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世俗社会的庄严追求／林山

林山，新华社记者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过时的名词，最近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用“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s）这个词汇却快速、高频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这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词汇，按照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Ａ·波斯纳所说，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照。因此，笔者窃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使命是超然的，在纷纭的世俗社会中，他提醒着、履践着――一种庄严的追求。《现代汉语词典》规定“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界定，它与叛逆、红色、舍生取义、先知先觉等概念紧紧连在一起，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对在“知识分子”中已湮没的超越意识的一种提醒，这不仅仅是在中国，西方亦然。所以，在民主高度发达的美国，波斯纳先生也要大声呼吁，并且形诸文字，这就是他的《公共知识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无论东方、西方，做（或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皆是非常不易的。波斯纳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著述锋芒毕露，３０本书、３３０篇论文以及１６８０篇司法意见被频频引证，同时也屡受批判。１９９９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评选了１００位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对波斯纳这样评价：波斯纳写作就不是想让人舒舒服服（如有关弹劾克林顿的《国家大事》）。仅此一点，就区分了他的语词世界与那个以符合民意调查为宗旨的语词世界；也就区分了他与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几乎任何其他人。波斯纳从没想过要保持智识的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这是位不懂得算计的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在他身上确实有些世所罕见和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还有点反讽。但这正反映了波斯纳最深刻的信念：一个学者――进而一个法官的最大罪过就是循规蹈矩。对波斯纳来说，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肤浅的谩骂，不是哗众的批判。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波斯纳的视角从来是毫不留情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波斯纳慨叹：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至此，我们肯定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耀眼的星辰冉冉而起。今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期间，**谈到税费改革，不无忧虑，然而，他斩钉截铁：中国**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出身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他所提到的“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即是一位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秦晖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费改革。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秦晖教授对黄宗羲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命名——“黄宗羲定律”，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不知可否这样描述——中国走入公共知识分子治国的时代，并且愈加成熟。在波斯纳看来，西奥多·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温斯顿·邱吉尔都属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曾经是掌权的政治家。我们庆幸进入了这个时代，从秦晖身上，我们鲜明地看到了当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特别是针砭时弊的勇气与智识。但同时，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及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宽广舞台。勿庸讳言，在中国舆论渐趋开放的大气候中，在９·１１事件、伊拉克战争以直播的方式进入百姓视野中时，我们需要一种智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专家如波斯纳所言走上电视屏幕、报纸重要版面……甚或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期望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看标题感觉一定要读，一两篇后挺过瘾，但后来总是感觉隔靴搔痒，于是，依然怀念顾准们等直至现在仍新鲜的锐气……”不过，我们尚可欣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毕竟庄严、尖锐地传来了……比如前不久的孙志刚事件。当孙志刚被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并被轮番殴打以至死亡后，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第３８１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我们应有这个自信：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切沉腐的、不民主的法律、法规、制度必将被荡涤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这是不可阻挡的。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就孙志刚事件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加快了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进程。对于收容制度的意见早已遍布于民间，或敢怒不敢言，或言而无力……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使浅层次的愤怒转化为对制度的审视。权威的专业地位、直指现实的锐利、宪法至上的法的精神……这些，足以在法治的社会于决策层产生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我非常欣赏一位网民的看法：“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限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知识资源，掌握着对于宪法的技术性与实质性理解。”也许，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忧思对中国来说是超前的，我们更应该鼓励一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位位专家学习忙于或陶醉于频繁的“受邀、出席、拿钱、出名”的甜圈中时，我们没理由不忧虑——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盛期，也许一不小心就会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在介绍这本书时的感觉也许会提醒我们什么：波斯纳一定会令人“恼羞成怒”；因为这就是我阅读此书时的经验，而且我还不时提心吊胆，生怕还有什么会给波斯纳捅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