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犬东门岂可得乎？”(4)

在这期间，他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后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赵王篡位，他算投机成功，得以授中书郎一职；谁知很快，齐王司马率兵将赵王干掉，这样，他被怀疑策划并参与了推翻那个白痴司马衷的阴谋活动，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好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出面保了他，减死徙边，脑袋没有丢掉。后遇赦幸免，这就该洗手了吧，《晋书》称：“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恩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其实，这位青年作家恋恋不舍，呆在都城，还是有所图谋，还是贪慕官位，还是想再赌一把。权力如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饮出点味道来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如蛾趋火，非要往危险的足以烧得焦煳的热焰扑去的劣根性。这一回，他把命运系于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授了他一个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晕，“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陆机把宝押在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笨蛋身上，焉有不败之理？最后，他因兵败遭谗，奸人谮害，遂被他以为的中兴之主，处死于军前。他作为一军之长，本可以将丑类整肃，不至于恶人先告状的。倘不然，交出军权，一走了之，也无不可。但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该办不办，首鼠两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了。现在，回到五百年前，那个“牵犬东门”的李斯，下场之匆促，完蛋之迅速，就更是不可思议了。重新阅读这段尽人皆知的秦亡史，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精明老道，如此能言善辩，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计高谋深的李斯，在秦始皇沙丘驾崩后，在赵高、胡亥策划的宫廷政变中，忽然成为一个处处挨打，事事被动，步步失着，节节败退的完全无法招架的庸人？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纵横捭阖，兼吞六国，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来，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能事先无远见卓识，猝不及防；事中无应变能力，仓皇失措；事后无退身之计，捉襟见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赵高，基本白痴的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我想，也许一位伟人在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曾经引用过的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得到解释。李斯在他最得意时，曾经“喟然而叹”过的，“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何谓“税驾”，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这就是说，这位上蔡县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早就清楚，他曾经依附的那张皮，一旦化为乌有，他这根毛就没着没落，不知伊于胡底了。而“华亭鹤”主角，就更为凄惨，他想依附的那张皮，根本就靠不住，那岂不是找死么？所以，当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臭，又将更恶臭的鲍鱼混装在车里，顶风臭三十里的时候，李斯所作的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了，他只有走向刑场，这时，他悟道了，为这种飘泊不定的羽毛般的命运，值得付出一生吗？司马迁这样写道他的结局：“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历史是不相信眼泪的，所以，我特别膺服捷克作家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那最后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我是爱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甚至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我们都应该尽量离得远些，更远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这就是“东门犬”和“华亭鹤”这样的典故，所寓涵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