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副部级高校！”(1)

实行新的聘任制度，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真正考核人的能力从而给予人才应有地位、待遇的机制。高校应该将用人权力、聘任权力赋予不受行政和个人因素干预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要裁减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的权力，让教师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否则，必将导致能力强但不懂得讨好领导的优秀人才被迫离开。高校领导现在评价一个人，往往凭借自己的主观印象，不去调查了解，只看表面的东西，谁经常在自己面前汇报工作，就对谁有深刻印象，于是仅凭汇报判断他的能力。因此会出现一个人在学术圈里已经被揭穿作假，却受到学校内部领导好评的荒诞现象。那些有权力考核别人的人，其实只需稍微查阅有关资料，就不难知悉考核对象在其学术领域内的研究情况，在互联网时代，获取这些信息可谓易如反掌，但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于是用人不当、学术**等等问题层出不穷。这是体制导致的**，因为现行制度对领导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高校的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应该是一个成员广泛，能履行学术职责，能真正体现学术民主的机构。对于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任何教授均有参加权，或由全体教授民主选举产生。高校的学术权利，应该平等地属于每一个教授，而不是少数人。教师的权利不应由他们与领导关系的亲疏、是否担任领导职务、是否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与学术影响决定。但是，高校的多数教师目前尚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利，他们无权参与选择学校发展的方向，无权参与选择学校的领导。不懂教育的管懂教育的，不搞学术的教育搞学术的，在学术管理、教育管理中套用行政管理方法，这些现象在高校中可谓比比皆是，而细究其原因，则不由得要提到“双肩挑”。“双肩挑”人才应用模式的提出，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为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解决高等教育科研、管理人员紧缺的问题，教育管理部门曾要求一部分优秀人才既搞管理又从事教学科研，这在当时的确缓解了人才不够的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肩挑”已经成为学术**的一大根源，那些双肩挑的“人才”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据说，“双肩挑”还有另一功能，如果某位领导干部在行政岗位呆不下去了，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流动”到教学、科研岗位上去。如今，不少高等学校已拥有职称评审权。在职称评审中，一般而言，党政领导是当然的评审专家，哪怕他只有副教授职称，也可以对其他评审正教授职称的教师发表决定性意见——这正是很多人怀疑北京大学教授评议制能否真正让教授说话的根源。在具体评审中，行政领导除了本人能得到照顾外，还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人。除了职称评审，在学校科研经费投放、职工奖励、福利分配方面，党政领导也是重要的决策者。可以说，他们为自己进行的科研项目，对与自己亲近的人员给予照顾，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这种慷集体、国家之慨，谋一己或小团体之利的做法在校园内大行其道，并未受到丝毫约束。即使在代表集体对外争取合作项目时，对方合作单位也知道“领导”拥有比其他教师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从而给予“领导”照顾与政策倾斜。教师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工作中，除了不去得罪领导外，还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讨领导的好评和欢心。领导接回课题项目，干活的是普通教师，课题完成，论文的第一作者当然是领导，而利益分配最多的还是领导,这几乎成了惯例，教师们即使有意见也得忍着。在我国现行干部体制中，官员并不一定是表现出色的、能干的、贡献大的，但是他们获得的各种明的暗的待遇却要比普通老百姓高许多。在高校实行岗位津贴制度后，行政管理岗位的津贴基本按行政级别来确定，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级别间的待遇差距，从实行岗位津贴制度以前的几百元一下子拉到5000元甚至1万元。一些人为获得提拔、重用，不去踏实工作，而是紧跟某个领导，变为集体工作为给某个领导工作，更有甚者，为了争夺权位而造谣中伤、诽谤倾轧，他们周遭的工作与学术环境也就可想而知。高校近年来还流行聘请政府官员担任学校兼职教授、兼职博导的做法，其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而政府领导也十分乐意担任这种可以提高自己身价地位的优差。在他们的官职头衔上，再加上某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感觉要好不少。实际上，他们大多无法履行教授、博导的职责，以他们的名义招来学生，带教的却是其他教师。在管理人员谋求学术职称的同时，拥有学术职称的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领导的种种好处、实惠促使“官本位”成为高校教师的价值观之一。学校领导会用“升官”来奖励那些有一定学术成果的老师。与此同时，一些在学术上稍微有所作为的教师，也会热衷于谋求某个领导岗位，这些做法使他们刚刚开始的学术研究走向荒芜。不过，无所谓了，对他们本人而言，不会有丝毫损失，他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调配更多的资源，也可以照样谋得学术界的地位。他们会从当初深恶痛绝当权者的种种恶劣行为，到完全认同并投身实践，因为他们知道，在不同的岗位就要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不遵循“官场”的游戏规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