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童年梦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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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虢家院子有一段时间选不出组长了，准确地说是没有人愿意出来当组里这个头。早年满狗和尚后头的生产队长已经换了不少，后来生产队叫做组了，组长竟然换得象走马灯似地。父亲是赋闲在家里，弄点自家房前屋后的事，也跟着捞点鱼虾。父亲说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当组长一年组里头还有点补助，村里的干部就更不用说了，过去哪有的事呀。过去的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可能是新社会唯一不拿工资的干部了吧，可是大家该当的还当，该干的都干着。可现在就没人来当这个组长了，你选他他还忙不迭地打拱手往你面前送。
一连几个晚上的群众大会，组长都没有选出来，看看象块料的人几乎都被选过了，但一旦有人开了个头，第一次选举流了产，后面的人选就跟着象躲瘟疫一样地躲着组长这顶帽子。后来有人提出干脆来个抓阄算了，抓到哪个哪个就是组长。想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一个组总得要有个牵头的。但村支书听说了就骂了人，说你们组的群众大会就给我开下去，直到选出了组长为止。支书同时还求过我父亲，请老支书出面给镇一镇，这样拖下去是不象话了。
父亲只好在群众大会上帮着做工作，有人还是主张“拣勾”（抓阄），说只有“拣勾”最公平，谁拣到了那一“勾”是谁的运气，就不准推脱了，岂不省事！好象组长是个税份儿，搞摊派似地。要不然干脆来个轮流值班也行，一人轮上一年。组长倒成了学校班级里的值日生了，可有人说现在有些组里就这么着的，也行。但父亲说还是选吧，以前提过名的照样可以再选，多次被选中的说明群众威信高，就不要辜负了群众的殷切期望。
谁知这一次人们竟然都选了我父亲，好象大家是经过了一番密谋似地。
母亲一时着了急，骂人没安好心。父亲也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会场一片鸦雀无声。
但父亲说，他就来当当这个组长！
母亲跟父亲就闹起了别扭，只道是好不容易从大队上退下来，过了些年安稳的日子，哪能又寻事干呢？你的年岁也大了，眼睛更不如从前，已经是半个瞎子了，老命也得要呀。再说一个老支书，现在来当个组长，象话吗？现在的村支书喊你老支书前老支书后的，该喊你组长啊，你去向年轻的支书早请示晚汇报啊？
父亲骂我母亲说她尽讲些古里八怪的东西，他说其实关键的问题是虢家是要个人来干干实事了，就干那么一年半载的也行吧，真要是吃不消了，也会有个结果的。
父亲在晚年就当了组长。
除了组长份内的事，上面安排的事，件件要落实以外，父亲带着大家维修虢家正堂屋（就是虢家祠堂），重建水潭的码头，修路，修水井……从前乡亲们对集体的热情，似乎又回来了。
去小镇的那条青石板路，背负过多少代多少人艰辛的脚步，早些年开始却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先是有人抄近路去镇子，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后来老路上的青石板续被人撬走，搬回家砌房前屋后的台阶去了。毕竟那条青石板路原来是经过邵家岭的，邵家岭集子不复存在了，人就有理由走捷径到镇子上。一条人们在改革开放后踩出来的近道小路搭上了南白公路，公路上再走得几百米就到了小镇。小路搭上南白公路之处，来往于白水镇与县城之间的客车就不约而同地在那里停车捡客，一个小停车点自然形成，旁边还长出了一个毛棚，有人在那里开了一个代销店。后来毛棚为钢筋水泥结构小楼房所取代，几年当中杂货销售的利润变魔法似地变出了人们眼里直勾勾的聚焦点。
好些年前也就在父亲的建议下，村里（就是以前的大队）决定集资修路，把新踩出来的那条小路扩成村级公路，毛马路不久就修成了，是新一代村干部的一大政绩。
但是毛马路早就到了该修修补补的时候了，最好是升级换代，修不成柏油路水泥路，至少也得填上石子、炭巴、窑灰什么的。看看那个路面，“高山峡谷”都有，一到雨天路中间就尽是水潭，可以养鱼了，别说过车子，就是人走在那里也几乎如蜀道。去白水镇的人要想骑个自行车，那一段路就得车骑人。
父亲当了组长，就把修路的事情提了出来。人们马上就说那可不光是我们一个组的事情吧，要修是得村里来修。这是理所当然，父亲就跟村干部商量，下个决心修一修那条路。父亲是把份内的事做到村上去了，但村干部也是有热情的，让老支书出注意。父亲说除了全村按人头出钱，出工抵钱以外，可以发动玉丘所有出门在外的人捐款，玉丘有在外面当干部的，有当工人的，有在外面打工捞了钱的。父亲知道他们缝年过节总要回老家，一直在抱怨家乡的泥水路难行，早就提过建议了。让他们出点钱，为家乡办点益事，还是他们也都受惠的事情，恐怕没有问题的。于是村干部们首先分别到各个组摸底，将每个组里出门在外的人的基本情况和通信地址或者电话号码统上来，然后村里统一向所有在外面的玉丘人发倡议书或者直接打电话联系，不久就筹到了一笔款子，喜煞了村干部。
工程很快上了马，每个组负责一段，父亲既管组里的，又帮着管村里的全盘指挥。乡亲们有热情，出得起力，都是自己脚底下的事情，哪个不投入？人一动起来，路就变了。这一次可以说是实现了一次升级换代，路被尽可能拉齐，铺平，还加了宽，全程铺上了碎石子，成了一条漂漂亮亮的碎石子马路。村级公路有这个档次可以说是不错了，父亲说以后有条件的话在此基础上直接铺上沥青，玉丘不就通了柏油马路了！
即使是组里一些事情，光有劳力也做不成事，做什么事都得要钱的，不象早年的开荒修路修水库，如今没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父亲就带头出钱，一交就是两百元。组里给组长一年补助三百元，父亲领到这笔“工资”后又将三百元钱一分不留全交了。大家见老支书这样想着集体的事情，也就主动出钱，大大超过了原先按人头摊派的数额。第二年起组长的补助增加到每年四百元，父亲留下一百元交给我母亲，其余三百元还是贡献给组里了。父亲当了四、五年的组长，差不多拿了两千多元钱给组里办事。另外，父亲自从从公社副业队回来以后，大队考虑到父亲多年来对玉丘的贡献，从大队积累资金里开支，给父亲每月20元钱的补助。父亲对这笔钱看得很重，也很骄傲，他说他这是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了，拿的是退休金，年薪为240元。到后来村干部的工资越来越高了，少的一年也能拿到个三、四千元，母亲听说了就跟父亲说是不是跟村里提提，也给你的什么退休金加上点呀。父亲却说算了吧，人家多点是要干事的，人家在位嘛。国家干部退休了好象也没能拿到个全额工资呢，村里能有这份心意就不错了的，人还是知足点好，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多了还难管，睡觉不塌实。母亲说你讲的都是过去的事了，听说国家干部现在退休后都拿全额工资的，国家给养到老。但母亲最终也没有能够说服父亲，父亲觉得很够意思了。其实即使父亲觉得也可以跟村里提个要求的话，他也未必能在后生子村干部那里开得了口。在母亲看来，父亲尽做些吃亏的事情，一生吃的亏怕有狮子岭一样高，跟水潭里的星眼一样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