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回忆孔德学…

收到“五四”和“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征文的信件，我的感受十分复杂，有一些意外，又有一些亲切却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和北大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从六岁起被送进“幼稚园”，然后进小学到高中一年级是在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一年至高中一年共为十年级的“孔德学校”完成的。这个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加上初中三年、高中一年的学校名叫孔德，并非孔子之德，而是用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而名为孔德，却从未学习过一丝一毫孔德的哲学，所以我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学校用这个名字。孔德学校念完十年之后，高中后两年的学业是在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完成的。读罢中法高中，升入的应是中法大学的孔德学院，但孔德学院是一个理科学院，而我升入的是文科的服尔德学院；却由于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举家南迁，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时我年纪十九岁。

孔德学校不是北京大学系统，但是在中国教育界最受尊敬的大师、校长蔡元培却也是孔德的校长。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而惟独孔德学校是男女同校，就我国学校来说，应该是开风气之先了。

孔德学校的校址据我现在的记忆，最早是

吴祖光小时候与姐姐吴珊(右)

在北京东城的方巾巷。曾有几次搬迁：承候大院、北河沿、

东华门大街宗人府。记得北河沿校舍和当时的北京大学三院只有一墙之隔，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我念初中约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一次下课之后到操场打球，为了抄几步近路，放着操场大门不走，我偏偏从一棵树爬上操场墙头，墙那边就是北大三院。我在墙头上行走，正好一个同学在地上和我说话，我只顾和他说话，一脚踩空，从墙头摔了下来，当时便晕死过去。同学们把我抬到教务处，教务长名叫李召贻，待我清醒过来，看见我的一个手指摔破在流血，手指上一块皮裂开，李先生开抽屉，拿了一把剪刀，要把破皮剪掉，我和身旁的一个同学都大叫起来，他才住手不剪，然后把我的伤口包扎好。我回了家，脸上全部红肿起来，从眼到嘴全肿平了，全家震动，把母亲和祖母吓坏了。到晚上父亲回家，见我摔成这样，倒是没有责骂，但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就这事写一篇作文。至今我居然还记得我的作文当中一句是：

“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然后便人事不知了……”其实我耳边什么也没听见，那个“呼呼风响”，是看小说瞎编的，而且后面还写了：“我死了之后，装在一个小棺材里抬出去埋了……”

父亲不等看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儿子摔成这样，你还笑!”可是我却躲过了一次严厉的惩罚，脸上的青肿，差不多近半月才好，多次由母亲送我到医院治疗，每次治疗回家，母亲都要带我到馆子吃一顿好吃的，我倒情愿这样受伤了。

然而待到脸上的青肿好了之后，又生了一场大病，全身逐渐变黄。医生查出，是黄疸病，还是那墙上一跤引起的。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名医周环西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记得诊所是绒线胡同，墙上一丈见方的大字，是周医生的大名。待到这一身的黄色退去，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应当说，这是一次死里逃生了。

半个多世纪的孔德学校至今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的子弟，很多都进这个学校。据我现在回忆，如李大钊、胡NCACA、钱稻孙，周树人(鲁迅)、作人、建人三兄弟，沈士远、尹默、兼士三兄弟，马裕葆、幼渔、马衡三兄弟，刘如山、刘竺山、齐寿山三兄弟，刘半农、钱玄同、李书华、陈独秀等等，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之下，孔德学校是他的一个试验场。我的父亲吴景洲把他的子女都送进了孔德学校。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对日本的战争，我们全家十一个兄弟姐妹都会是孔德的学生。而最后三个祖昌、吴要、吴楚便被拒于孔德之外了。

李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和我的大姐吴珊是从孔德学校升入孔德学院(中法大学理科)的同班同学。由于大钊先生曾多次被北洋政府迫害出走，星华大姐曾长期住在我家，我们兄弟姐妹都把她看做亲大姐一样。胡NCACA的儿子名胡祖望和我是小学同班，没有多久离校，不知何往，我曾随大人去过他家，但也没有见到他，从此便中断联系。刘如山一家的子女和我及三妹吴皋都是最亲密的。齐琴是三妹同班和最好的朋友，齐瑛虽长我一班，却和我非常亲密。梅兰芳大师得以成大名，得大成就，与齐如山的交往有绝大的关系；以此进入文化界的高层，并打入国际，去美国就是与齐如山同行的。我自小进入京剧爱好者的行列，与齐瑛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和梅兰芳先生的最初相识就在齐家，那时我只是一个玩童。意料不到的是，过了约半个世纪，我成了为梅兰芳纪录大半生及五个代表剧作的导演。齐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父亲去了台湾。1980年初我收到齐琴送给我台湾出版的十大本约八千万言的《齐如山全集》，其中对中国戏剧作了全面的论述，最终的一章是“北平专章”，充满了一片相思及绵绵乡情。此书编辑和出版之前，如山先生和齐瑛父子相继逝世，可以想象二人对“故都北京”的依恋和对他名京剧为“国剧”的无限相思。

沈尹默先生至今被人们公认为当代最权威的书法家，是我最敬爱亲密的老师，每一次我去看望他，他都在伏案临池，而且必然给我写字。因此多年以来他留给我不少精彩绝伦的亲笔墨宝；但在“文革”之中损失很多，至今想起就无比愤怒。后来我知道在这场恶作剧时期，沈师住在上海难逃厄运，受尽欺凌；那些恶棍流氓的造反派们成天叫他写检查，但一经张贴便被人揭去收藏起来，可以想见老人临终之时受尽多少打击、多少污辱。沈公三兄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子女、侄辈都是我的同学好友，如沈令扬、令年、令昕、令昭、令融……几十年来都已失去联系了。

钱玄同先生的子女钱端信、端智、端礼，其中也有我的同班同学；还有陈大齐先生的孩子是我的同班，现在竟连名字也不记得了。

周家(鲁迅先生兄弟)三兄弟的公子周丰一、丰二、丰三，丰一以打乒乓球著名，以此成为校中的知名人物。

还有马家三兄弟，马叙伦、马裕葆、马衡家的子女，其中的大姐马珏最为出色。在孔德学校时一次有一批日本客人参观学校，看见一个少年男子从女厕所走出来，大为吃惊!查问之下，才知是一个女生。马珏一向男子装束，引起哄动。孔德毕业之后，她进入北京大学，由于天生丽质，被全校尊为“花王”，就是后来所谓“校花”，我至今记得京中报纸、画报经常登载她的照片和动态。约十年前我曾见到她，已经是龙钟的老妇，不堪回首了。马家子弟我的同班同学马谦至今同在北京，他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因此成为新中国的对立面，坐过九年监牢。他的父亲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亦是我父之老友。马谦的堂兄弟马节、哥哥马太龙是金石家，现同在北京。他的堂兄弟，北大教授马幼渔先生之子马节和我妹妹吴皋是同班同学，现在德国。

不久以前，我居然收到小时音乐女老师陶虞孙先生的信，她年纪约近百岁了，依然健在，居然还打听到我的通讯处，令我十分感动。这使我回想起当年上音乐课时，有一次陶先生叫学生都站起来唱一首歌，唱到一半，她大声叫：“吴祖光。”我答应了。她问：“你为什么站到最后边?”我一时答不上来，其实我只是因为生来个子小，又是年纪最小的，所以一向都在最后。她叫我走到最前边，弹起钢琴，叫我独唱。她后来说我嗓子好，所以叫我独唱。而且以后凡是独唱、领唱都是我了。如今已过半个多世纪，老师还记得，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信，实在使我出乎意料。的确我后来也唱过电影插曲，也曾上台歌唱，但都是玩票，没有认真……辜负了老师期望。

青年吴祖光

我在孔德的最后两年，印象最深的是先后两位国文老师杨慧修和诗人冯至。大概因为我的这门功课在班里是比较好的，所以老师对我也特别喜欢。那时学校出版一本《孔德校刊》，我的作文就常常在校刊上发表。但是杨老师感情丰富，和我低一班的女同学文树新搞了一场师生恋爱，而且双双私奔日本，成为轰动北京的大事。《世界日报》及《画报》出了专版，并且登了许多照片。一年以后传来消息，文树新以难产逝世，令人惋惜。树新颇富文才，现在萧乾先生夫人文洁若是树新的小妹。树新当年不过十四五岁，谈恋爱也太早了点，这就该怪老师了。杨在几十年以后任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更名杨晦，我和他感情依旧。

冯至先生在校时和我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当然不是小学生了。但是意外发生了“反右”冤案。冯老师大约是因为“同行”的诗人关系，太过于表现进步了，写了几篇“批判”诗人艾青的文章；而且批艾青必连带批吴祖光，这真使我愤怒，从此中断了师生之情。但是现在想想，是那些“运动”才使人变成鬼，使诗人变成小人。现在两位老师，包括艾青都成古人了。

现在把又想到的一件事说一下。在孔德学校的末后几年，学校搬到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校址，即是东华门大街的清代宗人府，是一个大寺院。学校刚刚接管的时候，我们几个“高班学生”看见有一个相当大的城隍庙，便把金刚、鬼判的棍、棒、枪、刀都拔下来，把很大的泥塑鬼怪都扒倒，搞了一次大破坏。现在回想竟有点“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味道。可以说是曾开“文革”风气之先河，至今回想，如在目前。这么打砸破坏，竟未受到任何劝阻和责难。

学校搬进新址之后，西边一个大四合院是我们中学高班的教室，东边一个院子是小学教室。当时接近高中升学时候了，有些课是可以不上或是休息的，我们三几个同学就常常到东院小学部去找小同学玩。那时发现在三四年级有两位小女同学很好玩，一个叫陈香梅，一个叫陈寄玉，她们两个也很喜欢这几个大哥哥，见到我们就非常高兴。这样有一段时间，那时我已经在读十年级了，过了不久就升学入中法高中了。宗人府的孔德学校，到新中国后成为北京27中学，可能至今还是这个名字，但两边的两条胡同一边叫孔德东巷，一边叫孔德西巷。

约在1947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就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主编。有一次在舞会上遇见陈香梅女士，她已是上海的知名人物了。我和她跳了一次舞，说起当年在孔德的经历，她还记得。如今陈香梅女士名满中外，但是陈寄玉女士却再未见到，我至今还怀念这位小朋友。

我应当写的是纪念五四运动和蔡元培创建北大的一百周年，但写完之后竟是一篇语无伦次，不成格局，杂乱之文。真可以叫做“杂文”了。倒是符合“征稿”信中的：“是一段抹不去的青春岁月。”若不能用，弃之可也。

1998年3月14日

三百年来旧查楼

——“广和剧场”的故事

去年国庆节那一天，北京市有一个新建的国营剧场开幕。这是一个新型的拥有将近一千四百个座位的大剧场，但是坐落在前门大街迤东的后街、相当狭窄的“肉市”上。肉市虽然邻近闹市，却是个冷巷。并且这个剧场的名字听来也比较特殊，不像其他一些解放后新建的剧场如“天桥”、“首都”、“人民”、“实验”那样或以地名，或以新的气象、新的意义为名；而是取了一个近似旧时商号的“广和剧场”的名字。

四个多月来，北京的观众应当已经熟悉这个新的剧场了。这是一个建筑得很有气派的剧场。走进铁栅门，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正面就是坐东朝西的剧场。因为它还是个新的剧场，所以迎门还悬挂着北京各剧团送的祝贺开幕的锦旗，其中北京市京剧二团的“演员之家”四个字，充满了亲切的感情。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送的锦旗上绣的是一首七言诗：

三百年来旧查楼，

过去广和我习游；

今日建成新园地，

社会主义美景头。

这首很像京剧里“定场诗”的诗句里提到了“三百年来”的话。广和剧场自然是一个新的剧场，可是同时也可以说，它又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剧场。这也正是我所要讲的广和剧场的故事。我们的首都北京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几乎任何一处地方都有它丰富有趣的史迹，这里的广和剧场也不例外。今天三四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假如曾经在旧时的广和楼听过戏的话，一定还会记得这个古老而奇特的剧场的当年风貌。

为什么说广和剧场是北京最古老的剧场呢?这在旧书上是有记载的。清朝人戴璐的《藤荫杂记》上谈到北京最古老的剧场，说：

“……首推太平园，四宜园，次则查家楼。”

太平园和四宜园早已没有踪迹了。只有查家楼还能找到它的遗址，这就是今天肉市广和剧场的所在。另一清朝人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上说：“查楼在肉市，明代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入口有小木坊，旧书‘查楼’二字。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书‘广和查楼’。”

研究查楼的历史，那是考据家的事情。但是由这里我们知道原始的查楼建在明代。明代末年距现在已有三百一十几年，查楼建于明代哪一年已不可知，说“三百年来旧查楼”却是不会错的。它确是今天北京城里可以查考的老戏园里最老的园子。

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中的第四章“回忆四十年前的剧场”里的第一节就是“广和楼旧景”，梅先生说：“广和楼在肉市。是前清康熙年间建筑的。先叫月明楼，又名查家茶楼。可以说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戏馆了……”

梅先生这里提到的“前清康熙年间建筑的”和吴长元所说的“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在年代上有不小的出入，这些我们且不去管它，有趣味的是梅先生又说：

“我十一岁初次在广和楼出台，参加的是俞振庭所组的斌庆班。是一种临时的、纯粹客串的性质。到我十四岁那年，才正式搭喜连成班。每天在广和楼、广德楼这些园子里轮流演出。”

梅先生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他十一岁在广和楼登台，距离今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是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的祖国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连僻处肉市的广和楼也在人民的手里建设成了新的剧场。从梅先生以及他同时代的老年艺人的角度说来，这意义该是特别重大的。

梅先生提到了“到我十四岁那年，才正式搭喜连成班”的话。谈到广和楼，就不得不牵扯到喜连成社，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富连成社的中国过去一个最大的京剧科班。这个科班有四十二年的历史，前后培养出七百多个演员，成为近几十年来京剧演员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主力队伍。像梅兰芳和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等都是在喜连成搭过班的。今天观众所熟悉的演员如：侯喜瑞、雷喜福、马连良、于连泉(即小翠花)、谭富英、马富禄、叶盛章、叶盛兰、高盛麟、裘盛戎、袁世海、毛世来、黄元庆、谭元寿、冀韵兰……以及所有用喜、连、富、盛、世、元、韵作为艺名的京剧演员几乎全都是这个科班历届培养出来的学生。

富连成社有四十二年的历史。除去头五年之外，后面的三十七年都是在广和楼演戏的。梅先生在“广和楼旧景”中对这个五十年前的戏园子有非常细致的描写，字里行间，对他的发祥之地的广和楼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我想凡是在广和楼演过多年戏的演员都能体会到这种心情的。

梅先生描写了五十年前的广和楼，现在我凭自己不很好的记忆力写一写二十年前的广和楼。

二十年前的广和楼已经是非常糟朽破败了。破旧的大门，狭窄的甬道，大门以里二门以外堆着当天演出节目应用的“砌末”(道具)。譬如《御碑亭》的亭子，《艳阳楼》的石锁和仙人担等等。当时广和楼演戏不登广告，熟悉的观众只要看见戏院门口堆着的东西便能知道今天的戏码了。

走进甬道是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四方院子。北房三间上面附带三间小楼的是广和楼的账房。出科的学生每天演完戏就到那里去拿已经为他数好了的“戏份儿”。富连成的班主叶春善经常正襟危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我们看戏的经过时赶上开门常常能看见他。

院子里一直通到东面剧场的地方摆满了小吃摊子，有馄饨，卤煮小肠儿，豆腐脑儿，爆肚儿，烧饼，奶酪……紧挨着这些卖吃的旁边就是一个长可丈余，广及三尺的尿池。可是来吃东西的人还是接连不断的。这里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还能回味广和楼的卤煮小肠儿和豆腐脑儿等等的滋味之美。

剧场设备的简陋就不是今天北京的少年儿童所能想象的了。戏台是伸出在剧场里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根大柱子，观众最怕坐在柱子挡住视线的地方，管这种座位叫“吃柱子”。剧场里的窗户全是纸糊的，冬天全给糊上，夏天把纸撕掉。地上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碎砖。楼上是地板，上面尽是窟窿。广和楼每天都有三出武戏，就是开场的“小轴子”，中场的“中轴子”和末场的“大轴子”。武戏演到开打的时候真是如同古代战场上一样的灰沙蔽天。坐在台口的人会给呛得透不过气来。戏台的屋顶也不是很高的，有一次武生李盛斌翻跳三张桌子，一脚把台顶的电灯泡踢了下来，满堂观众齐声喝彩。

场里座位的分布和当时其他的一些剧场大致不差，譬如楼下正面叫池子，两边叫两廊，戏台左右的两小块地方叫小池子，楼上是散座，座位都是木头板凳，后面的板凳很高，得跳起来才能坐上去。

和现在剧场不同的是楼下池子的座位，是直摆的长条桌，两边摆着长板凳；因此观众的视线不是面对舞台，而是面对两廊，要侧着身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这正是最早的戏园子一般的形式。因为早年戏园都叫茶园，主要是喝茶，附带听听戏，“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今天在戏院里还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来喝茶听戏的。

梅先生的“广和楼旧景”里对这个戏园子作了很详细的描述，他提到另外一种座位：

“靠近戏台上下场有后楼，名为倒官座。在这里只能看到演员的背面。因此这个地方票价虽廉而观众却不十分欢迎，大半拿来应付一般客票和前后台亲属关系人……”

我却正是“倒官座”的观众。我和几个每天同来看戏的同学一起，日子长了反而特别喜欢这个“倒观”；因为我们已经和一些演员熟识了，坐在这个位子，在台上演员偶尔回过身来时可以悄悄地打个招呼。另外这个地方的木板墙有许多裂缝，扒在墙缝上可以看见后台。看戏看到相当的程度，会对后台的兴趣胜过前台，会对演员本身的感情胜过他扮演的角色的感情。但是扒墙缝的结果曾经给我留下一个很沉重的回忆：有一次一个我所熟识的小演员在台上出了错，似乎是忘了词还是把家伙掉在台上了。下场时，师傅已经守在下场门，气势汹汹，狠狠地迎头便打，那孩子忍住不敢哭出声，但是眼泪却不断地流下来。场上锣鼓还在响着，他必须马上出场，匆匆地擦去眼泪，虽然还在抽咽着，却做出满脸笑容又从上场门出台去了。

因为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很久都感到心酸，这不正是旧社会里的卖艺人眼泪往肚子里流、满面堆笑的典型吗?但是戏班的师傅说“不打是学不出本事来的”。这样的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散了戏我们到后台去看演员卸装。许多唱花脸的演员用极粗糙的草纸用力抹去脸上的油彩，然后同用一个小木盆洗脸。盆里的水已经黑得像黑汁一样了还有人来洗。除了最冷的天气，都是在院子里洗的。

富连成社在广和楼的演出一直都是演日场，每天十二点半开锣，六点多钟散戏。开戏前和散戏后，所有参加演出的学生都排着大队，由教师率领着到广和楼来，又回到富连成社去。老观众不但要看戏，而且还要“看大队”，每天开戏前一小时和散戏后都有很多热情的观众站在广和楼外面从肉市通到虎坊桥富连成社的路上。为了看看这浩浩荡荡的一大队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小大人儿”。人们会指指点点地说：

“那是袁世海!”“那是李世芳，毛世来……”

无论演了多么累人的戏，风里，雨里，无分寒暑，孩子们都是这样严肃、庄重，默默地走着来再走回去的。今天活跃在人民舞台上的中年以上的演员都是从这样挨打、挨骂、吃苦、受罪的日子里走过来的。

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中学生，这样地热爱京剧，更是热爱着这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演员们。困难的是我们很难对我们喜爱的演员表达自己的感情。有时候抓一个机会请我们的小朋友吃一碗豆腐脑儿，也会使我们喜欢好些天。

我们的祖国解放了。我们的京剧也解放了。今天从富连成社出来的弟兄们想起他们旧时的经历，想起他们旧时的广和楼，该是都不免引起“前尘如梦”的感触吧!现在的戏曲学校的同学们受到的待遇和当年富连成社以及其他一些科班是完全不同了。想想从前，看看现在，学校的同学们应当会更加努力学习的。而富连成的弟兄们在今天不但满足国内大量的观众的需要，而且以他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得了光荣。就在前天我遇见二十年前的“小朋友”袁世海同志，他不久以前才从国外表演回来，我们谈到广和楼，谈到用粗草纸和脏水卸装。他说：“草纸上有柴火棍儿，常常把脸划破。”

我们谈到新的“广和剧场”。他说：“我在广和楼唱了七年戏。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哪儿有一条过道儿，哪儿有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面镜子，哪儿是大衣箱，哪儿化装，师傅站在哪儿盯场……”

他说：“全变了。新的广和剧场连一丁点儿老广和楼的意思也没有啦!唔!化装室在地下，通过地下再上台，这还有点儿广和楼的意思。”

可是他疏忽了一点，今天广和剧场进铁栅门里的三间带有小楼的北房办公室还是当年广和楼的账房；还没有拆，只是油漆一新就是了。我告诉了他，让他再去演戏时看看是不是。

世海昨天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不错!就是那三间账房，带小楼的。因为油漆过，所以几乎认不得了。”

可是据广和剧场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剧场还要扩建。要向北面和东面发展。为观众造更大的休息室，为演员造更大的后台。这座小楼不久的将来也要拆掉的。

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啊!从一个广和楼剧场也能看见我们的新中国：把旧的、腐朽的摧毁，把新的、美好的建设起来!

195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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