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影响（下）

哈耶克写完《自由宪章》时，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么。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哈耶克“于1961年1月来到夏洛特维尔，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刚刚出版《自由宪章》。他曾表示有意借这次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课的机会，回归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以前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的问题。……他宣布在一个题为《经济学理论新论》的大题目下，发表系列演讲，他讲了四讲，(1)《经济学理论的对象》；(2)《经济计算》；(3)《经济学与技术》；(4)《市场的信息传递功能》……这些演讲失败了，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标准是失败了。他对自己早期关于知识与人们的经济互动间的关系的分析进行了深入评析，听过这些课的人当然从中受益匪浅，但哈耶克却没有能够超越他20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顾早期思想过程时，他没有形成新的见解。”[39]

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领域虽然不断变化，但其基本观点却并没有怎么变化。事实上，自他年轻时与社会主义决裂之后，他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尽管不断地有所发展。在晚年写的论述凯恩斯的文章中，他说，“伟大科学家的思想都是沿着一个方向持续地发展”——这大概也是哈耶克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一种夫子自道。

大约在1961年访问夏洛特维尔前后，哈耶克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后来诊断，这部分是由于当时没有发现的心脏病发作所导致的。随后的年月，他的心力衰竭症间歇性发作，大约从1969年起，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严重的心脏病打击(当时又没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紧在他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

到1962年秋，哈耶克获得了西德弗赖堡大学的教职。5月24日，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在四合院俱乐部为他和海伦娜举行了一个出乎他们意料的答谢晚宴。学生骗他说，请他来跟他们一起吃一顿晚饭。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赫卢普也从普林斯顿赶来充任主持人。

弗里德曼向哈耶克致辞，他说，哈耶克“成功地横跨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知识的领域和公共舆论的领域。“而历史上曾经试图影响舆论的人，却很少有人也能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的、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很少有谁能像哈耶克那样，对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美国的观念，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41]

乔治·斯蒂格勒也赞颂哈耶克。他说，哈耶克是“20世纪对其所处时代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四位学院经济学家之一，”不过他也抱怨哈耶克从来没有对经济思想史给予更多关注。斯蒂格勒在讲话最后说，“哈耶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觉得属于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领域，即关于学者的思想的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42]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当时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发来了一个书面声明，在宴会上由人宣读：“我们不会完全失去哈耶克，”米塞斯写道，“他此后将到德国大学任教，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还会时不时回到这个国家讲课或参加会议。我们也可以肯定，在这些访问行程中，他会有很多话对我们说。带着这种期望，我们可以把他要去的这个城市的名字看作一个好兆头：弗赖堡(Freiburg)。‘弗赖’(Frei)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free)。”[43]

在答谢词中哈耶克说，这12年——实际上从他几乎年年访问芝加哥大学算起是17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顺应自己的志趣，这种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得以将研究范围从专业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领域。对未来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趋势，他既心怀忧惧，也充满希望。然后他说到《自由宪章》题辞中的“未知的文明正在美国成长发育”，他说，“未来一百年的道德观将由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来决定。”[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