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各得其所（8）

封建社会的稳定主要依赖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层。德川幕府将这两个阶层永远固定下来。早在德川家康夺得天下前，伟大的军事将领丰臣秀吉就颁布了著名的“刀狩令”如果一个武士家庭中有好几个继承人都来分享这么一点俸禄，生活就更没着落了。于是，武士只能选择限制家庭规模。最让他们眼红心酸的莫过于夸耀财富和注重外在打扮了。因此他们搬出这样一个信条：尚俭是最高德操。

武士与农、工、商等其他三个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后者是平民，而武士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品，它更是武士特权和地位的象征。他们可以对平民使用佩刀。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德川家康夺得天下以前。德川家康的法令中这样写道：“平民如果对武士无礼、以下犯上，可当场斩首。”这其实只是将习惯从法律上确立下来而已。他压根儿没想过要沟通平民和武士这两个阶层，不但如此，他的所有政策甚至都是建立在这两个阶层彼此分离的前提下的。平民阶层和武士阶层同归大名管辖，而大名又直接对将军负责。这两个阶层处在不同的梯度上，相互之间只存在自上而下的法令、规章、统治和义务。两个阶梯之间不能自由来往。有时出于现实考虑得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并不是这一体系性质本身所规定的。

德川时代的武士并不是只会摆弄摆弄兵器的粗人。他们逐渐成为大名财务的管理人，并且有诸如能乐、茶道等各种风雅情趣。所有文书都出自他们之手，大名的计划也有赖于他们灵活的周旋。两百年的和平岁月很长，而动兵器的机会又少得可怜。就像商人顶着严酷的禁令发展自己的都市文化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也随时准备着赴汤蹈火，另一方面也培养起高雅情趣。

至于农民，法律上并没有明确保证他们可以免受武士的侮辱、沉重的赋税以及各种各样的限制，但还是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安全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而拥有土地在日本即意味着有声望。德川时代禁止土地转让。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规定是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的，而日本与之不同，它是用来保障耕种土地的人的利益的。农民拥有非常宝贵的永久土地使用权，他耕种土地就像今天他的后代辛勤耕种稻田一样。然而，他终究只是支撑起整个上层寄生阶层的阿特拉斯。这个寄生阶层有大约两百万人，包括将军的幕府、大名的行政机构以及武士的俸禄。他们交的是实物税，将自己收获中的一定比例上缴给大名。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罗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百分之四十，实际情况往往还要更多，在有些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还有经常性的徭役和强制劳动。农民也像武士一样限制家庭的规模。因此，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停滞不前。在一个和平国家中，人口增长率竟如此缓慢，由此也可以窥见其统治状况的严酷。国家机器对无论是寄生阶层还是生产阶层都厉行斯巴达式地管理，但下属与上级之间又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信赖关系。人们很清楚自己的义务、权利、地位。如果有人损害自己的这些东西，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有权提出抗议。

即使是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农民，也可以起来反抗封建领主甚至幕府。这种农民起义在整个德川幕府统治的两百六十年间发生了上千次。这些农民起义的原因并不是“四公六民”（四层归公家，六层归自己）的赋税传统，而是额外的征税。他们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蜂拥至领主处，但请愿和裁决却是非常有秩序地进行的。农民写好控诉征税不公的状纸，递交给大名的管家。如果管家扣押了状纸，或是领主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去江户直接呈递给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街上拦截担任幕府要职的达官贵人的轿子，以期状纸能顺利呈递给将军本人。农民会因此承担极大的风险，但幕府接到状纸就会立即受理，而判决结果有一半都有利于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