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叶圣陶踏花归去马蹄香》（4）
第十八章《叶圣陶踏花归去马蹄香》（4）
诚实的自己的话
是谁把这什么弄什么里化成丛墓
的呢？是谁驱使这许多人投入丛墓的呢？这些真是极其愚笨的问题。人家出不起独占一所屋子的钱，当然只好七家八家合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要编派处分，谁也怪不得，只能怪住在丛墓里的人自己不好，你们为什么没有富足的钱！你们如果怪房东把房价定得太贵，房东将会回答你们说：“我是将本求利的，这房屋的利息是最公道的呢。我并不做三分息四分息的营生。你们不送我个‘廉洁可风’的匾额，倒怪起我来了？！”
侮辱人们的人
最近，上海的报纸上刊载一个使我痛心的广告，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和我同感。这个广告几乎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确确实实是印得很大很清楚的字。语句是：“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以下就是《礼拜六》周刊的目录。该刊每期的广告总有几句叫人难受的开场白，这一回是更为突出的罢了———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更为突出的话想出来。
这实在是侮辱，普遍的侮辱；侮辱文学，侮辱他们自己，侮辱所有的读者。我从来不肯诅咒人家，现在，我非诅咒他们不可了。无论什么游戏的事总不至于卑鄙到这样地步，游戏也得讲究高尚和真诚。现在既然有写这两句话的人，社会上又很有能够容忍这两句话的人，类似的语句几乎常见于报纸，这不仅是文学前途的渺茫和可虑，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渺茫和可虑了。
然而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的力量。文字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使人们抛弃卑鄙和浅薄，趋向高尚和精深。
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任文学的前途真个渺茫和可虑呢？
我国与文艺接触的人实在太少了，我们的希望当然要求逐渐增多。就是少数接触文艺的人，又缺乏辨别能力，不明白他们爱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的希望当然要求他们具有辨别能力，明白了解文艺的性质。但是现在的新文学运动能不能影响本来不曾接触过文艺的人呢？能不能使迷途的人辨明正确的趋向呢？实在不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个“能”字。且不说从来不曾接触过文艺的人；一部分入了迷途的，他们既已接触而且成了爱好，当然要继续接触下去。可是好的正当的非常稀少，力量非常薄弱；坏的荒谬的当然要乘机而起，供应他们的需求了。确实地，好的正当的文艺除了少数几种杂志和丛书以外，还有什么呢？
看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广告，我们不要徒然伤感，应当格外努力。当然，我们先得着眼于曾经与文艺接触过的人；他们爱好失当，不自觉地认非为是，已成习惯，与我们所谓真正的文艺往往不愿意亲近，这一层障碍首先要打破。我们应当摸清可以打动他们的方法，设想怎样写作他们就愿意亲近了，然后从事写作。这并非迎合迁就，而是“因势利导”，实为是给他们以强烈的讽刺和正确的纠正。他们接触了新的，既然不觉得不习惯，就会屡屡接触，因而潜移默化，进入新的途径。这一层是我们现在极须注意的。同时，从事文艺的人要尽量增多，才能扩大文艺界的范围，供一般人广泛汲取。
我相信前面所说的那种广告总会有绝迹的一天，时间的早晚，全看我们努力的程度如何。
原载《文学旬刊》第5期（1924年6月20日），有修改。
中国人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工作将要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要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光荣的日子，我要诚恳地向诸位说几句话。
诸位，请想一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一个多么巨大的数目!请想一想，“占人数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光景!大家说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现在咱们中国人开始了人民的世纪，这句话更加有了确实可靠的保证。
咱们立国的精神跟方针政策包容在人民政协通过的三个文件里头，就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文件经过六百几十位代表详细研究，反复讨论，才通过的。他们的研究跟讨论，是综合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根据了咱们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诸位，咱们要注意，这三个文件里头贯彻着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毛主席告诉大家要怎么样才能够站起来，大家认清楚只有照他说的做才能够站起来。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跟毛泽东思想融合了，这三个文件就是确确实实的证据。
诸位，从今以后，咱们中国将要涌起爱国的高潮，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种爱国跟以前所谓爱国完全不同，以前的爱国是空空洞洞的。现在，咱们站起来了，国家是咱们自己的，政府是咱们自己的，武力是咱们自己的，资源，财富，文化，教育，全都是咱们自己的。有这么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咱们手里，所以咱们的爱国也是实实在在的。不但心里爱，而且懂得怎么样爱，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去爱。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为了爱国。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是为了爱国。在国际间结交够朋友的朋友，是为了爱国。如果有国际强盗来侵犯咱们，就拿起武器，不怕牺牲，像《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也是为了爱国。
就是这么样的爱国主义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1949年
我和儿童文学
先说我是怎么写起童话来的。
我的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的第一篇是《小白船》，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写童话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接着在十六日、十七日写了《傻子》和《燕子》；隔了两天，在二十日又写了《一粒种子》。不到一个星期写了四篇童话，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这种情形不止一次，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也是六天，写了《地球》《芳儿的梦》《新的表》《梧桐子》《大喉咙》，一共五篇。一九二一年冬季，正是我和朱佩弦(自清)先生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日夕相处的日子，两个人在一间卧室里休息，在一间休憩室里备课，闲谈，改本子，写东西。可能因为兴致高，下笔就快些。朱先生有一篇散文记下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日子，中间提到我写童话的情形，说我构思和下笔都很敏捷。我自己可完全记不起来了，好像从来不曾这样敏捷过。
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还有个促使我试一试的人，就是郑振铎先生，他主编《儿童世界》，要我供给稿子。《儿童世界》每个星期出一期，他拉稿拉得勤，我也就写得勤了。
这股写童话的劲头只持续了半年多，到第二年六月写完了那篇《稻草人》为止。为什么停下来了，现在说不出，恐怕当时也未必说得出。会不会因为郑先生不编《儿童世界》了？有这个可能，要查史料才能肯定。从《小白船》到《稻草人》，一共二十三篇童话编成一本集子，就用《稻草人》作书名，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因为我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
《稻草人》这本集子中的二十三篇童话，前后不大一致，当时自己并不觉得，只在有点儿什么感触，认为可以写成童话的时候，就把它写了出来。我只管这样一篇接一篇地写，有的朋友却来提醒我了，说我一连有好些篇，写的都是实际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不像童话了。那么凄凄惨惨的，离开美丽的童话境界太远了。经朋友一说。我自己也觉察到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嘛。所以编成集子的时候，我还是把《稻草人》这个篇名作为集子的名称。
在以后这三年里，我只写了六篇童话，我记不得了，是一位年轻朋友查到了告诉我的。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了别的方面，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我才写了一篇《冥世别》。当时，无数革命青年被屠杀了，有些名流竟然为屠夫辩护，说这些青年是受人利用，做了别人的工具，因而罪有应得。我想让这些受屈的青年出来申辩几句。可是他们已经死了，怎么办呢？于是想到用童话的形式，让他们在阴间向阎王表白。这篇童话不是写给孩子们看的，所以后来没有编进童话集。我在这里提一下，是想说明有些童话可能不属于儿童文学。给文学形式分类下定义本来是研究者的事。写的人可以不必管它。
一九二九年秋天，我写了《古代英雄的石像》。这篇童话引起好些误解，许多人来信问我，这个石像是不是影射某某某。
我并无这个意思，只是说就石头来说。铺在路上让大家走，比作一个偶像，代表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英雄有意义得多。后来续安徒生的童话，作《皇帝的新衣》，我也并不是用这个皇帝影射某某某。一九三一年六月，我的第二本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出版，一共收了这两年问写的九篇童话。写得少的缘故，大约是做了许多年编辑工作，养成了不敢随便下笔的习惯。
直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我选自己的童话若干篇，编成一本集子。他们说，这些童话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前写的，让现在的孩子们看看，知道一些旧社会的情形，也有好处。我同意了，选了十篇，编成了《叶圣陶童话选》。这十篇中，《一粒种子》《画眉》《稻草人》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写的，可以代表一个阶段；《聪明的野牛》是一九二四年写的，不曾收进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含羞草》《蚕和蚂蚁》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写的，可以代表另一个阶段；最后两篇是一九三六年年初写的《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在这两篇之后，就没有写过童话了)。我把这十篇童话的文字重新整理了一遍，因为这是给孩子们阅读的，不敢怠慢，总想做到通畅明白，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
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打算重排《叶圣陶童话选》，要我增选几篇。我答应了，从第一本集子《稻草人》中选出《玫瑰和金鱼》《快乐的人》《跛乞丐》三篇，从第二本集子《古代英雄的石像》中选出《书的夜话》和《熊夫人幼稚同》两篇，都经过重新整理，加了进去。为了区别于以前的版本，把书名改成《〈稻草人〉和其他童话》，在去年八月出版。
这几本童话集的插图，我都很喜欢。《稻草人》是许敦谷先生的钢笔画，《古代英雄的石像》是丰子恺先生的毛笔画，《叶圣陶童话选》是黄永玉先生的木刻。丰子恺先生和黄永玉先生是国内国外都知名的画家，许敦谷先生比他们早，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在二十年代，许先生为儿童读物画过不少插图，似乎到了三十年代，就看不到他的新作了。好的插图不拘泥于文字内容，而能对文字内容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许先生画的就有这个长处，因而比较耐看。他的线条活泼准确，好像每一笔下去早就心中有数似的，足见他素描的基本功是很深的。丰先生和黄先生的插图，功力也很到家。对儿童文学来说，插图极其重要，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
除了童话，我写过两本童话歌剧，一本叫《蜜蜂》，一本叫《风浪》，都请人配了谱，在二十年代出版过。可是内容是什么，我完全记不起了，想找来看看，托了好几个人，至今还没有找到。此外还写过一些儿童诗歌，大多刊登在早期的《儿童世界》，有的也配了谱。
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
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言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只给儿童写过几首短诗，几篇散文，刊登在哪儿，也记不清了。总是忙。“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倒是闲了，可是哪有心情写什么东西呢？现在精力不济了，而且又忙了起来，许多事情还必须赶紧去做。儿童文学的园地不久也会万紫干红的，我正在拭目以待，做个鼓掌喝彩的人。
1980年1月17日
莫遗忘
被遗忘的人比没有被遗忘的人多不知多少倍。我们翻开过去的记载，就看见一个个姓名，看见由这些姓名代表的一个个本体所做的事，于是兴起钦仰，怀念，憎恨，鄙薄等等感情。
这些虽然颇不相同，而自以为所知不少，足以自慰，却是必然会有的意念。但是，这就真个“所知不少”了吗？试一细思，就知道未必。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前，曾经有过多少可以由姓名代表的本体，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后，曾经有多少本体连同姓名一齐泯灭了，这是谁也不能确切地回答的。确切地回答诚然不能，但是谁也能想到这一定是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吧。这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有他们的灵魂，有他们的力量，在人类生存的历程中，他们尽了承前启后的责任；或许有—部分还不止于此，他们的努力使人类少走若干弯路，他们的恩泽将遗传到无穷尽的将来。这未必比我们能够记住的那些姓名不重要吧？
然而我们遗忘了，遗忘得干干净净，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他们似的。我们还能自夸“所知不少”吗？
对于往昔不必多论，我们且来说现在。在报章和文件里常常出现的那些姓名和事迹，排印时须用大号字，谈论时须提高嗓音，当然是所谓“要人”和“大事”了。一个人假若不明白这些，那就只有抿紧嘴唇站在墙角里的份儿，因为他“不知世务”。反过来，能够源源本本，如数家珍的，那就是个“通达世务”的通人。这似乎非常公平，通人与非通人均由自取，正如赛跑者的成绩等等，全凭各自的足力。但是我们有时候不免有点儿怀疑。某人的寿宴有某某等伶人的堂会，某人在西湖上吃醋溜鱼大加称赏，也就是腾于口说，遍载报章的材料。从谈说和登载上看，这些当然是“要人”和“大事”无疑了。然而把通晓这些人和事的人称为“通人”，我们却觉得殊难感服。为什么？因为他通晓的太无聊，而不通晓的又太多了。
现在同往昔—样，而且将来也还是—样，总有极大部分人从不挂在别人的心头，虽然他们确实出生在这世间。这在别人方面自然觉得歉然，而在不挂在别人心头的人本身却没有什么，苟无名心，尽不妨独往独来。可是更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值得让人知道的，而且是应当让人知道的，他们的事业是为自己也为大众；然而他们被淹没了，被毁灭了，淹没他们的是愚昧的浪潮，毁灭他们的是残暴的烈焰。这比偶尔被人遗忘残酷得多。同样生而为人，竟至于受到不容向人们透露一点真消息的严惩，不能不说是人间最深刻的悲哀!这种悲哀，我们想，凡是勉为“通人”的定必深致同情，而且极愿意知道经过的一切，不惮从水底里去检查遗痕，从灰烬里去剔寻残屑。本来，单只通晓人世的浮面而不能通晓它的阴暗幽秘的部分，是不配称作“通人”的啊。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为着自己也为着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所得的报酬却是毒骂和罪名和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并没有犯罪而以罪名死，死了之后，亲旧友朋都不很方便公然说死者是无罪的。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所干的事业不便于别一类人，忽然失踪了，他们的形体就此消灭于天地之间——大概死了吧，死也不得公然地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为着自身吃着痛苦，正当抗护，便受罪罚；这罪罚又是秘密的，不容谈及，在报纸的角落里都找不到这类消息，因为一谈及就是煽动之罪。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不为战争而给排枪打出来的血，凝结在大都市宽广的大路上。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却永久被拘囚在牢狱里的人物。
以上说及的这些人，都是被一般人遗忘了或者改装了的。
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遗忘当然不至于了，同时也就剥掉了他们被改装的外衣，认识他们本来的真相。这样，似乎可以堂而皇之做“通人”了。其实通不通没有多大关系，得到很多实益却是真的。这些人的人格，这些人的事迹，给予我们的感动是没有限量的。从此，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识力，知道应当怎样做人，怎样处世。从此，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感情，知道应当怎样去爱，怎样去恨。
莫遗忘，莫遗忘了被圈禁在人世阴暗幽秘的部分的人们!
原载《光明》第一期（1926年6月5日），有修改。
“今天天气好啊！”
“自由谈”,这是个幻影似的名词。从前秦始皇的时代,两个人在路上碰见了,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就犯死罪；谈的什么话是不问的。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简单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教训人们谈话应该怎样谈；另一方面又有多少条多少款的律文，规定人们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钳制之下，哪里有什么“自由谈”？
我们听到的一些谈论，看到的一些文篇，都是苟存在这双方钳制的夹缝里的。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得以说出来，写下来，给我们听到看到。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谈论就只好咽下肚去，让它烂掉；文篇呢，劈版，收毁，禁止投递，它的灾难何止一端？于是我们就无缘听到看到了。
环境如此，人们就变得异样机警，非常圆滑。怎样才能在双方钳制的夹缝里转侧自如，成为立言持论的人的必修科目。
对于这个科目修习得太到家了，有时候竟会起一种幻觉，把自己所处的关缝收缩得更窄些。试举一个例子，近来北平有许多学者主张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免遭日本飞机大炮的蹂躏；但是在他们的意见书里，却只含糊地指称“敌人”，绝对不见“日本”二字。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若在这“未雨绸缪”
的意见书里交代明白，说为的是日本，未免太使日本难堪了。
想谈张君，恐怕张君生心，不谈。想谈李君，恐怕李君动怒，不谈。谈谈甲事乙事吧，又恐怕跟甲事乙事有关的赵君王君不高兴，也只好不谈。于是谈天气。但是说天气不好还是不行，也许会冒犯了冥漠无言的大自然，忽地来一阵烈风暴雨，吹痛了头脑，沾湿了衣裳。“推头着壁”，只有说天气好是唯一妥当的办法。所以，两个人遇见了，往往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天气好啊!”
原载《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有修改。
从焚书到读书
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生来便有所谓“智慧”。以有智慧故，从最初劳动时或惊骇时所发的呼声，进化而为互通情感的语言，由语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记载事物，便又产生“书”
这一类东西。
书，又是奇怪的东西：说它可爱呢，它确能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所得到的经验和理论都告诉了后来的人，做后来人努力的方向。说它可恶呢，自从它把经验理论告诉了后来人，便使阶级化了的人类社会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恶这一点上，二千一百多年前聪明的秦始皇已经觉到了，他便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间的书统统付之一炬。
但究竟这手段太激烈，不久便有不读书的刘项，起来把妄想传之万世的秦朝打倒。后来的皇帝更加聪明，他们知道既然有了“书”这件东西，要根本毁灭是不可能的，与其“焚”，还不如索性教人家“读”，不过“读”要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方法，于是便找出了几种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支配阶级的理论的书，定名为“圣经贤传”，其他诸子百家便是“异端邪说”，都在“罢黜”之列，更定下一个“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一般人读了圣经贤传，不难在科举制度下名利双收，否则读着异端邪说的书，便是“非圣无法”，可以使你身首异处。
那时奖励青年们读书有四句口号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在科举制度早已废止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依旧存在着。
政府的煌煌明令，学者名流的谆谆告诫，都是说“青年应该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没有说，大概便因为有所谓“标准”在，不用细说了。合乎标准的，有文凭可拿，有资格可得。不合乎标准的书籍，便等于从前所谓诸子百家，是异端邪说，教师不敢介绍，书店也不敢刊行，青年们更少有读到的机会了。不过社会究竟在进步，口号和以前不同了：“非圣无法”
现在简称为“反动”，“……唯有读书高”现在一变而为“读书救国”了。
从“焚书”到“读书”，方法和口号尽管在变换，精神是一贯的。我们不知道教学生埋头读书的学者名流有否想到这一层。
原载《中学生》1932年1月号（未署名）过去随谈
一
在中学校毕业是辛亥那一年。并不曾作升学的想头；理由很简单，因为家里没有供我升学的钱。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当然也有“出路问题”；不过像现在的社会评论家杂志编辑者那时还不多，所以没有现在这样闹闹嚷嚷的。偶然的机缘，我就当了初等小学的教员，与二年级的小学生做伴。钻营请托的况味没有尝过；照通常说，这是幸运。在以后的朋友中间有这么一位，因在学校毕了业将与所谓社会面对面，路途太多，何去何从，引起了甚深的怅惘；有一回偶游园林，看见澄清如镜的池塘，忽然心酸起来，强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这样伤感的青年心情我可没有，小学教员是值得当的，我何妨当当，从实际说，这又是幸运。
小学教员一连当了十年，换过两次学校，在后面的两所学校里，都当高等班的级任；但也兼过半年幼稚班的课——幼稚班者，还够不上初等一年级，而又不像幼稚园儿童那样地被训练的，是学校里一个马马虎虎的班次。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因为后来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自家也零零星星悟到一点儿，就拿来施行，而同事又是几位熟朋友的缘故。当时对于一般不知振作的同业颇有点儿看不起，以为他们德性上有污点；倘若大家能去掉污点，教育界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民国十年暑假后开始教中学生。那被邀请的理由有点儿滑稽。我曾经写些短篇小说刊载在杂志上。人家以为能写小说就是善于作文，善于作文当然也能教国文，于是我仿佛是颇为适宜的国文教师了。这情形到现在仍然不变，写过一些小说之类的往往被聘为国文教师，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还不曾有人切实注意过。至于我舍小学而就中学的缘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经在五所中学三所大学当教员，教的都是国文；这一半是兼职，正当是书局编辑，连续七年有余了。大学教员我是不敢当的；我知道自己怎样没有学问，我知道大学教员应该怎样教他的科目，两相比并，我的不敢是真情。人家却说了：“现在的大学，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这固然不错；但是从“尽其在我”的意义着想，不能因大学不像大学，我就不妨去当不像大学教员的大学教员。所惜守志不严，牵于友情，竟尔破戒。今年在某大学教“历代文选”，劳动节的下一天，接到用红铅笔署名“L”的警告信，大意说我教的那些古旧文篇，徒然助长反动势力，于学者全无益处，请即自动辞职，免讨没趣云云。我看了颇愤愤：若说我没有学问，我承认；说我助长反动势力，我恨反动势力恐怕比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倘若认为教古旧文篇就是助长反动势力的实证，不必问对于文篇的态度如何，那么他该叫学校当局变更课程，不该怪到我。后来知道这是学校波澜的一个弧痕，同系的教员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辞比给我的信更严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丑脸那样笑了。从此辞去不教；愿以后谨守所志，“直到永远”。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识以及好嬉肯动的少年心情，当个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这自然是不往根柢里想去的说法；如往根柢里想去，教育对于社会的真实意义(不是世俗认为的那些意义)是什么，与教育相关的基本科学内容是怎样，从事教育技术上的训练该有哪些项目，关于这些，我就与大多数教员一样，知道得太少了。
二
作小说的兴趣可以说因中学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那种诗味的描写，谐趣的风格，似乎不曾在读过的一些中国文学里接触过；因此我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
开头作小说记得是民国三年，投寄给小说周刊《礼拜六》，登出来了，就继续作了好多篇。到后来，“礼拜六派”是文学界中一个卑污的名称，无异“海派”“黑幕派”等等。我当时的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相仿佛，浅薄诚然有之，如何恶劣却不见得，虽然用的工具是文言，还不免贪懒用一些成语典故。
作了一年多就停笔了，直到民国九年才又动手。是颉刚君提示的，他说在北京的朋友将办一种杂志，写一篇小说付去吧。从此每年写成几篇，一直不曾间断，只有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将尽了，还不曾写过一篇呢。
预先布局，成后修饰，这一类ABC里所诏示的项目，总算尽可能的力实做的。可是不行；写小说的基本要项在乎有一双透彻观世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够不上；所以人家问我哪一篇最惬心时，我简直不能回答。为要写小说而训练自己的眼睛固可不必；但眼睛的训练实在是生活的补剂，因此我愿意对这方面致力。如果致力而有进益，由进益而能写出些比较可观的文篇，自是我的欢喜。
为什么近来渐渐少写，到今年连一篇也没有写呢？有一个浅近的比喻，想来倒很确切的。一个人新买一具照相机，不离手地对光，扳机，卷干片，一会儿一打干片完了，就装进一打，重又对光，扳机，卷干片。那时候什么对象都是很好的摄影题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这有天真之趣，照它一张；老母亲捧着水烟袋抽吸，这有古朴之致，照它一张；出外游览，遇到高树、流水、农夫、牧童，颇浓的感兴立刻涌起，当然不肯放过，也就逐一照它一张，洗出来时果能成一张像样的照相与否似乎不关紧要，最热心的是“嗒”地一扳；面前是一个对象，对着它“嗒”地扳了，这就很满足了。但是，到后来却有相度了一番终于收起镜箱来的时候。爱惜干片吗？也可以说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于照相的条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长，构图要适宜，明暗要美妙，还有其他等等，相度下来如果不能应合这些条件，宁可收起镜箱了事；这时候，徒然一扳被视为无意义了。我从前多写只是热心于一扳，现在却到了动辄收起镜箱的境界，是自然的历程。
三
《中学生》主干曾嘱我说些自己修习的经历，如如何读书之类。我很惭愧，自计到今为止，没有像模像样读过书，只因机缘与嗜好，随时取一些书来看罢了。读书既没有系统，自家又并无分析和综合的识力，不能从书的方面多得到什么是显然的。
外国文字呢？日文曾经读过葛祖兰氏的《自修读本》两册，但是像劣等学生一样，现在都还给老师了。至于英文，中学时代读得不算浅，读本是文学名著，文法读到纳司非尔的第四册呢；然而结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电影字幕还不能完全明白。(我觉得读英文而结果如此的实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和时间，终于不能完全看明白电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读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彻底修习，达到全通真通，当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学校对于学生修习各项科目都应定一个毕业的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问学生果否达到了最低限度，这不能不怪到学校了。
外国文字这一工具既然不能使用，要接触些外国的东西只好看看译品，这就与专待喂养的婴孩同样可怜，人家不翻译，你就没法想。说到译品，等类颇多。有些是译者实力不充而硬欲翻译的，弄来满盘都错，使人怀疑外国人的思想话语为什么会这样奇怪不依规矩。有些据说为欲忠实，不肯稍事变更原文语法上的结构，就成为中国文字写的外国文。这类译品若请专读线装书的先生们去看，一定回答“字是个个识得的，但是不懂得这些字凑合在一起说些什么”。我总算能够硬看下去，而且大致有点儿懂，这不能不归功于读过两种读如未读的外国文。最近看到东华君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清楚流畅，义无隐晦，以为译品像这个样子，庶几便于读者。声明一句，我不是说这本书就是翻译的模范作；我没有这样狂妄，会自认有评判译品高下的能力。
说起读书，十年来颇看到一些人，开口闭口总是读书，“我只想好好儿念一些书”，“某地方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我简直过不下去”，“什么事都不管，只要有书读，我就满足了”，这一类话时时送到我的耳边；我起初肃然起敬，既而却未免生厌。那种为读书而读书的虚矫，那种认别的什么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简直自封为人间的特殊阶级，同时给予旁人一种压迫，仿佛唯有他们是人间的智慧的笃爱者。读书只是至为平常的事而已，犹如吃饭睡觉，何必作为一种口号，唯恐不遑地到处宣传？况且所以要读书，从哲学以至于动植矿，就广义说，无非要改进人间的生活。光是“读”绝非终极的目的。而那些“读书”“读书”的先生们似乎以为光是“读”最了不起，生活云云不在范围以内；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颇想标榜“读书非究竟义谛主义”——当然只是想想罢了，宣言之类并未写过。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够说明我之所以有这种反感，由于自家的头脑太俭了，对于书太疏阔了，因此引起了忌妒，而怎样怎样的理由是非意识地文饰那忌妒的丑脸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辩解，总之我确然曾有这样的反感。至于那些将读书做口号的先生们是否真个读书，我不得而知；可是有一层，从其中若干人的现况上看，我的直觉的批评成为客观的真实了。他们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间智慧的宝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便时抛开了为读书而读书的招牌，就不妨包办一切；他们俨然承认自己是人间的特殊阶级，虽在极微细的一谈笑之顷。总要表示外国人提出来的“高等华人”的态度。读书的口号，包办一切，“高等华人”，这其间仿佛有互相纠缠的关系似的。
四
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合适，更合适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
这样打彩票式的结婚当然很危险的，我与妻能够爱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点儿说，全凭西湖白云庵那位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种便宜，不曾为求偶尔眠思梦想，神魂颠倒；不曾沉溺于恋爱里头，备尝甜酸苦辣各种滋味。图得这种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值得不值得固难断言；至少，青年期的许多心力和时间是挪移了过来，可以去对付别的事了。
现在一般人不愿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是显然的，先恋爱后结婚成为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这种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谓“必然”。我只想说那些恋爱至上主义者，他们得意时谈心，写信，作诗，看电影，游名胜；失意时伤心，流泪，作诗(充满了惊叹号)，说人间最不幸的只有他们，甚至想投黄浦江；像这样把整个生命交给恋爱，未免可议。这种恋爱只配资本家的公子“名门”的小姐去玩的。他们享用的是他们的父亲祖先剥削得来的钱，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时早就安排停当，他们看世界非常太干，没有一点儿问题；闲暇到这样地步却也有点儿难受，他们于是就恋爱这个题目，弄出一些悲欢哀乐来，总算在他们空白的生活录上写下了几行。如果不是闲暇到这样的青年男女也想学步，那唯有障碍自己的进路，减损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类不灭，恋爱也永存。但是恋爱各式各样。像公子小姐们玩的恋爱，让它“没落”吧!
1930年10月29日
生命和小皮箱
空袭警报传来的时候，许多人匆匆忙忙跑到避难室防空壕里去。其中有些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小皮箱里盛的什么？
不问可知是金银财物证券契据之类，总之是值钱的东西，可以活命的东西。生命保全了，要是可以活命的东西保不住，还是不得活命。带在身边，那就生命和可以活命的东西“两全”了。
这样想法原是人情之常，无可非议。
我现在想猜度各人对生命和小皮箱的观念。
也许作这样想吧：——既已有了生命，别的且不管，生命总得保住，直到事实上再也不能保住的一瞬间。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当然要躲到里头去，因为这是保住生命唯一的办法。待听到了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走出避难室防空壕一看，假如满眼是坍毁了的房屋，翻了身的田园，七零八落的肢体，不免点头自慰，生命过了一道难关了。其时看看手里的小皮箱，好好的，没有裂开一道缝，更不免暗自庆幸。有这个小皮箱在，那么一个地下室毁了还有别的地下室，一个防空壕炸了还有别的防空壕，敌人炸到东边，自己可以逃到西边，旅馆总有的住，馆子里的饭菜总有的吃。有的住又有的吃，不是生命仍然可以保住吗？
也许作这样想吧：——自己的生命是与别人的生命有关联的，自己的小皮箱是与别人的小皮箱“休戚相共”的。仅仅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生命难保；仅仅想依靠自己的小皮箱，小皮箱毫无用处。因此，要保住生命就得推广开来保住“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要依靠小皮箱就得推广开来依靠整个中华国土这个其大无比的小皮箱。（整个中华国土不是我们的小皮箱吗？）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自然要往里头躲，血肉之躯拼不过炸弹，这是常识。手头有个小皮箱，自然不妨提着走，化为灰屑究竟是可惜的。但是在听到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之后，见到自己的生命和小皮箱都还存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安慰庆幸之处，只觉得一种责任感压在心头，非立刻再去操心思，流血汗，干那保住大众的生命，守护其大无比的小皮箱的工作不可。
我只能猜度，不能发掘人家的心。重庆人口头惯说“要得”“要不得”，提着小皮箱跑进避难室防空壕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哪一种想头“要得”，哪一种“要不得”？还不妨问问自己：自己的想头属于哪一种？
原载重庆《新民报》（1938年2月26日）。
诚实的自己的话
我们试问自己，最爱说的是哪一类的话？这可以立刻回答，我们爱说必要说的与欢喜说的话。我们有时受人家的托付，传述一句话，或者为事势所牵，不得不同人家勉强敷衍几句，固然也一样地能够说，然而兴趣差得远了。语言本是为着要在大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顺着这两个倾向的，自然会不容自遏地高兴地说。至于传述与敷衍，既不是表白，又无关感兴，本来不必鼓动唇舌的。本来不必而出以勉强，兴趣当然不同了。
作文与说话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这关于说话的经验里可以得到关于作文的启示。倘若没有什么想要表白，没有什么发生感兴，就不感到必要与欢喜，就不用写什么文字。一定要有所写才动手去写。若不是为着必要与欢喜而勉强去写，这就是一种无聊又无益的事。
勉强写作的事确然是有的。这或由于作者的不自觉，或由于别有利用的心思，并不根据所以要写作的心理的基本。作者受别人的影响，多读了几篇别人的文字，似乎觉得颇欲有所写了，但是写下来却与别人的文字没有两样。至于存着利用的心思的，他一定要写作一些文字才得达某种目的。可是自己没有什么可写，不得不去采取人家的资料。像这样无意的与有意的勉强写作，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这样说，无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来申辩，说这所写的确然出于必要与欢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许也要不承认自己的模仿。但是有一种尺度在这里，用着它，模仿与否将不辩而自明，就是这文字里的表白与感兴是否确实作者自己的。从这衡量就可见二者都只是复制了人家现成的东西，作者自己并不曾拿出什么来。不曾拿出什么来，模仿的讥评当然不能免了。至此，无意而模仿的人就会爽然自失，感到这必要并非真的必要，欢喜其实无可欢喜，又何必定要写作呢？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写作的本意，为葆爱这种工具起见，也将遏抑利用的心思。直到他们确实有自己的表白与感兴才动手去写作。
像那些著述的文字，作者潜心研修，竭尽毕生的精力，获得一种见解，创成一种艺术，然后写下来的，自然是写出自己的东西。但是人间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悬，现在定要写出自己的东西，似乎他人既已说过的就得避去不说，而要去找人家没有说过的来说。这样，在一般人岂不是可说的话很少了吗？
其实写出自己的东西并不是这样讲的；按诸实际，又绝不能像这个样子。我们说话作文，无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词；至于质料，也免不了古人与今人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虽然不能说绝没有创新，而也不会全部是创新。但是要注意，我们所以要说这席话，写这篇文，自有我们的内面的根源，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了别人的影响，也不是想利用着达到某种不好的目的。这内面的根源就与著述家所获得的见解和创成的艺术有同等的价值。它是独立的，即使表达出来恰巧与别人的雷同，或且有意地采用了别人的东西，都不受模仿的讥评，因为它自有独立性。
这正如两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无碍彼此的独立，或如生物吸收了种种东西营养自己，却无碍自己的独立。所以我们只需自问有没有话要说，不用问这话人家曾否说过。果真确有要说的话，用以作文，就是写出自己的东西了。
更进一步说，人的思想情感诚然不甚相悬，但也绝不会全然一致。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师友的熏染，时代的影响，都是酿成大同中的小异的原因。原因这么繁复，又是参伍错综地来的，就成各人小异的思想情感。那么，所写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的，实在很难遇到与人家雷同的情形。试看许多文家一样地吟咏风月，描绘山水，会有不相雷同而各极其妙的文字，就是很显明的例了。原来他们不去依傍别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对着风月山水；他们又绝对不肯勉强，必须有所写才写；主观的情思与客观的景物糅和，组织的方式千变万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独创了。虽然他们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辞，也只是古人与今人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而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给予的，终究是唯一的独创的东西。
讨究到这里，可以知道写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意义了。既然要写出自己的东西，就会连带地要求所写的必须是美好的。
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谛，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试想假如只知写出自己的东西而不知求诚，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候，臆断的表白与浮浅的感兴，因为无由检验，也将杂出于我们笔下而不自觉知。如果终于不觉，徒然多了这番写作，得不到一点效果，已是很可怜悯的。如果随后觉知了，更将引起深深的悔恨，以为背于事理的见解，怎能够表白于人间，贻人以谬误；浮荡无着的偶感，怎值得表现为定形，耗己之劳思呢？人不愿陷于可怜的境地，也不愿事后有什么悔恨，所以总希望自己所写的文字确是美好的。
虚伪浮夸玩戏都是与诚字正相反对的。有些人的文字里却犯着虚伪、浮夸、玩戏的弊病。这同前面所说的一样，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论事，为才力所限，自以为竭尽智能，还是得不到真际，就此写下来，便成为虚伪或浮夸了。又譬如抒情，为素养所拘，自以为很有价值，但其实近于恶趣，就此写下来，便成为玩戏了。这所谓无意的，都因有所蒙蔽，遂犯了弊病。至于有意的，当然也是怀着利用的心思，借以达某种目的。如故意颠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视听，便趋于虚伪；谀墓献寿，必须彰善颂美，便涉于浮夸；作书牟利，迎合人们的弱点，便流于玩戏。无论无意或有意犯着这些弊病，都是学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点。如果他们能想一想是谁作文，作文应当是怎样的，便将汗流被面，无地自容，不愿再负担这种缺失与污点了。
我们从正面与反面看，便可知作文的求诚实含着以下的意思：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浮游无着不可征验的话；从态度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十分卑鄙的样子。
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
1924年
寒晓的琴歌
西北风吹来非常紧急，我的皮肤当着也不感觉什么，因为是麻木了，光秃的杨枝如狂地舞动，似乎可以听得他们憔悴的衰飒的哀声。白蒙蒙的晓雾笼罩着杨树的顶部，只见很模糊的稀疏而槎丫的枝痕，仿佛是用淡墨描的。太阳还没升高呢，斜射的淡薄的光凝滞和无力，穿不透浓雾，单给东面的雾略微增一些光亮。
这里是一大片旷野。四围尽是杨树，但现在都沉没在浓雾里，我不停地向前走，只有逐渐近我身旁的一两棵可以看见。
在我的右面是一个营垒，约略可以看见雉堞式的围墙。营里早已没有兵卒驻扎了。离巢的乌鸦，不知他们为什么不飞到浓雾之外去扑一扑翅膀，却栖止在营墙上乱叫；这种声浪在西北风里扩散开来，就含有凄苦的况味。
这是十二月里的朝晨，我竟没遇见一个行人。寂寞和惆怅的心使我忘了自己，直到脚下踏着了小桥的石级，才知那一片旷野走完了。我无心地靠着桥栏下望，那河水流动得好急，一条波纹涌着一条波纹，显出高低不平的无数阶级。那后生的波纹特别有一线的白痕做标记，流到桥下，便同化于深蓝色的水波；那一线白痕又去做更后生的波纹的标记了。
“何来胡琴的声音？”我这么想。这是不会拉的人拉的：弦音尖厉而艰涩，旋律的进行屡屡间断，而且时常发出散音。我不待思索，我的脑子里立刻有一个念头回答我自己的疑问：“这条小桥边原有几家歌女——我平常经过时见他们门上的题名，所以知道——他们夜间应人家的征召，当然没有练习的工夫；此刻是清晨，征召他们的人睡了，他们才得在那里预备他们的功课。”
我望这几家沿河的楼窗，都紧紧地关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闻纸，已是破碎，经了风只管往里吹；更看不见别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可以看见他们的屋内。那发出胡琴声音的一所屋里，有一个女孩子执着生疏而可怕的胡琴在那里练习。伊或者因为没有好好儿睡眠，困乏极了，或者因为手指寒冷，不能灵活自如，或者因为对于教者的威权恐惧而希望躲避，使伊的琴音更为恶劣，几乎不成音调。咿咿唉唉的声音连续送到我的耳管里，我如听疲者的哈欠，冻者的抖颤，弱者的心跳。
而我心底的眼睛更看见伊蒙眬欲睡的倦态，缩瑟不堪的蜷缩，惊慌无奈的神情，——一幅难以描绘的图画。
和着琴音有低微的歌声了。何尝是歌声？这是个细小，怯弱，干枯，颤动的叫声。但我可以确定这是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的喉间发出的。伊的声音传出一切弱者柔软的灵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然则这正是很好的歌，不过不是供人家取乐，听着开开心的罢了。
可惜这时候人们都睡着了，这个歌声只我一个人听见。倘若在广大的都城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听众，教伊当众唱出这很好的歌，该会增进人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但是我更有所忧虑，果真教伊当众唱出，伊哪里敢这样真切地唱呢!
我听了一会儿，一种奇异的感觉来袭我心，也辨不出是什么滋味。不要听罢。回首望刚才经过的旷野，依旧给沉默的滞重的浓雾笼罩着。
1921年3月31日
丛墓似的人间
上海有种种的洋房，高大的，小巧的，红得使人眼前晕眩的，白得使人悠然意远的，实在不少。在洋房的周围，有密叶藏禽的丛树，有交枝叠蕊的砌花，凉椅可以延爽，阳台可以迎月。在那里接待密友，陪伴恋人，背景是那样清妙，登场人物又是那样满怀欢畅，真可谓赏心乐事，神仙不啻了。但是我不想谈这些人和他们的洋房，我要引导读者到狭窄的什么弄什么里去。
在内地有这么一个称谓，叫作“上海式房子”，可见这种房屋的式样是起源于上海而流行到内地去的。我想，再减省不得再死板不过的格局，要数上海式的房子了。开进门去，真是井一样的一个天井。假如后门正开着，我们的视线就可以通过客堂，直望到后面一家人家的前门。客堂后面是一张峭直的扶梯，好让我们爬上楼去。最奇妙的，扶梯后面还不到一楼一底的高度，却区分为三，上是晒台，中称亭子间，下做灶房。没有别的了，尽在于此了。倘若要形容家家相同的情形，很可以说就像印版文字那样，见一个可以知道万万。住在这种房屋里的人们，差不多跟鸽子箱里的鹁鸽一样，一对对地伏在里边就是了，绝说不到舒服，说不到安居，更说不到什么怡神悦性的佳趣。
但是，假如一对夫妇能占这么一所房屋，他们就是十二分的幸运者，至少可以赠给他们“准贵族”的称号了；更有无量数的人，要合起好几对来，还附带各家的老的小的，才得以占这样一所房屋，他们连鹁鸽都不如呢！
最大的限度，这样一所房屋可以住七八家人家。待我指点明白，读者就不会以为是奇闻了。客堂以及楼面各用板壁划分为二，可以住下四家，这是天经地义，所以平淡无奇。亭子间可以关起门来自成小天地，当然住一家。各家的饭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那么灶房里也可以住一家。在晒台顶上架起些薄板，只要像个形式，不管风来受冷，雨来受淋，就也可以住一个单身汉或者一对孤苦的老夫妇。再在楼板底下，客堂后半间的上面，搭成一个板阁，出入口就开在扶梯的半腰里，虽然出进非爬不可，虽然陈设不下什么床铺，两三个“七尺之躯”还容得下，所以也可以住一家。这不是八家了吗？
情形如此，我们还称这是一所房屋，似乎不很适当了。试想夜深入睡的时候，这里与那里，上层与下层，都横七竖八躺满了人，这不是与北城郊外，白杨树下，新陈错杂的丛墓相仿佛吗？所不同的，死人是错乱纵横躺在泥土之中，这些睡着的人是错乱纵横躺在混浊不堪而其名尚存的空气之中罢了。
丛墓里的死人永远这样躺着，错乱纵横倒还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睡着的人可不然，他们夜间的墓场也就是白天的世界。一到晨梦醒来，竖起身子，大家就要在那里做种种活动；图谋生活的工作，维持生活的杂务，都得在这仅够横下身子的领域里干起来。他们只有身体与身体相摩，饭碗与便桶并列，坐息于床铺之上，烧饭于被褥之侧：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直到永远”！
在这个领域里实在也无从整理，当然谈不到带着贵族气息的卫生。苍蝇来与他们夺食，老鼠来与他们同居；原有的窗户因为分家别户不免少开几扇，一部分清新的空气就给挡驾了，于是疾病之神偷偷地溜了进来，这家煨破旧的泥炉，那家点无罩的煤油灯，于是祝融之神默默地在那里相度他的新领土。小孩在这个领域里产生出来，生活过来，不是面黄肌瘦，软弱无力，就是深深印着这么一个观念，杂乱肮脏就等于生活，于是愚蠢者卑陋者的题名册上又要添上许多名字。总之，这活人的丛墓前面清清楚楚标着这样几个无形的大字，就是“死亡，灾难，愚蠢”。
是谁把这什么弄什么里化成丛墓的呢？是谁驱使这许多人投入丛墓的呢？这些真是极其愚笨的问题。人家出不起独占一所屋子的钱，当然只好七家八家合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要编派处分，谁也怪不得，只能怪住在丛墓里的人自己不好，你们为什么没有富足的钱！你们如果怪房东把房价定得太贵，房东将会回答你们说：“我是将本求利的，这房屋的利息是最公道的呢。我并不做三分息四分息的营生。你们不送我个‘廉洁可风’的匾额，倒怪起我来了？!”你们如果去怪市政机关没有限制，没有全盘的规划，市政机关会回答你们说：“就因为我们没有限制，你们才有个存身之处。有了限制，你们只好住到郊野去了!
至于空阔舒畅的房屋尚没有人住的，某处有一所美国式的洋房，某处有一所带花园的别墅，某处某处有什么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去买来或租来住呢？”他们都不错，只有你们错，你们为什么没有富足的钱!
为千错万错的人们着想，只有两条路。其一，恢复到上古的时代，空间跟清风明月一样，不用一钱买，在山巅水涯自由自在地造起房屋来。其二，提倡货真价实到二十四分的精神生活，尽管七家八家挤在一起，但是天理可以胜人欲，妙想可以移实感，所以大家能优游自适，无异处高堂大厦。
假如既已出了轨的世运的车是继续向前奔驶的，那么恢复到原来的轨道是没有希望了，第一条路通不过去了。假如理学不昌，生活不能不依赖物质，那么七家八家死挤，总是莫大的悲哀，第二条路又通不过去了。
这似乎颇有点绝望。但是也不尽然。平心而论，同是一个人，所占空间应该是同样大小，没有一个人配特别占得多，也就没有一个人该特别占得少。你能说出谁配多占谁该少占的理由吗？能够做到所占均等，能够做到人人得有整洁舒适的居所，那么，丛墓就恢复为人间了。这绝不是开起倒车，退到歧路那儿，然后郑重前进的办法所能办到的。这须得加速度前进，飞越旧的轨道，转上那新的轨道。
什么事情的新希望都在于转上新的轨道。困在丛墓中而感到悲哀的人们，就为这一点悲哀，已经有奔向新的轨道的必要了。
1924年7月19日
我们与绅士
一
知人论世，立身处世，都必须取一种态度并用一种方法。
我们所取所用的是这样子，别人所取所用的也可以这样子。
谁能够要求“专利权”呢？这样，可以说在某一桩事件某一个问题上，我们与别人步调相同；但不能说谁附和了谁，谁利用了谁。这道理浅显不过，不用申说。
但是，在苏州颇有人传说，我们《苏州评论》社的人包围苏绅的某派，同时立言持论都为某派张目。证据呢？某派不满从前的教育行政人员，而我们也攻击从前的教育行政者；某派似乎有澄清苏州的意趣，而我们也号召“改善苏州”。
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在某派的旗帜之下，达到我们的目的；说得坏一些，就是我们想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说得更坏一些，就是我们想迎合着某派，借此图点私利。
我们不希望有人从更坏的一层意思来说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徒然自己表白他们的“小人之心”而已。至于我们想不想在任何派绅士的旗帜下达到我们的目的，以及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是否有点儿好处，就在后面说。
二
现在先论绅士之分派别。绅士者，或者世家子，或曾做官，或登从前的科第，或得晚近的学位如时人所称为“洋翰林”者，或营盛大的商业，或有一二百亩乃至几千亩的田产。
总之绅士是地方的特殊阶级，与一个小学教师、布店伙计固然不同，与一个泥水匠、机织工尤其不能比类。他们因利害的关系，亲疏的关系，历史的关系等等，这几个人团结在一起发议论办事情，那几个人又另行团结在一起发议论办事情：这就分派别了。两派当然不能一致，于是不免彼此攻击。
绅士阶级出面谋事，当然也会得到福利，但是这福利只属于绅士阶级。至于地方上，即有沾润，亦微细极了。然而绅士偏欢喜说为地方上谋福利。我们不愿存“小人之心”，不妨相信他们良心上的确如是想。但是，他们的立脚点不对啊！
立脚点是绅士阶级，无论如何不能为地方上谋得充分的福利。
小有好处，他们就板起施与者的面孔来。谁甘愿受施与呢？
事关公众，他们往往代当了家。谁委托了他们呢？他们那种不自觉的傲慢，没来由的守旧，就可以给人家造成不少的损失。
如或存心鱼肉别人，那更不堪问了。
回过来说我们《苏州评论》社。比方苏州绅士有两派，我们想同他们鼎足而三吗？或者有三派，我们想充“三缺一”里头的“一”吗？不，决不。第一个原因，自然在我们并不是绅士。第二个原因呢？以下详说。
我们结社，我们纠合同志，在别人看来自然也成为一派。
但是这个派与绅士之某派某派的性质根本不同，所以不得与他们等列齐观。他们的立脚点是特殊阶级，我们的立脚点是一个市民，一个苏州的市民。我们希望泥水匠、机织工、布店伙计、小学教员，乃至所谓绅士等，各以一个市民的资格来图谋苏州的事业，把苏州改善，因而各得其应享的福利。这当然不是立刻就办得到的事。所以我们要鼓吹我们的主旨，使它渐渐成多数人的意思。直到大家都相信应该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就实现了。一个地方，唯有做到这样，方是个永久长进的地方，十分健全的地方。一个市民，唯有努力促成这样，方是个爱地方的市民，真爱自己的市民。
试问，绅士的某派某派，也作如是想吗？
试问，在任何派绅士的旗帜之下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吗？
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会有什么好处吗？
如其相信我们是言必由衷的，一定知道我们是决不愿意去走那些无益的路径的。
三
看了我们上一节的文章，须知我们所不满意者不是姓张姓李的个人，乃是姓张姓李的个人以绅士的资格来图谋地方的事。
姓张姓李的如其舍弃了绅士的资格，他们的市民资格还在。他们若以市民资格来图谋地方的事，我们就绝无不满意。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点。
在全体市民尚未一致起来的时候，地方事情当然还在绅士手里。这当儿，自信无他而确想服役于地方的绅士，实在很有可以用力之处。他在社会的眼光里是绅士，可得到许多的便利；但是他自认只是一个市民，就避免了阶级的过恶；这样，成绩自然不会差。如其有这样的绅士，我们也相当地赞许。这是应注意的又一点。
四
但是所谓“自信无他”这句话太没凭证了，利用社会眼光里的地位也未免欺人。贤人政治是反社会的，已不适于人类思想既经解放到社会本位的现代。
所以我们又这样说：从市民这方面，绝不该希望有“其心无他”的绅士出来，把大家的担子都挑了去，让大家躲在一旁专待他赏赐福利。市民只该及早觉悟，地方的事非市民起来图谋不可，于是真个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得地方与自己的种种福利。
1926年8月31日发表于《苏州评论》谈成都的树木
前年春间，曾经在新西门附近登城，向东眺望。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说得过分些，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少陵诗道：“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少陵当时所见与现在差不多吧，我想。登高眺望，固然是大观，站到院子里看，却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很有些人家的院子里接叶交柯，不留一点儿空隙，叫人想起严译《天演论》开头一篇里所说的“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忆，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简直不像布置什么庭园。为花木的发荣滋长打算，似乎可以栽得疏散些。大概种树栽花离不开绘画的观点。绘画不贵乎全幅填满了花花叶叶。画面花木的姿态的美，加上所留出的空隙的形象的美，才成一幅纯美的作品。
满院子密密满满尽是花木，每一株的姿致都让它的朋友搅混了，显不出来，虽然满树的花光彩可爱，或者还有香气，可是就形象而言，那是毫无足观了。栽得疏散些，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中，在澄彻的月光中，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玩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根据绘画的观点看，庭园的花木砂如野间的老树。老树经历了悠久的岁月，所受自然的剪裁往往为专门园艺家所不及，有的竟可以说全无败笔。当春新绿茏，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他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我在新西门外，住过两年，又常常往茶店子，从田野间来回，几株中意的老树已成熟朋友，看着吟味着，消解了我的独行的寂寞和疲劳。
说起剪裁，联想到街上的那些泡桐树。大概由于街两旁的人行道太窄，树干太贴近房屋的缘故，修剪的时候往往只顾保全屋面，不顾到损伤树的姿态，以致所有泡桐树大多很难看。
还有金河街河两岸以及其他地方的柳树，修剪起来总是毫不容情，把去年所有的枝条全都锯掉，只剩下一个光光的拳头。我想，如果修剪的人稍稍有些画家的眼光，把可以留下的枝条留下，该会使市民多受若干分之一的美感陶冶吧。
少城公园的树木不算不多，可是除了高不可攀的楠木林，都受到随意随和的摧残。沿河的碧桃的芙蓉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了，民众教育馆一带的梅树，集成图书馆北面的十来株海棠，大多成了畸形，表示“任意攀折花木”依然是游人的习惯。虽然游人甚多，尤其是晴天，茶馆家家客满，可是看看那些“刑馀”的花树以及乱生的灌木和草花，总感到进了个荒园似的。
《牡丹亭?拾画》出的曲文道“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
读着很有萧瑟之感，而少城公园给人的印象正相同。整顿少城公园要花钱，在财政困难的此刻未必有这么一笔闲钱。可是我想，除了花钱，还得有某种精神，如果没有某种精神，即使花了钱恐怕还是整顿不好的。
1945年3月5日作
原载1945年3月《成都市》创刊号“瓶子观点”
一个空瓶子，里边没有东西。把什么东西装进去，就不是空瓶子了。装得满满的，就是实瓶子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爱把受教育的人看成瓶子。瓶子里短少些什么，就给装进些什么。譬如，发觉思想政治教育不够好，立刻想到恢复政治课，发觉学生的劳动观点不怎么强，他们不怎么热爱劳动，立刻想到在语文课里补充些“劳动教材”(有关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之类的文章)。这样做法，目的很明显，愿望很单纯。把政治课装进瓶子，思想政治教育就见成效了，把“劳动教材”装进瓶子，学生就加强劳动观点，热爱劳动了。
仔细想想，恐怕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说唯有政治课能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言外之意就是其他学科跟思想政治教育不大发生关系，至少收不到什么成效。
依我的想法，其他学科跟思想政治教育都有关系，只要教得好，都能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不着眼在其他学科上，光把希望寄托在政治课，政治课也会像其他学科一样，收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认为多读几篇“劳动教材”就可以加强劳动观点，热爱劳动，倒过来说，不就是学生所以不爱劳动，在乎少读了几篇“劳动教材”吗？天下事有简单到这般地步的吗？依我的想法，读几篇“劳动教材”固然没有害处，可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我相信这是习惯的问题，是生活实践的问题。学生劳动的习惯，应该而且可能在各学科的学习中养成，在课外的各种活动中养成，逐渐养成，不断实践，这才能够终身以之。
正因为把学生看成瓶子，“装进些什么”的想头不召而自来。怎么“装”？一方面讲一讲，一方面听一听，在一讲一听之间，东西就装进了瓶子。东西既然装进了瓶子，瓶子里既然装进了东西，不是立刻会起作用吗？这诚然是个好意的愿望，可惜这样的愿望不免要落空。
瓶子是装东西的，当然不会独立思考。我们且不要责备学生不怎么善于独立思考，先得反省反省，我们的“瓶子观点”
是不是学生不怎么善于独立思考的原因之一。
瓶子是装东西的，东西装在瓶子里，东西自东西，瓶子自瓶子，不起什么混合作用或是化合作用。两种作用都不起，还有什么旁的作用呢？于是巴望起作用的愿望落空。
我们有个好传统，求知识做学问要讲“躬行实践”，要讲“有诸己”。知识学问不是装饰品，为了充实生活，为了做社会里一个有意义的人，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我们要求知识做学问。小学生中学生学的东西虽然浅，道理也一样。因此，什么东西都不能装了进去就算，装了进去考试能得五分也未必就好，必须使所学的东西融化在学生的思想、感情、行动里，学生的思想、感情、行动确实受到所学的东西的影响，才算真正有了成效。这不是“装”的办法所能做到的，这必须用名副其实的教育。讲一讲，听一听，固然也有必要，可是一讲一听不就等于教育。运用种种方法，使学生能够把所学的东西化为自身的东西(这就是“有诸己”)，能够“躬行实践”，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
我们现在有“学以致用”“联系实际”的说法，就是从我们的好传统来的。“瓶子观点”跟这些说法不对头，换句话说，名副其实的教育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瓶子观点”时时露脸，很活跃似的。不免杞忧，于是写这篇短文。
1957年5月24日作
苍蝇
住在这里里，第一件不如意的事要数苍蝇的纷扰了。晨光才露，我们还没有起来，就听见昏昏的嚷嚷之声。等到一开门，又扑头扑面地飞进许多新客，它们与隔宿留在这里的旧客合伙，于是嚷嚷之声使你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市上的苍蝇拍脆弱得可怜，用不到两三天便纱穿柄脱，只剩三四分的效用了。妻不愿意再买，自己去买了一方铁纱，手制成三个苍蝇拍；那铁纱颇结实，拿着虽觉重一些，而所向必能奏功，那是不待试验的。于是妻一个，母一个，孩子也是一个，捕蝇队居然组织起来了；别的都不管，一心一意只在于拍，拍，拍，差不多半天工夫才停手。地上的蝇尸足有一酒杯的容积，若在夸耀武功的人，这也足以“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京观”了。又把吃饭的桌子储菜的橱子以及地板都用水冲过抹过，以免招引未来的新客。这时候耳根特别清静，脸上手上也没有刺得痒痒的感觉，大家很安适。
但是，我家没有富翁准富翁家里所有的铁纱门窗。出进是不得不开门的，为要透气，窗又不得不开着；不多一会儿工夫，不招自至的新客又从门外窗外飞进来了。起初只略见几个在眼前掠过，继而就成轻微的营营，终于是不可堪的骚扰了。
于是捕蝇队继续努力，不休不歇，只是拍，拍，拍。
这样经过了三五天，妻觉得无聊了；几个人什么也不做，却一天到晚不得空，只是拿着这劳什子拍，拍，拍，算个什么呢！她提议改用捕蝇纸，以为这是以逸待劳，而且或许可以一网打尽的办法。那一天我到租界去，就买了几张捕蝇纸回来。
捕蝇纸上确乎粘住不少苍蝇，到处横飞的现象也似乎觉得好些。至于一网打尽，却还远之又远。那些苍蝇不飞到铺着蝇纸的地方去，犹如野兽在没有陷阱的地方逍遥，就奈何它们不得。有些已经走近了那纸的胶质，用口器或前脚轻轻去探一探，就振翅飞去了。看它们那样轻捷的姿态，似乎故意表示警觉与狡狯。捕蝇纸对它们自然是失败了。为补救这等缺点起见，捕蝇队还是不能退伍，还是要常常拿起这劳什子来拍，拍，拍。
这个里在去年还是一片荒地，是粪尿废物的积聚所。苍蝇曾在这一片地上有过一段繁盛的历史，那是可想而知的。自从房屋落成，道路铺好以后，我想去冬未死的老苍蝇定有今昔之感了。幸而还有几个垃圾桶，它们可以在那里长养子孙，绵延族类。里中住户大概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流，他们开了桶盖，倒了垃圾，转身就走，桶盖就让它开着。他们家里吃了饭或是瓜果，所有骨壳皮核渣滓之类就随手向门外丢，省却一番洒扫的麻烦。这对于苍蝇实在是无上功德：它们在垃圾桶里闷得慌，桶盖开着，就可以自由自在出来看看广大的世界；它们没有可口的东西吃，无谓游行也未必有趣，骨壳之类遍地，就无往而不写意了。安知那营营的声音里，它们不是在唱“被人类劫夺了的领土，现在光复了”的得胜歌呢。
我们觉得苍蝇可厌，希望它们不要来骚扰我们，根本的办法，自然在于做到这里里没有苍蝇。简单想想，似乎这一点不难办到。凡是苍蝇的发祥地，如垃圾桶之类，都给它倒些杀虫药水；垃圾桶盖每开必关，骨壳之类一定要倒在垃圾桶内，以免游行的苍蝇饱吃和追逐；捕蝇拍和捕蝇纸家家必备，有飞进门来的，总不让它侥幸生还；这样，不消半个月工夫，就可以做到一个苍蝇都没有了——这算得难办的事吗？
怎么能约齐家家户户一起合作呢？这似乎不成问题；我们想起了这办法，就由我们向邻居传说，这是最方便不过简单不过的。除尽了苍蝇，大家舒服，不光是我们一家受到好处，哪会有不赞成的道理？
但是，我们的经验开口了：“不然，大不然。你劝他们把垃圾桶盖关了，他们说偏不高兴关，你怎么样？你劝他们不要把骨壳等物丢在路上，他们说偏爱这么丢，你怎么样？你劝他们扑灭苍蝇，买拍子，买灭蝇纸，他们说没有这等闲钱闲工夫，或者爽性回答你一句，他们不怕什么苍蝇，你又怎么样？所以约齐家家户户一起合作，不过是个梦想罢了!”
经验的那种老练的腔调每足使希望的心爽然若失；它这样说，我们的办法不就等于无法吗？“这个里将永远是苍蝇的世界，”我们想，“澄清既无望，还是搬到别处地方，没有苍蝇的地方去住吧。”
但是，这实在是腐败的不道德的思想!我们搬走了，不是就有一家搬来住吗？我们怕苍蝇，所以要搬走，却让给了后一家，难道他们就命该受苍蝇的累吗？譬如吃一样东西，我们尝了一点儿，发现这是含毒的，就吐掉嘴里的，丢掉手里的，自顾自走开了。人家不知道，拣起地上的东西，无心地大嚼起来，结果不是牺牲一命，就是沉疴三月；这不是我们的罪恶吗？所以凡是尝到了毒物，最正当的办法是先把毒物消灭净尽，再进一步，想法制成无毒有益的东西供大家吃；倘若舍此不图，就是腐败，就是不道德!而搬到别处去住的思想正与随手丢掉毒物的情形相仿佛，这怎么能要得!由此类推，住在上海地方的人说上海太污浊，须得离开它；住在中国地方的人说中国太不堪了，须得抛弃它，也同样是腐败的不道德的思想。唯其污浊，唯其不堪，我们一定要住在这里；使它干净，使它像样，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责任；改造成个灿烂的上海，涌现出个庄严的中国，是我们进一步的努力。到了那个时候，情形又不同了；高兴住的当然住下，想换换空气的就不妨离开，因为与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没有关系了。
话说开来了，现在回过来：总之，搬到别处去的办法是要不得的。那么，装起铁纱的门窗来，行吗？我们并不主张还淳返朴，现在固然未必装得起，可是确乎希望有一天家家户户装起铁纱门窗来。然而，即使家家户户装起了铁纱门窗，若不从扑灭苍蝇这方面下手，苍蝇还是要猖狂的；它们进不进我们的居屋，就在路上扑头扑面地飞舞；偶尔闪了进来，就像进了养老院，终身隐居于此了。
至此，我们可以制定一句格言：“我们嫌苍蝇讨厌，只有一法，就是扑灭它们。”
而单独扑灭之不能收效，我们的经历已经证明了；所以上面的格言还得修正为以下的说法：“我们嫌苍蝇讨厌，只有一法，就是联合邻里共同扑灭它们。”
这真像苏州城外坐马车，绕了一个圈子，仍旧回到原地方了。我们的经验不是已经说过，这是个梦想吗？
不错，我们的经验确曾这么说。但是，一切梦想如能不致发生，发生之后如能马上消散，那自然没有什么；设或不能，梦想在前头诱引着，我们在这里可望而不可即，总是一种莫甚的懊丧。这只有奋力向前，终于跨进梦想的实境，把经验先生的见解修正一下，才能彻底排除这种懊丧。除此之外，再没有丝毫的办法，唯有终于懊丧而已。
所以我们要扑灭苍蝇，想联合邻里通力合作，虽然被经验先生嗤为梦想，我们却只有走这一条路。怀着梦想的既是我们，当然先由我们向邻里们一一传告。这当儿，“偏要这样，不高兴那样”的回声是必然会有的，但这算得了什么!给孩子们吃药，不是总回你个哭脸吗？我们还是凭我们的真诚与理由，锲而不舍地向他们陈诉。总有一天，他们会觉得垃圾桶是非关不可的，骨壳等物是非当心收拾不可的，买蝇拍灭蝇纸并非浪费的开支，拍拍苍蝇并非无聊的消遣；总而言之，他们也觉得苍蝇是必须扑灭的了。于是通力合作，处处注意，不消半个月，苍蝇就可以销声绝迹。于是在这原先苍蝇猖狂的里中，也得享受没有一个苍蝇的欢乐。
这当然是大众的舒服。然而我们的得以享受这舒服，不得不感激邻里们的明达与努力；因为他们是我们仅有的伙伴，如果他们不明达不努力，灭尽苍蝇依然只是我们的梦想。
说了一大堆话，苍蝇还是三三五五在眼前飞舞着。但我们的路是决定了，其要旨如上述，今后就照此做去。
末了想蛇足地说一句：扑灭苍蝇是如此，扑灭类似苍蝇的任何事物，也是如此，唯有去找我们仅有的伙伴，唯有靠着伙伴们的明达与努力。
再蛇足一句：一个人如其不能够扑灭里里的苍蝇，再也不用抱着扑灭类似苍蝇的东西的梦想了——因为无非徒然抱着个梦想而已。
1924年8月29日
暴露
暴露，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得。
通常说的暴露，该不与揭发隐私、攻击个人同其意义。至少在文艺家的心目中，他设想的对象是整个的社会，社会若有什么毛病，经他看出来了，他就像医师发现了人体的毛病一样，不能不宣告出来。这就是暴露。在宣告出来的当儿，他也许连带提供治疗的方案，也许只指出毛病的迹象和根源，让大家来研讨治疗的方案。无论如何，他的暴露是存着一腔悲天悯人的心肠的。
《诗序》解释个“风”字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我以为正好移作暴露的解释。就动机而言，或者就后果而言，暴露都不犯刑法上的罪名。这是所谓“言之者无罪”。暴露出来的那个毛病，犯着的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也许是咱们一伙儿。
不知道有毛病，当然不着急，谁听说有毛病，谁就会提起神来，想尽种种方法，务必去掉那毛病。这是所谓“闻之者足以戒”。
刚强磊落的人如果犯了什么毛病，该不怕暴露，因为他唯恐自己有毛病，暴露正可以使他迁善改过。“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见《孟子?公孙丑上》)。就是为此。民胞物与的人自己不犯什么毛病，就也不会厌恶人家的暴露，因为他有己溺己饥的胸襟，从人家的暴露中间，他可以知道那“溺”与“饥”
的底细，当然只有欢迎，不会厌恶。我们读了历代的描绘时弊的好作品，不免慨然深念，也可以算个例证。虽然我们不至于这样狂妄，便自认为民胞物与的人。
厌恶暴露的人似乎可以推阿Q做代表。阿Q头皮上有几处癞疮疤，当然是缺点，可是没法掩盖，他就发明了个“讳”字诀，“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一切厌恶暴露的人的手段离不了阿Q的方式，讳，对于犯讳的骂或者打。
代阿Q设想，你嫌头皮上癞疮疤难看，就该去找美容院的技师想办法，或者换上一块头皮，或者栽上一些头发。你不这么干，即使“讳”字诀克奏全功，可是癞疮疤依然存在，未庄的人谁不看见？
遏止了暴露，就以为天下太平，社会美满，那是愚人的想头。杨震回答纳贿的对手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汉书?杨震传》)这个话最为通达，其意就是俗语说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暴露的文字和言语可以遏止，可是事实既经成立，就不容抹掉，也就无法教人不知道。
事实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最有力的暴露。
至于文艺家，他并不是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原不在报告事实的种种迹象。不过他看见了不如意的种种迹象，因他的理解与怀抱，不由不悲天悯人，由近思远。于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他观察所得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来。虽然厌恶他的人就将跳起来说：“这是暴露啊!要不得!”或者更用什么力量来遏止，他却宁可惹人家的厌恶，在遏止得最凶的时候宁可搁笔，绝不肯违心地说些吉祥言语，讨人家的喜欢。假如违心地说些吉祥言语，讨人家的喜欢，他就是清客，是帮闲，不成其为文艺家了。
真正到了天下太平、社会美满的时候，表现在文艺家笔下的自然气象全异。但在从现实的迹象取精去粕，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来这一点上，还是没有两样。依广义而言，那也未尝不可以叫作暴露。
粗浅地打个比喻，暴露犹如镜子的现形，是美是丑，在乎事物本身，不关乎镜子。
暴露，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得。
立志自学
高中毕业生只有一小部分进大学，这种情形在本世纪内大概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进不了大学没有多大关系，有志气的青年可以自学。进大学固然可以学到知识，可不能说不进大学就无法学到知识。学习是自己的事。自己要学习，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够自学，都能够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何况如今社会各方面正在努力为青年们提供各种形式的自学条件。如果自己不要学习，进了大学也未必真能够学到什么，甚至可以说肯定学不到什么。花上四五年取得一张文凭，只是有了一张文凭而已，在实际工作中却抵不上一个真肯学习又真会学习的中学毕业生，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
知识无穷无尽，古人就有“知也无涯”的话。大学分院分科分系，一个人进了大学，学到的知识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落，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从消极方面说，还不足以充分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从积极方面说，还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所以大学毕业之后还是要自学，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学，根据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自学。许多真有成就的人，他们的知识绝大部分是自己学来的，并不是坐在课堂里听来的。
老师对学生是极有帮助的。所谓帮助，主要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自己去求得知识，也就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这种自己求得知识的本领，有老师指引固然容易长进，没有老师指引，也可以在不懈的探索中练成。光是自己探索当然要多费力气，然而是值得的，因为自己探索得来的往往更为深刻。
我不是说进大学不管用，只是说进了大学，学习还得靠自己；毕了业还得努力自学，永不休歇。在立志自学这个问题上，进不进大学并无不同。
1981年10月28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