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1)

王晓秋：１９４２年上海市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国人的日本观》等十几部。历史是一面镜子踏上２１世纪的航船，回眸２０世纪王晓秋为我们搬来了一面历史的镜子。面对历史这面镜子，你可以用过去对比现在，从现在观照未来。孙中山先生说：“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顺其则昌，逆其则亡。”了解历史的潮流，掌握历史的规律对今天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先要为史。”历史就是我们的老师。恩格斯说：“从来没有一个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来做补偿的。”中华民族有过很多历史的灾难，但是中华民族也是在苦难中进步的。甲午战争中国受到重创，但甲午战争也是我们觉醒的开始；梁启超说：“中国人４千年之大梦，在甲午战争中一夜觉醒。”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灾难，但抗日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有人说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但也应看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史、复兴史。过去：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中国的戊戌变法。王晓秋是研究近代史的。他说，过去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就中国论中国，这是很大的缺憾。近代中国已融入到世界中去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整个历史潮流推着中国往前走。为此才有清代的戊戌变法。王晓秋说：“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交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古代来看，日本一直在学习中国，学习了一千多年，把中国的文化、法律制度都搬回去了。到了近代刚好翻了个个儿，老师变成了学生，学生却成了老师，这是为什么？”“其实，日本和中国都是在‘两高’冲击下被迫开放的，两个国家是在一条起跑线上，跑了几十年后中国被甩在了后头。中国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而日本却成为了亚洲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了帝国主义，这又是怎么回事？”王晓秋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虽比中国的戊戌变法早一些，但总体上还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基本上丧失了自主改革的机会，也丧失了在１９世纪的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日本改革摆脱了殖民统治，走向了资本主义‘脱亚入欧’，和欧列强并驾齐驱了。”我问：“您能具体地谈谈这是为什么吗？”王晓秋答，“成败一个主要因素还是政权问题。中国的维新派没有真正掌握政权。光绪皇帝本人没有实权，他身边的人大部分是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是知识分子。真正掌权的人是慈禧周围的贵族官僚。再者就是旧的势力太大。按严复的话说，新旧势力之比是千与一之比。旧势力都反对改革，以慈禧为代表的官僚贵族反对就不必说了。当时改革要裁衙门，衙门的官僚就反对，有人造谣说康有为要把六部衙门全裁了。结果京城的官惶惶不可终日。军队也反对，当时要裁绿营呀！八旗子弟也反对，康有为认为八旗子弟整天玩鸟斗狗，是浪费国家财产，让他们自谋生路。还有书生也反对。康有为看到了科举的危害，他要废科举。可是那些旧书先生只会做八股，求功名，这就废了他们的出路。所以旧文人就喊出了‘杀康、梁以谢天下’的口号。还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变法急于求成。戊戌维新１０３天的改革，下了２００多项命令。把改革困难看得不足，太乐观。康有为见光绪皇帝时说，西方改革３００年成，日本改革３０年成，中国改革有你这英明的皇帝３年就可成。这一方面是吹捧，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太乐观，认为改革易如反掌。还有一个革新者不会找同盟军。洋务派那些人开始是赞成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开始还捐钱。康有为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说李鸿章名声太臭。张之洞是儒学大师，他最烦康有为大谈‘孔子改制’。这本来是学术问题你可以先摆在一边，康有为偏偏咬住不放，结果和张之洞闹翻了，后来张之洞不是写《劝学篇》反对改革吗？”“反过来看人家日本，维新派掌握实权，而且都是少壮派，年轻有为，曾经都是武士。核心人物全体出动到欧洲考察。康有为也劝光绪皇帝到西方考察，结果遭到骂名，说是想害死皇上。后来有个考察团出国，团长是个美国人，也就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看看风景而已。日本考察团走了一年多，走了欧美十二个国家，详细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每个考察人员都有分工。日本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叫‘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资产兴业’，全面进行了改革，而中国呢？搞的是‘中体两用’。只接受物质技术的。康有为也提出了制度上的改革，但很慢，最初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也只停留在物质上，最多搞了个海军。”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