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 Fashion

没有人能说清楚，谁最先给欧洲女人裁剪出束腰却露乳的曳地长裙，并在那长裙下加一个雨伞样的蓬衬，使它不致于被踩在脚下。我想，欧洲人一直是在裁缝铺做衣服，贵族家里甚至有私人裁缝。那种式样的长裙，肯定出自裁缝之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裁缝，将长裙剪裁得夸张到了极致，既让女人们风姿绰约，也让女人们痛苦不堪。记得希茜公主为了让她的细腰在裙子里舒服一些，竟然拒绝上餐桌。尽管欧洲女人已经穿上了吊带背心，可我仍喜欢看她们祖母穿过的古典式长裙。我始终认为，古典的长裙与古典的女人是欧洲的一道景观，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在我的印象中，那条飞着花边和蕾丝的长裙，与绅士们黑色的燕尾服，与广场上的哥特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有一种入骨入髓的和谐。看欧洲女人穿着T恤或吊带背心坐在壁炉边上，就有点不对劲。一面是过于讲究过于精致，一面是过于随意过于简单。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越是被强调过的东西，越是被扔掉得彻底。来欧洲之前，我曾经在文字里反复温习过欧洲。温习的内容之一就是巴黎的时装。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巴黎的街头与欧洲最美丽的女人相遇，在巴黎的橱窗里与欧洲最美丽的时装相遇。那个让欧洲女人从古典走入现代的人叫贝尔丹。时间是18世纪的路易十六年代，巴黎著名的女裁缝贝尔丹开始让女人的衣裙成为一种创作，而且让展览、订购和橱窗模特也成为创作内容。爱美的玛丽王后，曾送给她一个“时装大臣”的美号。100年后，巴黎又出了一个人，名叫沃夫，他是第一个让真人模特示范时装的男人，此举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王公贵族们纷纷向他订货。19世纪末，普瓦雷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男人把女人从传统的紧身束腰的衣裙里彻底解放出来，不但让女人穿上了宽松随和的高级时装，还举办了一场令东方世界无比震惊的时装表演秀，而巴黎从此就有了一代又一代在T型台上专门以表演秀为业的女人。普瓦雷之后的巴黎，则被一个时装设计女王统治，巴黎人亲切地称她可可。她用布的语言，将可可·香奈尔写在女人的皮肤上。在巴黎，那两个相勾连的“C”从此便成为女性解放与自然魅力的代名词，所有的女人都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可可·香奈尔。职业女装、女装男性化、香奈尔式帽子、香奈尔5号香水，把棕色皮肤和短发引入时尚。还有她传奇般的爱情与孤独。这是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送给巴黎女人的礼物。只要有一种东西从香奈尔开始，不久就会风靡世界。由她设计的那一款紧身黑短裙，已成为经典样式，至今仍挂在女人的衣橱里。记得艾克塞·梅迪生在《可可·香奈尔》里说，香奈尔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只是敏锐地感受到了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她虽然终生为富人设计服装，却如此准确地传达了平民的内心情感和要求，从而成为伟大历史转变的代言人。在艾克塞·梅迪生笔下，香奈尔是一种预言。我们现在仍然在这个预言里穿行。我对香奈尔并不陌生，我家门前那个广场上就有一家免税商店，每到晚上，那扇玻璃橱窗的灯光就亮了，一个香奈尔女人就从那里走出来。可是在巴黎，我却像去寻找一个神交已久却从未谋面的朋友。尽管她最开始的那个店铺的门面在杜威尔的康朋街，香奈尔本人已在20世纪70年代初病殁于Ritz旅馆，可我还是看见了，那个传说中的女王。在香榭丽舍大道边、在拉法耶特商场，她依然美丽如初，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化成蝶一样的衣裳，包裹着热爱香奈尔的女人们。女人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一如既往地追随，以自己的体温。总统府附近的这扇橱窗，不知留住多少像我这样来寻找的人。它是给人看的，也是给人想像的。我知道，在香奈尔之后，巴黎又有了克里斯汀·迪奥、伊夫·圣洛朗。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是两个响彻巴黎和世界的名字。199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300个女人穿着伊夫·圣洛朗的晚装，走在足球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已经是巴黎的符号，巴黎的象征。时装的定义就是不要停止，也不能重复。同样的一块布，昨天是历史，今天就是奇迹。可是，在我去欧洲之前，2002年2月，伊夫·圣洛朗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200多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分别穿在曾经为它作过形象代言人的名模身上，在初春的天气里闪回。那是40年的努力和心血，把舞台都要压塌了，巴黎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忧伤。在它之后不久，在日本的东京，森英惠也暗然关闭了那扇美丽的蝴蝶夫人橱窗。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还有谁将谢幕？我们曾经披着它奔跑，我们在奔跑的时候还将把它扔下。伊夫·圣洛朗老了，它那精致的手工，已不被现在的巴黎看好。当它被另一个主人买下，只剩下这三个纠结在一起的字母，让我们怀念与它在一起的时光。它那精致的手工，已不被现在的巴黎看好。当它被另一个主人买下，只剩下这三个纽结在一起的字母，让我们怀念与它在一起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