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遭公开批判(4)

从黎之的回忆可以看出，“大事记”所记载的内容，即是周扬向毛汇报情况时毛所做的指示。大概周扬向毛汇报时，说到自己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意义“没有警觉”，担心一批判就会使一些人“抬不起头”来之类的话。——当然，周扬的这种担心并不单单为俞平伯，也包括《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等人。所以，毛才用那样严厉的口气批评周扬，并指责《文艺报》“不宣传马克思主义”。

既然**对《文艺报》的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对《文艺报》的批判就势在必行了。

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的扩大会议，便在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举行。这次会议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8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青年宫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

《人民日报》的这则报道，将这8次会议的主题锁定在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上，而没有说明会上对《文艺报》的批判情况。真实的情况是，这次会议基本上同时进行了三个主题：主要是批判《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小人物”的问题；批判俞平伯的《研究》；批判胡风，也使一直酝酿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公开化了。

对于《文艺报》的批判，火力是相当凶猛的。与会者揭发出来的事实，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投降和袒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生力量外，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错误理论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说它“已变成一个违抗党的文艺方针和拒绝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文艺报》的负责人冯雪峰和陈企霞都在会上作了检讨。

在中宣部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同时，在报纸上对《文艺报》进行公开批判也纳入了议事日程。黎之回忆说：

《人民日报》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以后，林默涵召集文艺处的几位同志布置起草一篇批判《文艺报》的文章，他讲了一下文章要点，几个人各起草一篇，后来由他在我起草的稿子上作了很大的修改，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

这篇文章也同样引起了**的注意。在《建国以来**文稿》第四卷中，公布了毛对这篇文章所作的批注，从中可以看出毛对批判《文艺报》问题的重视。

文章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注：“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文艺报》1951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文章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批注：“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了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批注：“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文章批评《文艺报》“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在这句话旁打了问号，并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文章中批评《文艺报》“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批注：“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在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在“骄傲自大”与“老大的作风”旁分别划了竖线，并批注：“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