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1)（图）

冯亦代：１９１３年生，浙江杭州人。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译介当代外国文学，并在美国文学的评介研究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其代表译著有海明威《第五纵队》等近２０本书，著有《西书拾锦》、《湾流集》等多部著作。相见时难别亦难联系采访冯亦代时，天正热。北京连日高温，最高可达４０度。电话是黄宗英接的，说我们一家正处在临终关怀阶段。说他已五次脑血栓了，天热，又不能开空调，干耗着。采访就免了吧！我正歉然，电话中却有了另外一个声音。说没关系，我可以接受采访。那声音苍老而充满了孩子般的率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冯亦代的声音。结果他抢了黄宗英的电话，两位老人起了争执。黄宗英说，二哥你身体不好，不适合接受采访。冯亦代说，小妹别担心，可以的。我在这边却笑了，不由想起金庸笔下的一对老顽童来。真想见见这对恩爱老人。虽然冯亦代答应随时都可以接受采访，但时间我却迟迟定不下来。我必须找一个不热的天气。从此，每天的１９：３０我便打开了电视机，关注天气预报。这样等了一个多星期……没想到见他们这么难。终于，天降甘露，那天最高气温才２８度，我敲响了冯亦代的家门。七重天上谈文话书冯亦代家住小西天。因住七楼，冯称为七重天。作为著名文学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冯亦代一生中著作等身，曾组织编译《当代美国小说选》，与人合译欧文·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译海明威的剧本及短篇小说《第五纵队》及其他……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已出《冯亦代文集》五卷。我不由要问：“是什么原因使您走上文学道路的？”冯亦代答：“是戴望舒给我开启了一扇进入文坛之门，我十分感谢他。”１９３８年冯亦代２５岁，在香港偶然结识了为浙江同乡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当时戴望舒看了我的散文、诗歌和翻译手稿后对我说：‘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成不了诗人，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戴望舒的这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从而我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文学发展方向。”不久，冯的散文在戴望舒所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发表，这对他鼓励很大。１９３９年，戴望舒受茅盾之托，在香港办一英文刊物《中国作家》。戴望舒约冯参加，共事的有叶君健、徐迟、袁小柏、郑安娜等。冯亦代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现华东工业大学校址），专业为工商管理。我问：“您的专业不是外语，怎么后来搞起了翻译了？”冯亦代笑了，说“这个和我的前妻郑安娜有关。”冯亦代说，“我在念大二时的一个夜晚，英文剧社在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舞台上有一个女孩演得十分好，操一口流利的美国腔英语。当时我一见倾心。我结识了她，她叫郑笑容，又名郑安娜。后来我们便相爱、相知、结了婚。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在文学翻译上对我有帮助的另一个人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居留海外的董鼎山。我和鼎山兄是情同手足的半世纪老友，在美国文学方面，我得到他诸多的帮助。”家有贤妻，海外有老友，成就了冯亦代，使他成了中国的大翻译家。按黄宗英的说法，他半道出家靠自学，仗“远程僚机”董鼎山，“近程僚机”郑安娜相助。冯亦代说：“搞文学是个苦差事，你不但要通晓另一国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十分熟练地掌握汉文字，还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修养。我虽然尽了努力，结果还是远远不能达到原著的水平。你想一次翻译成功是不行的，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我觉得既学了另一国文字，就有责任把他国的文学精华介绍到国内来，使我们的读者和作家有机会欣赏、借鉴。”“在您一生中，您觉得译得最成功、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书？”“那还是海明威的《第五纵队》。所谓满意是比较而言。海明威的语言简洁、明快，他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译他的作品更困难。”江湖人称冯二哥在电话中我便听到黄宗英唤冯亦代为“二哥”，难道冯在家中排行老二？便问黄宗英，她答：“他是赵丹、黄宗江的至交，当年文艺界都称他二哥，在重庆文艺界谁没钱、没饭吃、没地方栖身都找他想办法。他和二嫂郑安娜俩人过日子，吃饭总是拉开八仙桌坐满。”据悉，冯亦代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的副厂长，也就是国民党的造币厂。当时冯亦代正在香港，临行前乔冠华曾嘱咐冯，重庆为另一个世界，一切事须小心谨慎，特别要提防国民党特务……到重庆，后冯亦代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特别是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冯亦代仗义疏财，人称“路路通”、“百有份”、国民党、军统、中统、青红帮、袍哥都能“吃讲茶”、“折肩胛”、“叙金兰”、“排名次”……一些受过冯资助的朋友受到四川袍哥尊称“龙头大哥”和“二哥”的启发，都称他为二哥。按黄宗江的话说“江湖人称冯二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