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六(12)

随着我们继续北上，离阿尔卑斯山，离家也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随之越来越沉重。和我同行的是位来自爱丁堡的苏格兰青年，叫詹姆森。他看到眼前的蒂罗尔山区，使他不禁想起了家乡的高原地区。他想家了，思乡泪在眼里打转。我不知道想家什么滋味，只想这是一杯我不得不一饮而尽的苦酒，我要面对的是太多的艰辛与磨难。另外，我感觉确定无疑的是，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我现在就要离开的这片美丽的土地了。我的《再见，意大利》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

再见，意大利

在意大利，它的土地和空气充满了天国的光彩，美丽的孩子在石松下与我相见，山的胸膛喷出火焰，古老的城市重新复活。

在意大利，有穿着大理石长袍的高贵神灵，每一缕呼吸的空气里都弥漫着音乐和花香，像油一样蔚蓝的大海广袤无垠，山峦在阳光下闪着七彩光芒。

在意大利，一切都如诗如画，随处可见上帝之爱的创造；农家的院落周围，环绕着月桂树和巨大的仙人掌，丰收的葡萄压弯了葡萄架。

在意大利，我有了成熟的思想，却还拥有一颗童心。我认识了自然和艺术。再见，你色彩斑斓的土地。——我的美梦结束了。

现在，阿尔卑斯山已被甩在身后，广阔的巴伐利亚高原展现在眼前。五月的最后一天，我到了慕尼黑。

我在一位值得尊敬的做梳子的匠人家提供的一间屋里寄宿。我在那儿没有熟人，但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几乎是刚一到慕尼黑，我就在街上遇见了一位老乡。他叫伯奇，他妻子是著名的作家兼演员夏洛蒂·伯奇·普费菲尔。当时她是苏黎世斯塔德剧院的经理，所以我还不认识她。伯奇我以前在西伯尼家常见。他了解我，对我很照顾，也很友善。我们经常见面，聊起来开诚布公。当时哲学家谢林也住在慕尼黑。没有介绍信，也没有人引见，干脆自己登门拜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他的家，这位老绅士热诚接待了我，跟我谈论了好长时间的意大利。我的德语不灵，时不时就会冒出一句丹麦话，他倒正好对此有兴趣。他说，他当然能听出我话里的丹麦语，那对他很陌生，可他觉得丹麦语与德语特别相似。他还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家里人，他跟我谈话时的语气热诚得可爱。几年以后，我在德国已名声不小，我们像老朋友似的又在柏林见面了。他还在我的纪念册里留了言。

在慕尼黑期间，我开始发现它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给人一种家的亲近感。但离我回真正的家哥本哈根的日子可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手头宽裕，我真想在慕尼黑再多呆些日子，因为我一旦回到家住下来，就不得不忍受那无休止的聒噪。我收到来信说，我已经完全不被认为是一个诗人。摩尔巴赫在《文学月评》专门就此撰文公开发表意见。我的诗集出版时，我并不在国内，而且，这些诗以前单独分别发表时颇获好评。可这一次，连《一年的十二个月》都成了我江郎才尽的证据。是一位到慕尼黑来旅行的朋友把评论带给我看的。这当然是件好事，我可得好好拜读一下。

他的评论题为《当下的丹麦诗人》，论及到我和其他几位年轻诗人汉森、霍斯特、克里斯蒂安·温塞尔和帕鲁丹·缪勒。我就像一棵杂草，被从这些生机盎然的植物中给拔除、扔掉了。对我的《一年的十二个月》，有位评论家惊呼“把这种一点不讲究形式，也不成熟的货色，称其为诗和艺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它“只是把人们很快就会看烦了的顺口溜弄成了一锅粥”。“废话连篇”，“缺乏理性”，“这种陈词滥调叫人难以卒读”。他提到在《死国的来信》中说过我应该接受“教育”时强调说，已经表明，这对我的抒情诗写作来说将是一次灵魂毁灭。他又说，我应对自己的诗只被“几个相熟的朋友接受”感到沮丧。另外，他没想到我说到诗时居然敢用“幽默”这个词，因为在他眼里，“幽默这个词是用来表达人的自然感觉，通常不能用在诗的美学题材上。”他最后给我提出的忠告是：“从今往后，多学习，少涂鸦。”

他接着论及了其他几位诗人。他从汉森的诗里“看到某种智慧的幽默”。他举了些例子来说明，他“无疑是一个显示出天赋才华的诗人”。

霍斯特的诗“给人一种更为严肃的感觉。他的诗歌写作，至少在外在形式上努力打磨、推敲，在青年艺术家里是值得称道的”。

摩尔巴赫稍后谈到的“一位有教养的、真正沉思的抒情诗人”，他指的是克里斯蒂安·温塞尔。但在诗中洋溢出饱满激情的诗人是帕鲁丹·缪勒。他以《舞者》举例说，他首先为自己长期以来过于冷静感到抱歉，“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就被深深打动了。它似乎轻而易举地就给我平添了一双想像的翅膀，带我飞到遥远的天际。从丹麦的海岸吹来阵阵生气勃勃的海风，南方的鲜花，伴着山毛榉树林徐徐吹拂的清新晨风，送来缕缕馨香。听着我如此耳熟、由诗歌王国里传来的音调，突然魔幻般地沁入心脾，使我的灵魂得到净化。读他的诗就像听春夏的鸣禽啼啭，带着点忧郁，带着点伤感；有时好像是听林间打着呼哨的秋风掠过掉光了树叶的树梢儿，很快，又听到发怒的大海压抑的咆哮。这是狂笑的暴风雨，是巨浪挥舞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