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林:我的三联生活(2)
后经协商,为了防止马达过响,必须用棉被包裹,为了减少马达与地面的共震,必须有人抱着。因为我要设计,这些事全由太太承担,那一夜我工作了七个小时,也见到了世界上最难看的睡觉的样子,有人居然能抱着一台隆隆作响的马达站着睡着了。
封面设计稿出来了,第二天的编前会如同联欢会,众人品头论足。很多人都自称是艺术鉴赏家,但从来就不给个明确指示:"再雅点就好了","再市场点就好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做了近三十个方案,以至每次编前会后看看封面方案成了习惯。
直到有一天,当我看到身边抱马达的那个人面色青灰,几如清东陵吞金灌银的宫女一般时,才想起应该学会爱惜"私有财产"。好在是"水军旱地操练",谁也没计较。
陶泰忠可能因好久没看到新封面了,总觉缺点什么,有一天他又踱到我跟前问,还需要点什么?我当即一身冷汗。
现在喷笔还在我家,我想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公产,找机会还得给抱回去。
我的三联生活四
"钱钢时代"有一种非常的欢乐,当时媒体各路名角的登场让这个舞台变得华丽无比。
胡舒立永远处于极地状态,和她工作一天所聆听的"教诲"要超过一个儿童十年的教育期,在她面前我庆幸自己天生口吃,听就是了。她的观点和语言犀利得足以断头,她永远要重新诠释这个世界。她的几本新著都是我给做的封面,设计前她要求我必须先阅读书稿校样,所以对她的"教诲"我总比别人早半月,差一点成了她的"入室弟子"。后来听说她被一家外刊评为"亚洲最狠毒的女人"时,万分惊讶,不是为胡舒立而是为编辑的好眼力。然而,另一个胡舒立却是很少有人见到,一件顺心的事或者一碗好吃的面都能让她的笑容里充满了童趣。
杨浪极具亲和力,同时唱得一口好歌,每每卡拉OK我总喜欢尾随其后,在他的专业级歌声下哼哼唧唧一阵,然后共同迎接雷雨般的掌声。天长日久杨浪看出了我这种狐假虎威的乐趣,只要他上台准要招呼上我,有人说我在台上比杨浪投入多得多,以至后来竟让我有了错觉,一次独自冲上台去,开口刚两句就被满场唏嘘哄了下来,让我郁闷的是这首歌我和杨浪合作过几百遍,每次都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几回返场,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实施进军歌坛的计划了。
毕熙东是一位体育评论家,八十年代他在《中国青年报》为我开辟的漫画专栏,连推带搡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们又一起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一次编前会后,他送给我一条小黑狗,从此我便有了繁重的家务事,我经常牵着这只小串秧在街头寒风中瑟瑟,我给小狗取名叫"查理",因为小狗东家说它的出身是英国贵族。后来没想到"查理"竟成了我和王朔《狗眼看世界》书中的主角。说来也奇怪,毕熙东几个漫不经心的动作,竟都成了我人生的历史拐弯处。
杨迎明是个有才气的写家,每天都会在编前会上抖出各种包袱,鸡零狗碎的事一过他的嘴,立马变成亦哭亦笑的黑色幽默。他说话前先憨憨一笑,然后一脸诚恳地将天下大事弄成一地鸡毛。后来,当我听说他曾在大庭广众下把一个不大正经的领导大回环似地摔了个360度大背胯之后,再仔细端详了一下他憨厚的眉眼,果真有股刚烈的豪气。
我的三联生活五
最终我还是被世俗大潮给卷跑了。
我的离职的谈话是在钱钢家进行的,事先我找了一千条理由,钱钢一直静静地在听,其实他早已明白。现在重看一遍回放,发现我的离去极不合时宜,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矛盾已显现,钱钢处于矛盾中心,他需要有人帮助,他需要有人帮助固守核心地带,有时多一滴润滑剂你便可以滚动起一个世界。
后来矛盾激化了,钱钢终于没能等来《三联生活周刊》的正式出版。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钢是在华侨大厦一次派对上,派对内容忘记了,只记得唐师曾在我身边说了很多军事话题。那时钱钢已不再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了,只是听说他要去南方工作,派对中他对我只字不提《三联生活周刊》。派对结束后,我和钱钢一起下楼,屋外有点细雨,快分手时我说,《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出版了。他说:"是吗?"边说边四处张望。当我还要说话时,他便大声地向我告别,然后朝车站走去。
其实我想告诉他的并不是这个,这仅仅是我"辈差困惑"的起始句。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有些后悔。
后来发现应该极其后悔,那次告别后我们再也没见面,想一想也有十年了。
人生下来就是花眼,许多的事情离近了往往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