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办老实事，作老实人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独立自治权，象中东石油国家那样专门出口煤炭的话，山西人早就富甲中国了。现在山西之穷主要是中国**的责任，只让山西搞煤炭和煤炭关联的工业，而煤炭的价格又被压得极低，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民国时有在山西搞独立王国的阎锡山总督，毛**时代有国人皆知的“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总理，更有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一脸憨傻表情的华国锋主席。不过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碌、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现在的中国人好象用几块美元就能收买），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而岳飞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外，却没有什么凭证，谁知道岳飞打下江山后会不会谋反。但近代中国人净受外国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拔高成为“忠义爱国”的模范，其实关云长的“忠义爱国”精神应该比岳飞更可颂。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陈永贵、华国锋，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现在中国人说到“老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说起某某人“太老实”，那绝对不是什么赞美，而是“没用没出息”的同意语。介绍对象时，如果说到该人“老实”，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们哪有愿意嫁给老实人的。我们也不能当面说某个人“老实”，否则对方就要怒气上冲：“凭什么说我老实？”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明白“老实”才是办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效果。“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其它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买卖。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则下办起来的。这些公司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干“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骗行径，对顾客讲信誉，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吃亏。现在中国的商人往往喜欢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小聪明，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买卖终究无法做大。前些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铅条，向韩国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铁钉来增加重量，都是中国商人耍小聪明短视症的典型。近代的银行等金融机关兴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晋商也开始衰败。现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上了当也发觉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前些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出国后，感到外国人的老实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有人把美国人戏称为“大儿童”，而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心计十足的“小大人”。中国人虽然在耍小聪明、玩小诡计方面大大胜过洋人，整人、骗人、坑人的本事，绝对让洋人们自叹佛如。但在发明创造等大智能方面，中国人就相差太远了。中国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国人没把这句格言当回事，和外国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义。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团结。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出来了。所以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热心帮忙，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山西人打仗也颇为勇敢，抗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抵抗。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十分惨烈，士兵打完军官上，硬是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唯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还晚（1949年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阎锡山的部下劝阎锡山说：“长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还是走吧，只要长官在，将来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对阎锡山仍是极忠，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忠勇。华国锋时代提倡过“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晋商古训），但伶俐的小邓上台后，老实人就没市场了。现在中国是一个鼓励奸诈，老实人吃亏的社会，这样一来大家都向奸诈看齐，老实人也学得不老实了。在这股油滑狡诈的浪潮中，山西人还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实忠厚，的确让人担心。虽然山西深在内陆，但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说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为过。五千年中国看山西因为尧王立都平阳是在公元前4700年发生的事情，尧王在这里划分九州，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其次，尧王制定的法典――《尧典》也是在这里。而且，敬敷五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国文字纪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穑、神农氏教人种地，中国从此进入农耕时代……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山西境内，说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三晋大地。此后，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是太原人，他排在孔子、孟子之后；百代帝师司马光、写《史记》的司马迁历史上也是山西人，韩城在历史上归山西管。“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历朝历代的皇帝，不管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还是少年皇帝，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大抵一样，都来源于三部书――《论语》、《史记》、《资治通鉴》，从而导致中国政治一统、经济一体、文化一致。山西这方水土诞生了很多治散、治贪的著名宰相，像汉代著名的大宰相霍光，还有王王圭、温氏三兄弟、裴度，三国时期与貂蝉共享连环计的王允，宋代著名的宰相王溥。蒋介石曾说过“世界上最会理财的是爱尔兰人，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爱尔兰人”，国民党最有名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共产党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理财有一个特点“开源节流”，最大限度地增加税收渠道，最大限度地节省**的开支。山西人办事比较缜密，这可能与喝醋有关系，喝醋能软化血管，山西人从生下来那天起，每顿饭离不开醋，醋的作用就是把处在大漠边缘的山西人身上的刚烈之气、威猛之气给软化了，使山西人变得柔中带刚、绵里藏针，食品文化成就了山西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人评价说：如同性格刚烈的湖南人是南方的北人，而绵里藏针的山西人则是北方的南人，这两省人的性格的确有典型意义。山西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华夏名人出三晋，山西是一个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曾出过一本《中华名人大辞典》，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物是山西人。二是华夏文脉在三晋，山西诗人实际支撑了半部全唐诗，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维、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温庭筠都是晋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晋人。三是华夏财富汇三晋，从宋朝到清朝，晋商纵横中国一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山西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与纵横天下的晋商形成鲜明的对比。四是华夏人气看山西，看中华民族还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山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