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2)
毫不奇怪，季风亚洲在相对温暖、潮湿且拥有大片平原、河谷及三角洲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是以其高效率的农业为基础的。
最早的亚洲文明出现在一个大河谷的农业基地上，而农业今天仍然是季风亚洲除日本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居支配地位的行业和产品的主要源头。
正是农业财富支持了传统季风亚洲历代帝国和灿烂文化，也是农业财富曾经维持了亚洲人总体上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的欧洲观察家就指出过，直到不久前，即18世纪某个时候之前，亚洲要比欧洲富裕。
中华帝国势力的扩张从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开始，逐渐将许多与季风亚洲总体特征不很一致的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
由于西面和北面不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首先征服了现在称为新疆的地方。
这是一个主要为干燥沙漠的地区。
为了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之后又征服了气候干燥的蒙古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西藏喜马拉雅山区大片土地。
最后，在17世纪，本来是游牧民族的满族人征服了中国，并把他们的满洲故乡并入了中华帝国版图。
我们将满洲划入季风亚洲是因为它那并不充沛的夏季降雨的大部分是季风机理作用的结果，但是它的冬季漫长而严寒，土地大多贫瘠，不适于发展农业。
蒙古和新疆的大部分过于干燥，亦不宜农作，它们在气候上或文化上都属于中亚范畴。
西藏则是一个荒凉的高原，太干燥、太冷、海拔也太高，除很少几小块地方外，都不利于农业。
这些荒凉地区加在一起，超过了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西藏、新疆和蒙古，每一处都与西欧面积相近，而人口则远不及中国总人口的1%。
即使是满洲，其人口也不到中国人口的10%。
大多数中国人及中华文明的根源和主体一直是在农业占极大优势的中国东部和南部。
中华帝国向上述各个地区扩张时未曾遇到地形上的障碍（西藏除外），但在喜马拉雅山脉及其北延山脉等一连串高山前受到了限制，这些山脉也就形成了西藏和新疆的西面和北面的边界；其他山脉则限制了中国向蒙古北部的扩张。
另一个从自然地理角度看顶多可认为处于季风亚洲边缘的重要地区是巴基斯坦，那里从远古时起就有属于印度文化主流的人居住，它也确实目睹了印度次大陆文明的诞生。
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是沙漠或半沙漠，但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灌溉，特别是在沿印度河及其支流地区，却使得发展高效农业和繁殖大量人口成为可能。
和中国西北部一样，巴基斯坦位于季风亚洲的边缘，虽然从气候上看比较荒凉，它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季风作用下获得了有限的夏季降雨。
构成巴基斯坦西和西北边境的高而陡峭的山脉，一直是将印度次大陆人民及文化与其西方中东地区的波斯和阿拉伯人民及文化截然隔离开来的一道分界线，就像区分季风亚洲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的总体差别一样，这条线也最清楚地表明了两者在人口密度上的差别。
共同的文化特点季风亚洲除了它那最重要的特点——位于阿富汗以东和前苏联以南、人口密度为世界之冠——之外，还具有其他一些有着普遍意义的特征，使得它成为一个合适的完整学习单元。
虽然季风亚洲仅为亚洲的一个部分，它却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它的面积几乎是直到乌拉尔山脉的整个欧洲的两倍，它被山脉和海洋分隔成许多产生了不同文化的次级区域，在很多地区居住着不同人种的居民。
季风亚洲的四个主要次级区域——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日本——在很多方面彼此不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细分为不同性质的更小的区域。
但是，存在着大量各种各样具有传统亚洲特点的制度、思想、道德准则、规则条款以及办事原则，它们对季风亚洲所有四个主要地区显然是共同的，却至少在程度上与其他任何地方相异，它们是在亚洲这片土地上以其独特的方式演变而成。
这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包括：大家庭和家族关系网及其多重功能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以纯粹获取知识为目的，或以获取知识作为通向世俗名誉地位之手段，而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尊重长辈以及长辈真实的或臆想的智慧和权威；至少在公开场合，妇女总是处于屈从和谦卑的传统地位（尽管东南亚和印度南部是例外）；社会等级结构；了解并重视传统的过去；集体福利优先于个人利益；以及其他许多季风亚洲所有地区共有的带强烈亚洲色彩的文化特征。
农业除1920年代以来的日本外，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传统上一直是而且继续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
亚洲的农业，包括今天日本的农业，从来都以劳动集约性著称于世，很多地区仍以人力劳动为主，包括花费在建造和维护灌溉体系的劳动。
这种情况可以上溯到伟大亚洲文明的发端，因为亚洲文明就是在以手工为主的劳动集约型耕种，加上适宜的灌溉体系所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古时起，亚洲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
后来懂得了施肥，加上近代化肥的使用，其产量仍然是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在日本。
高产农业维持了季风亚洲聚居在平原、河谷及三角洲的大量人口，那里的平地和肥沃冲积土壤（江河沉积淤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这一气候温和、作物生长期长、雨量充沛地区的农业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