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犬东门岂可得乎？”(3)

那几张老婆烙的干馍，早已霉得可以做大酱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兰陵郡的名儒荀卿学塾里，含辛茹苦，只是想混一张文凭，将来到郢都寿春，在楚国政府里，弄个处级干部当当，也就谢天谢地了。谁知新来的同学韩非，在学塾中大讲国际形势，大谈超级大国、合纵连横、战争和平之类的话题。当然也不乏黄段子，短信息，桃色新闻，小道消息，让李斯顿开茅塞，大开眼界。农民通常保守，但一旦接受了新事物，开化的速度更邪性。所以，近年来许多极新锐的作品，出自极农民的作家笔下，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李斯觉得时机到了，对荀卿说再见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楚国这个“仓”，再大，也大不过秦国，那里才是他这样有抱负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干的所在。权力基因驱使着他“西说秦王”，他相信，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弄个一官半职，当不难。因为自古以来的城乡差别，受教育程度，疏离于政治文化中心，缺乏社会基础和人际关系，像上蔡县出来的这位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势必要低。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对于渴嗜权力而机遇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多赌徒思想，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悖背做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非常行径，李斯也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就在这种权力场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脱颖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权力顶峰。他走出上蔡时，没想到会成为世界上这个顶尖强国的首相。所以，当可能的敌手韩非，出现在秦国地面上，他就以他撵兔子的那肌肉发达的腿脚，坚定地要迈过这位公子哥的障碍，并踏死他。尽管李斯承认自己，无论在学养上，在谋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决策的运筹力度上，远不如这位同窗，但在卑鄙和无耻上，下流和捣乱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韩非却干不出来。这位高傲的王子，永远超凡脱俗，永远高瞻远瞩，永远扬着那思虑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六国纷争，却从不提防脚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计他的、那心怀叵测的红眼耗子李斯。他对秦始皇说：“陛下要委韩非以重任？”“朕早说过，寡人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阴险地一笑：“陛下欲并诸侯，韩国不在其中乎？”“哪有这一说！”他匐伏在台阶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陛下别忘了，韩非为韩公子，是有家国之人，最终，他的心是向着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这点道理，圣明的大王呀，你要作出睿断啊！”秦始皇一皱眉头。李斯心里想，明年的这一天，该是他老同学的祭日了。雅贵出身的韩非，想不到李斯端给他的，不是羊肉泡馍，而是一碗鸩药。五百年后，同样也是雅贵出身的陆机，想不到拿到手里的，却是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以他家族三代领兵为将的军人风度，陆机对部下说：“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毙命本非必然，纯系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华亭听他的鹤唳，写他的诗赋，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阳，来求什么发展，江东半壁江山，还不够阁下施展？如果说李斯以上蔡那区区小县为“厕”，还情有可原，而陆机竟把人文荟萃的江东为“厕”，那他这只耗子也太狂傲了。他以为洛阳不知是多么丰沛的“仓”，他以为他来到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必是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场面，只要他一张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为文臣，非卿即相，为武官，非帅即将。即使退一万步，以他的文学声望，按大司空张华的评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著作孙绰的评论：“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由他来领衔文坛，铨衡士林，雌黄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职，权威，几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其实，能当一个好作家者，未必当得了一个好官；同样，一个当得好官的人，也决成不了好作家。当官的，若附庸风雅，可以，若绝对风雅，则可能坏事。陆机的文章写得不错，他的那篇《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论文，具首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论东吴的兴衰存亡，也是相当重要的史学论著，他要一直写下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是举足轻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作家，有了这点本钱，便以为可以伸手要官，便坐卧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维了。他应该明白，写作是他的强项，当官是他的弱项，舍其长，就其短，最后，失败，杀头，只能说是咎由自取。陆机到得洛阳，初时，顺风顺水，但“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被大家看不起；后来，他反水，诛贾谧，立了功，赐爵关中侯；接着，世事难料，千不该，万不该，卷入走马灯的“八王之乱”；试想一下，今天的一个中学生，从历史课本的叙述中，都难理清这场狗咬狗的血腥内讧，谁杀了谁，谁又被谁杀了。我想，在杀得昏天黑地的当时，陆机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马的一个个王爷，谁比谁更王八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