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审”的不只是论文，更是教授的人格

如果有损教授形象的“顺口溜”在社会上流传一时也就罢了，可就连大学校园里，办学者也对教授的学术声誉和整体诚信度表示怀疑，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学位论文实行“盲审制度”。为提高论文评价的科学性，现在很多大学实行一种盲审制度，就是将不署作者名的学位论文送给作者不可能知道的专家审核，这样打出来的分数，应是最为客观。这似乎是一套严格的制度，十分科学、合理。但是，知情人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猫腻”：盲审，首先需要有人将文章盲起来，而将文章盲起来的人也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也就孕育着新的**机会，出现“假盲”事件。接着，人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大学里有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针对学生的论文答辩，还有答辩委员会，每个学生的论文答辩都要请若干专家作为答辩委员。有这样严密的体制，怎么就不能保证论文质量呢，怎么可能让不达要求的论文过关呢？如果对他们的工作成效存在质疑，那么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之外，再设立一个盲审制度，是不是对资源的浪费呢？我们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那就是教授的学术声誉在下降，教授的诚信被打上了问号。甚至有人断言，怎么想就怎么说、保持个性独立的学者或教授，已经“绝种”。高校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要走上国际舞台，提升教授的价值，为教授正名，是必经之路。因为，人才是大学最为宝贵的资源，教授是大学的形象代言。进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执着。学术声誉（而不是学术成果）是学者的生命，但我们追求的恰恰是学术成果，而非学术声誉。这种政策导向，导致了教授诚信度的下降。几年前，我国高校衡量一个教授是否合格、是否优秀，不是以其带出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写出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是否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是以他带了多少博士生、硕士生，以及他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能按时毕业为标准的。如果某个博士生中途被退学，或者答辩不通过、延期毕业，那对他的导师而言一定是脸上无光的事。因此，学生不能按时毕业，老师比学生还着急。有的教授因此使出浑身解数帮助“弟子”，或给杂志社打招呼，请他们录用弟子的论文，或跟其他教授说情，请他们多多关照。如此你来我往，学术声誉与诚信几乎荡然无存。某教授过去10年只带了10名博士生，目前为止只有6名毕业，还有两位退学，但这6名毕业的博士生中，有3位的学位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有两位的学位论文入选全国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1999年国家教育部组织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前，这位教授被学校认为不太合格，而现在，学校将其列为了典型。教授说，他坚持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没有精力绝不多带学生，而且，他从来不看“弟子”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只检查他们在该领域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成果，达不到要求的，就退学。在组织答辩时，他喜欢找那些“挑刺”的教授做答辩委员，并让正在求学的其他学生前来观摩。此情此景，被一些教授和学生“诊断”为“有病”。“自己被人认为‘有病’不重要，只要学生‘没病’，我就心满意足了。”教授说。可十分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教授，高校中实在太少。要让这样的教授多起来，大学需要把这种许多人认为“有病”的状态判定为正常状态，不要强调博士修学的年限，不要抓准时毕业率，而要看重每一个学生的质量。在大学不放心教师的同时，教师也对学校没多少信心。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一项随机调查中，70%以上的高校教师对“高校深入改革，改变当前各种不良做法，形成健全体制”的能力表示怀疑。2002年，上海大学实行教师聘任制，有45名正副教授“下岗”①，很多高校教师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不是产生危机感，而是认为这只是炒作，对于年轻教师，心系校外的教师来说，就更是如此。“我本来就不想干了，下岗？巴不得呢，还有相关的保障，再说我的职称证书学校总不可能没收吧！”这是青年教师中比较普遍的心态。①《华师大名教授王晓明100万“转会”上大？》，张毅、施庆,东方网，2001年12月21日。大学真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起一个尽展人才所长的体制吗？很多教师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但是它的到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第三章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教授名声的丧失，不在于某个个体的错误行为，而在于培育这些错误行为的土壤，竟然是如此的肥沃。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