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二(6)

拉北克夫人最喜欢的女演员安德森夫人也住在希尔庄园。为逗我开心，她给我取名叫“老是好奇的小家伙”，这个绰号后来也出名了。我确实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人们有时笑话我，而我从他们的微笑里，只读出了赞许。有位后来成为我朋友的人告诉我，他第一次遇见我是在一个富商的沙龙里，人们为能拿我的感受开心，要我背诵一段自己的诗作。我的诗带着那种率真的感情，诗中无意识地表现出了内心的深沉，听完背诵，他们的嘲弄变成了同情。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确把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夫人的家当成了避难所，她是已故的著名人物厄本·尤根森的母亲。她的家让我永志不忘，那些已经消逝的声音，始终在我特别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心灵里回荡。她是位知识女性，极有才华，但已经属于过去的岁月，并生活在那消逝年代的回忆当中。她告诉我，她父亲是安特沃斯柯夫城堡的查封官，霍尔堡星期天常到他家来。他和她父亲不论一起散步，还是呆在屋子里，总不停地谈论政治。一天，坐在纺车边的母亲想加入他们的讨论。“纺车吱吱叫了，”霍尔堡说，“妈妈绝不原谅从妙趣横生的老绅士嘴里说出那些粗话。”老夫人那时还是个孩子，她向我讲述这一切。诗人韦塞尔常来她家，总少不了要奚落瑞瑟尔一顿。这位老人描写大火的可怕故事可谓脍炙人口，他曾让穷人穿着他的鞋和丝袜从泥泞的街道走回家。

她每天都读古典名著，看完高乃依和拉辛，就和我谈他们的高尚思想及其刻画人物的方法。所以，想让她欣赏更为现代的浪漫主义诗歌很难。她还以母亲的热烈感情谈起了自己被流放的儿子，战时他曾以岛国国王的身份出现在冰岛，简直像童话一样。可他为什么再也不能回到丹麦，她分析他的性格特点说，坚强的意志在他儿时就已显露无遗。这下读者该能理解这位老夫人，她的整个经历、思想和阅读，对我有怎样的吸引力了吧。而我对于她来说，就是个能使她感觉愉快的孩子，喜欢和我做伴。她听我读了我最初写的那些诗作，还有悲剧《森林里的教堂》。一天，她表情凝重地对我说：“你是个诗人，或许能和欧伦施格尔一样伟大！再有十年——唉，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但要记住我啊。”我记得当时双眼竟一下子溢满了泪水。我感觉她所说的话里包含着某种奇怪、高贵的意味，我被她的话迷住了。但同时，我觉得我不可能成为那种有知名度的诗人，更别说能成为像欧伦施格尔那样有名的诗人。

“真的，你还是得去上学。”她说，“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或许能找到‘自己’的路。”

“你得去上学。”这是每个人都反复说的一句话。每天我都听人说，上学是多好的事，如何如何重要，再说，对我也是绝对必要的。人们鼓励我上学，甚至有好多人因为我不上学而责骂我。为什么？上学是我的本分，除了上学，我还能上哪儿。当然，他们说，也许我更愿意浪费时间。关于我上学的事情似乎变得严重了，可没有人具体帮助我。实质上我是个苦命人，让自己活着已经够费劲的了。我忽然眼前一亮，想出个好主意：写出悲剧，交给皇家剧院。戏要是上演，我不就有钱上学了?我模仿罗森吉尔德的一篇德语短篇小说《信鸽》，写了一出无韵诗体的悲剧。古德伯格读着我写的丹麦文，认为我这不过是篇散文，练练语言还行。他坚决不同意我把这样的剧本交给剧院。于是，我又新写了一出戏，还是悲剧。这回不让他知道作者是谁，而且，编我自己的故事。我把这出“爱国主义的悲剧”起名叫《威森博格的强盗》。不到两个星期，我就写完了，并誊写好。但因为没有人帮我，拼写上几乎没有一个单词是正确的。剧本交上去没有署名，但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就是我在欧登塞行坚信礼时那位惟一对我表示友好，还送了我玫瑰花的汤德·伦德小姐。我在哥本哈根去看过她，她也曾满怀同情地向科伯乔森母女俩谈起过我的境遇，并在她家又给我引见了另一个人。由于我不想冒风险，让人认出我的字体，她花钱请人写了一份比我的稿子更流畅易读的文本。这部悲剧就这样寄出去了。在强烈的期待中度过了六个星期以后，剧本寄了回来。退稿信上说，像这种缺乏最起码的基础教育的剧本以后再不要往剧院寄了。

1822年5月，戏剧节快结束的时候，我又收到了一封信，是剧院管理部门写给我的，通知我暂停在合唱团和芭蕾舞团的活动，他们觉得这对我无济于事。他们希望，所有我的朋友能帮助我接受教育，获得知识，这是谋求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位置所必需的；否则，任何天赋都于事无补。

我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被抛到了汪洋大海之中，孤立无援，无处避难。我“必须”得给剧院写戏，剧院也“必须”得接受，这是我惟一能自救的希望和途径。于是，我模仿撒姆索的短篇小说又写了一出悲剧叫《阿福索尔》。我自己都被第一幕迷住了，它使我得以认识已故的阿德米尔·彼得·伍尔芙，他翻译过莎士比亚。后来，他的家及其生活圈子再次让我有了找到家的感觉。多年以后，他跟我开玩笑，相当夸大地说我们是互相结识。他还记得我刚一进他家的门就开始说，“我非常喜欢您翻译的莎士比亚。我也写了一出悲剧，我读给你听听。”——伍尔芙先请我吃午饭，可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全速朗读我的剧本。读完以后，我说，“您认为我能成功吗？我太渴望成功了。”——然后，按他说的，我把剧本塞满了衣袋。当他邀请我再来看他时，我回答说，“当然，等我写完了新悲剧就来。”——“可那要花很长时间的。”他说，——“不用，”我说，“我有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说完我就走了。这段描述看起来好像有点矫揉造作，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彰显无遗。我还向奥斯特德做了自我介绍。仿佛有神性的指引，使我能准确地走近这些高尚、善良的人们，他们对我的深远影响，我无以言说，也无以为报。从那时起直到奥斯特德去世，他一直以与日俱增的同情关注着我事业上的成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种同情完全变成了真挚的友情。他对我诗歌天赋的发展，比整个那段时间给过我道义支持的其他人，影响要巨大得多。是他给我勇气，并预言我未来的成就甚至会得到祖国的认同。他的家很快就成了我的家，他孩子小时候我常和他们一起玩，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们对我也有影响。就是在他家，我遇见了一位最年长又最忠实的朋友哥特费尔德教长。作为一名布道者，他在世的时候赢得了极高的荣誉。他很同情我，给我以最热情的赞许，又给我最大的实际帮助。当他看完我幼稚的悲剧《阿福索尔》时，马上写了一封推荐信随剧本寄给了剧院管理部门。我生活在希望和惊恐之中，假如这部戏再被拒绝，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还没有提及那个夏天，我在经济上也遇到了一点困窘。当然，有许多认识我的人给了我帮助。所以，要我说出生活是多么艰难，实在太难为情了。只要有人和我亲切交谈，我的脸上就会洋溢着快乐。另外，第一次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使我的身心充满了无穷的快乐。他的小说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成了我的精神生活。沉浸在他的小说里，我忘掉了现实生活的挤压，光想着去图书馆借书，而忘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