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巅峰状态的回归（9）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内战也是围绕着大与小的问题在转。奴隶制——美国历史上最独特，最恶劣的社会毒瘤——确实是内战爆发的导火索，奴隶制的废除也标志着内战的结束，但是在内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在发生着作用。当时的美国南部地区，因为广泛推行奴隶制，所以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农耕社会。（我后面将会讲到这种稳定不代表其一定是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的恶劣行为；但实际上，稳定及农耕社会或许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生活状态。）南部社会的稳定局面意味着南部各州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全国性工程当中；各州的当权者们满足于通过奴隶的劳作来为自己创造财富，他们才不会去积极参与北部各州正在进行的新建国家的伟大运动。而且当时的北方各州也乐得于让南方地区保持他们的奴隶制体制。南北方的摩擦真正出现其实是由于建国运动不断西进，有人主张在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采取奴隶制社会体制，有的人认为这种行径很不道德，有的人认为那简直就是社会的倒退。许多人相信，只要把奴隶制限制在南部各州，那么它会自然而然的消亡，这一点在欧洲已经有了实证。但是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实际的威胁，因为按照法案的内容，这种“独特的体制”将被传播到更多的地方，为了抵制这种趋势，新兴的共和党——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领导的政党诞生了。这场关于堪萨斯州未来政治体制的争斗标志着约翰·布朗（JohnBrown）辉煌政治生涯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它把对奴隶制的争辩推到了风口浪尖。

于是内战爆发了。由于北方各州拥有先进的科技手段，较高的生产效率，严肃的组织纪律，以及发达的工业，所以他们在南方各州面前几乎是不可能战败的。除此之外，北方的胜利也强化了关于中央集权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而且是一种良善的存在的观念。爱国主义情结也前所未有的膨胀起来——星条旗成为了每次公众集会必不可少的标志。民族主义的情结也在同一时期发展到巅峰，“联盟”的呼声甚至高过了废奴运动的呼声。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亨利·J·雷蒙德（HenryJ.Raymond）的观点，中央集权政府的胜利对于日后向整个北美大陆的扩张，甚至向墨西哥的扩张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其他任何事情都被美国人抛诸脑后：“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如此一心一意只为谋求增长和力量而存在的国家。”正如一家波士顿的报社在战前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加利福尼亚州一直梦想建设一条通达太平洋海岸的铁路。南方各产棉州都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或拖延这条铁路的建设——但是其他所有各州都支持此项举措。”而实际上，即使是在内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条铁路的修建一直在向西延伸。1869年，也就是Appomattox受降仪式四年之后，人们在犹他州的PromontorySummit，象征最后一段接轨连通的金烟囱列车缓缓开动，标志着这个国家终于有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横贯铁路线。

这些进步并不是说建国运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好事。建国过程中的一些片段——比如说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可以算得上和奴隶制一样邪恶。我们砍伐掉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把世界上种群数量最多的北美野牛及多种鸟类都赶到了灭绝的边缘。建设铁路的大亨们其实大多数起家的时候都是骗子或者流氓，成百上千的移民劳工或许都死在了为他们修建铁路的过程当中，境遇不比奴隶们好得了多少。我所敬佩的人都十分鄙夷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力主张避税的亨利·大卫·梭罗（HenryDavidThoreau）说，“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就是无为而治的政府，”这听上去多像罗纳德·里根的理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