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3）

因此，到了1944年6月，解答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种种疑问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必须给出独到的见解，不管这些见解将用于军事还是用于外交，也不管它们将为最高决策服务还是会为日军前线的宣传工作服务。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所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局的动机和意图，不仅是日本悠久的历史，也不仅是经济或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我们所要了解的是，日本政府能从它的国民中获得怎样的支持。我们必须弄清楚日本人的理智和感情的习惯，以及形成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还必须弄清楚支撑这些行动和意志的内在制约。我们不能直接套用美国人行动的前提条件，应尽量回避做出这样轻率的结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做，日本人又会怎么做。

这项任务非常艰巨。美国和日本正处于战争状态。要把一切过错推给敌国很容易，但要弄清楚敌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这项任务又不得不去做。问题的重点是日本人将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不是我们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作“积极要素”或有用资料，而不是当作“负面要素”或不利条件。我还得从文化的角度而非从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参与战争的行为方式。和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凸显出他们的民族特色。他们在战争中采取了怎样的行为方式、以怎样的思维模式看待战争？他们的领导人煽动国民的战争激情、消弭国民的不安情绪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我们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能窥察出哪些他们自恃拥有的有效力量？我不能放过战争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期从中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日本人的民族性。

然而我的工作受制于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这就意味着我将不能利用文化人类学家赖以生存的实地考察这一研究方法。我不能去日本，不能在日本人的普通家庭中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判断出哪些具有关键意义，而哪些不具有。我不能亲眼目睹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不能观察他们如何教育下一代。约翰·恩布利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著作，非常有价值。但很遗憾，该书没有涉及我们在1944年所面对的关于日本的种种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是相信我还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有利条件。至少我可以与对象国民直接接触，满足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我国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许多生活中的具体经历，发现他们作判断时的思维模式，通过他们的叙述来消除我们知识结构中的盲点。我相信这类知识对一个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要的。当时，进行日本学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依靠的是书籍文献，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的分析，以及日本方面的书面宣传和口头宣传来总结出规律。我却相信，他们所寻找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内在逻辑和价值体系中。因此，我认为对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进行研究将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不看书，不去求证于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我从有关日本的汗牛充栋的文献以及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观察细致的西方人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而这些帮助是研究生活在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奢望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文字表述自己。而西方人的表述又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他们的过去无从知道。实地考察的学者们必须发扬筚路蓝缕的精神去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以及宗教生活中的信仰对象等。我在研究日本时却有很多先行研究可资利用。在充满猎奇趣味的文献中到处都是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西方人详细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经历，而日本人自己也作了很多生动的自我描述。日本人和其他东方民族不同的一点是，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描述的**，既描述私人生活片段，也描述海外扩张计划，其坦率程度让人惊讶。当然他们也是有所保留的，没有一个民族会和盘托出自己的全部内心。日本人在描述他们自己时会略去很多重要的事实，因为这些就像空气一样渗入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普通到了平时察觉不到的地步，就像美国人描述美国时一样。总而言之，日本民族是一个喜欢暴露自我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