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二(5)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新年预示着一整年的时运。我最迫切盼望的是能在某部戏中演个角色，登台亮相。自然也会有一份收入随之而来。元旦那天，剧院的门关时，舞台入口还开着，值班看门的是个眼睛半瞎的老人。心剧烈地跳着，我躲闪过看门人，从舞台侧翼和幕布之间，径直穿过舞台进到乐池，跪下来。我一句台词都不记得，可如果那年头要在舞台亮相的话，就一定得说点什么。于是，我大声说“我们的主啊”。说完就下场了。我再次确信，在那年的那段时间，我会得到一个角色。

一下子几个月过去，还没等来角色。春天来了，我到哥本哈根已经两年多。那段日子，我只出去到林中走走。我还曾到过鹿苑，痴迷地看着那里的人们如何像欧伦施莱格的《仲夏夜的喜剧》中描绘的那样，享受着快乐时光。公园里到处是愉快的人群，有花样骑车的，有来回来去荡秋千的，有小动物，有荷兰女人开的蛋奶烘饼店。树下还有一些犹太人，把小提琴拉得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唱着，叫着。所有这一切比林中的自然美景更令我陶醉。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生动、丰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春日的一天，我去了弗里德里克斯堡的公园，在我看到的第一棵山毛榉树的树叶里，突然发现了自我。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透明，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香味儿。草菁菁，长得挺高，鸟儿们在唱歌，我被这一切震慑住了，开始与它们一起沉浸在欢乐里。我张开双臂，抱住一棵树，亲吻着树皮。那一刻，我全然觉得自己是自然之子。“你疯了？”一位离我不远的管理人员问我。我惊恐地跑开了，很快，我就镇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走回了城里。

这时，我的嗓音不仅恢复了，而且开始变得更加洪亮有回响。那位诗人的哥哥克劳辛先生，在一个合唱团当声乐教师。他听说我会唱歌，便在团里为我谋到一个位置，并说通过合唱可以更好地练声，以期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也许到时能唱上一两段。一个新的可能实现我最大梦想的途径展现在了眼前，我从舞蹈团转到了合唱团，并时常登台露脸，扮演过《罗伯家的城堡》和《约翰尼·蒙特福肯》里的牧羊人，以及武士、水手或类似这样的角色。如果剧院的票没有卖光，我就获准进入乐池。我从不错过这样的机会。剧院是我的整个世界，那里有我的生活和梦想，这样一来，自然就把学拉丁文法的事忘到了脑后，更何况我听好几个人跟我说，在合唱团没必要学什么拉丁文，而且，没有拉丁文照样能成为伟大的歌唱家。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拉丁文产生了厌倦，找理由或没理由地好几次不去上课，而是泡在乐池里。古德伯格听说以后非常生气，我因此遭到了生平第一次极其严厉的训斥。我实在是羞愧难当，相信罪犯在听到自己被判了死刑时，都赶不上我听到古德伯格的话那么震惊。我的表情肯定很明白地显露出这一点，因为他让我停止演出，而我不能。我不用再学拉丁文了。

我以前从未感到，我是那么依赖别人的仁慈和友善；我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我感到悲观失意的时候，也会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但更多时候我毕竟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上流社会里最早关心我这个穷小子的两个人是丹麦著名政治家克里斯蒂安·科伯乔森的遗孀和她的女儿范·德·玛斯夫人，她当时是卡罗琳王妃的女侍臣。她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欢迎我去家里做客。科伯乔森夫人夏天常去诗人拉北克夫妇的希尔庄园度假。我到了他们的家，很快被让进客厅。拉北克本人从不和我说话，只有一次在花园他朝我走过来，好像要跟我说点什么，但刚一走近，看了看我，突然转身又走了。拉北克夫人倒是个活泼、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常和我聊天。我当时已开始写点类似喜剧的东西了，写好了就读给她听。一次，她刚听完头几幕就惊叫起来：“天哪，里边好多不都是从欧伦斯柴格尔和英格曼的作品中抄来的！”“是啊，我当然知道，但他们写得多精彩呀！”我十分坦白地承认，并继续读下去。一天，我正要去找科伯乔森夫人，她给我送来了一大把玫瑰花，“带上这个，科伯乔森夫人从诗人手里接过这束花会很高兴的。”这句话是她半开玩笑地说出来的，但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同诗人一词连在了一起。身心沉浸在快慰之中，泪水夺眶而出。从这一刻开始，我意识到我将把全部心思用来写诗。如果说以前从玩木偶剧院改成玩其他玩意儿只是个游戏，现在这个转变可郑重其事多了——它是我生存的目标。

一天，我穿着一身好装束出门了。那是爱德华·科伯乔森送我的一件挺好的蓝色外套。我以前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可就是太大，尤其胸部更显得宽敞。我又没钱改，只好把领子的纽扣都系紧了。衣服看起来很新，纽扣闪闪发亮，只是胸部实在像有袋类动物的育儿袋。为改得多少好看一点，我把一大捆旧的剧院海报填满了我的胸部和外套之间。就是说，在我的胸上多了一个肿块。因此，当我站在科伯乔森夫人和拉北克夫人面前时，她们干脆问我往胸部搁了什么。她们说，天气很热，该把外套解开。但谁也甭想说服我解开外套的扣子，否则那捆海报就全掉出来了。

除了拉北克夫妇和科伯乔森夫人，现在已是议员的希勒先生也常住在那儿消夏。他那时虽还是个年轻的学生，却因为解答了巴格森之谜而声名鹊起。他还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出版了一本书叫《丹麦的神话》。我曾在皇家剧院看过他的悲剧《朝圣者》。我很高兴能和他交谈，他热情，有点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我们成了朋友以后，他还总是不显山露水地关注着我的事业。他还是少数几个当有人拿我的感受开涮时，肯跟我说真话的人之一。而且，他能看到我身上不只光有滑稽、单纯的天性这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