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叶圣陶踏花归去马蹄香》（2）
第十六章《叶圣陶踏花归去马蹄香》（2）
一个少年的笔记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
花。一身雪白的衣裳，透着清香。阳光照着我，我解开衣裳，敞着胸膛，舒坦极了。一阵风吹来，我就迎风舞蹈，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呢，这不就像电影《天鹅湖》里许多天鹅齐舞蹈的场面吗？风过了，我停止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下边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
驾长
日本船上的驾长就等于轮船上的大副，他掌着舵。
一个晚上，我们船上的驾长喝醉了。他年纪快五十，喝醉了就唠唠叨叨有说不完的话。那天船歇在云阳，第二天要过好几个滩。他说推桡子的不肯卖力，前几天过滩，船在水面打了个转，这不是好耍的。他说性命是各人的，他负不了这个责。
当时就有个推桡子的顶他：“‘行船千里，掌舵一人’，你舵没有把稳，叫我们推横桡的怎么办!”
在大家看来，驾长是船上顶重要的人物。我们雇木船的时候，担心到船身牢实不牢实。船老板说：“船不要紧，人要紧。
只要请的人对头，再烂的船也能搞下去。”他说的“人”大一半儿指的驾长。船从码头开出，船老板就把他的一份财产全部交给驾长了，要是他跟着船下去，连他的性命也交给了驾长。乘客们呢？得空跟驾长聊几句，晚上请他喝几杯大曲。“巴望他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吧，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吧。”
舵在后舱，一船的伙计就只有驾长在后舱做活路。我们见着驾长的时候最多，对于驾长做的活路比较熟悉。一清早，我们听驾长爬过官舱的顶篷到后舱的顶篷，一手把后舱的一张顶篷揭起，一片亮就透进舱来。我们看他把后舱的顶篷全收了，拿起那块长长的蹬板搁在两边舱壁上，一脚蹬上去，手把住舵。
于是前面的桡夫就下篙子，船撑开了。
驾长那么高高地站在蹬板上，头露出在顶篷外，舵把子捏在手里，眼睛望着前面。我们觉得这条船仿佛是一匹马，一匹能够随意驰骋的马，而驾长是骑手。你要说这是个很美的比喻吧？可是，他掌着舵只是做活路，没有大野驰马的豪兴。我们同行有两条船，两条船上的驾长都喝酒。我们船上的年纪大多了，力气差些，到滩上，他多半在蹬板上跺脚，连声喊：“扳重点!扳重点!……就跟搔痒一样!”有一回，舵把子打手里滑脱了，亏得旁边几个乘客帮他扳住。他重新抓住舵把子的时候，笑了笑说：“好几个百斤重呢。不是说着驾长耍的。”另一条船上的年轻人什么时候都喝酒，他夸张地摆给我们听:“不喝酒可有点儿害怕呢。脚底下水那么凶，不说假的，你们看到就站不住。喝点酒，要放心些。”我们的驾长就不然，做活路的时候他绝不喝酒。这不是说他比那年轻人胆大，对于可怕的水他们两个抱着不同的害怕态度。
木船上禁忌很多，好些话不能说。偏偏那些话关于航行的多，我们时常会不知不觉地说出来。推桡子的听见了，会朝我们说：“说不得，说不得。”驾长听见了，会老大的不高兴，好像我们故意在跟他捣蛋。是的，人家把性命财产交给了他，他把这个责任跟他自己的性命一半儿交给了“经验”，还有一半儿呢，不知道交给什么，也许就是交给那些禁忌吧。船上的伙计们说：“船开动了头，就不消问哪天到哪里。这是天的事，你还做得到主啊？”
川江的水凶，水太急的地方，单凭一把舵转不过弯来。所以船头上还有一根梢子，在要紧时候好帮帮舵的忙。扳梢子的大家也把他叫作驾长。到滩上，他总站在船头比手势，给掌舵的指明水路，好像是轮船上的领江。他拿的工钱跟掌舵的一样。
原载《消息半周刊》第４期（1946年4月18日），有修改。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我与雁冰兄初次会面，记不清是民国九年还是十年，总之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小说月报》革新之后。列名发起《文学研究会》，经常投稿《小说月报》，都由郑振铎兄来信接头。
那时振铎兄在北京，彼此也没会过面，他见我在《新潮》上登载几篇小说，就通起信来了。《小说月报》革新号印出来，我的一篇小说蒙雁冰兄加上几句按语，表示奖赞，我看了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到上海去，就到他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第一个印象是他精密和广博，我自己与他比，太粗略了，太狭窄了。
直到现在，每次与他晤面，仍然觉得如此。那时还遇见他的弟弟泽民，一位强毅英挺的青年。振铎兄已从北京到上海来了。
我们同游半淞园，照了相片。后来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拟订译本目录，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字。
雁冰兄是自学成功的人。他在商务印书馆任事，编译工作不只是他的职业，是他磨炼自己的课程。在主办《小说月报》以前，已经有些著译问世了。那时候似乎还不大有人注意世界文艺思潮，杂志上一些译品，以及成本的翻译小说，无非如苏州人所说“拉在篮里就是菜”，碰到什么就翻什么。雁冰兄却专心阅读外国的文艺书报，注意思潮与流派，又运用他的精审识力，选择内容与风格都有特点的那些小说翻出来，后来编成的集子如《雪人》《桃园》等，大家认为最好的选集。他把许多的书堆在床头，纸笔也常备，半夜醒来，想起些什么，就捻亮了电灯阅读，阅读有所得，唯恐其遗忘，赶紧写在纸片上。
当时我闻知他有这样的习惯，非常钦服，我是从来没有这样勤奋的。
《小说月报》的革新，是极有意义的事。这种杂志记得创刊在宣统年间，原只是供人消闲的东西。后来恽铁樵先生接办，要在小说之中讲求起古文义法来，未免矫枉过正。恽先生办了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又由先前的编者王莼浓先生接办，恢复了以前的格调。但是五四运动起来了，对于文学，喊出了“新文学”的名称。就粗处说，新文学好像等于白话文学。其实并不尽然，除了白话以外，大家心目中还有一个朦胧的影像，要求一种骨子里全新的文学。于是雁冰兄接办《小说月报》了，理论与作品并重，对于文学，认认真真做一番启蒙工作。在以前，梁任公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也出过小说杂志，意思也在启蒙，然而他们的观点太近于功利了，刊载的作品又是谴责性质的居多，反而把文学的功能缩小了。我不说革新以后的《小说月报》怎样了不起，我只说自从《小说月报》革新以后，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而《小说月报》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
雁冰兄起初不写小说，直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才开始写他的《幻灭》。其时《小说月报》由振铎兄编辑，振铎兄往欧洲游历去了，我代替他的职务。我说，让我试试看，虽说试试看，答应下来就真个动手，不久，《幻灭》的第一部分交来了。登载出来，引起了读者界的普遍注意，大家要打听这位“茅盾”究竟是谁。徐志摩先生曾经问我：“幻灭是你的东西吧？”我摇摇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他也不再问到底是谁了，我想他一定讨厌我不肯坦白地告诉他呢。雁冰兄在第一份原稿上署名矛盾，他自有他的意思。可是百家姓中没有矛姓，把矛字改成茅字，算是姓茅名盾，似乎好些，这是我的意思。与他商量，他也不反对，就此写定了。谁知道后来有少数人以为矛盾是茅盾的正写，在用到矛盾的地方，有意把矛字写成茅字，这贻误的责任是应该由我负的。
《幻灭》之后接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
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我很荣幸，有读他三部曲的原稿的优先权，又一章一章地替他校对，把原稿排成书页。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帷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罩映出绿光，往往到深更还未捻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如今回想起来，那种感念依然如新，但是时间相距已经十七八年了。
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的，计划不只藏在腹中，还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据我的记忆，他这种功夫，在写《子夜》的时候用得最多。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近来他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与《走上岗位》，想来仍然是这样。对于极端相信那可恃而不可恃的天才的人，他的态度该是个可取的模式。
最近问起他《霜叶红似二月花》后文如何，他告诉我还没有写下去。我心里想，《霜叶红似二月花》缓些也无妨，按照他以前作三部曲的先例，在这个时日，他有更急于要写的题目，大家在等待写那种题目的作品，而他正是适于写那种题目的作者。可是我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我知道说了出来他将怎样回答我。然而，那种昏闷的天气会长久吗？“争自由的波浪”
终将掀动整个的海洋。今年雁冰兄是五十岁，算他十年，到他六十岁的时候，他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必然写了起来而且完篇了。
我们等着吧！
原载《文哨》第一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夏丏尊先生逝世
我们要告诉读者诸君一个哀痛的消息，夏丏尊先生在上月二十三日下午九点三刻逝世了。他害了肺病，一直没有注意，不知道染上了多久。发觉害病在去年夏秋之交，休养了一些日子，到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已经好起来，当夜的过度兴奋使他没有睡觉。再度发病在今年一月间，起初是不能出门，后来就不能离床，延续三个月，终于不治而死。他享年六十一岁。
本志在十九年创刊，夏先生是创刊当时的主编人。他与我们一班朋友不办旁的杂志，却办《中学生》，老实说，由于我们不满意当前的学校教育。学生在学校里，应该名副其实地受教育，可是看看实际情形，学生只得到些僵化的知识。僵化的知识可以作生活的点缀品，这也懂得一些，那也懂得一些，就可以摆起知识分子的架子来，但是，僵化的知识不能化为好习惯，在生活上终身受用。夏先生写过一篇《受教育与受教材》，阐明的就是这层意思。我们想，尽我们的微力，或许对于学生界有些帮助吧，于是办起《中学生》来。我们自知所知所能都很有限，不敢处于施与者的地位，双手捧出一套东西来，待读者诸君全盘承受。我们只能与读者诸君处于同等地位，彼此商商量量，共学互勉，就在这中间受到一些名副其实的教育。我们说“帮助”，意思就在于此。这个作风是夏先生开创的，后来杂志虽然不归他编了，作风可没有改变。现在夏先生离开我们了，我们自然要继承他的遗志，凭本志给学生界一些帮助，永远不改变。
在目前的读者诸君中，认识夏先生的想来不多。但是，由于本志，由于他所著译的《平屋杂文》《爱的教育》等书，由于他参加创办的开明书店，心目中有个夏先生在的，为数一定不少。现在我们宣布夏先生逝世的消息，诸君该会恻然伤神，悼念这位神交的朋友。在这儿，容我们叙述关于夏先生的几点，供诸君悼念他的时候参考。
夏先生幼年在家塾读书，学作八股文，十六岁上考取了秀才。十七岁开始受新式教育，考进上海的中西学院，只读了一学期。十八岁进绍兴府学堂，也只读了一学期。后来往日本留学，先进宏文学院普通科。没等到毕业，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不到一年，就因费用不给回国，开始当教员，那时他二十一岁。他受学校教育的时期非常之短，没有在什么学校毕过业，没有领过一张毕业文凭。他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是从读书、交朋友、面对现实得来的，换一句说，都是从自学得来的。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可是，他正直地过了一辈子，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自学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也就是大大的成功了。如果有怀疑自学的人，我们要郑重地告诉他，请看夏先生的榜样。
夏先生当教师，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人生在世，举措有种种，方式也有种种，可是扼要说来，不外乎对人对事两项。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在教师的立场上，可以说已经抓住了对人对事两项的要点。所以他的许多学生虽然已届中年，没有不感到永远乐于与他亲近的。分处两地的写信给他，同在一地的时常去看望他，与他谈论或大或小的事，向他表示种种的关切。偶尔有几个见解与他违异，或者因为行为不检，思想谬误，受过他当面或背后的指斥，他们仍然真心地爱他，口头心头总是恭敬地叫他“夏先生”。在他殡殓的那一天，他的一位学生朱苏典先生走进殡仪馆就含着眼泪，眼圈红红的，直到遗体入殓，没有能抑制他的悲戚。朱先生五十光景了，已经留须，牙齿也有脱落，看见这么一位老学生伤悼他的老师，真令人感动，同时觉得必须是这样的老师才不愧为老师。目前的教育要彻底改革，已经毫无疑问，可是教育无论如何改革，总得通过教师才会见实效。
我们期望像夏先生那样的教师逐渐多起来，配合着今后政治经济种种的改革，守住教育的岗位，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
上月二十二日上午，距离夏先生逝世三十四小时半，夏先生朝社友叶圣陶说了如下的话：“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说这话以前，他已曾昏迷过好几回，说这话的时候却是清醒的，病容上那副悲天悯人的神色，令人永远不忘。胜利消息传来的那一夜他兴奋得睡不成觉，在八个月之后，在他逝世的前一天，却勉力挣扎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几个月来他的伤痛很深。他那伤痛不是他个人的，是我国全体老百姓的，老百姓经历了耳闻目睹以及身受的种种，谁不伤痛，谁不想问一声“胜利，到底啥人胜利？”自私自利的那批家伙太可恶了，他们攘夺了老百姓的胜利，以致应分得到胜利的老百姓得不到胜利。
但是我们要虔敬地回答夏先生，胜利终会属于老百姓的，这是事势之必然。老百姓要生活，要好好地生活，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非胜利不可。胜利不到手，非努力争取不可。努力复努力，争取复争取，最后胜利属于老百姓。夏先生，你安心地休息吧，待你五年祭十年祭的时候，我们将告诉你老百姓已经得到了胜利的消息。
1946年5月
“生活教育”——怀念陶行知先生关于教育的见解，千差万别，可是扼要地区别起来，也很简单，大致可以分为相反的两派。就教育的目标说，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另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独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就教育的理解说，一派认为受教育者像个空瓶子，其中一无所有，开着瓶口等待把东西装进去；另一派认为受教育者自有发掘探讨的能力，这种能力只待培养，只待启发，教育事业并非旁的，就只是做那培养和启发的工作。就教育的方法说，一派注重记诵，使受教育者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另一派注重创发，不但使受教育者吞下若干东西，尤其重要的在使受教育者消化那些东西，化为自身的新血液、新骨肉。以上说的目标、理解、方法三项是一致的。前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就不能不把他们认作空瓶子，要他们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后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自然要把他们当人看待，自然要把培养能力启发智慧作为教育的任务，自然要竭力使他们长成新血液、新骨肉。就受教育者的方面说，受前一派的教育是“为人”，有人需要一批工具，你是应命准备去做工具，不是“为人”是什么？受后一派的教育是“为己”，“古之学者为己”的“为己”，发展知能，一辈子真实受用，这种教育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教育”。
在皇帝的时代，在法西斯的国家，当然推行前一派的教育。
皇帝要人民做工具供养它，法西斯机构要人民做工具拥护它，势所必然把教育作为造成工具的手段。但是，皇帝早已推翻了，法西斯已经打垮了，在人民的世纪中，人人要做独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就必须推行后一派的教育，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教育”。
放眼看我国当前的教育，无论认识方面、表现方面，都还脱不出前一派的窠臼。……所以陶行知先生一方面竭力提倡“生活教育”，一方面身任民主运动的先锋。担任教育工作的人多极了，人的聪明才智，一般说来是相去不远的，然而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提倡并且推行“生活教育”的有几人？像陶行知先生那样认清教育与其他事项关系，献身于民主运动的又有几人？
安得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化而为千，化而为万，整个教育界的人都把陶行知先生作为楷模，使中国的教育一改旧观啊！
1946年10月23日
（选自《叶圣陶随笔?生活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有删减）
朱佩弦先生
本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于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认识他的人都很感伤，不认识他可是读过他的文字，或者仅仅读过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现在我们来谈谈朱先生。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已经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几个中学当教师，也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书。他毕了北京大学的业就当教师，一直没有间断。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处事又认真，经济也不宽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战，不能好好地治疗，休养。早经医生诊断，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应当开割。但是也有医生说可以不开割的，他就只服用了些药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发，痛不可当，才往北大医院开割。大概是身体大亏了，几次消息传来，都说还在危险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岁。
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功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功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看他神色，如果表现舒适愉快，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如果有点紧张，眉头皱起，就可以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他教导学生取一种平凡不过也切实不过的见解：欣赏跟领受这个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无所谓欣赏跟领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础还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借语言文字，而且单只凭借语言文字。一个字的含糊，一句话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碍。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知道作者的心意中为什么起这么样的波澜，写成这么样的一篇文字或一本书。这时候，说欣赏也好，说领受也好，总之把作者的东西消化了，化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补益品。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实践而外，又写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无非如此。我们想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里，如果没有办法对付他，好只在他那里，与我全不相干。
意识跟观点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过语言文字关，就没法彻底了解彻底分析意识跟观点等等。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大事。
他是个不断求知不惮请教的人。到一处地方，无论风俗人情，事态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庙似的“每事问”，有时使旁边的人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土气，不漂亮。其实这样想的人才是“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里可真愿意明白，懂得，请教人家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在文学研究方面，这种精神使他经常接触书刊论文，经常阅读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他们，而且与他们同其呼吸。依一般见解说，身为大学教授，自己自然有已经形成的一套，就把这一套传授给弟子，那是分内的事儿。
也很有些教授在这么做，大家也觉得他们是行所当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们，也随时受青年们的教育。单就他对于新诗的见解而论，他历年来关心着新诗的发展，认明新诗的今后的方向，是受着一班青年诗人的教育的，他的一些论诗的文字就是证据。但是，同样在大学里当教授，以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以及非教师的知识分子，很有说新诗是“什么东西”
的，简直认为胡闹。若不是朱先生的识力太幼稚短浅，就该是那些人太不理会时代的脉搏了。
他待人接物极诚恳，和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分别时深切的相思，会面时亲密的晤叙，不必细说。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和学生亲近，并不是为了什么作用去拉拢学生，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一块儿谈话和玩儿是常事。
这也很寻常，所谓教育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不知道怎么，我国的教育偏有些别扭，教师跟学生俨然像个压迫者跟被压迫者，这才见得亲近学生的教师有点儿稀罕，说他好的认为难能可贵，说他坏的就不免说也许别有用心了。他在大学里也还是如此，学生就是朋友，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可是他绝不是到处随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责功课是严的，没有理由的要求是不答应的，我们想当过他的学生的都可以证明这个话。学生对于好好先生当然不至于有什么恶感，可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会由敬而生爱。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强固的责任感，那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哭当然由于哀伤，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
他作文，作诗，编书极为用心，下笔不怎么快，有点儿矜持。非自以为心安的意见决不乱写。不惮烦劳地翻检有关的材料。文稿发了出去发现有些小节目要改动，乃至一个字的不妥，宁肯特写一封信去，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面貌像个说话，可是绝没有一个人的口里真会说那样的话。又有些全从文言而来，把“之乎者也”换成了“的了吗呢”，那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来，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儿，不写口语便罢，要写口语就得写真正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亲近他人，对于语言又有敏锐的感觉，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不要说远了，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帖，可是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他早年作新诗不少，后来不大作，可是一直关心着新诗，时常写关于新诗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现代本国文学的重要资料。他也作旧体诗，只写给朋友们看看，发表的很少。旧体诗的形式限定了它的内容，一作旧体诗，思想情感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现代人远离。作旧体诗自己消遣，原也没有什么，发表给大家看，那就不足为训了。
他的著作出版的记在这里。散文有《踪迹》的第二辑（亚东版，第一辑是新诗），《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开明版）《你我》（商务版）五种。新诗除了《踪迹》的第一辑之外，又有《雪朝》里的一辑（《雪朝》是八个人的诗集，每人一辑，商务版）。文学论文集有《诗言志辨》（开明版），大旨是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始于论诗，论诗的纲领是“诗教”跟“诗言志”，这一直影响着历代的文学批评，化为种种的意见跟理论。谈文学的散文有《标准与尺度》（文光版）跟《论雅俗共赏》（观察版）两种，都是近年来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文中的话）从这中间可以见出他日进不已的精神。又有《语文零拾》（名山版）一种。《新诗杂话》（作家版）专收论诗之作，谈新诗的倾向跟前途，也谈国外的诗。《经典常谈》（文光版）介绍我国四部的要籍，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深入而浅出，对于古典教育极有用处。论国文教学的文字收入《国文教学》（开明版，与圣陶的同类文字合在一块儿）。又有《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商务版，与圣陶合作），这两本书的性质同于教案，希望同行举一而反三。他编的东西有《新文学大系》（良友版）中的诗选一册。去年的大工程是编辑《闻一多全集》（开明版）。今年与吕叔湘先生和圣陶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预定各六册，只编到第二册的半中间，他就和他的同伙分手了。
看前面所开的，可知他毕生尽力的不出国文跟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个。“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个完美的人格。
原载《中学生》1984年9月号
纪念杨贤江先生
贤江先生去世一十八年，我们才来纪念他，以前只是记在心头，没有为他开过会，写过纪念文字。
我跟贤江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相识，同在编译所。他编《学生杂志》，可不是主编。他一方面顾到主编人的意旨(在当时也算不得高明的意旨)，一方面不肯放松读者的利益，居然使《学生杂志》在学生界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的中年人还记住民国十几年间《学生杂志》给他的影响。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生活最有规律。工作时间以外，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运动，很少有更改；偶尔去看他，见他毕恭毕敬地坐在那里用功，立刻想起这是他的读书时间，就不好意思多坐了。我好几次猜想，他这么认真，大概受过理学家那一套说法的影响，后来知道果然。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是个革命者了。从阶级意识说，从唯物唯心的观点说，革命者跟理学家截然不同。然而在凡事认真这一点上，彼此是相同的(那些假冒的当然不能算在内)。从理学转到革命的似乎很有几位，恽代英先生也是一个。
他怎样干革命活动，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到编译所来看他的人很多，会客室里时常可以见着他。青年们对他很有信仰，开什么会往往找他去演说。他曾经邀我加入共产党，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
他平时研读跟著译的大多在社会科学跟教育方面。他对于教育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本来，只要认定教育并非孤立的事项，只要认定教育该为什么人服务，见解就错不到哪里去。我想，如果他健在到今天，也许早就到老解放区干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吧。凭他的认真精神，配合着解放区里色色求其土生土长的风尚，在教育上该会有不少的贡献。
他讲究卫生，经常做健身操，挺挺的高高的身躯，肩膀宽阔，脸色红红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个标准的健康人。不料他忽然病起来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好像是肺结核。只记得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静静地坐着就是静静地躺着，说需要多休养。
后来病侵入了肾脏，医治总不见好。他的夫人韵漪照料他无微不至，不说自己劳困，只为他的病在他看不见的时候皱眉。最后到日本去治，割了一个肾脏，经过相当好。可是不几天突然转变，他去世了。韵漪带回来他的骨灰。
十几年来，韵漪在学校担任教师，艰苦的生活，勤劳的服务，直到如今。朋友间都说她不愧为革命者的遗族。一个儿子在抗战期间进了苏北解放区，就没有消息，历年来托有关方面详细打听，毫无结果。朋友们都想，恐怕牺牲了，可不敢当她的面说。最近上海传来消息说她的儿子有了着落，大家替她欢喜，她的欢喜当然可想而知了。
1949年
回忆瞿秋白先生
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他的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胳膊，细细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形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这个。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去过，看见桌上“拍勒托”
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谈得有劲就斟一杯白兰地。
他离开了上海就没有再见着他，只从报上知道他的消息。
后来他给《中学生》写过稿子，篇名现在记不起了，是从朋友手里辗转递来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秘密地住在上海。那稿子好像是斥责托洛斯基的。最后知道他被捕了，被杀了。直到今年碰见之华，之华告诉我秋白先生有一些材料，遗嘱说可以交给我，由我作小说。之华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材料，我也没有追问。我自己知道我作小说是不成的，先前胆大妄为，后来稍稍懂得其中的甘苦，就觉得见识跟功夫都够不上，再不敢胡乱欺人。因而听见有一些材料的话，也引不起姑且来试试的野心。
鲁迅先生编辑秋白先生的《海上述林》是大可令人感动的。
搜辑，编排，校对，装帧，一丝不苟，事事躬亲，这中间贯彻着超过寻常友谊的崇高精神。朋友们分到一部，读了秋白先生的大部分述作，也感染了这种崇高精神。鲁迅先生写赠秋白先生的集句对联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副对联挂在许广平先生上海寓所的客室里。每一次抬头观玩，就觉得他们两位精心研讨，唯愿文化普及而且提高的情景如在目前，自然使人志愿奋发，不敢贪懒。——可惜我的一部《海上述林》在抗战期间给人拿走了。
《乱弹及其他》还是最近才借到的，翻过一下，没有细看，这中间谈到拼音文字的问题，写作上运用语言的问题。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字母是秋白先生选定的。写作上运用的语言，在白话文运动当时没有详细研讨，大家各随其便，保持文言的语汇跟句式，仿效欧洲的语汇跟句式，只不过换上些“的了吗呢”，结果成了一种能看而不便说不便听的语言，跟文言一样。没有想到改革应该改换个源头，文言的源头在目。改换过来就得在口在耳，才能够切合当前的生活，表达现代的心声。到如今，不满意白话文的人多起来了，要写俗话，要写工农大众的语言。
如果推究关心这个问题谁最早，就要数秋白先生了。
他的全集必须好好地编，分类要分得精密，排次要按时期先后，校对要像鲁迅先生那样认真，还要有翔实的传记或者年谱。
记徐玉诺
假设我没有记忆，
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
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
这是玉诺许多杂诗中的一首。他对记忆最感愤慨，他辨出了记忆的味道。在又一首小诗里，他说：当我走入了生活的黑洞，
足足地吃饱了又苦又酸的味道的时候，我急吞吞地咽了咽；
我就又向前进了。
历史在后边用锥子剌我的脊梁筋；我不爱苦酸，我却希望更苦更酸的味道。
他的记忆确是非常酸苦的。只就他的境遇来说：他的家乡在河南鲁山县，是兵和匪的出产地。他眼见掮着枪炮杀人的人扬长走过；他眼见被杀的尸骸躺在山野间；他眼见辛苦的农人白天给田主修堡垒，夜间又给田主守堡垒，因为要防抢劫；他在因运兵而断绝交通的车站旁边，眼见在尘土里挣扎的醉汉，只求赏一个钱的娼妓，衙门里的老官僚，沿路赌博的赌棍，东倒西歪的烟鬼和玩弄手枪的土匪，而且与他们做伴。当初与他一起的，后来他觉得他们变了，虽然模样依旧，还能认识；这更使他伤心得几乎发狂，尝到了记忆的最酸苦的味道。他曾经对我说：“在我居住的境界里，似乎很复杂，却也十分简单，只有阴险和防备而已!”我虽然不知道他所有的记忆，只就“阴险和防备”来想，倘若拿来搁在舌尖上，就足以使我们哭笑不得了。
他咒诅“阴险和防备”的境况和人物的诗很多。在这样的境况和人物之中，当然只有诅咒，只有悲痛，而无所期求。但是在咒诅倦了，悲痛像波浪一样暂时平息了的时候，他羡慕“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的海鸥。当然，他要像海鸥似的，漂浮在“不能记忆的海上”生活，是做不到的。所以他赞美颠倒记忆的梦幻，羡慕泯没记忆的死灭，以为在这两种境界里，尝到的总不是现在尝到的酸苦的味道了。但是，梦幻不会破空飞来，死灭又不可骤得，这又引起他深沉的悲叹。试读以下两首诗：现实是人类的牢笼，
幻想是人类的两翼。
一只小鸟——失望的小东西——
他的两翼破碎而且潮湿；
他挣扎着起飞。
但他终归落下。
呵，可怜的脱不出牢笼的人呀!
——《现实与幻想》
自杀还算得有意义的：
没意义的人生，
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味。
——《小诗》
不过他在一首《春天》里，起先叙了小鸟、小草、小孩对于春天的赞颂，以下说：
失望的哲学家走过，
逗留着无目的的寻求；
搂一搂乱发，
慈祥地端详着小鸟，小草，小孩……仿佛这……告诉他说虚幻的平安。
倦怠的诗人走过，
擦一擦他的眼泪，微笑荡漾漾在枯皱的额上，仿佛这……点缀了他梦境的美丽。
在现实的境界里，足以使他暂时满足的只有“虚幻的平安”
和“梦境的美丽”的自然景物了。他最喜爱和自然景物相亲；不仅相亲，他能融化陶醉在自然景物之中，至于忘了自己。去年的初夏，他到杭州去，中途在我的乡间住了三天。那正是新苗透出不容易描绘的绿，云物清丽，溪水涨满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忙，不能每天陪着他玩。他看惯了中原的旷野，骤然见到江南的田畴，格外觉得新鲜有趣。他独自赤着脚，跨进水齐到膝盖的稻田，抚摩溪上的竹树，采访农家的小女孩，憩坐在临门的小石桥阑干上，偃卧在开着野花的坟墓上，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领略了所见的一切的意思。”后来他回鲁山去了，还在信里问起他抚摩过的竹树和踏过的稻田。他描写景物的诗，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他自己与自然融化的诗，都有奇妙的表现力，“这一片树叶拍着那一片”，“一片片小叶都张开它的面孔来，一个个小虫都睁开它的眼睛来”。他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诗篇里，不在于别的，在于他有特别灵敏的感觉。
他并不是故意做作，感觉到这样，就这样写下来了。不仅是写景物的诗，他所有的诗都如此。他并不把写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那样。在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候，他不期然而然地写了；写出来的，我们叫它作诗。他的稿子往住有许多别字和脱漏的地方。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仔细一点儿写，他说：“我这样写，还恨我的手指不中用。仔细一点儿写，那些东西就逃掉了。”这就可知他的诗有时不免结构松散，修辞草率的缘故。但是也可知他的诗所以那么自然，没有一点儿雕凿的痕迹，那么真实，没有一点儿无谓的呻吟。
他虽然有时陶醉在自然里，但是“记忆”像锥子似的在背后刺他，他不能不醒来，醒来的时候当然还是愤慨；他在福州，大半是为了吃饭，所以他觉得“勉强”。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切都有些勉强。”既然“勉强”，热带的密林和微风的海边，于他都漠然了，他只是恋念遥远的故乡。故乡虽然是兵和匪的巢穴，然而有他的母亲父亲在那里。他还没到福州，在途中就有一首题为《给母亲的信》的诗：
当我迷迷糊糊地思念她的时候，就心不自主地写了一封信给她。
——料她一字不识——
待我用平常的眼光，一行一行看了这不甚清晰的字迹时，我的眼泪就像火豆一般，经过两颊，滴存灰色的信纸上了。
他写了许多恋念故乡的诗。在那些诗里，爱慕母亲之外，还记挂鲁山的山谷，草原，田园，家里的小弟弟，两头母牛，三头牛犊，以及父亲的耕耘，小弟弟的玩弄小石子与他自己的割草。他的心时时飞过林原和海天，翱翔在所爱的故乡。他的爱实在很热烈而广大。他所以有咒诅的声音，就像鲁迅先生说爱罗先珂那样，叫作无所不爱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所以他一方面咒诅，一方面又宽恕被咒诅的，同时还加上十分的怜悯。这种情形在他的诗里时常可见。从这里就可以推知他对于和他心灵相通的几个人是怎样地热诚而天真地相爱了。
他脸色苍黄，眼睛放射出神秘的光，“乱发乘风飘拂”，不常剃的短髭围着唇边。绍虞兄看了他的相片，说他是个神秘家。
我说有些儿意思，但是你如果与他见面，即使不开口谈话，就能感到他真朴的心神。在他乘着小汽轮来我的乡间那时候，我在埠头听见报到的汽笛，期待的心紧张到十二分了。汽轮泊定，乘客逐一登岸，我逐一打量。在许多客人的后面，一个人穿黑布衣服，泥污沾了很多，面貌像前面说的那样，一手拿一个轻巧的铺盖，一手提一只新的竹丝篮，中间满盛着枇杷香蕉等果品。我仿佛受着神秘的主宰命令似的，抢先紧握着他的胳膊，“你——玉诺？”他的目光注定在我的脸上，几乎使我想要避开，端详了一会儿，才把铺盖也提在提篮子的手里，随即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圣陶!”这当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只感到满足，至今也忘不了。
1924年8月16日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胡愈之先生是我们《中学生杂志》的老朋友，从《中学生杂志》创刊到复刊，他一直给我们许多帮助，不但为我们写文字，还帮我们出主意，定规划。如今的新读者也许不很知道胡先生其人，可是从五年之前起往上溯，那时候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假如那时候的读者在《中学生杂志》以外还看旁的杂志，接触他的文字更多，那就不但知道他，并将永远地记住他了。
今年得到消息，说胡先生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听了，都感到异样地怅惘，与他做朋友很少会是泛泛之交的。消息极简略，可是据说十之八九可靠。我们真个失掉了这位老朋友吗？
于是大家作些文字来纪念他，汇刊在这儿，成个特辑。万一的希冀是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如果我们有那么个幸运，等到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就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
我不想在这儿说我与胡先生的私交，因为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没有多大关系。我只想说胡先生的自学精神。他没有在中学毕业，从职业中学习，从生活中学习，始终不懈，结果既博且通，为多数正途出身的人所不及。我们经常标榜自学，也许有人以为徒然说得好听，难收真实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坚决地说绝对不然，胡先生就是个最可凭信的实例。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组织能力。他创设了许多团体，计划了许多杂志与书刊，理想不嫌其高远，而步骤务求其切实。他善于识别朋友的长处，加以运用与鼓励，使朋友人人尽其所长，把团体组织得很好，把杂志书刊办得很好。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是极端需要的，却又是一般人所极端缺乏的。章程议定，计划通过，招牌挂起，下文就没有了，是我们常见的事。但是我们深切地知道，要真个干一些事，非有胡先生那样的组织能力不可。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博爱思想。我想这或许是从他学习世界语种下根的。世界语原来不仅是一种工具，其中还蕴蓄着人类爱的精神。后来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类爱还是未来的事，在当前，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爱的方面越真切，憎的方面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现真切的爱，而表现的方式不限于用口用笔，尤其紧要的是用行为。在后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栖栖皇皇。计划这个，讨论那个，究竟何所为呢？为名吗？为利吗？都不是。无非实做“有所为”三个字而已。为什么要“有所为”？本于他那种博爱思想，只觉得非“有所为”
不可而已。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友爱情谊。这与前一点是关联的。朋友之可贵，不在聚集在一起吃点儿，喝点儿。一个人既要“有所为”，他知道无论什么事绝不是独个儿办得了的，必须与他人通力合作才成，那时候朋友就像自己的性命一样，友爱情谊自然而然深挚起来。近来有几位朋友与我谈起，朋辈之中。胡先生最笃于友谊，他关顾朋友甚于关顾他自己。在感叹家说起来，这是“古道”，如今不可多得了。其实这也是“新道”，唯有不“古”不“新”的人物，才以为友谊是无足轻重的。
以上说了四点，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是胡先生的长处，我们一班朋友所公认的。关于这四点，都没有记叙及具体事实，因为几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叙及，不必重复了。
在纪念人物的文字中。有句老调，“我们要学某人的什么什么”。我不想学这句老调。我以为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就会“学”
起某人来，没有这么简单，“学”的因素很多，种种因素具备了才得完成个“学”字。不过，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在思想行为上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茅盾先生说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现在我们纪念胡先生，一位可敬的朋友，写了几篇纪念文字，这几篇文字如果能在读者的思想行为上发生若干影响，那就不是浪费笔墨，我们对于胡先生的怀念也可以稍稍发抒了。
在本志复刊后第十八期中，登过胡先生的一篇《论进步与后退》，现在在本期重印一次，让读者们再与他接触一回，听听他那非进步不可的论调。
1945年
邻舍吴老先生
一天早晨，太阳很好，可没见同院的吴老先生出来晒他的手提皮箱。一打听知道他病倒了。说是病其实不大贴切，既不发烧，又没什么痛楚，不过头脑有些儿发涨，胸口有些儿发闷，就懒得起来。他那儿子任夫先生，一个公务员，对我解释道：“只为昨天表兄来了，随随便便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家父问他家乡情形怎么样，他说秩序还不错，地方上跟日本人处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说，你们这儿的人是最出色的中国人。就是这一句话。”
“他老先生听了怎么说？”
“他听了闭上眼睛皱着眉，不说什么。半晌才看定了我，‘我决意做迁川第一代世祖了。’他说，‘最出色的中国人，日本人亲口评定的，咱们不能跟他们一伙儿住。我是老了，无所谓，你还年轻，还有小林儿，我希望你们的骨头有些斤两。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后有人问你贵处哪儿，你就说敝籍四川。
千万不要把家乡的名儿说出来。打这会子起，我对家乡的名儿感到羞愧，我不好意思再说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说了这么些话，到夜就没有吃晚饭。”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听说成渝铁路又将动工他高兴，听说盟国在计划发展民航事业他高兴，今儿胜利等不到明儿动身似的。”
“你看他见着太阳总不忘晒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动身日子一到，为了晒皮箱耽搁。”
“他老先生真的就横了心，不想回去了吗？”
“我想也不过说说罢了。昨天他说了，我当然顺着他，说做四川人也好。到那一天把日本人赶了出去，我们还不是钻头觅缝想办法，最好挤上头一班下水船？我们为什么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动也没动一动，死守在本乡本土，当顺民，当小汉奸，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哪儿还说得嘴响？我们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吃尽辛苦，跑了几千里路，跟着政府内迁的，我们是义民——谁说的，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总之没有错，我们是义民。
地方上有什么事啊务的，还不该由我们来承当？就是说两句公众话，我们的当然也特别有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回去？”
我虽然跟他们吴氏父子一样，家乡还在沦陷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没有想到将来回去可以享受特殊权益。像任夫先生说的。我想这个想头有些妙，一时说不下去，只见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够高似的，狠狠地挺了一挺。
两天过去，吴老先生好了，可是从此以后，太阳虽然，再没见他晒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种着两盆石斛，以前几乎见我一回说一回，石斛这东西滋阴，清内热，煎汤喝是最妙的饮料，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走，哪怕多花些脚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贵了，这些话现在他也不再说了。
他改变了不出门的习惯，正月初七游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宫赶花会，四月初八望江楼看放生，有什么应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来就气吁吁地躺在廊下那张竹榻上，见着我或是他儿子，往往说“成都确也不错，成都确也不错……”有时还加上说：“只是菜吃不惯，住了足足六个年头还没有惯，样样要加些花椒面和辣子，还有葱蒜，简直是跟舌头鼻子为难。”
门前有挑着树苗卖的，随便讲价讲成了，他老先生买了两株橘树苗。他叫他儿子种在院子里，他在一旁相度，两株该距离多少远将来才可以各自发展。种停当了，他坐下来，自言自语道：“开花，总得七八年；结果，总得十来年吧。不过没关系，反正有人闻它的花香，吃它的橘子就是了。”
从橘子谈到了四川省的水果。他说除了橘子，广柑，苹果，龙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吃，尤其是枇杷，一层厚皮包着几颗核儿，单单忘了长肉。他说他们家里有两株大枇杷树，每年结上五六担，红毛白沙，个儿有核桃大，甜得胜过冰糖，冰糖没有它那股鲜味。他说现在是采枇杷的时令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朝我说：“叶先生，古人说到处为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树木，树木生根在地里，移动不得，人当然可以到哪儿住哪儿。”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这儿四川这么多人，打听他们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来的。他们来了，住下了，一样在这儿成立了家业，长养了子孙。”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时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吴老先生低下头，喃喃地念着不知道哪儿来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轻节义……”
1944年5月5日作
好友宾若君
前晚，善儿将睡，倦意已笼住他的眉目，忽然懊丧地说，“听济昌说，明天他要跟着祖父母母亲回苏州去了。”
济昌跟善儿同班，是善儿最好的朋友。当善儿说起学校里的玩戏时，我们往往不待思索地问：“是不是跟济昌？”或者陈说功课的成绩时，我们也常常会问：“那么济昌的成绩怎样？”
听善儿这么说，知道离别之感侵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触动了似已淡忘而实在是有意避开的生死之感，于是颇觉凄然。
济昌的父亲宾若君，我永远纪念的好友，是给火车轮碾伤而惨死的。在我粘贴照片的簿子里，有他一帧半身的遗像，我在上边题着“是具真诚能实行的教育家”十一个字。
宾若君在角直当高小学校校长，先后邀伯祥与我去当教员。
本来是同学，犹如亲兄弟一样，复为同事，真个手足似的无分彼此，只觉各是全体的一部分。我因年轻不谙世故，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且是苦的；但自从到角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
宾若君不好空议论，当然也不作现在所谓宣传性质的文字，他对于教育只是“认真”，当一件事去干。在到角直之前，他在诗人所萦系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当小学校长。山塘的店家每看宾若君的往还作他们的时计；而学生家属有难决的事，如关于疾病资产营业等的，宾若君往往是他们的重要顾问：这就见得他不单是个教读书写字的教师。
我与他同事以后，只觉得他的诚恳远过于我，竟略带压迫的力量。学生偶犯过失，他招犯过失的学生到他的办事室里详细地开导，严正而慈祥，往往是一点钟两点钟。末了，那学生擦着悔悟的眼泪退出来，宾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湿润了。他热心于卫生常识的传授，以为这是一切的基本，所以讲刷牙齿洗澡等每至两三星期，讲了之后，见学生一一照着做了，他才放心。
他并不主张什么教育什么教育，像其他的教育工作者。
他的唱歌是学生时代早著名的，曼声徐引，有女性的美而无其靡。课毕，学生回去了，我们有时沽酒小酌，酒既半醺，他按拍而歌，双颜红润，殊觉可爱。数阕以后，歌者听者皆觉无上快适，已消散了积日的辛劳。
我对他也有不满意之点，就在他略带粘滞的性质。他总是“三思而后行”，而我以为未免多了一思或两思。但是轻忽偾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这样审虑再四，欲行又止，即从最平常的方面说，也未必不因而少偾了几件事。所以我的不满意只因彼此的气质有不同罢了。
那年暑假已过，我因父亲去世，移家住南直。宾若君家里有事，来了又回去，说两三天就来。但是第三天没有来。他是不肯失约的，这不来颇使我们疑怪，揣度的结论是他害病了。
次日傍晚，两条航船都已泊在埠头，连船夫也散得渺无踪影，而他仍杳然。我与伯祥回家，正在谈论不知他的病重不重，那每晚来一趟的瘦脸邮差送信来了。伯祥接信，看了看，似乎放心又略带惊讶地说：
“果然，他病了，这是他的老太爷写的。”
“啊!”伯祥抽出信笺看，突然叫起来。我赶忙凑近去看，八九行的话，似乎个个字是生疏的，重看一遍方才明白。信里说宾若君在昆山下车，车尚未停稳，失足陷入月台与车身之间，致下身被轧受伤甚重；现由路局送回苏州，入福音医院医治；医生说暂时没有把握，要看一两天内经过情形再说。
这消息于我们真是一声霹雳似的震撼；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惊慌，实在无以名心头一时的情状。想到这个具有真诚的心的可贵的躯体正淌着红血，想到老年的父母亲爱的哥哥正在伤心这猝然降临的不幸，我们的心都麻木了……次日，这消息震荡了全校的心，有如突然来了狂飙。
又次日，我们买舟到苏探视。原是怀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见福音医院低低的围墙时，全身仿佛被束缚了，不相信等会儿会有登岸跨进门去的勇气。“但愿是梦里吧!”这样无聊地想。
真同梦里一样，恍惚地登岸，恍惚地进医院的门。繁密的绿叶遮蔽了下射的阳光，细沙路阴森森的，树以外飘来礼拜堂里唱颂祷诗的沉静而稍带悲哀的声音，一缕哀酸直透心胸，我流泪了。
前边来了宾若君的大哥勖初君，我们迎上去问，差不多都噤口了，只简短地低低说：“怎样？”
勖初君的眼睛网着红丝，惘然的，想来已经过度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眼泪吧。他摇头默叹，说宾若君失血太多了，至于十之六七，大半身无处不烂，肠也有被轧出来的，简直无望了。
立刻要去看见的是个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还能有余裕想什么！无形的大石块早已紧紧压住我们了。我们承着这无形的大石块踅进病房，一切所见全是浮泛的，也不曾嗅到病房里特有的药气或者其他气味。
宾若君盖在红色的被单之下，这个想是医院里特别预备来混淆可怕的血迹，以减轻视疾者的忧惧的吧。但是我们明知这里掩盖着半截腐烂了的身体，虽用红色，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脸色纯乎灰白，眼睛时时张开，头发乱结像衰草。他神志还清，抬起眼来望着我们，说：“你们来看我了，谢谢。我的毛病……学校……唷……唷……”一阵剧痛打断了他的话。
除了“你放心养病，一切都有我们在”这样虚空的安慰语，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知怎样的，两条腿就把我们载出这间病室，与直躺着的宾若君分别了。伤心呵，这就是永远永远的分别，我竟不曾仔细地多看他一眼。
记得床头站着个悲伤的影子，默默的，低头，是宾若君的夫人。
受伤后的七天，宾若君才离开了人世。我因牵于校课，不曾去送殓。后来知道，宾若君在最后的两三天里是吃尽了剧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残破的肌肉和内脏越发不可收拾，痛觉也越见厉害。不知几千百回的沉吟哀号，不知几千百回的辗转反侧，使在旁侍奉的人想不出一点儿办法。医生给他打吗啡针，麻醉他的痛觉，但是不见有效，还是一阵阵的痛。后来他实在担当不住了，对自己的命运也已明白，含着眼泪哀恳他的二哥致觉君说：“二哥，你是我的亲哥哥，疼我的，请设法让我早点儿死吧!”
致觉君是个诚笃的人，虽然万分伤心，却同意宾若的要求，就去与医生商量。
把病人看作死物一般的医生只是摇头；他们对于病人亲属的眼泪和哀泣，视同行云流水，无所动心。
“他不是绝对没有希望了吗？”
“是的，绝对没有希望。”
“他当不起强烈的痛楚呢!”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给他打针。”
“打了针还是痛。”
“这就没有办法了。”
“与其听他多延时刻，多吃痛苦，还不如让他早点儿解脱，这是我们对于他的唯一帮助，我们是人，人有同情心，不这样做是我们的罪过!”“向来没有这个办法。”“哥罗仿(三氯甲烷)之类，你们不是惯用的吗？只要分量适合，给他一嗅，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为我是医生。”
“病人自己愿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亲哥哥的名义给你写笔据，并且签字在上面!”
致觉君郁悒久了的心情一不自禁，泪珠与哭声迸裂而出，鹘落地跪在医生面前。“医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请你依我的话!该是犯罪，是杀人，都由我承当!”
“但是医生的宣誓是绝不弄死一个还有一线生机的生命。”
“不管病人比死还难堪的痛苦吗？”
“虽然痛苦，生机未尽的绝不能绝灭他的生机。”
“这是人情吗!”致觉君转为愤愤了。
“不问人情不人情，当医生就得如此。”医生还是那样冷静。
于是致觉君只得怀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意再去坐在宾若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丝一丝地自己断绝。
宾若君受伤的消息才传出的时候，好些人就开始“逐鹿”，希望继任校长；他们用了各色各样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这且不说。到他的死信传来，学校里立刻笼罩着一重惨雾，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特地为他唱追念的歌，特地为他刻碑砌入教务室的墙壁，都是凭神灵如在的信念来作的。
开追悼会的一天，致觉君出席致感谢。还没有开口，出于天性的友爱的眼泪先已流满两颊，开口时是凄苦的声音，我忍不住，低下头来哭了。
各有各的伤心，可以达到同样的深度而各异其趣，所以说谁最伤心其实是不合的。但是据传闻的消息，宾若君的母亲太伤心了。她因宾若君死于火车，视火车如残暴的恶魔。可是住家贴近西城，每天城外来往的火车不知经过多少回，就得听不知多少回凄厉的汽笛。她听着，心就震荡了，仿佛还将夺去她的别的宝贝！有时惘然失神了，有时泫然掉泪了。忧伤痛苦笼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没法继续她的生活。
关于招魂之类的方术经人推荐，就时时一试。这当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爱，你就不会有那种心存鄙弃的轻薄想头了。
其中一个术者声誉最高，也说得最动听。她说宾若君已在某某菩萨座旁为童子，光明而快乐；如果生者多多给他念些经卷，升天成佛是十分稳当的。
这是一条新的道路!她开始念经，凭着坚强的信念，以为果得升天成佛，也就差足安慰。直到现在，念经是她的日课——将永远是她的日课了。
然而念经完全替代了忧伤痛苦吗？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证明。前年江浙战争，他们全家搬来上海，住在致觉君那里。
每天下午没到四点半，她就倚着楼廊的栏杆，望致觉君归来。
望到了，这才安心，知道放出去的宝贝重复回到掌中。致觉君偶或因事迟归，虽经先期禀明，她必对灯等候，直到看见儿子的笑容确已呈现于面前，然后去睡。使她致此的根源，不就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忧伤痛苦吗？
有时经过致觉君家，望见宾若夫人寂寞的侧影，或在灌花，或在闲立，心头就不禁暗淡了。抱着终生的悲哀，为恐伤翁姑的老怀，想来时时要自为敛抑吧；而为孩子的前途起见，想也不愿意多给他伤感的印象：于是只有闷闷地暗自咀嚼那悲哀的滋味，这比起哀号长叹，尽情倾吐来，其难堪岂止十倍。
看见济昌，我同样地黯然，虽然他是个苹果红的面颊乌亮亮的眼睛的可爱的孩子。宾若夫人对于济昌，听说是竭尽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自己生存的意义就是为着孩子。
济昌与善儿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安慰，父亲与父亲突然中断的缘分，让他们好好接下去，直到永远吧!有一次，善儿来说济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济昌的母亲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济昌玩儿。我听说，催善儿立刻去；能够使人慰悦的事总是我们应该做的，何况需要慰悦的是济昌母子俩！
现在，两个孩子暂时分别了。我愿他们永远是很好的朋友。
这不单是济昌的母亲祖父母伯父等以及我的欢喜，也该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宾若君的极大安慰。
1926年11月7日
邻居
那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门前玩儿。他向前走，两只手伸到后面来牵住我的两只手，算是拉黄包车。我一摇一摆跟着他。
他嘴里叫唤：“黄包车来了，黄包车来了。”
忽然一辆脚踏车从里门口闪进来。我并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骑在车上的准是住在我们西首的那个日本孩子。不过一眨眼的工夫，脚踏车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为要让开我们这一辆“黄包车”，那日本孩子把车柄向左旋转。不知道怎么样，他旋转得不得法，车身却向右翻转来。他赶忙跳下车来，这就撞到了我们的“小黄包车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贴在地上，两只手支撑着，两只脚一上一下地乱动。
我有点儿动怒，用两只手托着弟弟的胳臂，把他扶起来。
啊，刺眼的鲜红!他的张开的嘴唇涂着一腔血。
“对不起，对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国话表示歉意，同时把脚踏车靠在他自己门前的墙上。回转身来，看着鲜红的血，他也慌了，满脸涨红，直到颈根。他想了一想，说：“我去拿冷开水，冷开水。”就嗒嗒嗒跑进他家里去。
一会儿冷开水拿来了，还有消毒棉花。他蹲下身子，用棉花蘸了冷开水，在弟弟的嘴唇内外轻轻地擦。弟弟还是“哇……”
地哭，豆粒大的泪珠一颗颗滚下来。这时候我好像医生的一个助手，把弟弟的后脑勺托住，使他的面部仰起一点儿，同时安慰他：“不要哭了，一点点痛算得什么呢？”
“还好，还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擦去之后，放心地说。的确还好，只上唇和下唇的粘膜各有三四分宽的一处破碎，鲜红的血还在渗出来。
妈妈听见声音跑出来了。她问明了原因，又知道弟弟并没受到旁的损伤，就拍着弟弟的身躯说：“你再张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们进去看图画书去。图画书上有高背心的骆驼，长脖子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听见图画书，渐渐停止了哭，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牵着妈妈往家里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子，又诚恳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候我的怒气已经消散了。我回答他说：“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并不是有意的。”
“当然并不是有意，不过你弟弟吃这个小苦头，总是我累他的。”他说着不纯熟的中国话，态度像一个在先生面前悔过的学生。
第二天傍晚，他到我们家里来看我弟弟。带来四个嫩绿色的饼，算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弟弟的嘴唇已经结好了，留着两个殷红的瘢，他看嫩绿色的饼很可爱，就取一个在手里。
日本孩子说：“这是日本的东西，皮子和馅儿都是豆做的。
味道还清美。你们尝尝看。”
我请他自己也吃一个。味道的确不错，比起我们的月饼来，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真够得上“清美”两个字。
从此之后，我和他遇见了常常随便谈话。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书店里当学徒。他父亲在一家日本的什么铺子里做伙计，到上海来将近二十年了。
他告诉我日本的种种风俗：门首放着斜劈的青竹竿是什么意思，屋顶上矗起鱼形的布袋子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住在日本的他们的亲友的苦况：做伙计的找不到职业，种田的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诉他。因而说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么都毁了，光剩几个人没死。像小鸟做窝一样，今天衔一根柴，明天衔一棵草，我们把家从新建立起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真像一个家，有了箱子没有橱，有了棉的没有夹的。
“我们也一样!”他激动地说，“那时候我家住在宝山路旁边，炮弹把我家什么都毁了。比起你们来，我们这场灾祸尤其没有名目。你们算是为国牺牲，我们算什么呢!”
“你们当然也是为国牺牲啰。”我顺口这样说。
“这是你挖苦我了。他们胡闹，他们喜欢强盗行为，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呢!”他的声音有点儿发抖，他的眼睛里含着愤怒。
我抱歉地说：“请你原谅吧，我不应该这样说的。总之，你们的牺牲和我们的牺牲，都得上在那批喜欢干强盗行为的人的账上。”
“这样说才对了。”他点点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日本人中间有那批人，是日本人的羞耻!我是一个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我真实地觉得对不起你。”他说着，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心里着实有点儿感动，可是我回答他说：“你觉得对不起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总得锻炼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对付那批人，使你再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些，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得锻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们东首那家人家搬走了。过了三天，就有新搬来的。搬来的东西有矮矮的紫檀几，铺地用的厚席，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随即看见我们的新邻居只有夫妻两个，没有小孩。男的浓眉毛，高颧骨，连鬓短髭须。女的很瘦弱，涂了满脸的粉，一副可怜样子。
后来就难得看见那男的。只是女的出去买东西，提了水桶冲洗门前的一段水门汀地。据西邻的日本孩子告诉我，他打听明白了，那男的是什么会社里的高级职员。
一天夜间，我睡熟了，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砰!砰!
砰!”好像木匠在拆板壁，抡起斧头死命地敲。我张开眼睛看，妈妈起来了，衣服没有扣整齐，手里抱着缩作一团的弟弟。爸爸的声音在亭子间里，带着怒气问：“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回答是“砰!砰!砰!”还有叽里咕噜的许多话，听不清什么，可是辨得出那是骂人的调子。
我赶忙穿衣服，下了床，向亭子间跑去。虽然妈妈阻止我说：“不知道是什么蛮横的人，你不用去看。”可是我并没有听从她。
我从亭子间的窗口望下去，看见一个人像理发匠捶背似的在敲我家的后门，“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路灯的光照着他的脸，浓眉毛，高颧骨，正是我们东首的新邻居。
他的脚步有点儿站不稳，敲了一阵，身躯摇了几摇，就向前直撞，不得不伸起两条胳臂来支撑住。
“半夜三更，你来敲人家的门，做什么？”爸爸提高了嗓子问，完全改变了平时的声调。
又是一阵“砰!砰!砰!”大概他的手觉得痛了，换了脚踢。
门框震动，波及亭子问的墙，好像就要坍下去似的。他的嘴里沸水壶一般翻滚着日本话，我们听不懂。
这时候里里的人听见声音出来了，男男女女聚了二十几个，中间有几个日本人，西邻那孩子的父亲也在里头。他走过来同浓眉毛搭话。浓眉毛这才摊手摊脚地回答他，一会儿指指我们，一会儿向空中举起他的拳头。
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听明白之后，他用中国话告诉我们，说那人来敲门，为的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骂了他家“东洋乌龟”，特地来找大人论理的。
这个话真把我气得要死。孩子，我们家里只有两个。弟弟年纪小，独个儿不会出门。那么骂他家的就是我了。我为什么要骂他家呢？讨一点儿嘴上便宜，学那种孱头的行径，我是向来不干的。我就对爸爸说，我绝不说谎，我没有骂过他家。
爸爸托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告诉那人，凭正直的中国人的名义答复他，我们没有骂过他家。
那人显出不相信的态度，脸红红地说了许多话，接着又回身敲我家的后门。几个日本人商量了一会儿，走近来把他扶住，大概向他说些劝慰的话，同时推推挽挽地送他进他家的后门。
人散了。各家的门咿呀地关上。只听隔墙的楼梯蹬得腾腾地响，打着骂人调子的日本话滔滔不绝。
我们受了这一场诬赖，心里都感觉不痛快，重行睡到床上，一时睡不熟。忽听“啪!啪!”两下，是手掌打着皮肉的声音，随即有呜呜咽咽的女子的哭声。“啪!啪!”又是更重的两下，哭声突然尖锐起来，拖下去转作震荡的调子，可以想见那个满脸白粉的女人正在打滚呢。
我听，听，听，哭声渐渐模糊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去，西邻那孩子正骑着脚踏车出门，看见了我就下车来和我一同走。他告诉我，父亲方才对他讲昨夜的事，原来那人喝醉了酒，先前不知道受的什么气，酒下肚就找人家生事。他又说里里的几个日本人都派那人不是，没凭没据，怎么能随便诬赖人家，半夜里乱敲人家的门？
我听说那人喝醉了酒，心里倒宽了不少，胡作胡为都不由他的意思，我们又何必怪他？我接着说：“他醉得很可以了，昨夜回到家里，还打他的妻子呢。”
“他气到那样地步，想来真有人骂了他了。你是不干这种没意思的事的，我相信你。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干。我在路上经过，耳朵边也常常听到‘日本小鬼’的骂声。”
“这不能怪他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感情太坏了。”
“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听到一回骂声，我不恨那骂我的人，却另外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里口。他就跨上脚踏车到他的店，我到我的学校。
这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看见有一个巡官三个警察坐在客堂里。那麻脸的巡官看见了我，把头歪一歪，问道：“骂人的就是你吗？”
“骂什么人？”我不明白。
巡官努着嘴向东墙示意，说：“隔壁的日本人。”
妈妈替我回答说：“我们没有骂过他家，刚才已经对你说过了。”
“不行啊。你们没有骂过他家，他到领事馆去可说你们骂过他家，领事馆就向我们说话来了。”
我听说，把宽恕那人的心情完全打消了，他硬要咬定我们，真是无赖的行径。我恨恨地说：“他自己喝醉了酒，诬赖人家，半夜三更乱敲人家的门，他应该受扰乱公安的处分!”
“他应该受处分？他要求我们处分你们呢!告诉你，小弟弟，现在是什么日子，你要搞清楚。对日本人应该客客气气，上头有命令，我们要同他们和睦。总不要嘴里不干不净，也不要暗里扔一块小砖头，射一片细竹片。闹出事情来就是交涉，交涉!
你这小身体担当得起吗？”
巡官的态度倒并不凶，他像学校里的先生，我是在他面前受训诫的学生。可是那训诫我实在受不了，仿佛有许多尖刺，从后脑勺沿着背脊一直刺下去似的。我避开了那个麻脸，我自顾自解开我的书包。
这当儿，爸爸回来了。巡官把那一套话重说了一遍，又说现在没有别的，无非警告我们的意思，以后可千万要当心。
爸爸的脸色很不好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以前我们没有骂过他家，以后也绝不会无事无端骂他家，请你放心好了!”
于是他们四个去了。可是我们吃过晚饭以后，又有两个警察被派了来。先在我家客堂里坐坐，据说要在这里看守个通夜，一个前门，一个后门。爸爸说：“我们这里并没有事，做什么要看守呢？”
“只怕你们闯事呀！”一个太监脸的警察说。
“我们没有闯过事，做什么要防我们闯事呢？”爸爸的声音又像昨夜对那敲门人说话时候一样了。
另一个警察按一按他那红鼻子，向东墙努着嘴说：“你要知道，他们不好缠呢。你们没有闯过事，我们也清楚。有我们在这里看守，你们也省得受冤枉。我们原是来保护你们的。”
“这样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们呢。——对不起，我家要关门了，请你们到外边去吧。”爸爸带着冷笑送客。
太监脸的警察从前门出去。红鼻子的警察从后门出去。他们都显出一副不高兴的脸色。是爸爸的话使他们难受呢，还是不情愿担任一夜的露天看守？我可不知道了。
我们睡到床上，只听皮鞋底的铁钉一步一步打着水门汀地发响。
下一天早上，派来两个警察调班。到了下午，太监脸和红鼻子又来上班了，他们把我家的客堂作为休息所，坐下来抽一支香烟，讨一杯茶喝，还杂七夹八谈些关于他们私生活的事情。
我们问他们：“这看守的差使什么时候才完了呢？”他们扮一个鬼脸，说：“不知道呀。”
再下一天早上，我又遇见西邻那孩子。他告诉我说：“东首那家伙经人家派他不是，脸上下不过去，他就坚持他的醉话，报告了领事馆。真是活见鬼，你看，警察守了两夜了。而且，他去领事馆不止一趟，听说昨天又去了。”
“那么今天或许又有什么新花样发生了。”我预感地说。
我的预感果然应验了。下午放学回家，看见一个什么员带着四个警察坐在那里等我爸爸。妈妈对我说，他们一家一家都去关照过了，因为我家情形特殊，非等爸爸回来当面关照不可。
妈妈又说：“有些人家在怨我们呢。他们不问事情的底细，只说我们闯事，累他们住得不平安。”
我听了感到异样地不舒服，只好对妈妈苦笑。
爸爸回来之后，那什么员像训斥属员一样满不在乎地说：“据说昨天又有人在骂你家隔壁那位邻居了。”
“他说是我吗？我的女人吗？我的孩子吗？”
“倒没有说，总之又有人在骂他就是了。”
“那我可不知道。也用不着叫我知道。”
“我对你说，对待日本人总要有礼貌，客客气气，和和睦睦，才是道理。你是读书人，应该看见了上头的命令。在你们这地方，尤其要当心，因为日本人住得多。一家不安分，闹出事情来，大家都吃亏，不是耍的。”
“请教你，你这个话为什么要向我说呢？”
“不只向你说，一家一家都说过了。因为事情是由你们家里起的，所以特地当面对你说。”
“由我们家里起的？”爸爸的脸色发青了。
“吓，他昨天还在说呢，先是你家的孩子骂了他家。”那什么员转过他那肥脸对着我，点点头说，“恐怕就是这个孩子吧。”
我正在想，把那个肥脸重重地打它几下倒是痛快的事情，爸爸忽然顿一顿脚，用力地说：“他还在说，好，我同他决斗去!”
那什么员一把拉住爸爸的衣袖，肥脸上现出慌张的神色，说：“你能不能轻一点儿说？决斗，哪里可以瞎来来的？万一伤了人家一个指头，弄得兴兵动众，你就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
“不然，我只有让他，”爸爸坚决地说，“你们放心吧，明天我一准搬家!”
那什么员的脸色果然像放了心的样子，可是他拍拍爸爸的背心说：“搬家，那又何必呢？你要是搬了，倒像怕了他似的，见得我们中国人太没用了。”
“明天一准搬家!”爸爸头也不回，好像对他自己说的，“免得做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写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妈妈顺着说：“我也赞成明天搬家。这样噜噜苏苏缠不清，叫人麻烦死了!”
睡了一夜，爸爸一清早就跑出去。我不到学校，帮助妈妈理东西。一会儿爸爸回来了，说租定了朋友人家一间楼面，同时把搬运夫也雇了来。
下午，前门那个太监脸的警察调班来了，看见搬运夫正把末了儿一车的东西拉走，他做一个很难看的笑脸对爸爸说：“到底你们读书人，懂道理，识相。让了他们就是了，何必同他们争什么意气？我们也好松一松肩膀，我想，明天该不用来上班了。”
爸爸没有理睬他。
我走出那所住了将近四年的房子，特地走到西邻的门首去站一会儿。黑漆的两扇门关着。那孩子还没回来呢。我竟不能向他告一声别。
1936年3月10日
两法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丏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就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的向我点头。
我也点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掺着些惝怳的成分。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
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人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11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么，他有研究而不肯说吗？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查这东西的意思。
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抄，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达非由“外铄”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安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
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并且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绝不能转移了谁。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
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愤愤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含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
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
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欺，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钉作似的，线装、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口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点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1927年10月8日作
一个少年的笔记
诗的材料
今天清早进公园，闻到一阵清香，就往荷花池边跑。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大圆盘，碧绿的面，淡绿的底。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
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这么多的白荷花，有姿势完全相同的吗？没有，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都可以画写生画。我家隔壁张家挂着四条齐白石老先生的画，全是荷花，墨笔画的。我数过，四条总共画了十五朵，朵朵不一样，朵朵都好看，如果把眼前这一池的荷叶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比齐白石老先生更大了。那画家是谁呢……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一身雪白的衣裳，透着清香。阳光照着我，我解开衣裳，敞着胸膛，舒坦极了。一阵风吹来，我就迎风舞蹈，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呢，这不就像电影《天鹅湖》里许多天鹅齐舞蹈的场面吗？风过了，我停止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
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下边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
周行、李平他们在池对岸喊我，我才记起我是我，我不是荷花。
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另外一种东西，这种情形以前也有过。
有一天早上，在学校里看牵牛花，朵朵都有饭碗大，那紫色鲜明极了，镶上一道白边儿，更显得好看。我看得出了神，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牵牛花，朝着可爱的阳光，仰起圆圆的笑脸。
还有一回，在公园里看金鱼，看得出了神，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条金鱼。胸鳍像小扇子，轻轻地扇着，大尾巴比绸子还要柔软，慢慢地摆动。水里没有一点儿声音，静极了，静极了……我觉得这种情形是诗的材料，可以拿来作诗。作诗，我要试试看——当然还要好好地想。
三棵老银杏
舅妈带表哥进城，要在我家住三天。今天早晨，我跟表哥聊天，谈起我想作诗，谈起我认为可以作诗的材料。我说：“要是问我什么叫诗，我一点儿也说不上来。可是我要试作诗。作成以后，看它像诗不像诗。”
表哥高兴地说：“你也这么想，真是不约而同。这几天我也在想呢。诗不一定要诗人作，咱们学生也不妨试作。不懂得什么叫诗，没关系，作几回就懂得了。我已经动手作了，还没完成，只作了四行。要不要念给你听听？”
我说：“我要听，你念吧。”
表哥就念了：
村子里三棵老银杏，
年纪比我爷爷的爷爷还大。
我没见过爷爷的爷爷，
只看见老银杏年年发新芽。
我问：“你说的是娘娘庙里的那三棵？”
表哥说：“除了那三棵，还有哪三棵？”
我问：“年纪比外公的爷爷还大，多大岁数呢？”
表哥说：“我也说不清楚。只听我爷爷说，他爷爷小时候，那三棵银杏已经是大树了，他爷爷还常常跟小朋友拿叶子当小扇子玩呢。”
我问：“那三棵老银杏怎么样？你的诗预备怎么样作下去呢？”
表哥说：“还没想停当呢，不妨给你说一说大意。我的诗不光是说那三棵老银杏。”
我问：“还要说些什么呢？”
表哥说：“我们村子里种了千把棵小树，你是看见了的，村子四周围，家家的门前和院子里，差不多全种通了。那些小树长得真快，去年清明节前后种的，到现在才十几个月，都高过房檐七八尺了。再过三四年，我们那村子会成什么景象，想也想得出。除了深秋和冬天，整个村子就是个密密丛丛的树林子，房子全藏在里头。晴朗的日子，村子里随时随地都有树荫，就是射下来的阳光，也像带点儿绿色似的，叫人感觉舒畅。”
我想着些什么，正要开口，表哥拍拍我的肩膀，抢着说：“不光是我们那村子，别的村子也像我们村子一样，去年都种了许多树呢。你想想看，三四年以后，人在道上走，只见近处远处，这边那边，一个个全是密密丛丛的树林子，怎么认得清哪个是哪村？”
我说：“尽管一个个村子都成树林子，我一望就能认出你们集庆村，保证错不了。你们村子有特别的标记，老高的三棵银杏树。”
表哥又重重地拍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说的正是我的意思！所以我的诗一开头就说三棵老银杏。”
爬山虎的脚
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房顶上占了一大片地方。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色。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嫩绿色。爬山虎在10月以前老是长茎长叶子。新叶子很小，嫩红色，不几天就变绿，不大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是长大了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那些叶子铺在墙上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叶子一顺儿朝下，齐齐整整的，一阵风拂过，一墙的叶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道它怎么能爬。
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有脚的。植物学上大概有另外的名字。动物才有脚，植物怎么会长脚呢？可是用处跟脚一样，管它叫脚想也无妨。
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儿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色。这就是爬山虎的脚。
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儿，巴住墙。细丝原先是直的，现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使它紧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蚊龙的爪子。
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儿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巴在墙上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劲儿，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茎。
（前二篇原载《旅行家》1956年第11期，后一篇原载1956年11月1日《中国少年报》）书桌
十多年前寄居乡下的时候，曾经托一个老木匠做一张书桌。
我并不认识这个老木匠，向当地人打听，大家一致推荐他，我就找他。
对于木材，我没有成见，式样也随便，我只要有一张可以靠着写写字的桌子罢了。他代我作主张，用梧桐，因为他那里有一段梧桐，已经藏了好几年，干了。他又代我规定桌子的式样。两旁边的抽屉要多少高，要不然装不下比较累赘的东西。
右边只需做一只抽屉，抽屉下面该是一个柜子，安置些重要的东西，既见得稳当，取携又方便。左右两边里侧的板距离要宽些，要不然，两个膝盖时时触着两边的板，就感觉局促，不舒服。我样样依从了他，当时言明工料价六块钱。
过了一个星期，过了半个月，过了二十多天，不见他把新书桌送来。我再不能等待了，特地跑去问他。他指着靠在阴暗的屋角里的一排木板，说这些就是我那新书桌的材料。我不免疑怪，二十多天工夫，只把一段木头解了开来!
他看出我的疑怪，就用教师般的神情给我开导。说整段木头虽然干了，解了开来，里面还未免有点儿潮。如果马上拿来做家伙，不久就会出毛病，或是裂一道缝，或是接榫处松了。
人家说起来，这是某某做的“生活”，这么脆弱不禁用。他向来不做这种“生活”，也向来没有受过这种指摘。现在这些木板，要等它干透了，才好动手做书桌。
他恐怕我不相信，又举出当地的一些人家来，某家新造花厅，添置桌椅，某家小姐出阁准备嫁妆，木料解了开来，都搁在那里等待半年八个月再上手呢。“先生，你要是有工夫，不妨到他们家里去看看，我做的家伙是不容它出毛病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黄浊的眼睛放射出夸耀的光芒，宛如文人朗诵他的得意作品时候的模样。
我知道催他快做是无效的，好在我并不着急，也就没说什么催促的话。又过了一个月，我走过他门前，顺便进去看看。
一张新书桌站在墙边了，近乎乳白色的板面显出几条年轮的痕迹。老木匠正弯着腰，几个手指头抵着一张“沙皮”，在磨擦那安抽屉的长方孔的边缘。
我说再过一个星期，大概可以交货了吧。他望望屋外的天，又看看屋内高低不平的泥地，摇头说：“不行。这样干燥的天气，怎么能上漆呢？要待转了东南风，天气潮湿了，上漆才容易干，才可以透入木头的骨子里去，不会脱落。”
此后下了五六天的雨。乡下的屋子，室内铺着方砖，每一块都渗出水来，像劳工背上淌着汗。无论什么东西，手触上去总觉得黏黏的。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散发出霉蒸气。我想，我的新书桌该在上漆了吧。
又过了十多天，老木匠带同他的徒弟把新书桌抬来了。栗壳色，油油地发着光亮，一些陈旧的家具有它一比更见得黯淡失色了。老木匠问明了我，就跟徒弟把书桌安放在我指定的地位，只恐徒弟不当心，让桌子跟什么东西碰撞，因而擦掉一点儿漆或是划上一道纹路，他连声发出“小心呀”“小心呀”的警告。直到安放停当了，他才松爽地透透气，站远一点儿，用一只手摸着长着灰色短须的下巴，悠然地鉴赏他的新作品。我交给他六块钱，他随便看了一眼就握在手心里，眼光重又回到他的新作品。最后说：“先生，你用用看，用了些时，你自然会相信我做的家伙是可以传子孙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夸耀的光芒又从他那黄浊的眼睛放射出来了。
以后十年间，这张书桌一直跟着我迁徙。搬运夫粗疏的动作使书桌添上不少纹路。但是身子依旧很结实，接榫处没有一点儿动摇。直到“一?二八”战役，才给毁坏了。大概是日本军人刺刀的功绩。以为锁着的柜子里藏着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前面一刀，右侧一刀，把两块板都划破了。左边只有三只抽屉，都没有锁，原可以抽出来看看的，大概因为军情紧急吧，没有一只一只抽出来看的余裕，就把左侧的板也划破了，而且拆了下来，丢在一旁。
事后我去收拾残余的东西。看看这张相守十年的书桌，虽然像被残害的尸体一样，肚肠心肺都露出来了。可是还舍不得就此丢掉。于是请一个木匠来，托他修理。木匠说不用抬回去，下一天带了材料和家伙来修理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木匠已经来过，书桌已经修理好了。真是看了不由得生气的修理!三块木板刨也没刨平。边缘并不嵌入木框的槽里，只用几个一寸钉把木板钉在木框的外面。涂的是窑煤似的黑漆，深一搭，淡一搭，仿佛还没有刷完工的黑墙头。工料价已经领去，大洋一块半。
我开始厌恶这张书桌了。想起制造这张书桌的老木匠，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简直使缺少耐性的人受不住，然而他做成的家伙却是无可批评的。同样是木匠，现在这一个跟老木匠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我托他修理，他就仅仅按照题目做文章，还我一个修理。木板破了，他给我钉上不破的。原来涂漆的，他也给我涂上些漆。这不是修理了吗？然而这张书桌不成一件家伙了。
同样的事在上海时时会碰到。从北京路那些木器店里买家具，往往在送到家里的时候就擦去了几处漆，划上了几条纹路。
送货人有他的哲学。你买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总之送给你一张桌子，四把椅子，绝不短少一件。擦去一点儿漆，划上几条纹路，算得什么呢!这种家具使用不久，又往往榫头脱出了，抽屉关不上了，叫你看着不舒服。你如果去向店家说话，店家又有他的哲学给你作答。这些家具在出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总之我们没有把破烂的东西卖给你。至于出门以后的事，谁管得了!这可以叫作“出门不认货”主义。
又譬如冬季到了，你请一个洋铁匠来给你装火炉。火炉不能没有通气管子，通气管子不能没有支持的东西，他就横一根竖一根地引出铅丝去，钉在他认为着力的地方。嗒，嗒，嗒，一个钉子钉在窗框下。嗒，嗒，嗒，一个钉子钉在天花板上。
嗒，嗒，嗒，一个钉子钉在墙壁上。可巧碰着了砖头，钉不进去，就换个地方再钉。然而一片粉刷已经掉了下来，墙壁上有了伤疤了。也许钉了几回都不成功，他就凿去砖头，嵌进去一块木头。这一回当然钉牢了，然而墙壁上的伤疤更难看了。等到他完工，你抬起头来看，横七竖八的铅丝好似被摧残的蜘蛛网，曲曲弯弯伸出去的洋铁管好似一条呆笨的大蛇，墙壁上散布着伤疤好像谁在屋子里乱放过一阵手枪。即使火炉的温暖能给你十二分舒适，看着这些，那舒适不免要打折扣了。但是你不能怪洋铁匠，他所做的并没有违反他的哲学。你不是托他装火炉吗？他依你的话把火炉装好了。还有什么好说呢？
倘若说乡下那个老木匠有道德，所以对于工作不肯马虎，上海的工匠没有道德，所以只图拆烂污，出门不认货，不肯为使用器物的人着想，这未免是拘墟之见。我想那个老木匠，当他幼年当徒弟的时候，大概已经从师父那里受到熏陶，养成了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了吧。而师父的师父也是这么一丝不苟的，从他的徒孙可以看到他的一点儿影像。他们所以这样，为的是当地只有这么些人家做他们永远的主顾，这些人家都是相信每一件家伙预备传子孙的，自然不能够潦潦草草对付过去。乡下地方又很少受时间的催迫。女儿还没订婚，嫁妆里的木器却已经在置办了。订做了一件家具，今天拿来使用跟下一个月拿来使用，似乎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延到明年拿来使用也不见得怎样不方便。这又使他们尽可以耐着性儿等待木料的干燥和天气的潮湿。更因主顾有限，手头的工作从来不会拥挤到忙不过来，他们这样从从容容，细磨细琢，一半自然是做“生活”，一半也就是消闲寄兴的玩意儿。在这样情形之下做成的东西，固然无非靠此换饭吃，但是同时是自己精心结撰的制作，不能不对它发生珍惜爱护的心情。总而言之，是乡下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了老木匠的那种态度。
都市地方可不同了。都市地方的人口是流动的，同一手艺的作场到处都有，虽不能说没有老主顾，像乡下那样世世代代请教某一家作场的老主顾却是很少的。一个工匠制造了一件家具，这件家具将归什么人使用，他无从知道。一个主顾跑来，买了一两件东西回去，或是招呼到他家里去为他做些工作，这个主顾会不会再来第二回，在工匠也无从预料。既然这样，工作潦草一点儿又何妨？而且，都市地方多的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每一件东西预备传子孙的观念，都市中人早已没有了(他们懂得一个顶扼要的办法，就是把钱传给子孙，传了钱等于什么都传下去了)。代替这个观念的是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住亭子间的人家新搬家，看看缺少一张半桌，跑出去一趟，一张半桌载在黄包车上带回来了，觉得很满意。住前楼的文人晚上写稿子，感到冬天的寒气有点儿受不住，立刻请个洋铁匠来，给装上个火炉。生起火炉来写稿子，似乎文思旺盛得多。富翁见人家都添置了摩登家具，看看自己家里，还一件也没有，相形之下不免寒碜，一个电话打出去，一套摩登家具送来了。陈设停当之后，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招一些朋友来叙叙。年轻的小姐被邀请去当女傧相了，非有一身“剪刀口里”的新装不可，跑到服装公司里，一阵的挑选和叮嘱，质料要时髦，缝制要迅速，临到当女傧相的时刻，心里又骄傲又欢喜，仿佛满堂宾客的眼光一致放弃了新娘而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似的。当然，“想要什么”而不能“立刻有什么”的人居大多数，为的是钱不凑手。现在单说那些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的，他们的满足似乎只在“立刻有什么”上，要来的东西是否坚固结实，能够用得比较长久，他们是不问的。总之，他们都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主顾的心理如此，工匠又何苦一定要一丝不苟？都市地方有一些大厂家，设着验工的部分，检查所有的出品，把不合格的剔出来，不让它跟标准出品混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出品为要求形质并重的人所喜爱。但是这种办法是厂主为要维持他那“牌子”
的信用而想出来的，在工人却是一种麻烦，如果手制的货品被认为不合格，就有罚工钱甚至停工的灾难。现在工厂里的工人再也不会把手制的货品看作艺术品了。他们只知道货品是玩弄他们生命的怪物，必须服侍了它才有饭吃，可是无论如何吃不饱。——工人的这种态度和观念，也是都市地方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的。
近年来乡下地方正在急剧地转变，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大概要跟他的师父以及师父的师父分道扬镳了。
1937年8月1日发表
我们的骄傲
我们四个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谈着幼年同学时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开头讲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黄花的观察引起了大家对自然界的惊奇；某先生教体操，说明开步走必须用力在脚尖上，大家听了他的话，连平时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为了让厨夫受窘，大家相约多吃一碗饭，结果饭桶空了，添饭的人围着饭桶大声叫唤，个个露出胜利的笑容；为了偷看《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大家把学校发给的蜡烛省下来，到摇了熄灯铃，就点起蜡烛来，几个人头凑头地围在一起看，偶尔听到老鼠的响动，以为黄先生查寝室来了，急忙吹灭了蜡烛，伏在暗中连气也不敢透……
重庆市上横冲直撞的人力车以及突然窜过的汽车，对于我们只像淡淡的影子。后来我们拐了弯，走着下坡路，那难走的坡子也好像没有什么了。我们的心都沉没在回忆里，我们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邹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说：“还记得吗？那一回开恳亲会，你当众作文。来宾出了个题目，你匆忙之中看错了，写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散会之后，先生和同学都责备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两颊已经生满浓黑的短须，额上也有了好几条皱纹，这时候他脸上显出童稚的羞惭神情，回答邹君说：“你也哭了的，你当级长，带领我们往操场上运动，你要踢球，我们要赛跑。你因为大家不听你的号令，就哭到黄先生那儿去了。”
“黄先生并不顶严厉，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孙君这么自言自语，似乎有意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
我就接着说：“他的一句话不只是一句话，还带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时候常常陪父亲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从听了黄先生的修身课，说喝酒有种种害处，就立志不喝，一直继续了三年。在那三年里，真是一点一滴也没有沾唇。”
“教室里的讲话能在学生生活上发生影响，那是顶了不起的事。”当了十多年中学校长的孙君感叹地说。
我们这样谈着走着，不觉已到了黄先生借住的那所学校。
由校工引导，走上坡子，绕过了两棵黄桷树，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间屋子，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就转身走了。我们敲那屋子的门。
门开了，“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那声音沉着有力，跟我们小时候听惯的一模一样，“咱们多年不见。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今天在这儿聚会，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黄先生遇见，还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时间加在黄先生身上的痕迹，仅仅是一头白发，一脸纤细的皱纹。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锐有神，他的躯干依然那么挺拔，岂但跟十二三年前没有两样，简直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没有丝毫改变。我这么想着，就问他一路跋涉该受了很多辛苦吧。
黄先生让我们坐了，就叙述这回辗转入川的经历。他说在广州遇到了八次空袭，有一次最危险了，落弹的地点就在两丈以外，他在浑忘生死的心境中体验到彻底的宁定。他说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状尽有奇怪的，可惜没有千岩万壑茫茫苍苍的气概，就只能引人赏玩，不足以怡人神情了。他说在海棠溪小茶馆里躲避空袭，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还在呼幺喝六地赌钱，他就给他们讲，叫他们非守秩序不可。
他说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条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课时候一个样儿。
等他的叙述告个段落，邹君就问他从家乡沦陷直到离开家乡的经过。
“我不能不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激昂，“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一点儿操守。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留在家乡了。”
听到这儿，我才注意那个房间。以前大概是阅报室或者学生自治会的会议室吧，一张长方桌子七八个凳子以外，就只有黄先生的一张床铺，床底下横放着一只破了两个角的柳条提箱；要是没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个房间真太萧条了。
黄先生略微停顿了一下，就从家乡沦陷的时候说起。他说那时候他在乡间，办理收容难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总算完全安顿停当了，他才回到城里。于是这个也来找他了，那个也来找他了，要他出来参加维持会。话都说得挺好听，家乡糜烂，不能不设法挽救啊，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无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们要这么做，我没有那种感化力量叫你们不这么做，可是我绝不跟着你们这么做。”接着他愤慨地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熟悉的，都是诗礼之家的人物，在临到考验的时候，他们的骨头却软了，酥了。我现在想，越是诗礼之家的人物，仿佛应着重庆人的一句话，越是‘要不得’!”
一霎间我好像看见了家乡那些熟悉的人的状貌，卑躬屈节，头都抬不起来，尴尬的笑脸对着敌人的枪刺。“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教养之中，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作民族吧。”我这么想着，觉得黄先生对于诗礼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当的。
黄先生又说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以后，他们好像并不觉得没趣，还是时常跟他纠缠不清。县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学务委员，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教育厅科长，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当过省督学多年，全省六十多县的教育界人物，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他为避免麻烦起见，就在上海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担任两班国文；人家有职务在这儿，你们总不好意思再来拖三拉四的了。于是他到上海去，咬紧了牙对城门口的日本兵鞠躬，侧转了头让车站上的日本兵检验良民证。说到这儿，他掏出一个旧皮夹子，从里边取出一张纸来授给我们看，他说：“你们一定想看看这东西。
这东西上贴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办米去的。
你们看，还像吗？”
我们四个传观之后，良民证回到黄先生手里，黄先生又授给孙君说：“送给你吧。你拿到学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学生知道，现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让敌人在身上打着耻辱的戳记!”
孙君接了，珍重地放进衣袋里。黄先生又说他到了上海以后，半年中间，教书很愉快，那些女学生不但用心听课，还知道现在是个非常严重的时代，一个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些什么，做些什么。但是，在两个月之前，纠缠又来了，上海的什么政府送来了一份聘书，请他当教育方面的委员，没有特定的事务，只要在开会的时候出几回席，尽不妨兼任，月薪两百元。
事前不经过商谈，突然送来了聘书，显而易见地，那意思是你识抬举便罢，要是说半个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前程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我筹措了两百块钱，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骄傲!”戈君激动地说着，讷讷然的，说得不很清楚。
我心里想，戈君的话正是我要说的。再看黄先生，他那敏锐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们四个，脸上现出一种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们四个都知道自好，能够做点儿正当事情，还不愧为他的学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