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拿得起放不下的欧洲史（下）》
风中教皇国
西欧大变局
文艺复兴，终究还是来到了深水区——宗教改革。
那么，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宗教改革呢？
答案是，必须要改。
不改，新兴的资产阶级第一个不答应。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以来，资产阶级已经用最快时间掌握了大量财富，如果富可敌国的资本家开始出现。这些人，还甘于事事都听命于国王与贵族们吗？当然不会，所以就曲线救国，于是就有了我们前文所说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出现。与此同时，教会对于资产阶级同样是一种束缚。既然已经回归了人文主义，那么自然是众生平等，可是为什么教会还一定要不劳而获地获取利益呢？对比新兴资产阶级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那些把持着资源与宗教话语权的教会人士，他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盗亦有道，教会敛财，往往还包裹着神圣的光环，这件事情最不可容忍。
一般情况下，中世纪教会拥有大量的财产与地产，拥有数量不菲的修士或者修女，这些都算是教会自给自足，生财有道。但这还不算，教会的手还伸向了外部，常见的手段有索取捐献、兜售赎罪券、征收“什一税”（tithe）等。前两种方式，我们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重点说一说“什一税”。
什一税，顾名思义就是你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都要上交给教会。这事既然最终解释权归教会，所以运动员也就成了教练员，甚至是裁判员。教会的说法是，《圣经》里面就有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都要交给上帝的条文。
所以，自从公元8世纪的查理大帝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开始，就开始利用这点说辞，向普通信众们征收“什一税”。再之后，西欧各国纷纷仿效，成为欧洲中世纪各国的主要税种之一。当然，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什一税”仅仅存在于西欧天主教世界，而并不存在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正教世界。
首先来讲，什一税显然是一种重税。
比如中国古代汉高祖的时候收税，是“十五税一”，而到了汉文帝时代，文帝认为这个税太重了，于是就改成了“三十税一”。相比较之下，教会给欧洲中世纪的老百姓堂而皇之地征收“十税一”。
其次，“什一税”在征收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以实物形式来进行征收，至于原因嘛，也是上帝规定的。一般来说，实物形式分三种，粮食是一种，蔬菜水果是一种，牛马牲畜又是一种。
这其实又是非常坑人的一种收税方式。
如果遇到平常年岁也就算了，无论是交实物还是交钱，其实都是一样的。但就怕遇到灾荒年，或者遇到大幅度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年月里，我的一斤稻谷今天可以卖一两银子，明天可能就会卖十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手里的粮食才是市场上的硬通货，银子早就不值钱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卖了一斤粮食换了一两银子，那么我明天用这一两银子买我昨天卖出去的粮食，我只能买回来一两粮食。所以，农户们根本不想上交实物什一税给教会。
当然，我们的这种假设，只是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极端情况下。只不过，就在欧洲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恰好就爆发了这样的通货膨胀。首先是当时欧洲各国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其次是西班牙葡萄牙等航海帝国，在海外殖民地带回了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于是，市场上钱是真的不值钱了，然而教会却依然我行我素地征收什一税。
这下子，老百姓可遭殃了。
老百姓们不高兴，资产阶级不高兴，那么还有人不高兴吗？
还有小贵族们、小骑士们，他们同样不高兴。
欧洲缺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及惨烈的易代战争，很多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联姻或者贵族们之间分赃不均，所以贵族们的世袭制度，一般至少也能够进行个几百年。而如果从法兰克王国创朝开始算起，欧洲中世纪经过了漫长的一千年。期间比如像卡佩王朝这样的长寿王朝，甚至由卡佩王朝到瓦卢瓦王朝，由瓦卢瓦王朝到波旁王朝，乃至于跨越时空一直绵延到了近代。
我们想一想，如果以中国古代的明朝为例，从朱元璋分封朱姓诸王开始，一直到明末的崇祯皇帝，只是经过了不到三百年。结果，朱姓王朝的龙子龙孙们就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这些人多半都是只拿薪水不上班的大小贵族。这样发展下去，国家财政怎么办？那些在民间锦衣玉食的福王朱常洵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地方财政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中西方国情的不同，中国古代可以有一夫多妻制，而欧洲古代多半只能是一夫一妻，生出的后代才能够有名分。但是要知道，欧洲贵族们正因为是严格的一夫一妻，所以养情人这样的事情反而更加半透明。而贵族们养的情人多半也必须是贵族出身，非婚生出的孩子不管有没有名分最后还是贵族。所以情况是一样的，就贵族的总量来说，数量一直是不断膨胀的。
贵族越来越多，供养贵族的农民也就必须越来越多。当农民数量增长赶不上贵族数量增长幅度的时候，加在农民们头上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在极端情况下很多农民只能破产，选择变成贵族庄园中的农奴。彻底失去生产资料之后的农奴越来越多，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供养贵族的农民相对数量越来越捉襟见肘，国王以及大贵族们的生活品质没有受到影响，但小贵族们只能是因陋就简，变成挂着贵族名头的平民了。
比如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除了如上所述，百年战争、胡斯战争以及意大利战争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欧各国暗流涌动。贵族们之间利益不均，吃相难看，甚至争风吃醋造成的各种名目的战争，也已经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结果在意大利战争中，就连教皇本人也身先士卒，成为攫取世俗利益的马前卒。所以，教士们腐败成风、贪婪成性也就算了，意大利战争中的教皇国，简直就是个跳梁小丑。
这件事情，让人文主义滋生的西欧各国老百姓感到生无可恋。教权幻想一统天下，让全欧洲各国老百姓做自己的上帝子民——上帝顺民，结果利益一来挡不住，老百姓们居然成了上帝弃民。所以，老百姓们也只能是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当持这种想法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就时机成熟，而罗马教廷一统思想舆论界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持这种想法的老百姓，的确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公元15世纪的时候，欧洲人改进了来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如此一来，文艺复兴的各类书籍，甚至《圣经》原文的传播，也就成了欧洲普通老百姓家中的座上客。在此之前，《圣经》的拥有以及最终解释权，都归教会所有。对于老百姓来讲，《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不许有别的解释，你要是随便解释《圣经》中的语句，轻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重则被视为宗教异端。
然而，当《圣经》实体书都已经飞进每个老百姓家中的时候，《圣经》就已经走下了神坛，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物。老百姓看《圣经》，可以坐着读趴着读躺着读，开心了可以写读后感，不开心了可以吐槽。教友之间，还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以获取教友们的鼓励。大家突然发现，证明自己思想进步的途径，可以有很多种，原来心中有上帝，才是真正爱上帝。信仰上帝的方式，也不必拘泥于形式，而重在与上帝心灵相通。所以，早些年那些动不动就响应教皇号召，进行圣战的老百姓，到底都在闹哪样呢？
所以，很多道理都是一通百通。
所有人的心中，突然豁然开朗。
当时的天主教宗教界，只缺那么一声呐喊了。
站出来的人，叫作马丁·路德（MartinLuther）。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德国人。
早在马丁·路德之前，就有很多人尝试过进行宗教改革，当年胡斯战争之前的胡斯，其实就算是其中一个。但这些人要么被当成异端逮捕，要么他们的声音就消失于强大的王权与教权声音背后。
但恰好在那个时代的德国，马丁·路德出现了。
当时的德国，其国内老百姓比西欧其他国家更惨一些。政治上一盘散沙，导致了教会乘虚而入，掌控了大量社会资源。老百姓们除了要面对同样贵族们的压榨，还要面对来自教会更加残酷的盘剥。赎罪券这个事情，在德国大行其道。赎罪券的最大功能，是能够帮助那些希望死后上天堂的人实现自己的夙愿，最终解释权与发放权，都在罗马教廷。而中世纪的欧洲老百姓，还普遍相信末日审判很快就会来临。万一去不了天堂，被弄到炼狱之中，那不就麻烦了？
这就像是期末考试就要开始了，大家都惶惶于即将到来的大考。
但是赎罪券一出，问题来了。
那些平时学习不好又不肯认真努力的孩子，结果因为家境好，就可以掏钱走捷径提前拿到考试答案；而平时那些安分守己甚至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则因为家里穷，只能是眼睁睁看着那些有钱的孩子耀武扬威。又或者，家境一般的孩子也要花大价钱，像有钱的孩子一样去买答案。这样一来，赎罪券就成了教会的发财工具，同时也成了宗教界最大的不平衡。
然而，所谓的众生平等呢？
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神父，马丁·路德最痛恨的就是赎罪券。
于是在公元1517年的一天，马丁·路德把自己所有关于宗教改革的主张，都印在了纸上，贴在了德国小城维滕贝格（Wittenberg，在德国东部）的诸圣堂（AllSaints'Church）以及城内其他教堂大门上。而这张纸，后来就被称为《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Theses）。
《九十五条论纲》的主张，也就成了后来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主要理论来源。这些主张包括——（1）每个人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不用经过其他人；（2）《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来源，而不用物化为教皇；（3）取消圣母玛利亚；（4）天堂存在，而吓唬人的炼狱不存在；（5）教士一样可以有男女关系，一样可以结婚。
毫无疑问，这是石破天惊的一次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丁·路德之前，很多社会上的明白人，他们看破不说破。这一次，马丁·路德不仅是看破了，而且他帮助所有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在马丁·路德之前，不堪忍受压迫的德国农民起义，就已经风起云涌。而一旦有了革命的理论，老百姓的起义声浪，则更加高涨。当然，欧洲农民起义并非起源于德国。早在公元14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法国与英格兰都已经相继发生了农民起义。但无论哪次起义，其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和德国农民起义相比。尤其是公元1524年这一次，后世把这一次起义，甚至直接定位成了一场战争，叫作“德国农民战争”（GermanPeasants'War）。
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叫闵采尔（ThomasMünzer），而闵采尔本人是教士，也是一位坚定的路德分子。
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事情的后续发展，完全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德国农民的主张，其实跟宗教改革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所以他们也把路德当成了自己的追随对象。但与此同时，也给路德本人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马丁·路德最终选择了妥协。农民们主张取消农奴制，但马丁·路德却与国王贵族们站在了同一立场；农民们希望取消什一税，而马丁·路德虽然反对赎罪券，但他却坚定主张保留什一税。
最后，德国农民战争仅仅持续一年。
公元1525年，闵采尔兵败被俘，之后被处决。
而最早为老百姓指明方向的马丁·路德，则一直活到了公元1546年病逝。
死教友不死教士。
很显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成功，他顶多算是一个首倡者。他做出的成果与之理想中的新教取代旧教，老百姓获得解放，德意志成为统一国家，都还相差甚远。
接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大旗的，是法国人加尔文（JohnCalvin）。
加尔文在公元1536年发表了《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成为后世新教“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重要教义。加尔人虽然是法国人，但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日内瓦。后来，瑞士也就成了欧洲第一个新教掌权的国家。而且，由于新教的出现，欧洲同期大量天主教国家出现宗教迫害，瑞士也就成了新教难民最理想的收容所。
日内瓦，后来被誉为“新教罗马”（ProtestantRome）。
加尔文，后来被誉为“日内瓦教皇”。
当然，无论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实际上都停留于平民解放的层面。真正让欧洲贵族们为之一振的，是英国王室的转奉新教。
都铎王朝
我们前文曾经讲到，金雀花王朝的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爆发玫瑰战争，双方你争我夺，大打出手，两败俱伤。最终胜出的，是来自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亨利七世的父系，其实并非源自金雀花王朝，因此他所创立的王朝后来就被称为“都铎王朝”。并且，为了平息两朵玫瑰之间的纷争，亨利七世还娶了来自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
然而，这并非大团圆的结局。
事实上，创朝太祖亨利七世心里并不踏实，他害怕别人说他贵族血统不够纯正，也害怕别人说他得位不正，而且在现实中，确实也有很多人打着金雀花王朝约克家族的旗号进行复辟活动。这些层出不穷的复辟，不管真假，后来统统都被亨利七世镇压。并且不管真假，亨利七世都予以斩草除根。
就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都铎王朝才算是稳定了下来。
公元1509年，亨利七世驾崩，继承他王位的是当时他唯一健在的嫡出儿子——亨利八世（HenryⅧ）。
亨利八世这辈子，最困扰的问题是生不出儿子。
按道理说，亨利八世即位时年方十八岁，去世时也不过五十六岁。而且根据记载，这位皇帝的体力和精力也都算是古代国王中的上乘人物。正常来说，这样一位国王，应该是不缺子嗣，至少私生子应该不少吧。
然而，亨利七世所建立的都铎王朝却天生受到了诅咒。
亨利七世在位时，自感贵族血统不够纯正，这点小心结让他将约克家族杀到绝嗣。不仅如此，他还想方设法与欧洲王室贵族通婚，尤其是拥有最高贵血统的王室家族，以“改良”都铎家族的血统构成。
能够同法国联姻当然好，但英法之间的世仇令人望而却步。
除了法国之外，当时西欧最为炙手可热的家族，是曾经致力于一统西班牙的“天主教双王”（losReyesCatolicos）——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和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IsabellaIofCastileandFerdinandIIofAragon）。这二位的光荣事迹，我们随后再讲。这里单讲他们两个人共同养育的七个孩子中间最小的一个——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CatherineofAragon）。
凯瑟琳公主在公元1501年，也就是在她十六岁这一年，远嫁英格兰。她的老公，就是亨利七世的长子亚瑟·都铎（ArthurTudor）。要知道亚瑟是亨利七世的长子，是按照未来国王的标准来培养的，因此早早就被封为“威尔士亲王”。
然而，看上去本来应该幸福美满的一对儿，却很快遭遇了人生大不幸。
两个人结婚五个月之后，亚瑟暴毙。
这么快就守寡，是凯瑟琳公主所没有料到的。
然而凯瑟琳的公公亨利七世到底是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这点小小难题难不倒他。
为了保证肥水不落外人田，也为了保证将高贵的西班牙王室血统利用最大化，在亨利七世的一手撮合下，凯瑟琳又嫁给了亚瑟的弟弟亨利，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八世。只是，按照当时天主教的规定来讲，小叔子娶嫂子这样的婚姻是不合法的，罗马教廷也不会予以承认。但有一条，按照宗教规定，如果婚后的小寡妇并没有和亡夫同房过，则之前的一次婚姻可以被判无效。那么，也就不影响她的下一桩婚事。
情急之下，凯瑟琳只能对外宣称自己依然是处子之身。并且在疼爱老女儿的好妈妈伊莎贝拉一世的请求之下，教皇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公元1504年，凯瑟琳的老妈伊莎贝拉一世离开人世；公元1509年，一手包办了其婚姻的老公公亨利七世也撒手人寰。也是在这一年，亨利八世即位称王，并且明媒正娶了凯瑟琳。
又是一个看上去十分绚烂的开场。
十八岁的国王亨利八世，与二十四岁的小嫂子凯瑟琳，风华正茂的两个年轻人，从此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岂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凯瑟琳先后七次怀孕，最终只有第五个孩子长大成人。这位长大成人的孩子，名字叫作玛丽。
说到底，亨利八世怪不得别人。
当时欧洲中世纪的宫廷，王室贵族之间的通婚已经十分普遍了。很多情况下，为了保证贵族血统的纯正，婚姻大事采取亲上加亲这样的玩法。一些比较好的生理性状会被无限放大，比如中世纪欧洲宫廷普遍认为的好皮囊——苍白皮肤与金色头发。但与此同时，一些不好的缺点或者遗传病也会如影随形，比如著名的血友病。书中暗表，这位阿拉贡的凯瑟琳以及她的老妈伊莎贝拉一世，别看她们的出生地跟英格兰远隔重洋，但实际上她们都有英格兰王室血统。伊莎贝拉一世的外祖母，其实就是英格兰兰开斯特家族的一位公主。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亨利七世的父系跟兰开斯特家族并不是一回事，但亨利八世的老妈却是玫瑰战争之后，从约克家族嫁到都铎家族来的。而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只不过是金雀花王朝的两个家族旁支而已。
这样一算，亨利八世和凯瑟琳，往上数肯定有血缘关系，只是这种血缘关系怎么组合的问题而已。
所以，凯瑟琳生出的孩子，不仅仅是体弱多病的问题，而且有的生下来就是个死胎，包括她曾经生下过的男孩。但对于亨利八世来讲，他觉得自己娶嫂子这事干的不怎么地道，所以也就怀疑这段婚姻受到了诅咒，才导致他生不出儿子。
于是在同凯瑟琳的婚姻内，亨利八世的情妇无数。
只是，真正发展到动了真感情并且谈婚论嫁这一步的，是一个叫作安妮·博林（AnneBoleyn）的女孩。要说这位安妮也算是贵族出身，只是她的家世背景肯定跟凯瑟琳没法比。但相对比较优雅的成长环境，让她成了凯瑟琳的女官。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亨利八世同安妮日久生情。
公元1525年，已经迷恋上安妮的亨利八世，正式向罗马教廷提出休妻之请。他的理由是，自己和嫂子的婚姻本身就不合法，并且凯瑟琳已经年届四旬，再想生孩子也难了。并且亨利八世找人翻遍《圣经》，终于在原文之中找到了小叔子娶嫂子会遭遇无后之痛的记录。岂料，凯瑟琳也是一位刚烈女子，她坚持自己没错，也不承诺离婚。
而且教皇也不傻，教皇第一不想破坏天主教婚姻的神圣性，也不想得罪来自阿拉贡的凯瑟琳。不仅仅因为凯瑟琳是西班牙公主，而且因为凯瑟琳还有个一母同胞的姐姐胡安娜（JoannaofCastile）。胡安娜后来生了一个叫作查理的儿子，这位查理也就是后来的查理五世（CharlesV）。查理五世的父系，来自哈布斯堡王朝，他一个人身兼德意志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双王，还是名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时至刀兵四起、烽火连天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同时又出现了马丁·路德的平地一个炸雷，引爆了方兴未艾的德国农民战争。哈布斯堡家族可是传统天主教卫道士，教皇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查理五世，除非他脑子进水了。
没有办法怎么办，只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早期的亨利八世还算克制，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马丁·路德之深恶痛疾，不比教皇本人少多少。而且即便已经半公开地同安妮在一起了，但两个人想尽办法克制，以免生出天主教意义上的私生子。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八年。
利用王权施压、教权斡旋，亨利八世软硬兼施，各种办法用完，教皇依然没有松口，终于把亨利八世逼上了绝路。
公元1532年，亨利八世自行同安妮结婚。
教皇马上官宣他们的婚姻无效，并且罗马教廷决定将亨利八世驱逐出教。
然而，这位安妮确实也足够争气，婚后她很快就怀孕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亨利八世的运作下，英格兰国会迅速做出反应，宣布脱离罗马教廷掌控。
公元1533年3月，亨利八世任命自己的亲信托马斯·克兰麦（ThomasCranmer）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个职务从此之后就接替罗马教皇，成了英格兰最高神职。紧接着在公元1533年5月，克兰麦宣布亨利八世同凯瑟琳的婚姻为非法，同安妮的婚姻合法。如此一来，已经在一起多年的两个人，正式补办了宗教婚礼。
英格兰国会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克兰麦大主教的上台，天主教一时失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彻底失守。因为此时此刻的欧洲，正在经历新教与天主教对地盘的争夺，最开始是宗教迫害，再之后是宗教战争。
说是宗教改革，其实是一场思想革命。
不流血的革命，简直是不可能的。
英格兰也是一样。
安妮虽然上位成了亨利八世第二任王后，并且在结婚当年，生下了一名叫作伊丽莎白的女婴，但她后来也没有为国王生下儿子。而且在此期间，安妮也不得不像当年的凯瑟琳一样，接受国王不断找情人寻欢的现实。对爱情和生活充满了失望的安妮，再也不是那个能够用自己的柔情似水掌控国王于股掌的未出阁女孩安妮了。她渐渐地学会了宫斗，学会了玩弄权术，甚至将种种生活的不公，发泄到可怜的凯瑟琳和玛丽母女身上。
凯瑟琳被废之后，已经搬离了王宫，躲进了一座古堡。但是，她依然宣称自己才是合法的王后，而不是安妮。这样的言行，也招致了安妮疯狂的报复。凯瑟琳跟自己的亲生女儿玛丽，居然只能靠通信来保持沟通，而且还得是偷偷地。
公元1536年，命途多舛的凯瑟琳走完了人生路，也就是她葬礼的同一天，安妮流产了。而且，她流产的恰好就是一个男婴。喜新厌旧的亨利八世，击败了罗马教廷后大权在握，为安妮罗定了一堆罪名，将她关进了伦敦塔。
凯瑟琳去世四个月之后，第二任王后安妮也被亨利八世斩首。
安妮被斩首的第二天，亨利八世宣布与珍·西摩（JaneSeymour）订婚。
跟安妮的上位之路十分相似，珍·西摩也做过凯瑟琳身边的宫廷女官，而且后来还做了安妮身边的宫廷女官。于是，珍·西摩也就成了亨利八世身边的下一个猎物。值得一提的是，珍·西摩同样来自贵族家庭，而且她身上还有金雀花王室血统。按照完美女人的标准来看，珍·西摩这个女人算不上有多优雅，并且据说是个严格意义上的英语文盲。但从亨利八世角度出发，他已经在求子之路上越走越远了，他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够给他生儿子的机器，而并非一个拥有感情的女人。
或许是苍天开眼，珍·西摩为亨利八世生下了一个活到成年的儿子。
公元1547年，感到人生圆满的亨利八世安然去世，他和珍·西摩的儿子爱德华登基称王，这就是爱德华六世（EdwardVI）。
爱德华六世是新教的坚决支持者，他在位期间英格兰新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这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都铎王朝的男继承人，因为肺结核早早夭折。十六岁的爱德华六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留下自己的后人，在临终之前，他并没有理会自己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反而是选择了珍·格蕾（LadyJaneGrey）作为王位继承人。从血缘上来讲，珍·格蕾仅仅是爱德华六世的表侄女。
换个角度，亨利八世是珍·格蕾亲舅老爷，仅此而已。
爱德华六世选择表侄女的最佳理由——她是爱德华六世在宗教上最坚定的同路人，也是防止天主教复辟的最好传承者。
可惜事与愿违，公元1553年，在位仅仅九天的珍·格蕾被废黜。
随后，“九日女王”被关进了伦敦塔。
新上位的国王，就是亨利八世长女——玛丽一世（MaryI）。这位玛丽一世，也就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血腥玛丽”（BloodyMary）。
跟自己的母亲凯瑟琳以及凯瑟琳的祖国西班牙一样，玛丽一世也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教徒。这位童年和少年时期受尽人间苦难，遭尽世间白眼的女人，终于苦尽甘来。顶着凯瑟琳的名头，却长期以来被亨利八世嫌弃成私生女（亨利八世一直声称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不合法），这样的经历不是一般女人所能够承受的。更不用说，亨利八世的家族基因，又给了她一副病病恹恹的体质。一旦大权在握，玛丽一世便开始了对新教的复仇。
这事，不仅关乎信仰，还关乎家仇。
九日女王珍·格蕾在囚禁四年之后被玛丽一世秘密处决，理由是在这四年之中，这位被爱德华六世所信赖的新教同路人，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
玛丽一世在位期间，一共流放了八百名左右的新教徒，并且处死了二百八十三人。被处死的人，大部分是通过残酷的火刑活活烧死的。在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高级教士，甚至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的一些同事。玛丽一世饶有兴味地邀请克兰麦欣赏这些同事们的火刑现场，这事终于让克兰麦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他自愿放弃了新教，并且写下了诚恳的悔过书。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最终的结果。
公元1556年，克兰麦也被施以火刑。行刑现场，他痛斥教皇，痛斥天主教。
公元1558年，年仅四十二岁的玛丽一世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同年，她的同父异母妹妹伊丽莎白即位，也就是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I）。
伊丽莎白一世是一位难得的英格兰女丈夫，堪称雄才大略。她一共在位四十五年，为了不被任何政治势力所左右，她拒绝了那种赤裸裸的政治婚姻，终身未嫁。与此同时，她治下的英格兰政通人和，对内经济增长、文化繁荣，对外则军事强盛、霸气日显。所以在此期间，英格兰国内出现了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等名家；而在对外关系上，则在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文还会讲）。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悉心地做一名称职的女王，同时致力于弥合姐姐玛丽一世带来的社会撕裂。她的宗教政策相对比较宽容，因此新教虽然在英格兰得到复活，但天主教却并没有受到清算。
只不过，这样的宗教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英格兰国内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要求彻底清算英格兰新教中的天主教残余。这部分人，就被称之为“清教徒”（Puritan）。
总而言之，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英格兰基本上确立了新教的发展方向。
从此之后，新教正式分成了三大流派，分别是——路德宗（Lutheranism）、加尔文宗（Calvinists）、安立甘宗（Anglicanism）。其中的安立甘宗，其实就是“盎格鲁”的意思，而在中国，也被称为“圣公会”（HolyCatholicChurch）。
那么新教本身，在中文语境中也出现了各种说法，比如“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以及基督教（狭义）。
新教这个门派在欧洲正式站稳脚跟，也必然带来新旧两教之争。
欧洲近代史，即将在一片血与火中正式拉开帷幕。
尼德兰革命
新教在西欧渐成气候，新兴资产阶级成了最大的幕后推手。此外，对于那些民族主义思潮涌动，希望借此机会逃离教皇掌控的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比如北欧几个国家，都从公元16世纪开始，悄悄地改换了门庭。
和平演变的方式固然好，但在很多地方却演变成了宗教战争。
尤其在政治上比较松散的德国。
德国农民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德意志王国内部对新教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公元1531年，旨在维护新教成员利益的宗教军事组织施马尔卡尔登联盟(1)成立。这个组织虽然没有明确反抗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但是该组织自成立之后，就在德意志境内以护教为名，用武力手段对教会的财产进行没收，同时对天主教教徒进行驱逐。
此后的德意志王国天主教势力，在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带领下，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进行了长期作战。不过在公元1552年，联盟击败了查理五世的政府军。在新教联盟声势大振的情况下，一度有呼声希望用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新政体，代替已经腐朽不堪的神圣罗马帝国。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瞅着打仗打不过，动员协调一帮子心怀异志的德意志诸侯的军队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哈布斯堡王朝索性坐下来同新教联盟进行谈判。
于是在1555年，一个旨在约束境内新教与天主教双方力量平衡的条约出台，这就是《奥格斯堡和约》（PeaceofAugsburg）。
和约最重要的部分大概有两块——一是承认路德宗可以与天主教和平相处，但不承认其他新教流派；二是“教随国定”（Whoserealm，hisreligion），也就是说德意志各路诸侯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决定自己的信仰。
和约的签订暂时化解了德意志诸邦的纷争，也暂时性地为哈布斯堡王朝化解了燃眉之急。但如此一来，德意志诸邦之间，也将面临更大的分裂与分歧倾向。
直接从这个和约中受益的是尼德兰（theNetherlands）。
尼德兰又被称为“低地国家”（LowCountries），实际上尼德兰这个单词的本意，就是低地的意思。尼德兰领土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弗兰德尔地区等。这个地方最早是法兰克人的龙兴之地，最早在公元4世纪，法兰克人三大部中的萨利安部奉诏搬迁，来到了高卢。缓慢发展多年之后，才有了后来的法兰克王国。公元15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开始把持德意志王国王冠，随后通过联姻，得到了尼德兰地区。
尼德兰地区早在14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公元15—16世纪，更是达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巅峰。因此，这块地区的新兴资产阶级，是当时最具有反抗意识一群人。
《奥格斯堡和约》签订之后，尼德兰地区的新教蓬勃发展，而境内的大小诸侯也都纷纷带头改教。然而就在这种局势之下，哈布斯堡家族依然对尼德兰的新教进行了强力镇压。
公元1566年，尼德兰地区爆发了宗教暴动——“破坏圣像运动”（GreatIconoclasm）。
公元1568年，尼德兰革命正式爆发。
这场夹杂着宗教对立、民族独立，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战争，一打就是八十年，直到公元1648年。因此在后世，也把这次战争称为“八十年战争”（EightyYears'War）。
八十年时间太久，因此这场大战后来同德意志宗教战争合流。
发生在德意志的那场宗教战争，则被称为“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
不过，在我们重新讲到德意志之前，不妨先插播一下当时的法兰西。
南特赦令
几乎在尼德兰爆发革命的同时，法兰西的宗教战争也正在进行。
持续六十多年的意大利战争之后，法国人原本以为能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暂时歇口气。哪知道法国人没有消停几天，又迅速投入到了内战之中。
跟德意志、英格兰、尼德兰遇到的情况大差不差，法国一样是宗教问题。
加尔文本人就是法国人，因此新教在法国的传播也比较早。
但是法国的情况跟其他国家又有不同，相对于英格兰早早就出现了议会雏形，法国人还是比较迷恋君主专制。所以，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燃点相对较高。而像其他国家一样，新兴资产阶级主动利用宗教搞事情的兴趣，也并不是那么高。
但随着法国本土新教教众越来越多，宗教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当最终在法国境内出现诸如血腥玛丽一样的对新教教徒(2)实施火刑的时候，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而且对于法国的实际情况来讲，封建诸侯们依然想利用宗教来挟持王权，于是法国的诸侯就纷纷选边站，各自形成了天主教与新教阵营。然而实际上，当时法国的宗教派别中，天主教占到了人口的九成，而新教只有一成。各路阴谋家们都想跑过来分一杯羹，新教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或者说能够捡到的一把刀。
最终，新旧两派酿成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爆发于公元1562年，被称为“法国宗教战争”（FrenchWarsofReligion）。然而事实上，法国的宗教战争更像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一场内战，类似于金雀花王朝末期的玫瑰战争。
内战最终打了三十多年。一共分成了八个阶段，其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三亨利之战”（WaroftheThreeHenrys）。其中，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亨利三世（HenryIII）代表王权一方，纳瓦拉国王亨利（HenryofNavarre）代表新教一方，而吉斯公爵亨利（HenryofGuise）则代表天主教一方。
公元1589年，亨利三世意外遇刺，死后无嗣。
此后，拥有合法继承权的纳瓦拉国王亨利改宗天主教，入主巴黎。
于是，亨利三世就成了瓦卢瓦王朝末代皇帝，而纳瓦拉国王亨利就成了波旁王朝（HouseofBourbon，也是卡佩家族的旁系）的开国君主亨利四世（HenryIV）。
公元1598年，亨利四世发布《南特赦令》（EdictofNantes），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内战。并宣布法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要求新旧两派教徒和平相处。
三十年战争
面对宗教改革这一千年大变局，北欧诸国和平演变，英格兰女王稳定局势，尼德兰爆发革命，法兰西王朝易代。但作为最早诞生新教的德意志，它所遇到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最棘手，其后发生的战争也是最惨烈的。
《奥格斯堡和约》只是象征性的一张纸，这张纸所起到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给矛盾双方一个合适的借口稍事休息。实际上在纸面以下，大家该干吗干吗，养精蓄锐之后的再次碰撞，必将是个更加猛烈而残暴的。
当法国发生宗教战争的同时，德意志诸国也没有闲着，而且跟法国人以宗教为幌子的实权派内战相比，德意志诸国的宗教纷争才是实打实的。有了那个官方文件做背书，“教随国定”的口号一提出来，人类已经无法组织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向更加黑暗的深渊慢慢位移的倾向了。一众小国，纷纷选择合适自己贵族家庭的信仰，各自在为自己找到更加合理的生存借口。
小贵族们在谋篇布局，大贵族们在厉兵秣马，哈布斯堡家族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显得更加无奈。《奥格斯堡和约》签订之后的几十年，德意志诸邦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在为下一次的大战做准备。
毕竟，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因为不仅仅是德意志王国内部，周边王国也都在虎视眈眈。
北边有德意志，南边有意大利，这两个松散的政治地缘板块，偏偏被欧洲诸强活生生夹在了中间。无论从哪个方向上来，都得经过这样的四战之地。这样的地缘形势，在强大的时候可以左右逢源，利益均沾；在弱小的时候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墙倒众人推。而偏偏历史的发展又来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资产阶级兴起的欧洲上千年之大变局。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缘板块角力的中心，就是德意志和意大利。
意大利跟德意志相比，至少有两个不同。
亚平宁半岛是三面环海的，在意大利角斗场上玩命的人，并没有那么方便进出亚平宁半岛；而德意志诸邦是敞开的，是真正的无险可守，周边列强只要想来，哪怕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带张地图就来了。其次来讲，亚平宁半岛在地缘上比较单一，教皇国的影响力也比较强大，因此在宗教信仰上基本还是以天主教为主，并没有出现十分深刻的宗教矛盾。
然而即便是这样，意大利战争还是一打就打了六十多年。
这么算下来的话，德意志呢？
北方纷纷选择了新教，南方纷纷保留了旧教。而且所有小邦国的背后，千百年来跟外部大国们的关系都不那么简单。他们有的是教友，有的是姻亲，有的是生意伙伴，还有的纯粹是地缘政治所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
矛盾再一次到了不可协调的地步，宗教两方纷纷开始拿起刀枪自保。
公元1608年，德意志诸邦内的新教势力，一起建立了一个“新教联盟”（ProtestantUnion）；作为回应，公元1609年，德意志诸邦内的天主教势力，结成“天主教联盟”（CatholicLeague）。
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
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国际形势。
毫无疑问，已经经历过宗教战争的，发布过《南特赦令》的法国波旁王朝，依然是欧洲大陆上一等一的陆路强权。并且在大航海时代稍微落后的法国人，已经开始慢慢奋起直追，对海外殖民地的拥有也让法国人有了在欧洲称霸的底气。法国的主要战略意图，就是不允许哈布斯堡家族一家独大，并力争称为欧洲霸主。在此基础上，宗教的事情反而可以先放一放。
英格兰方面，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累积的强大国力，已经到了一个井喷的地步。英格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迅速成为海上强国，海外殖民地有的是占的，有的是抢的，总之都在蓬勃发展。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她身后的英格兰同苏格兰合并成为共主联邦（UnionofCrown），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一世(3)成为能够掌控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不列颠之王，斯图亚特王朝（TheHouseofStuart）建立。英格兰人的想法是尽量让欧洲大陆乱成一锅粥，绝对不允许出现陆路强权，不管是法国还是哈布斯堡家族。
尼德兰一边已经爆发革命，这位小主刚好处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在大航海时代它在海外利益多多，但是与海上新霸主英格兰已经产生了各种矛盾。但在宗教方面，二者观点相似。并且在对抗哈布斯堡家族方面，可以有共识。
北欧方面，卡尔马联盟已经瓦解，丹麦与瑞典两国，从此萧郎是路人。但是二者为了摆脱罗马教廷的无孔不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和平演变为新教立国。而在具体需求上，丹麦在已经拿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基础上，希望继续向南扩张，控制更多德意志北方领土。瑞典则希望能够继续沿着波罗的海发展，最好能够建立一个环波罗的海的大帝国。当然，最好也是能蚕食一些德意志领土。
东欧方面，在沙皇俄国的巨大压力之下，波兰与立陶宛抱团取暖，刚刚组建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它们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作为天主教同门靠山。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分别信仰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不参与新教旧教纷争。但对于他们来讲，攫取更多现实利益才是根本。这样算下来的话，沙皇俄国再往西，就是波兰立陶宛，所以支持打垮波兰立陶宛，就是俄国人的立场。对于奥斯曼突厥人来讲也是如此，他们如果要想突破东欧襄阳奥地利，就必须要拿下哈布斯堡家族。
如此一来，球最后还是踢给了哈布斯堡家族。
查理五世身后的哈布斯堡家族，此时已经一分为二，但无论如何两家都是穿一条裤子的。首先来讲，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产是奥地利、匈牙利（北部），外加波希米亚。这三个国家，都是天主教立国。此外，哈布斯堡家族还控制着西班牙，并且还是名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权杖所有者。此时的西班牙，还拥有亚平宁南部的那不勒斯，而神圣罗马帝国还在名义上控制着亚平宁北部的意大利王国。
并且，哈布斯堡家族还有一个雄心壮志。
这个雄心壮志，就是借助哈布斯堡家族的庞大家族势力，用铁犁一样的军队平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理想中的国家，在民族上是以德意志为核心，在宗教上是以天主教为国教，在权力核心上则是奉哈布斯堡家族为正朔。如果这个梦想实现的话，一个真正政治强大的、军事过硬的、疆域辽阔的德意志帝国将会出现在欧洲腹地。
到那个时候，德意志人将会吊打法兰西，狂虐奥斯曼，震慑波兰立陶宛，而至于说北欧、英格兰、沙皇俄国这些化外之地，不足为惧。而尼德兰、威尼斯、葡萄牙这样的，只能算是疥癣之疾。
试看明日之欧洲，必将是德意志人之世界。
这个梦，做得极其威武雄壮，哈布斯堡贵族们半夜做梦都可以笑出声。只不过，这样的梦来临的时候，他们又不敢笑得太大声，因为怕从梦中惊醒。
新教与旧教之争，对于哈布斯堡家族又何尝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战争的导火索，发生在那个常年夹在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波希米亚。
公元1618年，波希米亚王国首都布拉格，新教徒们发动起义，冲进了王宫，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名大臣和一名秘书一共三个人从窗口掷出，侥幸的是，三个人居然跌落在了粪堆上（dungheap），从而捡回了命。新教徒迅速占领王宫，组成临时政府，宣布波希米亚独立。
当然，我们还记得早在公元1419年，布拉格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掷出窗外事件”，所以这一次，被称为是“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TheSecondDefenestrationofPrague）。
第一次的掷出窗外事件，点燃了胡斯战争的导火索，而且上一次的战争带有明显的民族性质。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同样也有民族因素，只是以宗教为先导而已。而不管如何，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点燃了新教旧教大战的导火索，也为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一次一统德意志的良机。
这次战争的模式并不复杂，直接参战的新教一方——波希米亚联军，德意志新教诸侯，丹麦，瑞典，法国。而在外围提供援助的，则有尼德兰、英格兰、沙皇俄国等。在这其中的法国是个例外，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但却因为政治立场而坚决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直接参战的天主教一方——哈布斯堡家族(4)，德意志天主教诸侯等。外围提供帮助的，则是波兰立陶宛与教皇国。
这场战争中大显身手的，是雇佣军。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讲，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招募军人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发动国家战争吧，需要临时募兵，募兵的对象就是贵族，贵族们再去找骑士。这样的战争模式组织起来十分烦琐，而且不能是全天候，比如遇到农忙时节，骑士们也经常腾不出工夫组织人手。况且那个时代的欧洲盛产保护到牙齿的重甲骑士，养一个骑士本来价格就不菲，这么金贵就更不能随便上阵杀敌了。所以国王征召人马打仗，事先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动员好了人家才肯帮你卖命，动员不好就只能是七拼八凑地应付。再说了，那个时候的野战倒还好说，如果反遇到围攻城堡这样的苦差事，鬼知道战争需要打多少年。
所以中世纪的很多战争旷日持久，国王组织战争也是费尽心机。因为大小贵族们不怎么买账，后来国王们才发明了盾牌钱。只要是缴够了盾牌钱，也就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你组织人马了，我自己花钱请别人打仗还不行吗？比如说《权力的游戏》中的北境之王斯塔克家族，打仗的时候总是要看卡斯塔克家族的脸色，惹得人家不开心，北境之王的仗也不好打。
有了盾牌钱，所有的事都好办了。
花钱用雇佣军，只要钱到位了，人家打仗既职业化又不矫情。
况且说战争的模式也已经发生改变，火器的大规模列装，也让单兵装备变成了半工业化标准化的一部分。欧洲贵族们花钱打造的重甲骑兵，也就彻底派不上用场了。所以到了后来，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募兵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雇佣军模式重新粉墨登场。发展到了最后，职业雇佣军组织都像是一个个的公司或者企业，打仗之前国王需要先跟人家签合同，打预付款。战争需要打到什么效果，都是明码标价。
所以，在意大利战争中的瑞士长矛兵，到了这次战争反而成了程式化的东西。
只不过，各国都在派兵投钱，但是战场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德意志。
德意志人民遭殃了，尤其是在面对各国雇佣军的时候。
雇佣军的军纪，是一件很成问题的事情。因为雇佣军打仗的交付物，要么是杀人占地，要么是逼人签订城下之盟。保证不祸害老百姓这件事，是没法写进合同里面去的。你觉得你宅心仁厚，那你签合同的时候，定金是不是要多交一些呢？
所以对于雇佣兵来讲，最好别谈感情，谈感情伤钱。
这样一来，作为主战场的德意志损失惨重。
据统计，当时新教天主教双方，各自阵亡士兵十万多。但是德意志诸邦平民人口却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其中大部分为青壮年男子。换个角度看的话，德意志青壮年男子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根据瑞典人的资料显示，仅瑞典部队所破坏的德意志城堡就超过两千多个、城镇一千五百个、村庄一万八千个。德意志诸邦损失的人口总数量，达到了八百万人。要知道，前文提到的法国宗教战争，已经算是欧洲数一数二的高烈度战争，其人口死亡数量也不过三百万人。而德意志诸邦，三十年就累计死亡超过八百万。
关键是，战场上损失如此惨重，却没有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任何好处。
战场上的结果，哈布斯堡家族彻底失败。
战果，被直接反应到了接下来的和谈中。
公元1648年，交战双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5)。
和约的主要条款包括：
（1）哈布斯堡家族承认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性；（2）神圣罗马帝国各邦国，拥有包括外交在内的独立自主权力；（3）承认瑞士独立，承认荷兰独立；（4）哈布斯堡家族的基本盘，奥地利公国部分土地被瓜分；（5）法国和瑞典两国，进入神圣罗马帝国议会；（6）赔款。
条约签订之后，法国、瑞典、荷兰在战后分赃中赚得盆满钵满。德意志诸邦中的勃兰登堡得利颇多，为日后崛起埋下伏笔。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的一统德意志之梦，正式宣告烟消云散了。奥地利和西班牙两个基本盘也同时被削弱。
德意志一统，主角必将另有他人。
与意大利战争相比，这场被称为“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的大战相当于是第二次全面欧战。二次欧战，改变了意大利战争遗留下来的欧洲秩序，在此基础上重建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对后世影响深远，它为后来欧洲乃至于国际关系的确立，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本。并且就威斯特伐利亚这个体系本身来讲，也非常深远地影响了欧洲乃至于世界历史。当然恶果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谈判中搞不定的东西就打仗，打仗打到服气了再谈判。为了在谈判桌上取得最佳谈判地位，就要在战场上照死里打。
由意大利战争到三十年战争，再后来的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乃至于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一战、二战，在弱肉强食、拳头大有理的国际关系之下，用坚船利炮开路，后边再以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的形象出现谈和平。在这样的气氛烘托之下，失败者损失惨重，战后还被扣上一个反人类的大帽子；而胜利者则在战后把自己美化成救世主，既赚钱又赚吆喝。
这事，居然也成了后世的一个国际惯例。
总而言之，二次欧战确认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在很长时间之内，后续欧洲历史都是围绕这个体系展开剧情。
公元1648年，二次欧战结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而在此时的中国，传统的儒家弟子们却正在经受家国天下沦丧之痛，清军所向披靡，耀武扬威；南明小朝廷苟延残喘，钩心斗角。
每每思绪到此，就有万千感怀。
那个曾经绚烂夺目的古代中国，用造纸术承载了欧洲人的文艺复兴，用印刷术催化了欧洲人的宗教改革，同时又用火药为欧洲人提供了向世界学习的动力源泉。三十年战争，欧洲人彻底进入热兵器时代。
二次欧战的同时，世界的其他角落里，中国人的指南针正在指引欧洲人向着更广阔的海洋探索，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地理大发现，甚至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国际政治版图。
(1)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cLeague，施马尔卡尔登，德国小城，在今天的德国中部。
(2)作者注：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法语：Huguenot。
(3)詹姆斯一世：JamesI，母系祖先来自都铎王朝。
(4)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西班牙两家。
(5)威斯特伐利亚：在今天德国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