏感的问题，如果把美国发生的案例，照搬到中国课堂上就会有很大的距离。叶公好龙情节西方国家的MBA学院已经存在了百年以上，而中国的MBA学院还很年轻，所以问题必然存在。有的问题浮在表面，一经提醒就会发现，就可以改进。但是对于扎在深层的问题，不仅发现需要时间，承认它是问题也需要时间，等到改进完善的时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与BiMBA中方院长胡大源教授聊天，最深的感触是，他像剥洋葱一样打开当今中国教育界对MBA的质疑，即使刺痛眼睛，他也坚持要看到真相。胡大源教授曾经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参加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资深教授为中国商学院教师举办的“案例分析”研讨班，也就是“workshop”（英文的workshop直译为车间、车房，里面有设计、有操作、有产品），顾名思义就是一堂实践课，听起来很诱人。胡大源教授当初决定去时有两个目的：其一，看看哈佛是怎样进行案例教学的。其二，如何应用到自己的课程里。结果呢？胡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研讨班的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