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角虚名身外事

蜗角虚名身外事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曾经有一只蜗牛，蜗牛虽小，却身负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在蜗牛的左触角上，叫触氏帝国；一个国家在蜗牛的右触角上，叫蛮氏帝国。两个国家在蜗牛身上经常为争夺土地而发生战争，战况十分惨烈，常常伏尸数万，胜利者追亡逐北达五日之久……

以人类的眼光和经验来看，蜗牛角上的“帝国争霸”是滑稽而可笑的。可是蜗角上两个国家可不这么看，他们肯定认为一毫米、一微米的空间都意义重大，每一场战役、每一次战斗都是关键的转折点。

“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人也很难跳出置身其中的繁华世界去发现它的局促和狭小。这正是庄子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一个人一旦参悟了庄子的“小大之辩”，明白了再辉煌的成就都不过是海市蜃楼，他就不会再汲汲于名利了。可人还有一个本能，就是为一切既存事实辩护，没人愿意主动戳破华丽的伪装，哪怕明知道它是虚假的。人们宁愿自欺欺人地随波逐流，也不会选择直面白森森的真相，除非受到某种刺激。

苏轼受到的刺激来自“乌台诗案”和其后的黄州之行，死里逃生之后，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以前只是当作哲学反思和诗词素材的老庄学说，此时成了剖破幻象、直抵生命核心的利刃。

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对他来说，读书、作文、应举、做官、进谏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生必修课。他人如此，苏轼亦如此。苏轼做得还比他人要好，他从不会反思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对头。直到以言获罪之后，他才第一次认真地重新考量以往的人生历程。

自觉不自觉地，苏轼产生了“改过自新”的想法。皇帝在把他贬到黄州的圣旨中本有要求：“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是让他体会皇恩的宽大，自新以报。但苏轼的自新与其说是为报皇恩，不如说是命运无常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在狱中，苏轼的魂魄都被吓得离窍而去，为了得到心灵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佛教。他在《安国寺记》中写道：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

他反省过去一切的“举意动作”皆不中道，未知今是已悟昨非。

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为了从气到习、由本至末彻底改过自新，苏轼决心皈依佛家，一洗前尘。他的修行是诚心的：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看样子，他真的在佛法中寻觅到了清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高僧证道也不过如此吧。

苏轼接受了命定论，所以说“事皆前定”，今生的挣扎幻想、营营役役全是徒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一种朴素的达观精神，不一定会导向犬儒般的消极待命。孔子就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知富贵不可求，故终生从其所好，传道授业、周游列国。苏轼知“事皆前定”，故决心趁闲身未老，放自己一些疏狂。诗酒趁年华，百年醉过，不过三万六千场。

细心读这首词，会发现其实苏轼并未“物我两忘，身心皆空”。在貌似达观知命的述怀中，始终潜流着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填词本身就落了窠臼，禅宗讲“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就是怕文字限制了佛性。苏轼诉诸文字难道不是因为“不平则鸣”吗？

若已看破红尘，又何必埋怨“忧愁风雨”的相妨？“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一个“幸”字露了底。清风皓月、云幕高张是幸，那必然还有苏轼尽力逃避的“不幸”。天工造化的美景只是被他当作避难所，在这里，他可以不理会世间俗务。但带着逃避的心来，就意味着他只是做短暂借居的打算，而没有做好安家的准备。

一直没有离开纷纷扰扰的尘世，即使在黄州，他也曾上书太守，力废本地的杀婴陋俗。眼睛不离闲山逸水，心中惦记的总是人间冷暖。

求解脱，难解脱。黄州鲜有亲朋，文酒之欢难得，幸有江南好风、美酒千钟，一曲《满庭芳》助兴，自吟、自斟、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