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选择与家庭变迁

在这一讲所要讨论的众多主题中，一个基本的主题是现代美国家庭正经历一个深远且迅速的变迁。这不是简单地由于一些团体密谋想要摧毁美国社会，也不单是由电视、道德的衰退或是学校影响力的弱化所造成的。另外，这种变化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家庭重要性的丧失。真正的变化是趋向去机构化（趋向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做出选择的这样一个社会）而不是趋向家庭本身的一种终结。人们决定他们生活中所要做的事情——在婚姻之前和之中——而不是去做社会所要求他们做的事情。现在正有一种逐步增加的选择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去迁就一条规则。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

婚姻现在必须和多种选择竞争，比如说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些以获得更高的学历，花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职业，未婚同居，或者未婚生育孩子。在众多中产阶级的年轻成年人中，这种竞争越来越多地是由单一的标准所决定：自我实现。基于这个标准，婚姻并不是总有胜利者。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想要结婚，但是对结婚的需求已经减少了。多数人想要孩子，但是他们同时也十分看重花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和金钱。还有很多人对婚姻非常矛盾，会被婚姻的承诺和约束之中的亲密感与谨慎的保证所拖累。

（Cherlin,1997,8）

堕胎、同性恋、离婚和未婚同居这些都影响着选择，并随着其关注点在个体上而成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没有一个是完全自由的选择，这是因为总有强迫力来限制选择，但社会也在逐步为人们创造更广泛的合法性选择——让个体更容易做出选择。我们现在正逐步远离传统和社区势力，对家庭更少的承诺可以成为家庭本身结束的一个标志，这种标志也可以是对其他人一致性期待的降低。个人主义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联系着工业城市社会，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改变，改变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

对于很多批评家而言，这些趋势对个体和社会都是有害的。毫无疑问，这些变化意味着新的心理压力和疾病，另外也许会带来社区的衰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趋势会引起自私和享乐主义的增加；对于社会，它们则会带来法律和规范的作用减弱。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种趋势也意味着个体更多的自由，对其一生可以有更多的主宰权，对如何生活有更多的选择。这也同时意味着对于妇女和孩子有更多的权力，有更多的机会来离开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这种家庭的变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会带来多种幸福。家庭变迁是因为社会变迁，反过来家庭的变迁也会带来社会的变迁。我们这一代对性、家庭、婚姻以及孩子的想法是独特的；我们的孩子则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不会和我们一样，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如同我们不知道先于我们的前辈是如何处理的一样。没有人可以在总结家庭变迁方面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上面做得比阿琳和杰罗姆·什科尔尼克更好：

在20世纪末，我们所处的世界会和20世纪初甚至中叶都有很大的区别。家庭正努力适应新的现实。但是有关家庭历史的知识揭示了这些当代问题的解决方法不会在一些遗失的黄金时代里被找到。家庭总是在和外部环境与内部冲突进行斗争。我们现今家庭的困难，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所面临的大部分烦恼问题都会随着现代化的利益而展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很少有人会想着去放弃——举例来说，长时间的、健康的生活，以及选择养多少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对于过去，没有什么老龄化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活到年老，他们在年老前就去世了。青春期也不会是个困难的时期，因为那时的孩子们都已经工作了，教育是富裕阶层的特权，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由“遗传”所造成的，而不是选择。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只有贵族才会为性满足和自我实现而操心。

总体来说，怀旧没有什么意义。家庭渴求的黄金年代一去不复返，甚至都不会有一些过去的行为和信仰的模型可以确保我们能生活得和谐与稳定，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去改变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