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叶圣陶踏花归去马蹄香》（1）
第十五章《叶圣陶踏花归去马蹄香》（1）
没有秋虫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候满耳
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洪细疾徐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生活
乡镇上有一种“来扇馆”，就是茶馆，客人来了，才把炉子里的火扇旺，炖开了水冲茶，所以得了这个名称。每天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来扇馆”却名不副实了，急急忙忙扇炉子还嫌来不及应付，哪里有客来才扇那么清闲？原来这个时候，镇上称为某爷某爷的先生们睡得酣足了，醒了，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扣着衣扣，一手托着水烟袋，就光降到“来扇馆”里。泥土地上点缀着浓黄的痰，露筋的桌子上满缀着油腻和糕饼的细屑；苍蝇时飞时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的乌鸦；狭条板凳有的断了腿，有的裂了缝；两扇木板窗外射进一些光亮来。某爷某爷坐满了一屋子，他们觉得舒适极了，一口沸烫的茶使他们神清气爽，几管浓辣的水烟使他们精神百倍。于是一切声音开始散布开来：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打出了一张什么牌，就赢了两底；有的讲自己的食谱，西瓜鸡汤下面，茶腿丁煮粥，还讲怎么做鸡肉虾仁水饺；有的讲本镇新闻，哪家女儿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头儿娶了个十五岁的侍妾；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几位不开口的，他们在那里默听，微笑，吐痰，吸烟，支颐，遐想，指头轻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蒙的烟气弥漫一室，一切形一切声都像在云里雾里。午饭时候到了，他们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罢了饭依旧聚集在“来扇馆”里，直到晚上为止，一切和午前一样。岂止和午前一样，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样。
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城市里有一种茶社，比起“来扇馆”就像大辂之于椎轮了。
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红砖砌的墙柱，有红木的桌子，有藤制的几和椅子，有白铜的水烟袋，有洁白而且洒上花露水的热的公用手巾，有江西产的茶壶茶杯。到这里来的先生们当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闲，洪亮的语音表示上流人的声调，顾盼无禁的姿态表示绅士式的举止。他们的谈话和“来扇馆”里大不相同了。他们称他人不称“某老”就称“某翁”；报上的记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或表示多识，说明某事的因由，或好为推断，预测某事的转变；一个人偶然谈起了某一件事，这就是无穷的言语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决不可能牵连在一席谈里的，然而竟牵连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话常常可以在这里听到，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为而为”，某事的内幕是怎样怎样的；而赞誉某妓女称扬某厨司也占了谈话的一部分。他们或是三三两两同来，或是一个人独来；电灯亮了，坐客倦了，依旧三三两两同去，或是一个人独去。这都不足为奇。可怪的是明天来的还是这许多人；发出洪亮的语音，做出顾盼无禁的姿态还同昨天一样；称“某老”“某翁”，议论报上的记载，引长谈话之藤，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赞美食色之欲，也还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戏!岂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戏。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上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谁能计算他们的数目。车马的喧闹，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显出人们的混沌和微小。我们看蚂蚁纷纷往来，总不能相信他们是有思想的。马路上的行人和蚂蚁有什么分别呢？挺立的巡捕，挤满电车的乘客，忽然驰过的乘汽车者，急急忙忙横穿过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窗内货品的游客，鲜衣自炫的妇女，谁不是一个蚂蚁？我们看蚂蚁个个一样，马路上的过客又哪里有各自的个性？我们倘若审视一会儿，且将不辨谁是巡捕，谁是乘客，谁是老人，谁是游客，谁是妇女，只见无数同样的没有思想的动物散布在一条大道上罢了。游戏场里的游客，谁不露一点笑容？露笑容的就是游客，正如黑而小的身体像蜂的就是蚂蚁。但是笑声里面，我们辨得出哀叹的气息；喜愉的脸庞，我们可以窥见寒噤的颦蹙。
何以没有一天马路上会一个动物也没有？何以没有一天游戏场里会找不到一个笑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我们丢开优裕阶级欺人阶级来看，有许许多多人从红绒绳编着小发辫的孩子时代直到皮色如酱须发如银的暮年，老是耕着一块地皮，眼见地利确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过做了一柄锄头或者一张犁耙!雪样明耀的电灯光从高大的建筑里放射出来，机器的声响均匀而单调，许多撑着倦眼的人就在这里做那机器的帮手。那些是生产的利人的事业呀，但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一切事情用时行的话说总希望它“经济”，用普通的话说起来就是“值得”。倘若有一个人用一把几十位的大算盘，将种种阶级的生活结一个总数出来，大家一定要大跳起来狂呼“不值得”。觉悟到“不值得”的时候就好了。
1921年
诗的泉源
当“诗人”这两个音给我听到、“诗人”这两个字给我看见的时候，我总感觉不大自然，或者说于耳于目不大顺适。这或者是由于我的偏见。我以为“诗人”指的是一种特异的人，并且有把这种特异的人与一般大众区别开来的意思。人家或者说，“我们发出这两个音，写出这两个字，本意就是这样。”但是我感到不自然，不顺适。
人家又常说“作诗”或是“写诗”，一样地足以立刻引起我的那种感觉。有些人时刻在那里搜寻和期待，他们的经心比猎人猎取野兽的还要加胜，这也使我代他们感到彷徨不安。他们看这个“作”或“写”好像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正如吃饭和做工。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新的诗篇产出，就觉得异样地不安宁，正如饥饿和闲散无聊的时候所感受的。
我的意思浅薄而固执，我认为“诗人”这个名字和“农人”“工人”不一样，不配成立而用来指一种特异的人。世间没有除了“作诗”“写诗”以外就无所事事的，仅仅名为一个“诗人”的人。“作诗”或“写诗”也和“吃饭”“做工”不同，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不做就有感到缺少了什么的想念。换一句说，这算不得一回事。
我并非看轻“诗人”，鄙薄到不愿意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谁；也不是厌恶“作诗”或“写诗”，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该这么做。
我只不愿意我们做一个被特异称呼的“诗人”，不愿意我们比猎人猎取野兽更经心地“作诗”或“写诗”。
诗是什么的问题，很惭愧不能明确地解答出来。但是也可以作护短的说辞：即解答出来了，于诗的世界又有什么益处？
还是回过来探索诗的泉源吧。假若没有所谓人类，没有人类这么生活着，就没有诗这种东西。这是一句幼稚可笑的话，聪明的人或者要冷笑着说：“何止是诗？哪一件人事不是这个样子？”固然，一切人事都是这个样子，都因为人类这么生活着所以才有。生活是一切的泉源，也就是诗的泉源。所以说到诗就要说到生活——并不为要达到作诗的目的才说到生活。我们生而为人，怎能不说到生活呢？
两个不同的形容词加到生活上去，表示出生活的相反的两端的，通用的是“空虚”和“充实”。判定生活的属于哪一端，由于各人的内观，而旁人为客观的观察，往往难得其真。我们常常欢喜代人家设想，说这个人的生活何等空虚，那个人的生活何等不充实。其实所谓这个人和那个人未必感到这等的缺憾，所以不一定同我们一样设想。现在欲避免这一层错误，只得就我们内观所得的来说。
听说佛宗有所谓“禅定”的一个法门，不声不见，不虑不思，用来注释空虚的生活或者是最适切的了。我们虽不讲什么禅定，却有时也入于相类的境界。不事工作，也不涉烦闷，不欣外物，也不动内情，一切只是淡漠和疏远，统可加上—个消极的“不”字。好的生活和坏的生活都是积极的，唯有这“一切不”的生活是异样地空虚。但是我们确有时过这一种生活，或者延绵下去，至于终身。
反过来说，别一种生活就是“不一切不”的。有工作则不绝地工作，倦于工作则深切地烦闷，强烈地颓废；对美善则热跃地欣赏赞美，对丑恶则悲悯地咒诅怜念；情感有所倾注，思虑有所系属。总之，一切都深浓和亲密。无论这是好的生活，足以欣喜恋慕的，或是坏的生活，足以悲伤厌弃的，但本身内观的当儿总觉得这生活的丰富和繁茂。明白地说，就是觉得里面包含着许多东西，好像一个饱满的袋子。这就是所谓充实的生活。
现在说到诗。空虚的生活是个干涸的泉源，也可说不成泉源，哪里会流出诗的泉来？因为它虽名为生活，而顺着它的消极的倾向，几乎退入于不生活了。唯有充实的生活是汩汩无尽的泉源。有了源，就有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这不只是写在纸面上的有字迹可见的诗啊。当然，写在纸面就是有字迹可见的诗。写出与不写出原没有什么紧要的关系，总之生活充实就是诗了。我常这么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的丰富。我又想，这或者不是妄想吧。
我们将以“诗人”两字加到哪一类人的身上去呢？若说凡是生活充实的人便是诗人，似乎有点奇怪；或者专以称呼曾经写出些诗来的人，又觉得不妥。固然，有些人从充实的生活的泉源里疏引些泉水，写出些诗篇来。这不过是他们高兴这样做，有写作的冲动，别的人只是没有这种冲动罢了。只将“诗人”称呼他们，对于同他们一样具有充实的生活的人又将怎样呢？
由高兴和冲动所引出的事似乎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有点区别。我们由于高兴而去游山，或者由于冲动而长啸一声，不能说游山和长啸就是不可或缺的事。我们若是具有充实的生活，可以不用经心，问什么要不要从那里疏引些泉水出来。忽然高兴，忽然冲动，就写出些字迹，成为纸面的诗篇。一辈子不高兴，不冲动，就一辈子不写，但我们的诗篇依然存在。特地当它一回事，像猎人那样搜寻和期待，这算什么呢？
这是从高兴写、有写的冲动的一方面说。因为生活充实，除非不写，写出来没有不真实、不恳切的，绝没有虚伪浮浅的弊病。丰盈澄澈的泉源自然流出清泉。所以描写工作，就表出厚实的力量；发抒烦闷，就成为切至的悲声；赞美则满含春意；咒诅则力显深痛；情感是深浓热烈的；思虑是周博正确的。这等的总称，便是“好诗”。好诗的成立不在乎写出的人被称为“诗人”，也不在乎写出的人有了这写出的努力，而在乎他有充实的生活的泉源啊。
生活空虚的人也可以写诗，但只是诗的形罢了。写了出来的好诗既然视而可见，诵而可听，自然凝固为一个形。形往往成为被模拟的。西子含颦，尚且有人仿效呢。所以到我们眼睛里的诗有满篇感慨，实际却浑无属寄的，有连呼爱美，实际却未尝直觉的；情感呢，没有，思虑呢，没有，仅仅具有诗的形而已。汲无源的泉水，未免徒劳；效西子的含颦，益显丑陋。
人若不是愚笨，总不愿意这样做吧。
1922年7月
第一口的蜜
欣赏力的必须养成，实已是不用说明的了。湖山的晨光与暮霭，舟子同樵夫未必都能够领略它们的佳趣。名家的绘画与乐曲，一般人或许只看见是一簇不同的色彩，只听见是一阵繁喧的音响。一定要有个机会，得将整个的心对着湖山绘画乐曲等，而且深入它们的底里，像蜂嘴深入花心一样。于是第一口的蜜就尝到了。一次的尝到往往引起难舍的密恋，因而更益去寻觅，更益去吸取，譬诸蜂儿，好花遍野，蜜亦无穷，就永永以蜜为生了。所以这个机会最得要。它若来时，随后的反复修炼，渐进高深，实与水流云行一样是自然的事。最坏的是始终没有这个机会；譬如无根之草，又怎能加什么培养之功呢！任你怎样好的艺术陈列在面前，总仿佛隔着一幅无形的黑幕，只有彼此全不相干罢了。可是这个机会并不是纯任因缘的，我们自己能够做得七八分儿的主；只要我们拿出整个的心来对着湖山等，同时我们就得到机会了。什么事情权柄在自己手里时，总不用忧虑。现在就文艺一端说，我们且不要斥责作家的太不顾人家，且不要恨评家的不给人引路；我们还是使用固有的权柄，来养成自己的欣赏力罢。如果我们存着玩戏的心来对一切的文艺，我们就劫夺了自己的幸福了。玩戏的心只是一种残余的如灰的微力，只能浮在空际，附着表面，独不能深入一切的底里。更就实际生活里去看，只有庄严地诚挚地做一件事情才做得好。假若是玩戏的态度，便不能够写好一张字，画好一幅画，踢好一场球，种好一簇花，甚至不能够讲好一个笑话。对于文艺，当然终于不会欣赏了。我们应以教士跪在祭台前面的虔意，情人伏在所欢怀里的热诚，来对所读的文艺。这时不知有别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心与所读的文艺正通着电流。更进一步，我们不复知有心与文艺，只觉即心即文艺，浑和不分了。
于是我们可以听到作者低细的叹，可以感到作者微妙的愉悦；就是这听到这感到，我们便仿佛有了全世界。于是我们尝到第一口的蜜了。
如其我们存着求得的心来对一切的文艺，我们就杜绝了精美的体味了。求得的心总要连带着伸出一只无形的手来，仿佛说：“给我一点什么。”心在手上，便不能再在对象上；即使在对象上还留着一点，总不能整个的注在上边了。如是，我们要求的是甲，而文艺又并不给我们甲，我们要求的是乙，而文艺又并不给我们乙；我们只觉得文艺是个吝啬不过的东西，不得不与它疏远了。其实我们先不该向文艺求得什么东西。我们不要希望在它那里得到一点知识，学会一些智慧，我们又不一定要从它那里晓得什么伟大的事情，但也不一定要晓得什么微细的生活。我们应当绝无要求，读文艺就只是读文艺。这时候我们的心如明镜一般，而且比明镜还要澄澈，不仅仅照得见一片的表面。而我们固有的知识、智慧、感情、经验与文艺里边的情事境界发生感应时，就使我们陶然如醉，恍然如悟，入于一种难以言说的快适的心态。于是我们尝到第一口的蜜了。
我们是读者，不要被玩戏的心求得的心使着魔法，把我们第一口的蜜藏过了。
1923年8月14日作
原载1923年8月《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84期在西安看的戏
住西安不满二十天，倒看了八回戏，易俗社两回，香玉剧社两回，尚友社、西北歌舞剧团、郧鄠剧团、皮影戏各一回。
西安人看戏的兴致似乎很高，除了我们看过的几处以外，还有好些剧团，听说处处满座，票不容易买。多数人能够哼两句秦腔或河南梆子，广播也常常播秦腔和河南梆子，喇叭底下聚集着低回不忍去的听众。
西安的戏院可以说属于旧形式。长方形，直里比横里长。
长条椅一排排地正摆，挤得比较紧。两旁边栏杆以外也容纳观众，那是偏着身子站着看的，票价特别便宜。房屋不怎么讲究，有几座用席顶棚。易俗社舞台沿的上方仿敦煌壁画画两个大型的飞天，回身凌空，彩带飘拂，比随便画些图案好看多了。用飞天做舞台的装饰，在别处还没见过。
听说一九五四年要修一座戏院，当然是新式的，设计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怎样让买便宜票的也有座位。
在易俗社看两回秦腔，一回是整本戏《游龟山》，一回是六个单出戏。戏都演得认真，排在前头的单出戏也没有从前戏院的习气，有气没力，敷敷衍衍，只顾陪着观众消磨时间。演员的地位和认识提高了固然有关系，另外的原因恐怕是观众老早到齐，一开场就坐得满满的，不像以前有些人那样直到末了一两出上场的时候才来，表示他们除了头牌的名角而外不屑一顾。
既然有那么些人要看，而且是真心诚意地要看，就是戏排在前头，又怎么能草草了事？
小时候听秦腔，现在光记得贾碧云的《阴阳河》和《爽红梅阁》。贾碧云是京剧角色，带唱秦腔，当时很有些声名。只觉得那声音高亢极了，刺耳的胡琴和梆子之外就只是那么咿咿呀呀的，越顿越高，越顿越高，完全听不清唱些什么。不知道什么缘故，现在听秦腔不觉得那么高亢了，胡琴和梆子也不刺耳，演员唱得好，口齿清楚，我可以听懂七八成，唱得差的，也有三四成。
没有戏单，挂在两旁的黑板上写着白粉字——戏名和演员名，因而很难记住谁扮演谁。我光记住了一位女演员的名字，孟遏云，因为近旁的观众都在轻声屏气地说这个名字，她的演唱特别引人注意，还有我左手边一位老太太带着叹息的调子说她今晚来看戏就为看这个孟遏云。
外行人不能说内行话，况且唱歌是声音的事情，用语言来描摹很难见效，往往描摹了一大堆，人家还是捉摸不到什么，我也不预备描摹了。我只觉得孟遏云的声音有天分又有训练，训练达到了极端纯熟的境界，能够自由操纵，随心所欲，随时随地恰当地表达出剧中人的感情，因而她的唱有风格，有自己的东西，虽然别人唱起来，唱词和曲谱也全都是那么样。听她一句一句唱下去，你心中再不起旁的杂念，光受她的唱的支配。
她的风格含着种种味道，领略那味道是一种愉快、一种享受，你唯恐错过了一丝半毫的愉快和享受，哪还有工夫想旁的？她的声音那么一转，一转之后又像游丝一样袅上去，你就默默点头，认为非那么一转袅上去不可。她把一个语音斩钉截铁地喷出来，才喷出来就戛然刹住，你就咂咂嘴唇，认为唯有那样喷出来就刹住才恰到好处。这里所谓“认为”并非思维活动，简直是不意识，不过耳朵里感觉顺适，心里感觉舒服罢了。我们看了好的书画、精美的雕刻，同样会感觉到那种顺适和舒服。
凡是艺术作品，合乎规格，又不仅合乎规格，还有独自的风格、独自的味道的，都能叫人感觉到那种顺适和舒服——我说了这么些话并没有传出孟遏云的唱的好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要领略好处怕只有用耳朵去听。我很想听听内行家的意见，不知道内行家对于孟遏云的唱怎么说。至于她的演技，我不再多说外行话了，总之，妥帖，老到，全身有戏，随时是戏。在《游龟山》里，她演江夏县的太太，又一回她演《探窑》里的王宝钏。《探窑》尤其酣畅淋漓。
常香玉的河南梆子，我看过她的《断桥》。她也有她的风格，能把感情充分地发挥。白娘娘的爱恋、怨恨、悲痛，听了她的唱似乎可以把实质给抓住。这回看了她的《花木兰》，印象当然也挺好。我的一位朋友发表他的“读后感”，他说《花木兰》的道白做工似乎过于京戏化了，减少了河南梆子的本色——某一剧种的某些本色应该保留还是改掉，该多保留还是少保留，是戏剧工作里值得讨究的题目。他又说花木兰胜利之后帐前独唱的时候如果有个舞蹈场面，戏也许更出色些。外行人不能下什么判断，愿意把朋友的意见记下来，供香玉剧社参考。
巧得很，在易俗社看了《拷红》，在香玉剧社也看了《拷红》。易俗社的《拷红》，饰红娘的是一位男角——很抱歉，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一出场就看得出他是个守着旧典型的。所谓旧典型，就是传统的规范，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有程式。
可是他能不让程式拘住，把程式演活了，于是观众面前出现一个活泼伶俐，随机应变的小红娘。我想，我国各种旧戏都有它的程式，凡是成功的演员都是把程式演活了的——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切当。香玉剧社的《拷红》，老夫人、莺莺、红娘、张生四个角色铢两悉称，彼此配合得挺紧凑，一个在那里唱呀说的，跟另外一个或几个息息相关。这一层不太容易做到。可是观众爱看的是整台的戏，不是一个角色演戏，另外一个或几个只在旁边坐一坐，站一站。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演员当然应当尽力做到这一层。
没有戏剧源流的知识，不知道秦腔和河南梆子的关系怎么样。推想起来，该是近房兄弟吧。不然，为什么西安人喜爱河南梆子那么强，只望香玉剧社老留在西安？再说，陕西跟河南接壤，一在关内，一在关外，地理上的关系也实在密切。据我想，这两种戏剧，还有其他几种地方戏，有个共通之点，就是唱句的音乐性很够味，可是听起来还是语言。音乐性够味，所以熟极的戏也愿意再去听一听，听那唱歌，听那演员的独自的风格——当然指有风格的而言。听起来还是语言，所以听歌唱同时领略戏的细微曲折，比较单就音乐方面听，感觉更见深切。
在我国各种戏剧里头，音乐性够味可是听起来几乎不成语言的，该数昆曲里的南曲了——北曲好一些。固然，曲词多用文言辞藻，造句又属诗词一路，那是不容易一听就明白的一个原因。
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在每唱一个字袅呀袅呀地转折太多了，叫人家光听见一连串的工尺上四合。就是能唱的曲家，要是请他听一支生曲子，恐怕除了一连串的工尺上四合也领略不多吧。
曲词明明是语言(诗词一路的语言)，可是听起来只是一连串的工尺上四合，不成语言。在戏曲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今天。各种剧种都在那里发展呀改革的，情形热闹非凡，可是昆曲只有抱守残缺的份儿，道理也许就在这里。京戏旦角的某些唱段，我听起来也有一连串工尺上四合之感，就是说不知道说些什么，虽然觉得悦耳。我听秦腔和河南梆子就不然，一方面居然能欣赏唱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能听清它的语言，欣赏就包括戏剧的内容，不仅在音乐。凡有这个特征——音乐性够味，可是听起来还是语言——的歌剧，我想，前途都是光明的、乐观的。什么根据呢？根据就在我能够接受，非但能够接受，还能够欣赏。而我呢，至少可以代表一大部分并不内行可是喜欢看戏的观众。
看了西北歌舞剧团的《小二黑结婚》，我就想到一部分新歌剧似乎还没有前边所说的特征，唱词配了音乐，当然不像话剧那样，句句跟实际生活里的语言一致，而那音乐，不知道什么缘故，又不像秦腔和河南梆子那样，能使有天分的演员唱成独自的风格。于是，就语言方面听，不如话剧干脆、爽利、有实感，就音乐方面听，不如秦腔、河南梆子的耐人寻味，禁得起咀嚼。有些新歌剧，我们看过一回，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就算了，再不想看第二回，原由恐怕在此。新歌剧正在成长的阶段，得从各方面努力，是不是该在争取我所说的特征上多注点儿意，希望戏剧界考虑。
现在谈皮影戏。我们看的全本《火焰驹》。皮影戏各个登场人物的唱词道白大部分由一个人担任，只有少数几处由另外一个人搭配。唱的什么调我不知道，似乎属于“说唱”一路。
那皮人、皮道具的雕刻工细极了，饰色鲜艳极了，陈列在民间艺术品展览会里准可以列入上选。一切全用繁复的线条画成，只有人物的面部很简单，几笔勾出了生旦净丑，当然也有繁复的花脸。生的袍服，旦的衣裙……全有图案花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不厌其烦地尽量细雕，好像红木作里制成的精制品。小到一把扇子(要知道皮人只一尺来高，可以想象扇子多大了)，并不剪成扇形就算，还要把它镂空，让扇面上有画。有几幅布景，那花丛全用工笔，那假山有宋元入画山石的意味，又古茂，又艳丽。
没看过皮影戏的也许不大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现在大略说几句。可以拿傀儡戏作比方，傀儡戏是傀儡演戏，皮影戏是皮人演戏，举止行动同样由藏在背后的人操纵。不过皮人不像傀儡那样成个立体的形象，那是皮雕成的，只是一片，而且是侧影的一片，不朝左就朝右。后面亮着灯光，活动的皮人的影子映在垂直张挂的白布上，观众在白布前面就可以看戏了。
我们看戏看傀儡戏都在台前看，看正面。舞台有深度，因而有远近。元帅升帐，他的位置距离我们远些，帐前两旁站着四将，距离我们近些。看皮影戏可不然。我们虽然坐在白布前面，实际上等于坐在舞台侧边。只能看个侧面。无所谓远近，侧形的皮人全在一个平面上活动——一个平面就是那垂直张挂的白布。
看皮影戏得在意想中“除外”一些形象。换句话说，有些影子你得当作没看见。要让皮人的身躯跟四肢活动，不能不用几根细木签支使它，细木签的影子不能不映在白布上。要是不在意想中当作没看见那些细木签的影子，就觉得场面上的人物牵牵挂挂的，很不顺眼。还有，皮人本来朝左，一会儿要它朝右，这只有一个办法，把它翻转来。翻转来当然很快，真可以说“一刹那”，在“一刹那”间，侧面的人形成了稀奇古怪的形象。那稀奇古怪的形象也得“除外”，当作没看见，意想中只当它朝左的人物慢慢地转过身来朝右边。还有，皮影必须贴着白布，轮廓和线条才显得清楚，色彩才显得鲜明。可是，皮人究竟拿在人的手里，总不免有些时候离开白布些儿，于是轮廓和线条朦胧了，色彩模糊了。那时候你最好闭一闭眼睛养养神，待皮人贴着了白布再看下去。
这些全是特质的条件的限制，既然要让“只是一片”的皮人演戏，就没法超越这些限制。我们只要想一想，所有登场的皮人全都由一个人的两只手操纵，居然可以演出整本的戏，模仿真人的活动相当到家，也就不会有什么苛求了。
一个唱的，一个操纵皮人的，三四个奏音乐的，大概五六个人就可以搞一个皮影戏的班子。这样的简单，旁的戏班子无论如何赶不上。跟傀儡戏比起来似乎差不多，可是皮人比傀儡轻巧多了。在无戏可看的地区，皮影戏靠它的简单，四处流动，满足群众的需要。现在戏剧的供应已经比较普遍，今后更将普遍，僻远的农村也可以看到话剧、歌剧。我想，在换换口味的意义之下，那时候皮影戏还会是群众所喜见乐闻的。
1954年1月4日
骨牌声
走进里里，总弄的靠墙角的一盏盏电灯全都亮了，在第四盏灯底下，一张轻便的桌子斜角摆着，四个女人围着“打麻将”。
她们不用扇扇子，也不在周身乱拍乱搔，像其他乘凉的人那样，大概暑气与蚊虫都与她们疏远了。
这使我想起伯祥近来的一夜的失眠。伯祥的屋子是带“跨街楼”的，就把跨街楼作为卧室。那一晚他上床睡了，来了!
就在楼底下送来倒出一盒骨牌的声音，接着就是抹牌的声音，碰牌的声音，人的说笑，惊喜，埋怨，随口骂詈，种种的声音。
先前医生给伯祥诊察过，说他的血浆比较薄，心脏不很强健；影响到心理，就形成感觉敏锐。这楼下的声音并不细微，当然立刻引起他的注意，朦胧的倦意就消失了。声音继续不绝，他似乎被强迫地一一去听，同时对于将要失眠了又怀着越来越凶的惴惴。楼下的人兴致不衰，一圈一圈打下去，直到炮车似的粪车动地震耳地推进弄里来了,他们方才歇手。谁输谁赢自然是确定了，或者大家还觉得有点儿软软的倦意；但是他们必然料不到楼上的伯祥也陪着他们一夜不曾合眼。
在我家听力所及的四围的邻居中，也常常有通宵打牌的。
我是出名的贪睡汉，并不曾因此失眠过一回，像伯祥那样。在我还没有睡的时候，听见他们抹牌，很不经意地想，“他们打牌了”，随后也就安然，躺下不多时，就睡熟了。偶尔半夜里醒来，又听见他们抹牌，朦朦胧地想，“他们还没有歇手呢”，一转身，又睡熟了。直到小女孩醒了，我似乎被她闹醒，看窗上已经布满含有希望的青光，这时候又听见他们抹牌，轻轻地，慢慢地，似乎乏力的样子，这才知道他们打了通宵的牌。
不是没有白天打牌的，据家里人说，日里头也常听见骨牌桌子相击的声音；不过我日里头在家的时候少，就觉得打牌的事总是夜里发生的多了，然而有几回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也曾听得啪啪噼噼的骨牌响。
有人说：“游戏而至于打麻将，可说最没有趣味的了；组织这么简单，一点儿用不着费心思，有什么好玩!”说这句话如果意在劝人不要打麻将，简直是不通世务的读书官人说的，明白的人绝不会这么说。
现在先讲趣味。趣味是须经旁人判定的呢，还是在于本身的体会？这似乎无须讨论，当然，在于本身的体会；别人固然可以代我判定，但是没有办法使我与他同感。譬如别人尽可以向我说大蒜是最爽口的东西，但是我总觉得大蒜的恶臭不堪向迩；别人又可以向我说这西瓜不好，不要吃吧，但是我总不肯舍弃，因为凡西瓜不论好坏我都爱吃。这有什么办法呢？
那些朝打牌夜打牌的男人，大概有个职业，他们认定职业是为着吃饭的，天生就一张嘴一副肠胃，就不能不从职业上弄到一点消费的材料。这里头颇含勉强的意思，即使有趣味也淡得很了；不然，为什么工人喜欢歇工，教员爱听放假呢？那些女人，大概担负大部的家务，她们认定家务是自己先天注定的重负，为男人，为孩子，为全家族，都是不可推诿的；这就未必是心甘情愿的了，似乎说不上有什么趣味；不然，为什么弄口电灯底下，常常有两三个女人在那里互诉家务的辛劳呢？至于一些游手好闲的男女，东家靠一靠就是一两点钟，西家坐一坐就是半天，谈些捉到几个臭虫，昨夜给蚊虫扰了一夜的事，实在也是莫可奈何，才做这种无聊的消遣，如果要他们说一声“这很有趣味”，我猜想他们未必愿意答应吧。
人总爱做点有趣味的事，借以消解种种的劳困与无聊。他们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你说，为什么不去欣赏艺术？不错；但是欣赏须得有素养，他们有吗？你又说，为什么不去逛公园？
不错；但是逛公园男的须穿起洋服，女的也须打扮得体面一点，这岂是人人办得到的事？房屋是丛墓的样子，三家四家的人统统砌在一楼一底里，身也转不得，更不用说北窗消暑，月院乘凉了。好在桌子是现成摆在那里的，骨牌是祖传或新置的，倒不如就此坐拢来，打这么八圈十二圈。心有所注，暑气全消了，蝇蚊也似乎远引了，趣味一。大家说打牌是写意(“写意”是苏沪一带人常说的，含有漂亮、舒服、轻快、推开责任等意思，这里指舒服)的事，现在居然身为写意的事，同大大小小的写意人一样，趣味二。或者幸运光临，还可以有赢到几个铜元几个银角子的希望，如同中了什么奖券的小彩，趣味三。谁说是没有趣味呢！
其次讲用心思，这尤其是简单不过的。你以用心思为有味，也许人家以不用心思为有味；彼此如果因此争论起来，结果当是谁也不能折服谁。况且向来不曾用过心思的，你定要他非用心思不可，岂不叫他心痛？他们说，麻将之所以使我们欢喜，就在于一点儿用不着费心思，你又有什么话说？
世间不通世务的读书官人究竟不多，做点有趣味的事这个观念究竟是普遍的，于是我们常常听见骨牌声了。
藕与莼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若在故乡，每当新秋的早晨，门前经过许多乡人：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健康的感觉；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巾，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躯干固然不及男的那样高，但是别有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致。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的玉色的长节的藕。在产藕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这样洁白。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品味的珍品，这是清晨的画境里的重要题材，倘若涂满污泥，就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这是一件罪过的事，他们不愿意担在身上，故而先把它们洗濯得这样洁白，才挑进城里来。他们要稍稍休息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过嫩的“藕枪”或是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过路的人就站住了，红衣衫的小姑娘拣一节，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于是普遍于家家户户了。这样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课，直到叶落秋深的时候。
在这里上海，藕这东西几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从我们故乡运来的，但是数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腹巨贾的帮闲茶房们把大部分抢去了；其余的就要供在较大的水果铺里，位置在金山苹果吕宋香芒之间，专待善价而沽。至于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也并不是没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和腿，就是涩得像未熟的柿子，实在无从欣羡。因此，除了仅有的一回，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
这仅有的一回不是买来吃的，是邻舍送给我们吃的。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这藕离开它的家乡大约有好些时候了，所以不复呈玉样的颜色，却满被着许多锈斑。削去皮的时候，刀锋过处，很不爽利。切成片送进嘴里嚼着，有些儿甘味，但是没有那种鲜嫩的感觉，而且似乎含了满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兴，他把这许多片嚼完，居然有半点钟工夫不再作别的要求。
想起了藕就联想到莼菜。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莼菜。
莼菜本身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但是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没篷的船，满舱盛着莼菜，是从太湖里捞来的。取得这样方便，当然能日餐一碗了。
而在这里上海又不然，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我们当然不上馆子，偶然有一两口去叨扰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莼菜上市的时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亲戚来了，送他瓶装的西湖莼菜，他送给我一瓶，我才算也尝了新。
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再一思索，实在很浅显：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就萦系着不能割舍了。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怎得不恋恋？怎得不怀念？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吗？不是的，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系着罢了。若无所牵系，更何所恋念？
像我现在，偶然被藕与莼菜所牵系，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
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没有秋虫的地方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音。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洪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至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虫。啊，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候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洪细疾徐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欢喜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另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大概我们所祈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极欲逃避的，唯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
所以虫声终于是足系恋念的东西。何况劳人秋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嗜趣味的，当这凉意微逗的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绝对没有！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唯恐不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井底”与“铅色”，觉得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1923年8月31日
卖白果
总弄里边不知不觉笼上黄昏的暮色，一列电灯亮起来了。
三三两两的男子和妇女站在各弄的口头，似乎很正经的样子，不知在谈些什么。几个孩子，穿鞋没拔上跟，他们互相追赶，鞋底擦着水门汀地，作“替替”的音响。
这时候，一个挑担的慢慢地走进弄来，他向左右观看，顿一顿再向前走两三步。他探认主顾的习惯就是如此；主顾确是必须探认的，不然，挑着担子出来难道是闲耍吗？走到第四弄的口头，他把担子歇下来了。我们试看看他的担子。后头有一个木桶，盖着盖子，看不见盛的是什么东西。前头却很有趣，装着个小小的炉子，同我们烹茶用的差不多，上面承着一只小镬子；瓣状的火焰从镬子旁边舔出来，烧得不很旺。在这暮色已浓的弄口，便构成个异样的情景。
他开了镬子的盖子，用一爿蚌壳在镬子里拨动，同时不很协调地唱起来了：“新鲜热白果，要买就来数。”发音很高，又含有急促的意味。这一唱影响可不小，左弄右弄里的小孩子陆续奔出来了，他们已经神往于镬子里的小颗粒，大人在后面喊着“慢点儿跑”的声音，对于他们只是微茫的喃喃了。
据平昔的经验，听到叫卖白果的声音时，新凉已经接替了酷暑；扇子虽不至于就此遭到捐弃，总不是十二分时髦的了。
因此，这叫卖声里似乎带着一阵凉意。今年入秋转热，回家来什么也不做，还是气闷，还是出汗。正在默默相对，仿佛要叹息着说无可奈何之际，忽然送来这么带着凉意的一声两声，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我真要感谢了。
这声音又使我回想到故乡的卖白果的。做这营生的当然不只是一个，但叫卖的声调却大致相似，悠扬而轻清，恰配作新凉的象征；比较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有味得多了。他们的唱句差不多成为儿歌，我小时候曾经受教于大人，也模仿着他们的声调唱：
烫手热白果，
香又香来糯又糯；
一个铜钱买三颗，
三个铜钱买十颗。
要买就来数，
不买就挑过。
这真是粗俗的通常话，可是在静寂的夜间的深巷中，这样不徐不疾、不刚劲也不太柔软地唱出来，简直可以使人息心静虑，沉入享受美感的境界。本来，除开文艺，单从声音方面讲，凡是工人所唱一切的歌，小贩呼唤的一切叫卖声，以及戏台上红面孔白面孔青衫长胡子所唱的戏曲，中间都颇有足以移情的。
我们不必辨认他们唱的是些什么话，含着什么意思，单就那调声的抑扬徐疾送渡转折等去吟味；也不必如考据家内行家那样用心，推究某种俚歌源于什么，某种腔调是从前某老板的新声，特别可贵；只取足以悦我们的耳的，就多听它一会儿；这样，也就可以获得不少赏美的乐趣。如果歌唱的也就是极好的文艺，那当然更好，原是不待说明的。
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所以不及我故乡的，声调不怎么好自然是主因，而里中欠静寂，没有给它衬托，也有关系。
全里的零零碎碎的杂声，里外马路上的汽车声，工厂里的机器声，搅和在一起，就无所谓静寂了。即使是神妙的音乐家，在这境界中演奏他生平的绝艺，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何况是不足道的卖白果的叫卖声呢。
但是它能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总是可以感谢而且值得称道的。
1924年8月22日
昆曲
昆曲本是吴方言区域里的产物，现今还有人在那里传习。
苏州地方，曲社有好几个。退休的官僚，现任的善堂董事，从课业练习簿的堆里溜出来的学校教员，专等冬季里开栈收租的中年田主、少年田主，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人，都是那几个曲社里的社员。北平并不属于吴方言区域，可是听说也有曲社，又有私家聘请了教师学习的，在太太们，能唱几句昆曲算是一种时髦。除了这些“爱美的”唱曲家偶尔登台串演以外，职业的演唱家只有一个班子，这是唯一的班子了，就是上海“大千世界”的“仙霓社”。逢到星期日，没有什么事来逼迫，我也偶尔跑去看他们演唱，消磨一个下午。
演唱昆曲是厅堂里的事。地上铺一方红地毯，就算是剧中的境界；唱的时候，笛子是主要的乐器，声音当然不会怎么响，但是在一个厅堂里，也就各处听得见了。搬上旧式的戏台去，即使在一个并不宽广的戏院子里，就不及平剧那样容易叫全体观众听清。如果搬上新式的舞台去，那简直没法听，大概坐在第五六排的人就只看见演员拂袖按鬓了。我不曾做过考据功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演唱昆曲的戏院子。从一些零星的记载看来，似乎明朗时候只有绅富家里养着私家的戏班子。《桃花扇》里有陈定生一班文人向阮大铖借戏班子，要到鸡鸣埭上去吃酒，看他的《燕子笺》，也可以见得当时的戏不过是几十个人看看罢了。我十几岁的时候，苏州城外有演唱平剧的戏院子两三家，演唱昆曲的戏院子是不常有的，偶尔开设起来，开锣不久，往往因为生意清淡就停闭了。
昆曲彻头彻尾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宴饮的当儿，叫养着的戏班子出来演几出，自然是满写意的。而那些戏本子虽然也有幽期密约，盗劫篡夺，但是总要归结到教忠教孝，劝贞劝节，神佛有灵，人力微薄，这就除了供给娱乐以外，对于士大夫阶级也尽了相当的使命。就文词而言，据内行家说，多用辞藻故实是不算稀奇的，要像元曲那样亦文亦话才是本色。但是，即使像了元曲，又何尝能够句句像口语一样听进耳朵就明白？
再说，昆曲的调子有非常迂缓的，一个字延长到十几拍，那就无论如何讲究辨音，讲究发声跟收声，听的人总之难以听清楚那是什么字了。所以，听昆曲先得记熟曲文；自然，能够通晓曲文里的故实跟辞藻那就尤其有味。这又岂是士大夫阶级以外的人所能办到的？当初编撰戏本子的人原来不曾为大众设想，他们只就自己的天地里选一些材料，编成悲欢离合的故事，借此娱乐自己，教训同辈，或者发发牢骚。谁如果说昆曲太不顾到大众，谁就是认错了题目。
昆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个字，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怎样，都由老师傅传授下来，世代遵守着。动作跟姿势大概重在对称，向左方做了这么一个舞态，接下来就向右方也做这么一个舞态，意思是使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观赏。譬如《牡丹亭》里的《游园》一出，杜丽娘小姐跟春香丫头就是一对舞伴，从闺中晓妆起，直到游罢回家止，没有一刻不是带唱带舞的，而且没有一刻不是两人互相对称的。这一点似乎比平剧跟汉调来得高明。前年看见过一本《国剧身段谱》，详记平剧里各种角色的各种姿势，实在繁复非凡；可是我们去看平剧，就觉得演员很少有动作，如《李陵碑》里的杨老令公，直站在台上尽唱，两手插在袍甲里，偶尔伸出来挥动一下罢了。昆曲虽然注重动作跟姿势，也要演员能够体会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着祖传来表演，那就跟木偶戏差不多。
昆曲跟平剧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后者比较适合于市民，而士大夫阶级已无法挽救他们的没落，昆曲恐将不免于淘汰。这跟麻将代替了围棋，豁拳代替了酒令，是同样的情形。
虽然有曲社里的人在那里传习，然而可怜得很，有些人连曲文都解不通，字音都念不准，自以为风雅，实际上却是薛蟠那样的哼哼，活受罪，等到一个时会到来，他们再没有哼哼的余闲，昆曲岂不将就此“绝响”？这也没有什么可惜，昆曲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罢了。
有人说，还有大学文科里的“曲学”一门在。大学文科分门这样细，有了诗，还有词，有了词，还有曲，有了曲，还有散曲跟剧曲，有了剧曲，还有元曲研究跟传奇研究，我只有钦佩赞叹，别无话说。如果真是研究，把曲这样东西看作文学史里的一宗材料，还它个本来面目，那自然是正当的事。但是人的癖性往往会因为亲近了某种东西，生出特别的爱好心情来，以为天下之道尽在于此。这样，就离开“研究”二字不止十里八里了。我又听说某一所大学里的“曲学”一门功课，教授先生在教室里简直就教唱昆曲，教台旁边坐着笛师，笛声嘘嘘地吹起来，教授先生跟学生就一同“嗳嗳嗳……”地唱起来，告诉我的那位先生说这太不成话了，言下颇有点愤慨。我说，那位教授先生大概还没有知道，“仙霓社”的台柱子，有名的巾生顾传阶，因为唱昆曲没前途，从前年起丢掉本行，进某大学当学生去了。
这一回又是望道先生出的题目。真是漫谈，对于昆曲一点儿也没有说出中肯的话。
1934年10月20日
牵牛花
手种牵牛花，接连有三四年了。水门汀地没法下种，种在十来个瓦盆里。泥是今年又明年反复用着的，无从取得新的泥来加入。曾与铁路轨道旁种地的那个北方人商量，愿出钱向他买一点儿，他不肯。
从城隍庙的花店里买了一包过磷酸骨粉，掺和在每一盆泥里，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墙脚，从墙头垂下十条麻线，每两条距离七八寸，让牵牛的藤蔓缠绕上去。这是今年的新计划，往年是把瓦盆摆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这样，藤蔓很容易爬到了墙头；随后长出来的互相纠缠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来，但末梢的嫩条便又蛇头一般仰起，向上伸，与别组的嫩条纠缠，待不胜重量时重演那老把戏。因此墙头往往堆积着繁密的叶和花，与墙腰的部分不相称。今年从墙脚爬起，沿墙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会好一点儿；而且，这就将有一垛完全是叶和花的墙。
藤蔓从两瓣子叶中间引伸出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几株将要齐墙头了。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蕾，像谷粒那么大，便转黄萎去。据几年来的经验，知道起头的一批花蕾是开不出来的；到后来发育更见旺盛，新的叶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时的花蕾才开得成。
今年的叶格外绿，绿得鲜明；又格外厚，仿佛丝绒剪成的。
这自然是过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开，可以推知将比往年的盛大。
但兴趣并不专在看花，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
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并不动弹；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在先朝这边，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边了。前一晚只是绿豆般大一粒嫩头，早起看时，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缀一两张长满细白绒毛的小叶子，叶柄处是仅能辨认形状的小花蕾，而末梢又有了绿豆般大一粒嫩头。有时认着墙上的斑驳痕迹，明天未必便爬到那里吧；但出乎意料，明晨竟爬到了斑驳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了“生之力”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说，只呆对着这一墙绿叶。
即使没有花，兴趣未尝短少；何况他日花开，将比往年盛大呢！
1931年
看月
住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人对于月亮的圆缺隐现是不甚关心的。所谓“天井”，不到一丈见方的面。至少十六支光的电灯每间里总得挂一盏。环境限定，不容你有关心到月亮的便利。
走到路上，还没“断黑”已经一连串地亮了街灯。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盏灯。没有月亮吧，犹如一盏街灯损坏了，没有亮起来。谁留意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经说过不大听到蝉声，现在说起月亮，我又觉得许久不看见月亮了。只记得某夜夜半醒来，对窗的收音机已经沉寂，隔壁的“麻将”也歇了手，各家的电灯都已熄灭，一道象牙色的光从南窗透进来，把窗棂印在我的被袱上。我略微感到惊异，随即想到原来是月亮光。好奇地要看看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但是，一会儿月亮被云遮没了。
从北平来的人往往说在上海这地方怎么“待”得住。一切都这样紧张，空气是这样龌龊，走出去很难得看见树木，诸如此类，他们可以举出一大堆。我想，月亮仿佛失掉了这一点，也该列入他们为上海“待”不住的理由吧！假若如此，我倒并不同意。在生活的诸般条件里列入必须看月亮一项，那是没有理由的。清旷的襟怀和高远的想象力未必定须由对月而养成。
把仰望的双眼移到地面，同样可以收到修养上的效益，而且更见切实。可是我并非反对看月亮，只是说即使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罢了。
最好的月色我也曾看过。那时在福州的乡下，地当闽江一折的那个角上。某夜，靠着楼栏直望。闽江正在上潮，受着月亮，成为水银的洪流。江岸诸山略微笼罩着雾气，好像不是平日看惯的那几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坦的样子。
从江岸直到我的楼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带点儿青的意味。不知什么地方送来晚香玉的香气。也许是月亮的香气吧，我这么想。我心中不起一切杂念，大约历一刻钟之久，才回转身来。看见蛎粉墙上印着我的身影，我于是重又意识到了我。
那样的月色如果能得再看几回，自然是愉悦的事，虽然前面我说过“即使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刊于《中学生》37号（1933年9月1日），署名郢生；1981年11月25日修改。
秋
开了锁，推开房门，一阵霉蒸气。是阴沉的秋天的傍晚，那些疏阔得几乎不相识的家具都显得非常朦胧。开了两扇窗，才看出什么东西都掺上了一层灰尘。
她站到镜台前，那镜中的人脸色灰暗，两眼下方各有淡墨痕似的一搭，嘴唇失了明显的界限，似乎不是每天看见的那副容貌。她便想到今天是疲乏了，买票处的拥挤，三等车中三点钟转侧不得的站立，下车之后提着并不很轻的提箱从车夫的包围中挤出，真是少有的努力。这几天本来觉得腰痛腿酸，现在更见厉害了；只想把身子摆平，让床褥来支持身子的重量。原来是秋分了，她突然想起，跟着就来了伤感的心情，四十不到的年纪，身体上已经挂着历本了。
她的眼光给镜台上什么东西拦住了。焦褐色的一些小团，焦褐色的几条枝梗，荒地上的尸骸似的散置在那里。她记起了，那是去年春天上坟的时候在河边采的野蔷薇，回来扔在这里，就匆匆地赶火车去了。一年半的时光又溜走了，现在又得去上坟。
她约略拂去床上的灰尘，便躺下来。好似来到了凄凉的旅店，两眼直望着帐顶，让自己沉没在怅怅然的感觉里。
皱脸的老妈子端着煤油灯进房来。她把灯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便用探索的眼光回头看，自言自语道：“小姐在这里歇息。”
又拖着滞重的脚步出去了。
不一会，房门外起了轻悄的对话声。虽说轻悄，但双方显然都没有操纵自己的声带的素养，说的什么完全传到了房里躺着的人的耳朵里。
“听我们奶奶说，她在上海做收生婆的。”
“咄，咄，咄，好龌龊的行业，血淋淋的……”
“血淋淋倒不用管，你想，收生婆，说出来多么……”
“她还是小姐呢，小姐怎能干这种行业？叫我想想，难为情极了，哪还有脸见人!”
“我也这样说。她要配人家只怕难了。讨个新奶奶，说是做收生婆的，谁要？”
“她年纪不轻了吧？”
“不清楚，没听我们奶奶说过。看她那样子，三十五总不止了。”
躺在床上的人知道说话的一个是嫂嫂处用的刚才送灯来的那个皱脸老妈子，另一个该是宅内别人家的老妈子。在裂了缝的板壁上，她们的眼睛大概正贴着在那里，窥看着龌龊的难为情的她吧。她这样猜想，并没有嫌厌她们的意思；老妈子知道什么？自从开业以来，一年间收过不到三十回的生，那些自以为开通而请产科医生的人家，又有几个人不把异样的眼光投到她身上？“你，干这行业？”从他们的眼光里总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老妈子不过把这样的话说了出来罢了。倒是她们猜测她的年纪有点儿可恨。她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对于别人考查她的年纪总觉得讨厌；在学校里的时候，有些同学直截了当问她几岁，她心里固然不舒服，脸上却不好意思发作，便支吾其辞说忘了；更有伶俐乖巧的同学乘她不提防，突然问她属什么生肖，她的回答也绝不会疏忽，不说属花条马便说属长颈鹿，那些非洲狩猎影片里的东西。这样对付过去以后，她便把发问的人看作不怀好意的侦探，越能少同她交往越好。
老妈子又说什么只怕难了，啊，想它做什么!她转身朝里，面对着映在帐幅上的她自己的黑影。
晚饭过后，嫂嫂到她房里来谈话。约略说了些不相干的引子之后，便吞吞吐吐转到正文：说本来要写信到上海去的，一因哥哥不得空闲，二则她就要回来上坟了，所以留到现在面谈。说有人来谈起，有个姓张的要娶填房，年纪也不算大，才五十三岁，是一家钱庄的经理，手头有两三万；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最长，已经出嫁了，大儿子明年也要办喜事——做他们的“晚娘”是并不困难的：要不要回答来人说不妨谈谈，须请她自己做主。嫂嫂的意思是不妨谈谈，因为这样合适的人家很难碰到。
她听罢嫂嫂的话不就回答，可不是由于羞愧。当她二十岁以前，有人到她母亲旁边来说你家小小姐怎样怎样、某家几少爷怎样怎样的时候，她是立刻会像淘气的小猫那样一溜烟就不见的。二十一岁那年上，父亲母亲相继去世，以后人家的这些话就向哥哥嫂嫂说了，她渐渐学会假作没有听见的本领，脸上固然不免发红，溜走却不需了，这期间便偶尔听到“续弦”“填房”那些字眼。二十七八的时候，她决定了不嫁，因为父亲的遗嘱上有这样的话，女儿中如有终于不出嫁的，应得田二十亩；但是来说亲的人还是有，她却用旁观的态度来听，甚或发一些比嫂嫂更精细的盘问，好像所谈的真是与她完全无关的事——谁也不能知道她心头正沸腾着快适和妒恨纠结成一团的思潮。
现在她听说那人五十三岁，就好像有硬硬的一簇胡须在她嘴的周围乱扫，那种肉麻的恶心的感觉直扩展到两颊和颈间。
一个老人和她自己的并肩双影闪现在她眼前，啊，这像什么样子？有什么意思？她闭了闭眼睛，才回答嫂嫂说：“早就说过不谈了，嫂嫂，为什么又提起这些话来了？”
“我们这样想。”嫂嫂的声调显得十分亲切，“妹妹一个人在上海开业究竟是辛苦的事；如果有了合适的人家，就安舒得多了。”
究竟是辛苦的事，嫂嫂这句话正说中了实情。守护一个生命，那是须得集中全身的精力才能着手的工作；陪同产妇的一阵阵的挣扎，非把力气完全运用到两臂，一回比一回更加振奋不可，直到新生命脱离了母体才得透一口气；其时衣衫湿透了，躯干四肢好像不再属于自己了，然而产妇和婴儿双方还有许多需要料理的事，不能就此休息。那样的辛苦居然受得住，她自己想起来也有点儿不相信。但是就身体的情况而论，那样地受辛苦至多也只能支持十多年，她自己十分明白。五十多岁还能挺起脊梁收生吗？除此以外，还有业务上的艰难很可忧虑：开业一年多，只收过不到三十回的生，是个勉强可以敷衍的局面；产科医生的牌子差不多每条路上都有，路角墙壁上一并排贴着廉价收生的广告——“不论日夜，药费在内，五元”，“照定章对折，一律四元”，可见其中的竞争并不比商界缓和；凸起肚子的妇人几乎满街都是，为什么请教她收生的这么寥寥呢？假如第二个年头的成绩还不及第一年，而且以后一直衰落下去，那如何得了？关于这些，在看到家庭的日渐衰落，时势的急剧转变，毅然决然投考产科学校，准备做个职业妇女的时候，她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在当学生的三年间，都以为毕了业走出校门，便有一个自由的快适的天地等候着她。直到开了业，在实际的体验中，她才知道碰见的是辛苦，是身体和精神双方的辛苦。虽然辛苦，总得忍耐着挣扎下去；前途固然茫茫，但不挣扎又将奈何？这是她目前的逻辑。
“辛苦是的确的，不过我还受得住。”她看着煤油灯，以免和嫂嫂的眼光接触。
“现在还受得住，将来呢？”嫂嫂顿了一顿，又说，“我又要说妇人家的那句话了，一个人总得有个靠傍；如果生下一男半女，不就什么都放心了吗？”
“这个话我不很相信，”她摇着头说，“我只看见妇人家受子女的累，什么都放心了是说说的。”平时看惯的妇人家生产时的情状闪现在她眼前：血的潮，肉的迸裂，被宰割似的悸动和呼号，真是无比的牺牲。同时她又闪电似的想起讲义上所说的难产的产母大都在什么年龄的话，便仿佛看见了自己落在难产的危难中的形象，啊，可怕!
嫂嫂见劝诱无效，就换个头绪来说：“话得说回来，子女原不一定要自己生的。像那张家，女儿已经出嫁，两个儿子也都大了，你是不会错待人的，他们当然又尊敬又亲热地待你，还不是和自己生的一样？”嫂嫂坐近些，伸出手来似乎要拉她的衣袖的样子，把声音转得很软媚地说：“这个也叫你娘，那个也叫你娘，你听了才快活呢。”
娘，这个生疏而带有快感的字眼，它确然给予她好像喝了点儿酒的舒适，正同听到人家称一声“奶奶”或是“老板娘”
的时候一样。面前倘如有个玉雪可念的孩子，用小手牵住她的衣襟，爱娇地叫她一声“娘”，她自己会把什么辛苦都忘掉了吧。不然，就是已经出嫁的小姐呼她为“娘”，同她说些体己话，她自己也会觉得生活并不空虚吧。——可是，硬硬的一簇胡须好像又扫到她嘴唇上来了；这回仿佛还看见了斑白的头发，重叠的额纹，昏花的眼睛和焦黄的牙。一阵懊恼使她迸出决绝的话：“嫂嫂，我们放开这个，谈谈别的吧。”
“那么，只好回绝那个来说起的人了。”嫂嫂搭讪着说。从前同类的好多回谈话，差不多总是由嫂嫂这样收场的。
随后嫂嫂就谈到哥哥的织袜厂的失利。同样的小规模的厂家不下十余家，要开辟推销的路径比向人家借钱还难，到年底预备收歇了。最近有人来拉股份，织阔幅的绵绸，看来好像呢子，可以做西装，销路据说是不坏的。不过手头没有钱，想卖了田去入股，反正一连好几年来，今年水灾，明年虫灾，收成七折八扣，又加上什么捐税，眼见得田不是什么有好处的产业了。末了说：“今天他们就在那里开筹备会，所以到这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突然间，父亲的遗嘱——终于不出嫁的得田二十亩——在她头脑里刺了一针，她觉得完全明白嫂嫂这番劝诱的意义了。
她不免激怒，想她偏不肯嫁，哥哥嫂嫂不能把她怎么样。她还想问个明白，卖了田去入股，是不是留下应该归她的二十亩。
但是一转念后，又想他们既没有提明，她又何妨暂作不知，到事情真做出来时再与他们争论吧。于是耐着性儿，继续听嫂嫂琐琐屑屑地说些柴米油盐的家常话。
她坐在舱的右边，靠着明瓦窗。舱中围坐着六七个男人，女人只有她和嫂嫂，小孩有她的两个侄儿。白云笼罩着原野；轻风送来清新的草气，也送来阵阵的薄寒；河水活活地在船底流过；人语声显得很寂寞似的。
比较十余年前，上坟的情况是冷落得多了。那时候全家各房同住在宅内，上坟那天的早晨大家在大厅上齐集，就是个十分欢快的场面。各房的奶奶小姐走出来，全都穿起自出心裁的新装，这一件绣着蝴蝶，那一件绣着牡丹，各样的花边，各样的款式。脂粉气从每个腮帮上每条手臂上发散开来，熏得人人都好像喝了点儿酒，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小孩子跳出跳进地催着上船，这个拉着伯伯，那个牵着爸爸。所有的人齐集了，才出门上船。船共有三条，摇到河道宽阔处便并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摆得满桌，箫笛声应和着，笑声在这条船和那条船之间投来投去。简直是全家的快乐的郊游会。现在，各房分散了：有一房在交易所投机得利，便在上海造小洋房住；其他几房或在上海做点儿生意，或在南京当个小差使，都带了家眷去；空下的房子就租给几家别姓住了。大厅久已成为三不管的区域；令人生厌的几把破椅子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梁间常常搁着竹竿，晾着不知谁家的孩子的尿布。竞新斗艳的盛况再也不会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别房的女人根本就不来，只男人来了算数。这是男人，活动的天地各自不同，他们除开上坟而外，见面的机会也就很少了。
这么想着，她感觉非常凄清。从前那些即使是个梦，那个梦可否重做一回呢？——父亲母亲还健在；各房不必为生活而挣扎，依旧住在一处，快快活活一同去上坟，仍旧是三条船，并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摆得满桌，箫笛声应和着，笑声在这条船和那条船之问投来投去；那样的梦多甜美呀!
“……哪知他上了当!”浓须的一个堂兄的高声闯进她的耳朵，她便听下去。
“说是交保证金三千两，六厘利息，每月薪水一百块。待交了保证金，他们却左也不开办，右也不开办，只说筹备尚未停当。这才疑惑起来，说把保证金还了吧；吓，回答说没有了!
你们想，小伙子家干事这么不着实，我是完全相信他的话，谁知他把雪白的银子丢在水里!”
她就知道那堂兄所说的“他”是他的儿子，一个商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
在南京当科员的一个堂兄抬一抬眼镜，说：“这非同他们打官司不可。”
“当然要打官司，”前一个堂兄摸着上唇的浓须，“但是我好容易凑了三千两银子，现在是两手空空了!空手是打不来官司的。所以今天要同你们商量：我提议卖掉我们的老宅。”
大家似乎吃了一惊，暂时间彼此面面相觑。
“我们本已搬出去了，搬回来的必要好像也没有。”另一个堂兄仿佛为提议人作说明。
哥哥也开口了，他说：“倘如大家同意，我自然也不反对，我可以另外租房子住。”
她似乎觉得腔子里突然一空；同时头脑昏晕起来，舱内的人物在那里旋转，望得见的天和田野也在那里旋转。从十六岁那年占有的一间房间，是她仅有的世界，现在也将被夺去了!
到了坟前，她拜下去，眼泪簌簌地落下。
夜间，在回上海的火车中，她茫然靠着长条的椅背。闯进她的意识的是凌凌乱乱的材料：二十亩田……干枯的野蔷薇……五十三岁……血的潮，肉的迸裂……一个大肚子的妇人在敲她的寓所的门……
1932年11月1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