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影响（中）

哈耶克是因为财政方面的考虑才离开芝加哥大学的。他非常“担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后，这个职位所能提供的生活待遇问题：它要求我早早退休(65岁)，退休金也很低”[21]，按这个规定，他到1964年就该退休了。D.盖尔·约翰逊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大学，他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谈起过退休的事。由于办理离婚，由于他的生活花费比较高，每年都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去度假，所以哈耶克没有积累多少财产。他没有从《通往奴役之路》的各种缩写本中得得过一分钱的版税，他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这通常这是最赚钱的学术门路。从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22]。《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3万美元，到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朝圣山学社会员拉尔夫·霍洛维茨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讲过，在一起金融诈骗中，他损失了自己的储蓄(尽管有可能是在离开芝加哥之后)[23]。哈耶克不是靠写作生活，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教授的工资。他的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说，哈耶克有一次告诉她，他每次换工作岗位都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哈耶克谈到离开美国时也曾说过，他“非常喜欢美国的思想气氛”，“在美国，他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而在英国没有这么强烈。[24]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不只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除了1950年曾在阿肯色大学呆过一个学期外，1952-53学年，他曾在哈佛大学讲过政治经济学，1961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也讲过课。后来，在1968-69年，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众媒体的联系，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界内的曝光率，从而有机会在美国、进而在国际上的媒体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谈到自己在芝加哥的岁月，哈耶克曾说，“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我跟经济系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我非常快乐，度过了12年愉快的时光。维纳离开了，去了普林斯顿，但奈特还在那儿，我也很快就跟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相投的朋友。在芝加哥的这12年，我觉得非常快乐。”[25]

弗里德曼说，与经济系，“透过他带的学生，透过创办了《新个人主义评论》的学者群体，哈耶克对芝加哥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那里，哈耶克的影响非常强烈，非常大。”[26]《新个人主义评论》(NewIndividualistReview)在1961到1968年间出版发行。弗里德曼又写道，《新个人主义评论》创办的时候，“它宣布信仰‘自由的私人企业，提出最严格地限制政府权力’，提出要‘致力于人类的自由’，这些话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辑开场白中，当时，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各国，这种信仰也处于低潮。不过在当时，也有很多迹象显示，正在形成了某种反击集体主义思想的思想运动，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趣又复苏了。尤其是两个组织有利于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推动了这一复苏：朝圣山学社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TheIntercollgiateSocietyofIndividualists,ISI)是在年龄最低的人群中活动。它积极推动在高校校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分会。每个分会的成员人数也都很少，但它们的成员都具有独立性、正直、无私、视野宽广。”[27]哈耶克在美国还参加过其他组织的活动，包括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FoundationforEconomicEducation,FEE)、费城学会(PhiladelphiaSociety)、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后来则参加过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Fondation)和加图研究院(CatoInstitute)的活动。[28]

拉美人士对哈耶克的兴趣可能受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对他的兴趣的影响。早在5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就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曾于1959年至少1962年任阿根廷经济部长，后来担任阿驻美大使，并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研究所，他在1968年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斗争白热化的阶段，我们的政府目前的经济舞台就是以你提出的思想为基础的。”[29]最近几十年间，大量拉美思想库和大学学者都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上任朝圣山学社会长、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阿亚乌曾称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火炬。”[30]

哈耶克的儿子拉里本人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说，学社“完全”就是他的父亲的“孩子”[31]。50年代，学社实际上还处于羽翼未丰阶段，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知道。撰写学社历史、并担任过学社主席的马克斯·哈特威尔写道，早在1948年，“关于学社的性质和规模，及复兴和充实自由主义的恰当策略问题，会员内部就存在分歧。”[32]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愿意仅仅将其局限为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社团，不搞宣传，甚至不编学报，也不出版会议记录。曾筹集资金并担任学社秘书的阿尔贝尔特·胡诺尔德想出版一份刊物，但却总是被哈耶克拒绝。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分别在普林斯顿和牛津举行。“在这些会议上”，哈特威尔写道，“学社开始闹分裂。”[33]

支持哈耶克、反对胡诺尔德的一派普遍地认为，胡诺尔德试图阻止会员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朝圣山学社这样不事张扬的社团变得更为有效、和睦、有益，是非常关键的。在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上，胡诺尔德很罕见地亲自出马，安排讲话和会议议程，主要是想完全控制局面。哈耶克发脾气了。两人的私人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人声称胡诺尔德将自己接受的一些资金据为己有。弗里德曼坚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1959年写的一封论及学社面临的问题的信中说，“胡诺尔德让人难以置信的违反规定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迫在眉睫的挑衅，包括从事反对理事会的活动，未经学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动，事实上是故意与主席的指示对着干，侮辱和诽谤学社会员和资助召开这些会议的人士。”[34]从学社创建时起，哈耶克和胡诺尔德就组成了一个管理团队，一位担任主席，一位担任秘书。

在1960年的会议上，双方摊牌了。哈特威尔说，这场“冲突说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发生了纠纷，那双方的敌意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方都觉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对立的双方都很有文化，那么，他们就会用高超的技巧大打嘴仗，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细地争辩一些细枝末节。他们的信件既是博学的文章，也是律师的案情摘要。最后，如果纠纷涉及到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不管是权力还是策略，那么，冲突就更加火上浇油，大家就会不讲道理，失去理智。最后，双方的态度都越来越强硬，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以一方获胜、一方士兵而告终。”[35]哈特威尔是这样评论双方在筹备1960年会议期间的往来信件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的信件越来越长，来往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双方都越来越激动。双方互不相让，仿佛是在争论什么军国大计，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36]

1960年9月的会议让哈耶克极为不满。在会前一个月，他向全体会员发了一封信，宣布他辞去主席职务，并说“我不想再跟胡诺尔德博士担任秘书的学社再有任何关系。”[37]在会上，哈耶克和胡诺尔德两人的盟友都试图拉选票，乔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关键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国会员的支持。直到会议开幕后第三天，哈耶克才来参会。学社就管理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威廉·勒普克(他是胡诺尔德的盟友)担任主席，胡诺尔德则失去实权，不再担任秘书，而成为副主席，胡诺尔德说，在闭幕会上，有人提议为他和哈耶克对学社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得到的自发的欢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没有出席1961年的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人们分成三拨开会，这意味着胡诺尔德和勒普克的失败，勒普克本来希望胡诺尔德能在他之后担任主席。来自美国的会员最后得出结论，要么胡诺尔德走人，要么他们退出学社。1961年12月，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1962年，支持他们的会员也宣布退出学社。1961年下半年，在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之前，哈耶克本来已经拟了一封致全体朝圣山学社会员的长达1万字的退出学社的声明，但后来并没有发出，他本来要宣布自己退出学社，因为它已经被他曾经信任的那两个人摧毁了。1964年，尘埃落定，哈耶克被选举为朝圣山学社名誉主席，终其余生，他都是学社的精神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