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以直报怨(2)

人与人要平等，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对社会来说是同一件事。比如我和某人交往，办成了一件事，我能够损己利人，而对方就是损人利己。如果双方都要损己利人或者都要损人利己，这件事就干不成。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人都是同样的人，人与人互相是平等的。这个模式是把人放在同等位置上来分析的。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人与人又是有差异的。比方我是富人他是穷人，我是一个健康人他是残疾人，我站在岸上而有人却掉在河里要淹死了，这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有区别了，这个模式就不适用了。我和别人就成了两个人。别人是有困难的人，我损己利人和接受别人帮助（损人利己）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的，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行为。我们讲牺牲自己应当有前提，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处于对称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不完全一样。假如这个社会人与人完全一样，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们损己利人了呢？有时候也需要，比方在公共场合，我们要求个人克制自己的私，去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比方过红绿灯时，你就需要克制自己，红灯停下不走，让绿灯前的人先走。在人与人完全对称的时候，在公共秩序、环境保护、遵守法律方面需要我们克制自己，要损己利人。也许很多人没有看到因为有私心才使我们的社会实现了均衡。两个都有私心的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相反如果两个人拒绝个人的利益，就达不成任何协议，最后可能要打起来。这种结果可能是许多人绝对想不到的。在一般人看来，只有私心才会引起纠纷，引起冲突。《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有这样一个故事：买方要多出钱，卖的要少收钱，两人发生争执，无法达到均衡。最后来一个乞丐说你们两个把钱给我得了，结果两个人买卖做成了。这个乞丐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最后还要靠有私的来均衡世界。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世界上的财富积累这么快，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追求利益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利益，并且也允许他人追求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关于人的道德前景在采访茅于轼先生之际，得知他在北京大学有一个演讲，并且和学生有一个对话。以下为茅于轼答学生提问的部分内容。问：我们这个时代要“保尔”，还是要“比尔”？答：两种人代表了两种精神；两种精神都是很可贵的。如果中国受到外族的侵略，那么我们肯定要保尔的精神。中国现在正搞市场经济，还是多一些“比尔”好。问：你在大街上碰到所谓的乞丐会给他们钱吗？答：我经常给，但有时候感觉上当。如果一个人用同情心来欺骗人，这是对社会的最大反动。这样做使人们对真正有困难的也不敢同情了，这个社会就危险了。问：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答：道德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当然也有私德，比方勇敢、有创造精神、有毅力。但是，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公德关系。当然，为了道德更完善，需要比较好的私德，但最后终究还是要表现在公德上。仁爱的“仁”字，最后一定要表现为对人们的爱。问：爱是不是集中的道德？答：是。一个人不懂得爱别人，自然也得不到别人的爱，他一辈子也就没享受到道德。无论一个人有多少钱，有多高的地位，如果他没有爱的经验，就是白活一辈子。问：我们强调人人平等，为什么这个社会却一直有特权呢？答：我们反对特权，但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特权，我们反对贫富差异太大，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贫富差异。我们的理想是人人平等，但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绝对平等的。问：中国老民姓有一句俗话叫“再穷莫作贼，再屈莫打官司”，你如何评价？答：前一句对，后一句不对。我认为有委屈应当打官司。我们的社会和“文革”时相比，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人开始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在“文革”时法院都关了门了，谁给你打官司呀！问：你说市场经济要讲妥协，那么在竞争中求生存是不是和妥协相矛盾的？答：首先我们要看竞争是不是道德的，是不是公平的，是不是有爱心的，是不是彼此尊重的。当然竞争不可避免地要勾心斗角，要出现一些遗憾，这和道德是有些矛盾的，但是如果没有竞争，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进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健全的社会对竞争失败的人应当有所帮助，不管什么原因，不能让失败者一败涂地，让他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问：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与人平等，市场经济社会又提倡人们挣钱。可是有钱人和没钱人是不平等的，如何解释这组矛盾？答：的确，有了钱就可以享受。那么政府就要盯着那些有钱人，让有钱人不能有势。美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美国的法院不断地和有钱人打官司，和比尔·盖茨打官司，和ＩＢＭ打官司。比尔·盖茨发迹之后官司没有断过。这就是警告你有钱可以，但别有势。政府要是傍大款那就糟了，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一个公平合理有正气的社会，政府必须看着那些有钱人，不让他们太有势，不让他们太出格。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