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2)

在曹聚仁来访两个星期以后，9月23日，周作人与王古鲁、钱稻孙在文联工作人员佟韦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在西安期间还观看了越剧《晴雯》，出席了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举办的宴会，于10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周作人后来写了一篇《西安的古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文章谈到慈恩寺的大雁塔“那‘塔势如涌出’的大建筑物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巍然直立着，看了叫人不自觉地感到兴奋”；谈到了“东郊半坡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这石器时代据说距今只有五千年，那末可能在唐虞时代千年以前。平常听说史前的事情，往往是几万年前，现在就近得很多了，所以不禁发生了些亲切之感”。据同行的佟韦回忆，周作人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兴致也很高，一再说：“自己很少出门，到外边看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精神也好了起来”，“工业的发展实在可观，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在西安的桃溪堡村，周作人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打听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想的。”在西安，正逢国庆节。周作人一行登上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上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周作人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地变化着，今天的中国，也确实变了。”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佟韦的回忆大抵是真实的；周作人自1945年入狱后大多时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第一次接触书斋以外的世界，自然是会有沧桑巨变之感的。在西安期间，周作人应当地《陕西日报》之邀，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鲁迅的笑”，以为不注意鲁迅的畅怀大笑，不会真正理解鲁迅。这其实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的。读者不是也因此看见了一个真诚地笑着的周作人吗?

回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又参观了官厅水库，并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群众性公开集会中露面，在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自然引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关心周作人及中国新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注意与强烈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周作人从此又公开地回到文化界来了呢?

周作人这一时期甚至开始有了外事活动。8月20日，他与钱稻孙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在10月份又会见了应邀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楼适夷回忆说，长与善郎“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会见以后，文联要我去看看周作人，同他随便谈谈。他大概了解我的来意，主动谈了与日本作家谈话的内容。对方主要关心他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他表示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不久前文联还专门派人陪他去西安参观，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又谈日本作家表示对蒋介石有好感，因为日本失败后没有要求赔款，又怀疑我们对日本友好，是否意图赤化日本。周作人对此都作了一些适当的合乎分寸的说明，后来我向文联照样作了汇报”。②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会见时，说话既“合乎分寸”，会见后又主动向楼适夷汇报，已是够小心的了；但楼适夷在二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表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后来我在日本的报刊上，看见过这几位作家访华后的观感，是对我们表示恶意的。如认为尊重鲁迅，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手段等等。这里边有没有与周作人谈话的影响，就不能说了”。②从楼适夷的这番回忆中，我们大概就不难了解周作人当时的实际处境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抓住了历史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以后，他继续地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从1956年11月至1959年12月，周作人一共写了约九十篇散文，陆续以长年、十堂、启明等笔名发表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同1956年8月至10月所写鲁迅回忆文章，共一百多篇，是继《亦报》随笔之后第二个写作**。这些散文曾编有《木片集》，交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已做三校，却因形势变化而未能问世。现均收入岳麓书社1988年印行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陈子善编)中。周作人在《木片集·小引》中说：“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这一点下来，至于所不能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周作人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即使不是亲历，也有耳闻与目睹)，大概已经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过的赶上潮流的热情与自信，也不再提改造。他知道自己已经改造不了，即使改造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倒不如还本来面目，我行我素：不熟悉的，例如国家政治之类，即不去触及它，此为“以不知为不知”；熟悉的，并且有兴趣的，不妨勉力写去，此为“知之为知之”。这大概就是《木片集》与《亦报随笔》的主要区别所在吧。因此，《木片集》中最精彩耐读的，还是周作人所拿手的描写民俗风物的短文，如《蒲公英》《爱竹》《种花与种菜》《梅兰竹菊》《不倒翁》《羊肝饼》《牙刷的起源》《南北点心》《古怪的植物名》等等，都是写得十分精粹的文字。其中有几篇通过对某一食物、植物的考证，或作中外文化比较，或谈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小见大，集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此类题材、文字，似乎非周作人莫属。就说《羊肝饼》这一篇吧，劈头一句话就很抓人：“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这才款款道出“有名茶点‘羊羹’”的大名。然后，说明“羊羹”本是中国土产，对其制法、原名作了一番考证，又说如何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在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才真正进入文章着力点，写了以下两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