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的磨练(2)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了这所学校。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朱可夫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他的嗓子很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些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也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为人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感谢他引导自己热爱读书。

通过读书，朱可夫懂得很多道理，他说话也渐渐在家中有了份量。玛莎学习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了。父母亲也和中国许多父母一样，认为女孩无才便是德，于是决定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中做家务活。玛莎伤心地哭了。朱可夫替姐姐申辩说，她之所以留级，就是让她留在家里干活太多了，他还旁征博引说，别人家的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以此为理由把女儿拴在家，都支持女儿学下去。父母最终被说服，同意玛莎继续上学。玛莎对弟弟很感激，朱可夫也有了一种长大了的感觉。

朱可夫不仅从课堂学习，而且从社会这个大课堂汲取丰富的营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大舞台上，朱可夫总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而且他的花花点子，总是出人意料，这与他丰富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村子里有一个茶馆，是一个财主开的。村民们，特别是年轻人都爱到茶馆喝茶。借此机会，说说新闻，打打扑克，高兴了还可以喝上两盅。在朱可夫的央求下，父亲常带他去那里喝茶。这是朱可夫最高兴的时候。他坐在大人们当中，听他们谈论关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各种趣闻，听乡村"政治家"们谈论各种政治主张和"小道消息"。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独裁制度作斗争。从他们和在城里打工的乡亲们口中，朱可夫和村民们得知莫斯科发生了政治大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得知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那时，朱可夫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这对朱可夫幼小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朱可夫后来所说，"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

父亲对朱可夫的成长起过重要的作用。康斯坦丁是个敢于斗争的人。乌斯季尼娅有时劝他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会被宪兵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但康斯坦丁说，"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1906年，康斯坦丁由于参加罢工，被警察驱逐出莫斯科。回到乡下后，他继续当皮匠。由于康斯坦丁常到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打工，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村里人都很尊重他，遇事都愿找他拿个主意；村里的大小集会，最后也都是由他来拍板定音。这种"领头羊"的位置，使他形成了一种富有主见但过于固执的个性。朱可夫在这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了父亲的遗传。康斯坦丁很喜欢朱可夫，儿子也很喜欢父亲，但两人固执的性格，也难免会"撞车"。有时，朱可夫有了过错，父亲就用皮带吓唬他，但朱可夫十分固执，任父亲怎么打，也决不求饶。但朱可夫不是"一头撞到南墙上"的孩子，还是很讲策略的。有一次，朱可夫挨了打，便从家里跑了，在一片大麻地躲了三天三夜。他和玛莎讲好，由玛莎给他送饭，不告诉任何人。结果，家里人四处寻找，总是不见踪影，十分焦急。后来，朱可夫回到家时，父亲特意表示，他以后不再打儿子了。

朱可夫是个爱动的孩子。一有空，就把自己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冬天，没有家务事的时候，他常去捉鱼，有时还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上滑雪。不过，朱可夫最喜欢的是打猎。茶馆有个跛脚的跑堂，人称瘸子普罗什卡，他腿虽然瘸，却十分喜欢打猎。普罗什卡常带朱可夫去打猎，当地野鸡、野兔特别多，普罗什卡又百发百中，每次总是满载而归。引出猎物，击中猎物，收获猎物这一系列"战斗"过程，使朱可夫如痴如醉。60年后，朱可夫说："我至今还非常喜欢打猎，这可能与普罗什卡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1906年，朱可夫小学毕业。他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都很高兴。母亲专门为他做了一件新衬衣，父亲亲手为他制作了一双新皮鞋。尽管朱可夫成绩是优秀的，但由于家里经济拮据，无法再读下去，然而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旺盛了。也许正是这种尝到知识的甜头却又无法享有的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促使他像一块大海绵一样，贪婪地汲取各种精神营养，为自己成为一代名将而积累了一座知识宝库。

小学毕业标志着朱可夫童年的结束。父亲在给他穿上自己亲手做的皮鞋时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到莫斯科学手艺了。为此，朱可夫有些紧张。将来会是什么样呢?

20世纪初的俄国，国内经济急剧下降，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特别是广大农民，在富农的压榨下，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为了寻找一线生机，农民经常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城里学点手艺，朱可夫的父母也有同样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