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成名（一）

1944年3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获得了积极评价。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纳粹德国被打败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能否被打败的问题了。哈耶克后来描述过这本书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形，他说，“对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的成功，他的感觉只有一个：心满意足”。尽管英国人的反应跟美国人的反应“大相径庭”，但“发行量去却不比美国少……总的来说，这本书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关注，我心目中的那些读者们也确实认真地思考着我提出的观点。”[1]哈耶克这本书让他在英国出了名。各大报刊、杂志都争相发表《通往奴役之路》的书评。首版2000本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研究英国思想史的专家理查德·科奇特说，出版这本书的儒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决定立刻加印1000本，在“随后的两年中，公众仍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却总是无法全部满足读者的需求。”[2]因为战时纸张限量供应，儒特里奇不能一下子印那么多本。到了当年夏天，哈耶克曾经抱怨说这本书成了“奇货可居”[3]。

有一个小问题，他到底希望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1943年5月30日，他写信给儒特里奇说，他已经写完了一本“半通俗的”[4]作品；1943年8月9日的一封信可能更重要，他说，“我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好让这本书早一点面世，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迹象显示，社会风气正在发生变化，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类著作，我现在特别着急，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5]不过，这可能更多地只是作者用来说服出版社的推销词而已。在1945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计，如果能有几百人读这本书就不错了。[6]

1943年11月，他给儒特里奇发了一封信，里面装有“本书的12条要点”，信中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提要的观点太偏激了，不过，给这本书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我还是有点犹豫，是去偷一只羊，还是去偷一只小羊羔。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自己说的是正确的。”[7]这些提要写的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极权主义是一个新词汇，我们用它来描述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种理论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努力严格地限制权力，甚至不惜因此而偶尔妨碍我们利用它去实现可取的目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防范权力的滥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8]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学者芭芭拉·伍顿女士的反应最典型地体现了英国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哈耶克回忆说，伍顿女士说，“我本来是想指出你已经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但既然你已经把这些问题夸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转而反对你了！”[9]哈耶克回忆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我出于好心写的，提出了他们自己业已考虑的一些问题。”[10]在英国，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肃反驳，而不是哗众取宠，尽管大家觉得有点危言耸听。

关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向哈耶克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读这本书之前，一封是在读到之后。第一封信写于1944年4月4日，凯恩斯感谢哈耶克送给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吸引人。对我而言，似乎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有些东西是有用但不好看。”[11]

1944年6月28日，凯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您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实在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划在哪里的问题。你同意，必须得划出一条线来，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划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根据我的看法，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划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你却划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12]

那些一向对哈耶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人，比如乔治·奥威尔也对这本书发表过看法，他说，“哈耶克教授作出的批评很有道理。对下面一点，人们并没有经常说到——起码说得不够多——集体主义本质上就不是民主的，并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暴虐的少数做梦都想不到的权力。”[13]阿瑟·塞西尔·庇古补充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观点，凡是认真阅读这本发出热切的、令人赞叹的呼吁的书籍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无动于衷，没有谁不被他的论证所触动，更不会有谁读完这本书后，竟然对这位作者没有一点尊重和同情。”[14]理查德·托尼也评论说，“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实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诚挚写成的。他的诚实和才能是无可怀疑的。”[15]

哈耶克曾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命运与在英国截然不同……”[16]。《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出版的历史及哈耶克对这一过程的印象是很有趣的。在1956年版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能够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致。我最后一次在美国生活，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当时我是个研究生，而这20多年间，我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很了解。我无法确定，我的观点跟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当这本书被三家出版社拒绝后，我并不怎么惊奇。”然后他又在一个脚注中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向某家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人士承认，该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本书，不仅仅是由于怀疑它会在美国取得成功，更是由于政治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这家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17]

《通往奴役之路》在进入美国市场时是不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支持哈耶克得出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威廉·米勒的两段话，一段出自威廉·T.·考奇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在米勒自己于1949年出版的《书籍工业》一书中，米勒谈到了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性出版活动”——也就是说，不仅面向学术界消费者，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引起轰动的书籍，但以前有好几家著名的商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它，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18]

几年后，考奇写了一篇论述《自由主义者的暗中审查》的文章，并说，米勒正在调查在《书籍工业》中令人费解的评论。米勒回应说，“你在问我，我是否暗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我的暗示。当时，凑巧我自己有机会向那家大出版社说，我正在读哪部手稿，当时我也有机会向那家出版社说，我觉得那本书会卖的不错。尽管我建议出版那本书，但他们却拒绝了，并且很得意。我本来就觉得他们会这样，结果果然应验了。”[19]换句话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说法，是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议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当时占据主流的思想氛围。有人曾问弗里德曼，“有迹象表明，1956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弗里德曼说，“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你们不知道从1945年到1960年甚至70年代的舆论氛围。我自己就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我简直不知道如果形容它，因为说出来实在不会有人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在196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那已经是17年以后了。这本书现在已经卖到了近百万册。但除了《美国经济学评论》之外，美国的报刊没有一家对它作过评论。在那个时代，给它写书评是不可想象的——而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很有名了——而一本跟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是的，这一经历就能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20]

当时，米勒只是美国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约审稿人。米勒在《书籍工业》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绝出版某些书籍。他特别提到了大学出版社，他说，“商业性题材能赢利多少，没有人知道；大多数这类书跟其他一般商业性书籍一样，都有可能赔钱。”[21]

我们无法断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为政治偏见而在美国遭到出版社拒绝。两家美国出版社麦克米兰和哈泼在退稿信中说，“哈耶克教授游离于当代美国和英国的思想潮流之外，”而“这本书也过于臃肿，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清楚。而且，本书完全是否定性的，让读者根本无从考虑应该该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和政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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