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十(6)

在国外，我还收到很多类似的信息。我现在讲一件十分特别的事：在萨克森州，有一户家境富有、思想高尚的人家，女主人在读了我的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以后表示，这书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她因此允诺，在她有生之年，要是遇到一个极具音乐天赋的穷孩子，她将不惜财力让他成材。克拉拉·舒曼的父亲、音乐家维克听她这么说完，不一会儿就给她领来一个，不，是两个穷孩子。他们是一对儿兄弟。他说他们都是极有音乐天赋才华的，让她兑现诺言。她和丈夫商量以后，果然实践了诺言。兄弟俩住到她家里来，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被送进音乐管理委员会。弟弟为我演奏时，我见他脸上带着幸福、快乐的表情。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在德国某一个大城市剧院的管弦乐队。也许有人会说，无论我的书是否存在，那位夫人是否读过，像这样的孩子遇到这样善良的夫人，这样的事就会发生。但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与我的书有关联也毕竟是事实，我为此感到高兴。

从巴黎回丹麦，我是顺着莱茵河往下走的。我知道诗人弗莱里格雷斯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镇，他刚刚获得普鲁士国王颁发的一笔津贴。他有绘画的本事，能为自己的诗配画，这点很吸引我，我希望有机会跟他当面聊聊。我在莱茵河边的几个小镇四处打听他的住处，有人指着圣戈尔的一所房子，说我可以在那儿找到他。我进了屋，见他正伏案写作。无故被一个陌生人打扰，他似乎感到不快。我没作自我介绍，只说我不能途经圣戈尔而不来向弗莱里格雷斯表达敬意。“你真是太好了，”他冷冰冰地说，然后问我是谁。我说：“查密索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一听，大喜过望，激动地跳了起来，“安徒生！一定是你。”他使劲儿勾住我的脖子，拥抱了我，诚实的眼睛里透出兴奋的神采。他问我：“你会留下来在这儿住几天吗？”我说我只能呆两个小时，因为我的另一个同乡伙伴还要急着赶路。“你在圣戈尔有很多朋友，因为最近我刚向很多人朗读了你的《奥·特》。至少这儿就有一个，你得见见我的夫人。当然，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结婚还有你一半功劳呢。”他接着告诉我，是我的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促成他们两个鸿雁往来，最后喜结良缘。他把夫人叫出来，介绍了我是谁。真是一见如故。临走时，他拿出一份手稿。“这次见面前，我就为你写好了这首诗。本想寄给你，听说你出门旅游，就搁下了。现在给你。”我接过这首写在一张纸上的诗。

那天晚上，我是在波恩过的。第二天，我去拜访年事已高的莫里茨·阿尔恩特。他后来变得对我们丹麦人很仇视。但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个诗人，创作了优美而富有震撼力的歌曲《这就是德意志》。

这位身材魁梧、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老人，跟我说起了瑞典语。当年，他是为躲避拿破仑的迫害逃到瑞典，学会了瑞典话。这位身上还带着一股年轻人朝气的老人，对我并非一无所知。反而因为我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倒使他对我凭添了几分兴趣。我们谈话时，有个陌生人不请自来。他们都没听清他叫什么名字。他年轻英俊，脸型好看，皮肤晒得黝黑。他安静地在屋里坐着，直到阿尔恩特要送我走，他才站起来。这下老人兴奋得叫起来，“艾玛努埃尔·格贝尔。”

就是他，来自吕贝克的年轻诗人，他那些生动鲜活的歌曲一时唱遍德国大地。像弗莱里格雷斯一样，他最近也获得了普鲁士国王颁发的津贴。格贝尔正打算到圣戈尔去看弗莱里格雷斯，并在那儿住上几个月。碰巧遇上一位新诗人，我就不急着走了。格贝尔英俊潇洒、魁梧健壮、生气勃勃，与这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的老人站在一起，让我看到了古老和年轻的诗歌，但它们又是一样地充满青春的活力。老人从地窖里取出莱茵河葡萄酒，里边还漂着碧绿的香车叶草，这就是我们的“五月节美酒”。为纪念五月节，也为赞美春天，这位吟游老诗人给我写了首诗，让我在路上带着。

曾有位英国作家说我是个“幸运儿”，我也必须得充满感激地承认，我这一生的所有幸福都是幸运得到的。我幸运地见到并结识了同时代那么多最高贵、完美的人。当我讲述这些的时候，同我在前面讲述我所经历的贫苦、屈辱和压制一样，都是带着感恩的心情。会有人把我在这儿谈的喜悦和荣誉，说成是虚荣的自我炫耀。但我要告诉他们，他们这么说是多么荒谬啊。

我所谈到的所有这些认可和荣誉全都来自国外，也许丹麦人会问，我在国外是否从来就没受过攻击。实话实说，“没有。”我在国外从没有听说有人真正攻击过我，国内也没人跟我说过有这样的事，那攻击何来？倒是有一个例外，它源于丹麦，发生在德国，而当时我在巴黎。当时有个叫波阿斯的德国人正在斯堪的纳维亚旅行，他为此写了本书，捎带谈到了对丹麦文学的看法。丹麦的报纸把他涉及到我的那段登了出来，意思是说我不论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人，都很糟糕。有几个丹麦作家，其中有克里斯蒂安·温塞尔出于好心，对此提出抱怨。波阿斯的笔触全落在描写发生在哥本哈根的日常生活琐事上。他的书在这里引起了关注，可是没有人承认向他提供过什么信息。确实，拿诗人霍斯特来说，书里说波阿斯和他一起到瑞典旅行，还在他哥本哈根的家里得到接待。而霍斯特就此在《祖国》发表声明说，他和波阿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倒听说，这个年轻人在哥本哈根时，在某个小集团的一些年轻人身上花了不少时间，跑到他们家里。他书中写的丹麦诗人的情况，全是从他们轻浮的神聊中听来的。不过，书里有些内容也确实是事实，比如他说，即使不是所有的丹麦人，至少丹麦的公众是取笑我的。而且，在很多情形下，人们对我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人，都很冷淡和生硬。但具有典型意味的是，波阿斯所说引起了我在国外的第一个同乡的注意。另一方面，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蒂克根本不把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人们对我的坏印象放眼里。我确信，我在德国拥有很多读者，他们对我的印象都非常好，丝毫不受波阿斯这份哥本哈根报告的影响。我想说，如果波阿斯是在一年以后来的哥本哈根，人们对我的评价已经完全变了。仅仅一年工夫，就在第二年，局势完全对我改变了。我的《新童话集》出版了，我终于在丹麦本土赢得了肯定和好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自此以后，我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我开始逐渐赢得我所应得到的所有的认可、赞扬和喜爱，或许得到的比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