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通往奴役之路》（中）

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13]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作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战争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发出的最关键的信息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相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它把对社会主义失灵的讨论，从经济上的无效率，扩展到会取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他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运动，尽管在1848年的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能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一般既不民主，也不信奉基督教。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几乎、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摩尔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的概念，而在17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被称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命，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却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1771年，卒于1858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19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密尔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最后，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了。

19世纪60、70年代，托马斯·希尔·格林是牛津大学导师，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19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20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1883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伯夫妇和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在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而，有那么多20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都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华莱士、托尼、达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内尔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其经济秩序，而是改变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20年代和3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选研究的发展方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也吸引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进行控制。19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一种休克状态。

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的结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社会主义会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其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对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进行直接控制。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16]。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中性的，他强调，他“从来无意于盲目地崇拜民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地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度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却并不能做到这一点。”[17]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对民主的看法是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的权利，多数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而多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过，一百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邱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时候你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能够控制它自身。”[18]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地可取，问题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地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市场、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19]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而建成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一个社会，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后来扩充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去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导着独裁者的理想的一种工具。”[20]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又写道，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21]。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一章开头，他引的一句题记是：“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22]他自己则论证说，“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人，就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决定着哪个目标会被满足，哪个不能满足。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上的控制，决不仅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以与其他方面相分离的的一个方面，而是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23]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对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的各种论点的驳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自由，而不是经济生产效率。他的论证不仅仅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经济效率因而是正当的，他的要旨更在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不利于自由。后一种论证如果是正确的，就比前一个更有力，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被看成关系到自由的问题，那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论辩就会从单纯技术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要比已经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因而，从自由的角度反驳传统社会主义要比后来更为切合时弊。

如果传统社会主义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物质生产，那么，对形形色色的政府掌握生产资料的制度予以反驳就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他们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今天人们都知道，这种信念实在是大错特错，前苏联和十几个前**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制订计划、掌握社会全部生产资料是没有效率的。如果这种常识是正确的，那就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简直没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如果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高的物质生产效率，那么，它的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论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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