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1)
1956年，周作人的命运突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来访，传达楼适夷意向，问愿否游览江浙，周作人当即嘱代答应，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周作人本无公职，自然无上级领导；但因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有按月预支稿费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务。楼适夷的“意向”，显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为统战对象了。其实，在楼适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时，胡乔木就曾特地召他谈话，说要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甚至说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月号。但以后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周作人未被株连已属万幸，给以“重视与关心”云云，自是“时机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云云。此后，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其规模、声势虽不及二十年后(1976年)的拨乱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视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青睐的。按说，此时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应尽量予以满足，但周作人要回绍兴看看，却使挖掘者颇感为难。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这些年无生老母的声声呼唤早使他魂飞梦牵，无时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毕竟是著名的大汉奸，此番归去，会不会出现麻烦，安全与影响都有问题。
有关领导不能不多所踌躇，经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决定去西安。出游的事是楼适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转由周扬、阳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国文联，自此以后至1964年文艺整风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联联系。此次出游也是由文联组织的。同行者有钱稻孙与王古鲁，他们都是日伪政府的教育官员，因此，此行的统战性质是十分明确的，周作人等大概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门，一些敏感的记者即已从周作人被邀出游这事实本身，觉出了周作人这个“出土文物”价值的变化，再加上这年正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块“鲁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种新闻价值。于是，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车马罕至的八道湾十一号前竟又是门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识趣，或者说懂得这机会的可贵，一一应允，来者不拒。于是，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署名“周启明”、“周遐寿”的周作人回忆鲁迅的文章，单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读书月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这一轰而上，自是热闹非凡，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周作人再次借光于鲁迅，出了一阵风头却是真的。这其间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来心里是有数的。他在日记里就小心地谈到这类文章的“不好写”：即是奉命而写，自不能使约稿者与读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还必得要有新意，有点知识性与趣味性，但又不可与现实贴得过紧，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对赋得体的文章，现在终于也尝到写此类文章的苦况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几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这样的殊遇荣宠，也是颇为尴尬的。不过，周作人对应付此类尴尬事已颇有经验，他依然是平静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既没有受宠若惊，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
对于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是发生在这年9月7日8日的访问。来访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们从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得曹聚仁君函。”以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在现存的1930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而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谈到“在当年，正是语丝社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我呢，也十分醉心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到胡风等尖锐批判时，曹聚仁也曾为周作人辩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这一次，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这对于他们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别具一番意义。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载《大华》1卷第4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天，我们谈到了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小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的相同的，海婴并不成为文学家，倒是鲁迅遗嘱的实践者，做空头文学家，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将其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曹聚仁之手，将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杂诗抄(上、下)》为题，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与海外联系的通道，这对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