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三(3)

从安特沃斯柯夫我又来到圣安德斯十字架，那是丹麦目前尚存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天主教时代的木制十字架之一，就矗立在离斯拉格斯不远的通往科索的大道左侧。传说圣安德斯是斯拉格斯的一个牧师，旅行到了“圣地”。临走的最后一天，他在墓地旁祈祷花了太长时间，船没等他先开走了。他沮丧地一个人在海边徘徊，这时有人骑着驴向他走来，邀请这位来自斯拉格斯的牧师爬上驴背坐他后边。他爬上去就睡着了。等他醒来，耳畔已传来斯拉格斯的铃声。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处高坡上，后来人们因此称这里为“休憩山”。为了纪念他，便在这里立起一个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由于是上帝派天使把他带回了丹麦的家，他比抛弃他的那条船到家的时间要早得多。我对这个传说和传说中的地点有了兴趣，好几个夜晚，我就坐在这个高坡上，凝望覆盖着科索的这片草原和玉米地出神。巴格森就出生在科索，他也曾是斯拉格斯文法学校的学生，或许过去常坐在这里由贝尔海峡眺望弗恩岛。在圣安德斯山上，任想像带我遨游。后来，从马车上再看到山顶的十字架时，我感觉，书写我的童话人生，将和这里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时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是，碰巧在一个星期天，我远行到索罗去拜访了诗人英格曼。他那时是一所学院的老师，刚和曼迪司小姐结婚。他在哥本哈根友好地接待过我，这次在索罗，可能是对我兴趣大增的缘故，接待更为热情。他的妻子才华横溢、心地善良，待我就像一位喜爱小弟的大姐。在他家感觉如沐春风，舒服极了，一切似乎都诗化了。他们家坐落在临近湖边林间的静谧之所，窗户上缠满了葡萄藤，屋里装饰着许多绘画和素描。能俯瞰花园的那间小屋里，悬挂的差不多都是欧洲以及丹麦著名诗人的肖像。花园里鲜花盛开，瑰丽似锦。他们还从林间或草地带回喜爱的野生植物种在花园里。我们在湖上泛舟，竖琴固定在船桅上。英格曼讲故事十分鲜活生动，一切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好像都是真的。我发觉在他和他的妻子身上，有一种自然、迷人的个性魅力把我吸引住了。我非常喜爱他们，我们的友情也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日俱增。在随后的许多个夏天，我作为受他们欢迎的客人，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好几个礼拜。我觉得，有些人，你会因与他相伴而使自己变得更好。苦涩的回忆已烟消云散，事实上，是这个魅力四射的家庭，让我感到全世界都沐浴在了温暖明媚的阳光下。

“索罗贵族学院”有几个写诗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也写诗，便与我以文会友。帕蒂特是他们中的一个。也许说的不准确，但我还是想以世上最善良的心愿说，因为那时德国已再版了我的几本书，他就为我写了本想像奇妙的传记。他在书里描述我父母的家，令人想起我《丑小鸭》里那简陋的茅草屋。我妈妈被赋予了玛利亚的性格，我在黄昏的日光里围着她快乐地跳舞。像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而且，他并非没有天赋，他为人热情，有一颗高贵的心灵。生活带给了他沉重的负担，现在他已过世，他可爱的灵魂安详地长眠于九泉之下。

从索罗来的另一个诗人叫卡尔·博格，他是我那个时代丹麦文学里最为优秀、最有天赋才华的诗人之一，常常受到严厉而不公正的评价。他的诗歌充满了鲜活的生机和创造力，他的小说《我哥哥生活的故事》可谓一部天才之作，却遭到《文学月评》非常严厉的一边倒的抨击。我知道这样的批评会给作者留下痛楚的印记。这两位跟我迥然不同，出身门第没得挑，为人果敢、坚毅，未来也有保证。而我只是个性情懦弱的孩子，在我们三人中篷长得倒是最瘦高，也最难看。这样，对于我，索罗安静孤寂的林间就变成了诗歌和友谊之家。

司科耶尔斯克要公开处决三个人这件事，在全镇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一个有钱的农场主的女儿，因父亲反对她的婚事，撺掇情人谋杀了父亲。而农场的仆人跟此案也有牵连，他一直惦记着要娶农场主的遗孀。每个人都想去看这次行刑，那天简直就像过节一样。校长给高年级放假一天，让我们都去看，大概他觉得见识这样的场面对我们会有好处。

我们坐着敞篷马车赶了一夜路，旭日东升时，刚好到司科耶尔斯克城外。犯人被赶上行刑台时的那一幕场景，给我留下了可怕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脸色惨白的女孩把头斜倚在情人的胸前；农场的那个仆人坐在他们身后，脸色灰白，垂着一缕黑发。他眯着眼，对几个冲他喊“再见”的熟人点了点头。他们上了绞刑架，就站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和牧师一起唱赞美歌，女孩的声音最高。我的双腿已快撑不住了，这几分钟对我来说比真正行刑的那一刻还要可怕。我还看到一个可怜的病人，迷信的父母为治好他的中风，让他喝下一碗死刑犯的血，然后带着他一路疯跑狂奔，直到他跌倒在地。一个打零工的诗人在兜售他的《丧歌》，歌词其实该由犯人自己唱出来，不过，给这丧歌配上《我一个陌生人来到这地方》的调子，听起来很别扭。

整个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它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不断纠缠着我，不论过多长时间都挥之不去。即便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它还时常进入我的白日梦，那浮现出来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晰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