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宽容》（2）
PART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达到一个理想或接近理想的状态时，高级文明就会以一种突如其来并看似顺理成章的方式出现。
第一章无知的暴虐
公元527年，弗拉维·查士丁尼1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主宰。这位出身塞尔维亚农民家庭的国王来自斯科普里2，在一战后期，这里曾经是兵家必争的铁路枢纽之地。不知是不是成长环境使然，查士丁尼对书本教育向来嗤之以鼻。当政之后，他一声令下，查禁了历史悠久的雅典学院3，同时关闭了境内仅存的一座埃及神庙。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神庙啊！它坐落在离尼罗河大瀑布不远的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自新教徒入侵尼罗河河谷后，从前那些非洲、希腊、罗马的诸神们早已销声匿迹，只有这座神庙，和那自人们记事起便一直供奉着的伊希斯女神4依然灵光不灭，生生不息，与日益壮大的基督教信仰分庭抗礼。它不但又延续了往后数百年的香火，还为为数不多的祭司们提供了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让他们能继续研究那被大部分法老子民所忘却的古老学说——直至公元六世纪，直至那该死的查士丁尼统治了东罗马帝国。
正是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皇帝陛下”，把唯一的埃及神庙和与它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财产，把庙里的雕塑和神像一件不落地送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把学识渊博的祭司和象形文字书写匠通通关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牢。当最后一个掌握象形文字秘密的学者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之时，这古老的语言便成了人类再也无法轻易触及的失落文明。
倘若查士丁尼当初手下留情，哪怕只是饶过那些象形文字学者的性命，后世的史学家们也不至于为理解象形文字而呕心沥血却不得其法至此。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虽然凭借着商博良5的天赋我们能再次拼写出古老的埃及词汇，但对这字里行间的传世之义，我们却仍然不明就里。
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在古代社会里几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就像那些蓄着大胡子的巴比伦人，他们曾在那一片刻满宗教教条的砖石遗迹中，虔诚地高呼：谁解神意！他们曾日以继夜地向诸神祈祷，力图传达和解释神灵的法律，甚至把这神圣的旨意镌刻在圣城的花岗岩柱上。他们是如此的虚怀若谷，又是如此的残暴无度。他们一边鼓励教士们学习至高天6的知识，探索世上的海洋和陆地，一边又因为某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仪，对违背者施以最骇人听闻的刑罚。
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对神明怀着怎样的敬意？他们为何要如此行事？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无从得知。
为了解开象形文字的秘密，我们远征尼尼微7，用心解读那自西奈沙漠8破土而出，绵延几英里的楔形文字石碑；为了找到并敲开神圣的智慧之门，我们走遍美索不达米亚9和埃及各地，把汗水挥洒在所过之境。
我们一直在真相的门前徘徊。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原来那智慧的宝库从未消失，我们虽然没能在阿卡德10或孟斐斯11发现她的踪迹，却在丛林的深处，在异教徒寺庙层层遮蔽的木柱之下，窥见她迎接我们的双臂。
为了掠夺，我们的祖先开始接触他们口中的“野人”和“蛮族”。可以想象，那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会面。在没有摸清白人的真实意图之前，土著们便急冲冲地高举着长矛弓箭，用自己的方式欢迎陌生人的来访。结果，白人的回应是火枪加大炮。从此以后，平心静气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
在白人眼里，野人除了会对鳄鱼和枯树顶礼膜拜以外一无是处，他们藏污纳垢，游手好闲，若有什么厄灾更是他们罪有应得。
到了18世纪，这样的僵局出现了转机。多愁善感的卢梭用婆娑的泪眼观察世界，那细腻的思绪感染了同时代的人群，大家不禁纷纷掏出手绢含泪回应。其中，关于野人的一切成了他们最喜欢的谈资。尽管他们中谁也没见过野人，但在他们看来，野人不过是恶劣生存环境下不幸的牺牲品，他们身上闪现着人类各种原始的美德，而这些美德在白人世界里，已被三千年文明所带来的腐败蚕食殆尽。
如今，通过调查，我们对此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其实我们研究土著就像研究某种稀有的动物，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人们总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若非上帝的恩典，此刻的我们也会跟土著一样，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挣扎求存。通过对土著的观察，我们逐渐了解到在尼罗河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上崛起的早期社会形态；通过对部落文明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窥见人类在五千年岁月中点滴形成的奇特天性，尽管这些天性如今已被深深地隐藏在以礼仪和习俗编织而成的薄纱之下。
也许，这并不是什么令人自豪的发现。但若换个角度细想，我们既然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完成那么多原以为不可能的任务，难道就不能对落后的异族兄弟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从而将人类的发展再向前推进一步？
东西方的会面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献给宽容的书。但宽容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一不小心就会偏离；而一旦偏离，我们真正想探讨的主题就会分崩离析。所以，请允许我以半页的篇幅阐述一下我对宽容明确的定义。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词语的定义总会因人而异。因此做学问的人，应谦卑地参考并听取权威书籍的定义，因为它已被大多数使用该语言的人所认可。我的选择便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书中第二十六章第1052页写道：宽容，来自拉丁语“忍受”一词，意思是允许别人自由地行动或作出判断，耐心且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
也许宽容还有别的定义，但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我更愿意以此为引，重新回到关于野人的话题，并向您揭示宽容在有记载以来最早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痕迹。
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社会结构简单，原始人所使用的语言不过是几声意味不明的呢喃，原始人原有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也在世界变得“复杂”时慢慢消失。然而过去五十年，行走在中非、极地地区和波利尼西亚12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调查当地土著生活时发现，这是普罗大众对原始人的误解。事实上，原始社会的组成极其复杂，原始语言比俄语和阿拉伯语有着更多时态和格的变化。对未知的心怀不安，不但使原始人成为现实的奴隶，甚至还要屈服于过去与未来。他们是如此的卑微、不幸，只能在恐惧中求生，最后在战栗中死去。
另外，一说起原始人，大家脑海里都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一大群勇敢的印第安人尽情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追逐着野牛，为他们的战利品竟日狂欢。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原始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
我看过很多描写奇迹的故事，却鲜有听闻人类在大自然中挣扎求存的事迹。我很想知道，作为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人类到底是如何抵御无处不在的细菌，如何战胜无情的捕食者，如何适应无常的气候变化，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碍于篇幅，我就不在此展开叙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个人能单枪匹马完成的任务。为了繁衍，个体不得不试着联合，学会融入，形成部族。原始社会的最高信条即是压倒一切的求生欲望。原始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只要能够活下去，其他一切皆可弃。个人利益不值一提，部落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证部落组织的稳定，所有个体都必须远离冒险和未知，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可见的世界太小，不可见的世界太大，原始人遇到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而艰巨。
想要深入了解原始人，或者说土著，我们切记他们与我们大不相同，只缘原始人根本不明白我们口中的因果正误。举个例子：要是哪天不小心碰到了毒藤，我肯定先责备自己的大意，然后派人请医生过来，并且让孩子们尽快把那鬼东西清理干净。了解事物的属性，知道事情的因果关系让我能快速作出判断——皮疹是由毒藤引起的，医生开的药能给皮肤止痒，砍掉毒藤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可原始人不会那样想，他们无法在毒藤和引起皮疹这两件事上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死去的部落首领变成神明，过世的邻居兄弟化为鬼魂，虽然视之不见，他们却依然与活着的人在一起，同吃同睡，如影随形。面对这样特殊的同伴，究竟是要讨好取悦还是要保持距离？谁也说不清。一旦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便会立马遭到报应；而即便是诚心礼待，也不见得能让鬼神们皆大欢喜。活着的人最后还是会因为惧怕神明的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不幸发生时，原始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找事情起因，而是直接把它归结为是鬼神的显灵。他们不会看着手臂上的皮疹大喊“该死的毒藤”，只会低声嘟囔着“这是天谴，这是我得罪了神的证明”。就算他想起来要去找卖草药的，也不会去买治疗的膏药，反而是要去讨上一张威力无穷且能安抚逝者愤怒的灵符。至于那些害他遭罪的毒藤，他根本不会费心去处理。倘若某个白人实在看不下去，一把火把它烧了，他还会骂别人无端找事儿。
由此可见，在原始人的认知里，一切因果皆由看不见的力量操纵。要统领这样的原始人，就必须制定一套能平息鬼神之怒的律法，并且让所有人无条件绝对服从。
原始人坚信这样的律法是存在的——由他们的祖先创立，在他们的部落里实施，靠他们的儿孙承袭。每一代人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律法的条陈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传给后世。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十分无稽，社会进步需要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改进。不过话说回来，“社会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生活在原始社会里的人满足于已拥有的一切，因为没有接触过更广袤的世界，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改变。
也许有人会问，假设上述一切为真，原始人又会用什么手段防止律法和社会形态的变更？答案很简单，只要抓住那些不把神明的旨意当一回事，执意违拗祖宗规矩的人，来个杀一儆百即可。说白了，这就是严刑和独裁。
尽管我觉得野人和土著最不懂得宽容，但我也明白，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专制与独裁实属情非得已，因此，这句话并没有侮辱他们的意思。为了保护族群的安全，为了稳定族人的情绪，统治者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涉现有的制度，否则就是置部落存亡于不顾，置千万人的性命于不顾。
大致了解土著专制和独裁的原因后，又会引出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仅凭为数不多的人力，土人该如何执行部落里口口相传的复杂规定？要知道，在我们的世界里，哪怕是推行一条最普通的法律，都要花费上千万警察和士兵巨大的精力。同样，答案也很简单。原始人先是罗列出不能用严刑或暴力解决的问题，然后再给这些问题烙上一个名为“禁忌”的封印——是不是比我们聪明多了？
禁忌并不是原始人心血来潮发明的概念，它代表着部落长年累月积累的经验。这种概念曾帮助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土人省去了不少群体管理上的麻烦。禁忌一词最初从澳大利亚传入，现代人对此并不陌生。跟原始社会一样，我们的世界里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禁忌，有很多我们不能随便说的话和不能随意做的事，例如在吃饭时不能以刚刚做完的手术当作闲聊的话题；喝咖啡时不能把小勺子留在咖啡杯里。只是这些禁忌更多地是强调一种礼节上的忌讳，并不会牵扯到个人命运的层面上去。然而，于原始人而言，禁忌对生存至关重要。在他们的法规里，逝者超然于物外，是希伯来语中“神圣”的存在，因此在世之人不得肆意置喙，否则将面临被处死或比死还痛苦的刑罚，以及部落里每个人的唾骂。
禁忌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肯定，究竟是神职人员创造了禁忌，还是禁忌造就了神职人员的诞生。但从时间上考虑，由于风俗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禁忌也很可能早在觋13与巫出现前便存在了。而后者的群体自形成之日起，就已是禁忌这一概念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以巧妙的手法把禁忌推广到原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成为史前时代典型的“禁止”标志。
巴比伦和埃及开始有历史记载时，还正处于发展阶段，禁忌在人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不过，他们的禁忌并不像之后在新西兰土著中发现的那样直接和专制，反而是一种带有劝世意味的戒律，用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就像基督徒熟悉的“十诫”一样。
当然，就算有所不同，这也不是宽容。在这些国家早期的历史中，就算偶尔发现一些疑似宽容的痕迹，说到底也不过是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王或神职人员愿意真正“允许别人自由地行动或作出判断”，或曾经“耐心且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而这，恰恰是我们现今社会所追寻的。
有关史前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毕竟我写这本书的原意并不在于研究所谓的“古代历史”。为宽容而战是人类渐渐发展出自我意识后才开始的，而打响这第一战的，是希腊人。
第二章希腊人
在地中海的一角，巴尔干半岛14的南端，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孕育并催生了适用于整个现代世界的基础架构，其中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等。这在当时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多少年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有些哲学家甚至用一生的精力去探索这个谜团。
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或医学家不同，历史学家看起来总是有点愤世嫉俗，他们不屑于寻找传说中的“历史规律”，也不认为研究蝌蚪、细菌或流星的方法能直接套用在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上。
也许是我错了，但我相信，这样的规律是存在的——尽管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所知甚微。人类在探索“历史规律”这一命题时不够仔细，只顾着积累事实，却忘了披沙拣金，让智慧的精华显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初次涉足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且容我暂借科学家们的一席名言，为您阐述我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根据现代科学的解释，当所有物理和化学成分达到一个理想比例并孕育出第一个生命细胞时，区别于无机物的有机生命体便诞生了。上述科学原理若套用到历史上去，就会得到以下相似的解释：
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达到一个理想或接近理想的状态时，高级文明就会以一种突如其来并看似顺理成章的方式出现。
围绕这个解释，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高级文明不可能出现在智力低下的穴居土著群体中——即便那是天堂的圣洞。
试想，若伦勃朗15、巴赫16或普拉克西特列斯17出生在乌佩尼维克岛18的冰窟里，一天到晚只晓得盯着冰面等着猎海豹，怎么可能描绘出美丽的油画，谱写出动人的旋律，创造出惟妙惟肖的雕像？再有，若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19的工厂里辛苦谋生，他哪还有时间细细研究物种的起源和进化？若亚历山大·贝尔20只是一个被随意买卖的奴隶，在俄国一个偏僻村子里服役，他又该如何发明电话？
古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里虽然气候宜人，可当地土著却体质偏弱且进取心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更是一团糟。巴比伦和亚述21也一样。后来迁徙至两河流域22生活的闪族人23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当地气候也比较稳定，但要说到政治和经济环境，那实在叫人灰心。
再看看巴勒斯坦。气候环境差强人意，但农业落后，所谓的买卖贸易也仅存于往来亚洲和非洲的商队沿线上。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庙的祭司手中，给个体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腓尼基24的气候倒是无可挑剔，土著居民身强体壮，贸易环境十分理想。只一点：腓尼基的经济体系严重失衡，国家全部的财富被一小撮船主占据，他们以森严的商业垄断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推罗25、西顿26的政府早就沦为少数富人手中的提线木偶，任他们差使。穷苦的人民连想做点合法小生意的念头都不许有，渐渐地，他们变得灰心丧气，冷漠无情。最终，腓尼基与迦太基27一样，为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付出了灭亡的代价。
由此可见，早期的文明总是缺少些必要的成功因素，以致无法再前进一步。
终于，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迎来了奇迹般的完美的平衡；可惜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在希腊本土，且只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希腊
我曾在另一本书中介绍过一些具有桥梁作用的著名岛屿，从尚未有文字记载时开始，就有来自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岛28的商人在这些连接亚欧大陆的岛屿上通商或交流东西方文化，他们的足迹遍布小亚细亚29西部海岸一个被称为爱奥尼亚30的狭长地带。
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的几百年，希腊大陆上的部落征服了这片长140多千米，宽仅有15千米的岛屿，并先后在此建立了殖民城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以弗所31、福基斯32、厄里特赖和米利都33。在这些城邦里，臻于完美和成熟的社会平衡促使文明高度发展，后世文明虽也有能与之匹敌的，却再不见有哪个能掩其锋芒。这样完美和成熟的社会平衡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居住在殖民城邦里的，都是希腊各部落里最活跃且富有野心的人；其次，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鼓励个人充分发挥才能，穿梭在新老世界间，通过在亚欧大陆间的通商为殖民城邦积累大量财富。
对于以经商为主的殖民城邦而言，气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也是我没有刻意再说明的原因。除非冰封港口或洪水肆虐，否则城里的居民对天气变化不会有太大感受，无论在晴天或是雨天，他们依旧建船、卸货，不辞劳苦。
除了通商，爱奥尼亚的气候对知识阶层的发展也极为有利。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的传播只能靠耳听口说，城邦的供水泵周围自然就成为了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及最古老的大学的所在地。
在米利都，一年365天，人们可能有350天坐在水井周围。早期的爱奥尼亚教授们充分利用了此地的气候优势，他们成了所有未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泰勒斯34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下来的思想家，被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但我们翻遍文献却发现，他身世成谜。当然，这不等于说他有着那么一段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然后从无名之地逃到米利都的不光彩过去。只是当时的人们都不清楚他的来历，也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能准确分辨出他是皮奥夏人、腓尼基人、北欧人还是闪族人。
商业城市
由此推断，当年这座坐落于米安得尔河口的古老城市作为世界的中心是多么赫赫有名。它的人民来自五湖四海——就像如今的纽约，却从不因彼此外貌不一而心存芥蒂，也从不刻意过问新来者的家底身世。泰勒斯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贡献很多，由于篇幅有限，我就不逐一列举了。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提，泰勒斯曾提倡对新思想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哲学风气一度在爱奥尼亚十分盛行。就在希腊殖民城邦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罗马还只是一个边远的小商镇，在某条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泥泞小河旁营营役役，犹太人依旧被囚禁在亚述的地界上，欧洲的北部和西部除了狼嗥鬼叫，一片荒野上人迹罕至。
为了梳理出高级文明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先了解希腊各部落在横渡爱琴海，意图攻占富庶之城特洛伊期间发生的改变。当年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背后所代表的其实是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就像一个个四肢过度发达的小孩，把生命看作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比赛，满脑子角斗、赛跑等诸如此类的竞技，并为此感到兴奋莫名。或许，若不是要维持生计，现在也会有不少人喜欢这样的活动与刺激。
希腊传说
这些血气方刚的英雄对待神明，跟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严肃的问题一样，简单而直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自公元前10世纪起一直统治着古希腊，具有跟凡人无异的形象。至于后来，凡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与所信仰的诸神分道扬镳，则始终是个谜，一直以来没有谁能说得清。幸运的是，远在云端的神祇并没有舍弃那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臣民，他们从未间断过对凡人的关心，这使得希腊的宗教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每个希腊小孩都听过这样的床头故事：宙斯是拥有强大力量的众神之王，他蓄着长胡子，不高兴时会挥舞起他的武器招来满天雷电，整个世界顿时犹如末日降临。而当孩子们稍大一些，开始自己阅读那些古老的传说时便会发现，看似可怕的神明们也有着不少的缺点。他们就像家庭晚会里的特邀来宾，总是给看不顺眼的人下绊子，也总喜欢掺和到凡人的撕扯中去。由于各为其友，尘世中每一次你争我夺，也必然会在天国诸神间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沾染着许多人类特有的陋习，宙斯却仍然不失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一个伟大的神明。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招惹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高不可攀。相反他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只要方法得当，想接近他并非难事——至于什么样的方法得当，不妨请教一下现代华尔街的说客们。宙斯极富幽默感，天国里的任何变化在他眼里都不过是小事一桩。
这样的神明也许看起来不够威武，但实际“相处”起来却有不少好处。正因为神明皆有不足，古希腊从不制定森严的宗教律法，规定凡人必须相信什么或否定什么，也从不让祭司们用严刑推行所谓的教条。宽松的宗教信仰制度使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恶来定义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伦理概念。
与远在拉科尼亚湾35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相比，塞萨人虽与奥林匹斯山诸神毗邻而居，但对待神明们的态度却一向有些不恭不敬。与之相似的还有雅典人，他们自恃有雅典娜女神的庇佑，便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阿卡狄亚人虽居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里，却始终坚守着朴质的信仰，他们讨厌以轻浮的态度处理跟宗教有关的大事。至于福基斯的居民，因有利可图，他们便把阿波罗奉为天国中最伟大的神，然后不断地从前往德尔菲36朝圣的人身上捞好处。他们声称，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腰包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37，都应该去给阿波罗进贡。
犹太人因只信奉一个上帝而与其他民族日渐分离，他们迁移到耶路撒冷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并使之成为所有人心中无法超越的圣城，从而保证了基督教在往后一千多年里的生生不息。希腊人既不像犹太人般对宗教虔诚，也无法确立起像耶路撒冷那样统一发展的圣城。雅典和斯巴达长年的内战，说到底就是希腊首都的所属之争，但因实力相当，最后只是徒劳无功。
从另一方面来说，独立思考的精神也只有在个性强烈的希腊人手上，才能发扬光大。
《伊利亚特》38和《奥德赛》39曾一度被称作是“希腊人的圣经”。但其实它们只是普通读物，与《圣经》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也从来不是神职人员心中的“圣书”。这两本书讲述了英雄们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这些名噪一时的英雄们——按希腊人的说法，便是他们的祖先。书中也穿插了不少宗教的桥段，因为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无一例外地，都热衷于掺和到凡人的你争我斗中去。他们顾不上其他的正经事，只一心欣赏着在自己版图上亘古罕见的大比拼。
希腊人从不深究荷马的著作是否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宙斯或雅典娜或阿波罗的感召才写成的。他们只知道，他的史诗是如此优美，故事是如此精彩，不但能陪伴人们度过漫长的冬夜，还能让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倍感自豪。
而这，就足够了。
在希腊的城邦里，到处充满了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气息，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散发出来的海腥味混合着东方绸缎的色彩斑斓，让人不禁耳目一新。人们衣食无忧，大街小巷里回荡着高高低低的欢声笑语。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里辛勤劳作，在这里传播知识，最后在这里告别人世。也许他探索出来的结论与当时很多人的见解都有着很大的分歧，但那只能说明，他思想学说之深奥先进，并非寻常学者所能企及。泰勒斯之于米利都人，正如爱因斯坦之于纽约客。若要问纽约人：听说过爱因斯坦吗？他们十有八九会回答：当然，就是那个留着长发叼着烟，没事儿拉拉小提琴的家伙嘛。我记得他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就登在星期日的报纸上。正是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或者至少说修正了过去六千年形成的科学定论。然而，这并未能引起千百万懒散随意的纽约客的注意。他们对数学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喜欢的击球手试图摆脱万有引力时所引起的争论感兴趣。
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连古代史教科书在介绍泰勒斯时，也不会很具体，只是笼统地概括一句：泰勒斯（公元前640年—公元前546年），出生于米利都，是现代科学的奠基者。若当年米利都有媒体，我甚至可以想象《米利都报》上会刊登的大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如今，我们已不可能得知泰勒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超越前人独自探索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非生活在知识匮乏的真空世界里，他的知识也不是天马行空的产物。早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已经开始涉足许多新的科学领域，也留下了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供后世参考。
哲学家
这边泰勒斯还在不断学习，那边巴比伦的占星师已经在瞭望夜空。同时，埃及的建筑师已学会通过精密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岩放入金字塔的中心，制作成墓室上方的屋顶；而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也研究出了太阳运动的规律，准确地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来临，为农民提供日历，使农业生产更有效率。
在当时，虽然科学已为许多曾经的不解之谜提供了答案，但依然有不少人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神明意志的直接表现。神明掌管着季节更迭，星球运动，潮起潮落，就像政府官员们在农业部、邮电局和财政厅里工作一样。泰勒斯虽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却跟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一样，懒得一个个解释或者公开争辩。如果泰勒斯看到海边的水果贩子因日食异象吓得跪倒在地，不断地祈求宙斯之名，他也只会一笑而过，并不会费心安慰他说，这不过是自然现象，只需懂得些天体运动的规律，就算是孩子也能准确预测出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某个时间点，月球会刚好运动到太阳与地球中间，届时米利都会因月亮的投影而有几分钟不见天日。
事实正如泰勒斯所言，这次著名的日食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下午，波斯和吕底亚40两国军队正在战场上厮杀，忽然，巨大的月影笼罩大地，仿佛黄昏提前降临，受惊的交战双方不得不鸣金收兵。坊间传说，这就像几年前耶和华在亚雅仑山谷施行的神迹一样，为了让吕底亚人获得胜利，神明特意熄灭了天国之光。只有泰勒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以讹传讹。
天文学家
泰勒斯对待科学的态度正是他过人而伟大之处。他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作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和自然意志的具体表现，并且认为这丝毫不会依天神的喜恶而改变。在他看来，不管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是以弗所街上狗打架也好，是哈利卡尔那索斯41里举行了婚礼也罢，日食照样会如期而至。
泰勒斯通过科学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他认为，世间万物是在普遍却必然的自然法则支配下诞生的，而从创世之初便存在并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的水，就是最合适可行的载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虽然当时希腊人已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使用字母，泰勒斯也极有可能曾经把他的思想整理成书，但遗憾的是，这些亲笔文稿未能流传后世，我们只能通过同时代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了解他的思想和学识。顺带一提，与众多早期哲学家一样，泰勒斯也是一个商人，也会与来自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打交道。这些哲学家虽自诩为“智慧的恋人”，却从不敢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智慧源于生活，若单是“为智慧而智慧”，便正如“为艺术而艺术”或“为食而吃”一样，不但可笑且贻害无穷。他们认为，人类不管是好的、坏的或普通的，皆是万物的灵长。他们不靠先入为主的臆测，而是耐心地研究人这种奇特又难以捉摸的动物，还原人的本来面目。这样的朴实无华比夸夸其谈更容易让哲学家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们甚少要求人们严守清规戒律，却以自身为榜样向人们证明，只要正确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获得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以宽广的胸怀博得民众的好感，这使得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深入到神明掌管的领域中，一窥真相。泰勒斯作为哲学家的先驱者，更是为此献出了才华洋溢的一生。尽管他重新解构了希腊人眼中的世界，又分别调查了每一个细枝末节，还曾公开对一直以来被大部分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了反诘，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获罪，还是平安地走完一生。
也许当年有人指责过他的观点为异端邪说，事到如今我们已无法考证，但在有记载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在泰斯勒开辟的道路上，追随者无数。譬如克拉佐美尼人阿那克萨戈拉42。他36岁时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在希腊的几座城邦里当过家庭教师，对天文学颇有研究。他曾在授课时指出，太阳并非如众人所想，是一架由天神驾驭的马车；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上一千万倍的赤红色的大火球。
他的言论并没有给他惹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的放肆降下雷火。于是他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一步，大胆提出，月球的表面覆盖着山脉和山谷；再后来他甚至暗示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原物质”，它诞生于洪荒之初，是万物的起源与归宿。不管是对阿那克萨戈拉还是他之后的科学家来说，生命的起源始终是一个危险的探索领域，因为那涉及到普通人最熟悉的事情。一般人可以不在乎哲学家如何称呼太阳和月亮，毕竟它们远在天边；但若有人敢说什么世间万物都是从一种叫“原物质”的东西中慢慢成长起来的，那问题可就大了。因为按照传说，是天神丢卡利翁43和皮拉把小石子变成人，世界才在大洪水后重新兴旺起来的。希腊所有的孩子自童年起便对此深信不疑，否认传说的真实性不啻于破坏现存社会的安宁，也会使孩子们对长辈所说的话心存疑虑，这可怎么行？于是，阿那克萨戈拉受到了“雅典家长会”的联合抵制。
如果这是在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早期，城邦的统治者尚且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一名教授“奇怪”学说的老师，使他免受无知者的迫害与歧视。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和个性自由已成熟至极，人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加上为阿那克萨戈拉辩护的正是他的得意门生伯里克利44，于是，民众夹带着对伯里克利的不满，把起诉阿那克萨戈拉看作是反对旧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标志。
在那之前，一个在人口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的，名叫狄俄菲忒斯的教士曾提出并通过了这样一条法律，它规定，凡有不相信现有宗教信仰及对神明持不同意见者，应即刻检举。而基于这条规定，阿那克萨戈拉被投入监狱。幸好，城邦中开明的风气始终占了优势，阿那克萨戈拉只缴了些许罚款便平安获释。后来他迁居到小亚细亚的拉普塞基45，于公元前428年与世长辞。斯人虽逝，但他的盛名却永垂青史。
这件事表明，官方的横蛮并不能阻止科学理论的发展。尽管阿那克萨戈拉被迫离开，他的思想学说却一直影响着未来。两百年后，亚里士多德吸收了阿那克萨戈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主张。而在经历了一千年漫长黑暗的岁月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又启蒙了伊本·路西德46——一名世称阿维洛伊的阿拉伯医学家。他一边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地区47的大学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边把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很快，这些书稿便翻越了比利牛斯山48，传入了巴黎和布洛涅49的大学，并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西欧人和北欧人对书中的知识如饥似渴，如今它们就像九九乘法表一样，已成为科学入门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阿那克萨戈拉身上。在他那次审判后，又经过整整一代人的争取，希腊科学家终于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相异的知识。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类似的事情竟又重演了一次。
这次的受害者是普罗泰戈拉50，一个流浪教师。他来自希腊北部爱奥尼亚殖民城邦中的阿布德拉51。作为德谟克利特52的出生地，人们对该地区的评价总有点褒贬不一。德谟克利特是独具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有价值的社会应该以最小痛苦为代价，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受到官方严密的监视。
普罗泰戈拉深受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人生苦短，人们不应花时间去研究神是否存在，而应该动用全部的精力使生命变得更美好，更愉快。这一观点无疑击中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和语言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这个学说问世之时，正是雅典与斯巴达交战胜败攸关之际，人民长期遭受失败和瘟疫的折磨，早已不堪一击。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再对神明之力提出质疑，激起诸神之怒实为不智。于是，普罗泰戈拉因“不敬神”被控，并且按照法庭的要求，他必须收回之前的言论。
普罗泰戈拉
若那时伯里克利还在世，一定会尽力保护他。普罗泰戈拉虽然是科学家，却无意为自己的主张殉道，无奈之下，只好远走他方。不幸的是，在前往西西里岛53的途中，他的船遇难了，从此杳无音信。
还有一个惨遭雅典人无情迫害的是狄雅戈拉斯54。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就因为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输了一场官司，便开始怨恨神明。这种不满经过长期发酵，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在希腊北部各地奔走，大声痛斥当地人最尊崇的“奥迹”55。结果，他以亵渎神明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夕，这个可怜人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逃到科林斯56，却依然故我，继续诅咒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最后因气急攻心而丢了性命。
希腊人的不容异说的偏见在随后的历史中越演越烈，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录。每当谈论起世界文明的停滞不前或希腊文明的不进反退时，人们总会以苏格拉底的不幸为例来佐证雅典人的冥顽不灵。如今，经过翔实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对苏格拉底，以及他的生前身后之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虽然有点招人厌烦，却才华横溢，他用追求学问的一生致敬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因为当时的老百姓还相信神明的存在，于是苏格拉底便自称神的使者，能预示以何事不当为。虽然大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谓的“灵迹”57，却知道他对常人视作神圣的东西嗤之以鼻，对传统习俗置之不理。最后，当政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这位饱学之士。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雕刻匠，他子女众多却收入菲薄。因为没有办法负担两千元一节的课程，苏格拉底从小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年少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和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的信念：不懂几何学没关系，叫不出彗星或行星的名字也不碍事，反正这些外在的东西于个人灵魂的提升无益。
这个塌鼻梁、不修边幅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辩，晚上回家听妻子唠叨。苏格拉底一生清贫，对谋生之事不甚在意。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他的妻子不得不帮人洗衣以帮补家计。他曾多次参加远征，也曾多次上阵杀敌；他做过雅典公民大会58的议员，也是不少著名学者的老师。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宁可慷慨赴死。
为了了解事情的起因，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进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十，终其一生他都在告诫人们莫要虚度年华，浪费生命——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空洞的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没有意义，为了满足短暂的虚荣和一己的私欲而挥霍神明的恩赐更是不智。他坚信人具有崇高的命运。他的理论打破了旧哲学体系的界限，甚至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教导人们，“每个人心中的自我才是衡量万物的标尺，塑造命运的不是神明，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
负责审判苏格拉底的是雅典五百人议事会59成员。他们大多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们精心安排的人选，其中还包括不少学者。面对这些居心叵测的法官，苏格拉底发表了一席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的演讲。
他说：“世人无权随意左右或强行夺去他人信仰的自由和思考的权利。人只要坚守善本，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同，没有家庭或物质的支持，也足以俯仰无悔于天地。然善本乃世之大道，只能通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才能悟明，因此世人应拥有自由讨论所有问题的权利，且不受政府或权威的干预。”
遗憾的是，这是在最不合适的场合上发表的最不合时宜的言论。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60爆发之初，雅典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主仆关系也有些剑拔弩张。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温和分子”，既看到了双方各自的利弊，又尝试着找到折衷的方案让大部分理智的民众满意，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当时争吵的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间也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贵族失势，民主派控制了希腊全境，苏格拉底便大难临头了。他的朋友预见到了他的结局，纷纷劝他尽早逃离。苏格拉底平生树敌众多，同时也交友广阔。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以丰富的学识针砭时弊。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支柱的，苏格拉底热衷于撕下他们的伪装，并将其思想骗术公诸于世。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甚至于他在上午才说到的一些趣事，晚上就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还有人把他的经历编成了戏剧。直至他被捕入狱，关于他的一切全希腊上下已是无人不知。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例如那个不识字却因为通晓神意而卖力叫嚣的粮油贩子——深信他们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罪孽和不满的“学术界”的危险分子。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仍满怀激情地舌战群儒，让大部分法官越听越想放他一马，但前提是，他得改掉那喜欢争辩和说教的坏毛病，并承诺此后不再干涉别人享乐或无休止地给人提问题。
苏格拉底拒绝了。
“恕难从命！”他回答道：“只要我的良知还在敦促我向前，只要那微弱的心声还在提醒我把理智之道展现于人前，我便会继续提问、说教、争辩，把一切倾囊相授，无惧人言。”
苏格拉底之死
至此，法庭已别无他法，只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按雅典法律规定，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岛61朝拜的圣船还没返航前不能行刑，于是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整整一个月里，苏格拉底没表现出丝毫焦虑，只一心钻研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本有机会逃跑，但最终还是选择笑着留下。他说他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含辛茹苦；现在他累了，只想静静地等待属于他的归宿。临刑时，他还在和友人交谈，教导他们分明是非，劝诫他们莫要沉迷于物质享受，要重视精神修养。
接着他饮下鸩毒，躺在床上，让一切争辩伴随着他最后一口呼吸，尘埃落定。
苏格拉底之死让他的学生们心有余悸，他们一度离开过去的活动场所默默度日；而在风波稍有平息后，他们又回到了老地方，继续公开讲学。正因为他们的努力，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苏格拉底事件发生时，雅典正处于一个非常艰苦的过渡期。5年前，为争夺希腊霸主地位而打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了——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粗野对文明的逆袭，所以好景不长也是意料中事。斯巴达人没有值得后世传颂的只言片语，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只仅限于一些如今被沿用到绿茵场上的攻防技巧。他们以为，只要推倒了雅典的城墙，摧毁了雅典的舰队，就可以一劳永逸，不曾想雅典人的智慧与天资远不止于此。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十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62再一次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再一次整顿起希腊联合舰队，并随时准备为正义身先士卒。
虽然伯里克利的努力没有得到同代人的认同，但雅典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就像现代巴黎。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希望把孩子送去雅典学习，哪怕只是在雅典卫城63附近的学校里逛一圈，也能叫他们受宠若惊，欢喜莫名。
今天的我们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古代社会里，生存的确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早期的基督教视一切异教文明为敌，其中对罗马人和希腊人最为不齿。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丧尽天良之辈，对莫名其妙的诸神随意膜拜，平时不是大吃大喝就是醉舞狂歌，为了满足嗜血的欲望还会在战场上大肆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契亚64人。
不可否认，确实有很多不法商人和战争贩子活跃在希腊和罗马，他们把苏格拉底当年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抛诸脑后，用尽手段积攒起万贯家财。这些人不过因为财雄势大，平民百姓们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们在社会上毫无威信，因此并不能代表当时的社会文明。
我们曾在考古时挖掘出埃帕弗洛迪图斯65的庄园。这个家伙帮着尼禄66
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然后用这笔不义之财给自己建造了一座拥有40个房间的豪华宫殿。望着这片曾经辉煌的废墟，我们不禁摇头叹息：“好一个酒池肉林。”只有当我们坐下来静读埃帕弗洛迪图斯的奴仆爱比克泰德67的著作时，才能隐约感觉到仿佛在与一个高尚的灵魂交流。
我知道，人们关起门来总爱说些别人家的蜚短流长，这种习惯放到国与国之间亦然。但请别忘了，两千年前的希腊，既有小人势利如埃帕弗洛迪图斯；也存在伟人，睿智如爱比克泰德，他追求生活尽善尽美的愿望与如今的我们别无二致。
当然，关于尽善尽美的定义，古今理解不一。那时的尽善尽美并没有加上东方人的补充，完全是西方人的一面之辞。我们的祖先虽然“野蛮”，却也慢慢总结出生活中的感悟，并把对美好的追求定为最崇高的目的。也正是他们把这种追求发展成一种哲学，教导世人只要谨记持心公正，远离酒色财气，保持身体健康和收支平衡，便能知足常乐。西方人对前世今生没有太多认知，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作有智慧的哺乳动物，了不起就是“万物的灵长”。虽然他们言必称“吾神”，但这类词汇说到底跟现代生活中的“原子”、“电子”、“乙醚”没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说法，于是爱比克泰德口中的宙斯变得跟欧几里得解题时会用到的字母X和Y一样，可以含义无穷，也可以微不足道。
古代人们最感兴趣的，除了生活就是艺术。他们根据苏格拉底提倡的分析法去研究生活中的森罗万象，并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当然，其中也有对追求完美的精神世界过于执着而走极端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众多古代哲学家中，柏拉图是唯一一位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向往而提出不宽容思想的人。众所周知，这位年轻的雅典小伙是苏格拉底最心爱的弟子，也是他的言行记录者。他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以及他的思想灵感，汇集成册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苏格拉底全书”。
同时，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文章，用以诠释老师学说中某些晦涩难解的论调。他一生致力于传道授业，把雅典人的公平正义传遍人间。柏拉图在为人类文明做贡献时是如此全力以赴，又是如此投入忘我，简直可以媲美圣保禄68。不过，圣保禄的一生极为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而柏拉图只需静静地坐在花园的椅子上，等着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即可。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全得感谢他显赫的出身和丰厚的独立财产。
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人，他的母亲是梭伦69的至亲。而且到了法定的年龄，他还可以继承一笔财产，足够他丰衣足食。柏拉图辩才出众，凡有幸在柏拉图学院听过他上课的人，无不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来表达对他的爱戴。在其他方面，年轻的柏拉图跟当时大部分小伙子的经历相似：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参加过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好手，却从未榜上留名；喜欢到处旅行，也曾横越爱琴海，沿着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梭伦的踪迹，在埃及北部游历。然而他这次回雅典后就再没踏出过国境。他买下了雅典郊区基菲索斯河70河畔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并在花园中一个绿树成荫的角落里教授他的学说，一待就是50年之久，“柏拉图学园”因此得名。
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开始是一个数学家，后来渐渐转而专攻政治领域，并为后世的政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化是平稳且不间断的。他告诉世人，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缓慢上升的过程，世界会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出完善的制度，再从完善的制度中孕育出完美的精神思想。柏拉图的这一想法听着头头是道，但当他尝试将此转化成具体原则，为理想中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对公平正义的过分执着使他看不见这在现实实施中的不可行性。他所主张的理想国一向被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奉为圭臬，但在这个柏拉图式的国度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很多没落贵族独有的偏见。这些人收入不菲，生活富裕，成天周旋在政治圈里，对草根阶层极为鄙视，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那只有“上流社会”才享有的特权。
柏拉图的著作在西欧中世纪学者间倍受推崇，但不幸的是，这些饱学之士似乎是故意忘记了历史背景的不同，硬把柏拉图勾画理想国时的政治环境，与他们当时生活的12世纪、13世纪对等起来，把举世闻名的共和国打造成向宽容宣战的可怕武器。
按基督教的定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敬重的神明深恶痛绝，认为他们不过是一帮来自马其顿的乡巴佬，粗俗不堪；而诸神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后的恶行更是被他视作奇耻大辱。成年后，坐在花园的树荫里年复一年地听着城邦间无休止的争吵，他心里的恼怒也像当年对诸神的嫌恶一样，与日俱增却无法排遣。直至亲眼目睹了旧民主理想的破产，他才慢慢明白，宗教对于一般平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理想中的共和国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中。因此，他坚持理想社会中的立法机构必须制定出针对所有人的行为准则，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奴隶，无一例外都要遵从，否则就会被判处流放、监禁甚至是死刑。这听起来像是对心灵解放和宽容精神的全盘否定——明明不久前，苏格拉底还在为之英勇奋斗，但其实这就是柏拉图的本意。
为什么他的世界观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当时，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时代已经名存实亡，马其顿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很快就会横扫整个希腊半岛，从马里查河71一路延伸到印度河畔。柏拉图无法接受这样的变化，为了逃避丑陋的现实，他只好躲进自己臆想的国度里。而就在希腊半岛上古老而难以驾驭的民主城邦就要失守落入征服者手里之时，一位旷古烁今的伟大思想家在雅典诞生了。他的出现震惊了当时及后世整个世界，使所有人由衷地怀缅古希腊的辉煌。那就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基拉72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通晓许多不为人知的事理，为人类知识的宝库增添了许多珍贵的藏品。他的著作就像一湾智慧的源泉，让此后整整五十代的欧洲人和亚洲人无需经受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之苦，便能从中尽情汲取丰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在18岁时离开了家乡马其顿，前往雅典柏拉图学院进修。毕业后，他一边四处游历一边开坛讲学。公元前336年，他再次回到雅典，在毗邻阿波罗神庙的一座花园里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学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吕克昂学园”73。
奇怪的是，雅典的百姓并不乐于见到创办学园这样的事情。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的希腊城邦已不再是传统的商业重地，稍有作为的人都纷纷迁居至亚历山大港、马赛或其他西南城市，剩下的人不是一文不名就是懒惰成性。而这些人恰恰是老一辈平民中最迂腐守旧的一支。他们既让希腊无比璀璨，也让这个灾难深重的共和国备受摧残。他们不喜欢柏拉图学园里的一切，对他的得意门生更是没有一点好感。只是他们没想到，这位“臭名昭著”的亚里士多德竟在老师过世十年后重返旧地，继续教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的知识，还说什么神明并非全知全能。对此，守旧派们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谴责他把自己的城邦变成了一个思想混乱，毫无信仰可言的地方。
守旧派们并非不想把他赶出国境，只是他们不得不克制自己。因为这位眼睛近视却身体健壮的绅士以博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他是当时政治圈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可不是雇一两个流氓恶棍就能轻易打发的无名小子。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宫廷御医的儿子，他从小和皇子们一起接受教育，一结束学业，便被聘请为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时间里，他每天都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74形影不离，并与这位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亚历山大前往印度前线督战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城主更是对他关怀倍至，生怕这位皇帝陛下的好友受了伤害或委屈。
亚里士多德
可惜好景不长，亚历山大大帝在33岁英年早逝。他驾崩的消息一传到雅典，亚里士多德马上命悬一线。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悲剧，不愿重蹈他的厄运。于是他也学柏拉图那样，开始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只不过他对政府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众所周知，所以当雅典人怒气冲天地把马其顿的军队赶出国境时，他不得不即刻横渡埃维亚湾75，逃亡到加而西斯。然而，就在他离开人世的几个月后，马其顿人平定了叛乱，再次征服了希腊。
事隔多年，如今想再找到亚里士多德不敬神的证据谈何容易。不过按常理推断，在一个充斥着业余演说家的国度里，他的遭遇肯定跟政治脱不了关系。与其说他错在散布了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导致雅典可能会遭受宙斯严厉的惩罚，还不如说他错在对少数深怀偏见的地方政客不够尊敬。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各自为政的城邦制已时日无多。此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扩张版图，把希腊变成了其众多行省中的一个。
至此，口角之争终于告一段落，因为罗马人看待很多事情的心态甚至比黄金时期的希腊人还要宽容许多。罗马的臣民享有极大的思考自由，只有一点例外：不能对某些基于政治利益而设定的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就是仰仗这些原则，使统治政权从史前时期开始便一直保持繁荣安定。
同是理想，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与西塞罗76及其同辈人所怀抱的总有些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贤者们经过数世纪的冥思苦想和认真实践，好不容易总结出一些以宽容精神为基础的学说，罗马人却嗤之以鼻。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只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他们自认行动派，瞧不起只会高谈阔论的人。
如果你想花一下午的时间，坐在老橡树下，与罗马人就政府的统治理念或月亮对潮汐的影响交换意见，那未尝不可；但若你想得到罗马人青睐，就必须把所说的一切付诸实践。因为在罗马人看来，理论、歌舞、饮食、雕塑、科学那一类玩艺儿，有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摆弄就够了，正统的罗马人应该重视更实用的东西，例如全力以赴管理好日益扩大的领土。他们征召新兵并使之训练有素，一面巩固边防，一面巡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间的交通要道。此外，他们还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维持数百个不同部族间的和平。
如此看来，罗马人的伟大毋庸置疑。他们通过严谨的工序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为准则，便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想相信的事情，也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想膜拜的神明，只要是自己的选择，怎么样都没关系。只是，不管信仰如何，在这个红男绿女混居的大帝国里，所有人都必须永远谨记，“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即“待人宽，律己严”。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他人的事情，即使自己所信仰的神明被无心冒犯了，也不能叫嚣着让政府给你出头，因为正如提比略77在一次庆典仪式上说的那样：“神明若觉得自己被亵渎了，自然会自己讨回公道。”
对立的宗教
有了皇帝陛下的这句话，法庭就有理由拒绝处理所有这类型的案子了，甚至可以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譬如说若卡帕多西亚78商人决定在歌罗西79人的地盘里落户，那么他们就有权在当地筑起神庙继续信仰自己的神明，反之亦然。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因种族或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偏差。
有很多人猜测，罗马人之所以能如此宽容，主要是因为他们“平等地”轻视所有拉丁姆80地区以外的原始部族，不管是歌罗西人还是卡帕多西亚人，罗马人对他们的鄙夷都是“一视同仁”的。是有这个可能，但不可否认，罗马自由宽容的宗教信仰制度成功地延续了五百年，欧洲、亚洲和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无论文明开化与否都在实施，罗马也因此总结出一条独特的治国方针，即以最少的摩擦为代价换取最大的实际成果。
罗马的皇帝陛下们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千秋万世，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尤其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想长治久安简直是难于登天。罗马是征服了世界，但同时也为自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为了守护这片从爱尔兰延伸至里海的殖民领土，无数年轻战士在远征的过程中客死异乡；帝国把所有精力都浪费在庞大而复杂的版图管理上。最终，恶果出现了。仅凭一国之力想统治世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将罗马的人力物力消耗殆尽。更可怕的是，人们逐渐厌倦生活，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罗马人已得到了一切，城乡住房，游艇马车，奴隶仆人，应有尽有。他们已尝遍世间的佳酿，览尽绿水青山，看惯了从巴塞罗那81到底比斯82的各色娇娘。世上所有著作都已收归进他们的图书馆，人间最美丽的绘画装点着他们的墙。就餐的人有最优美的音乐相伴，适龄儿童有最出色的老师教导，能探索到最丰富的知识宝藏。于是，当所有的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善可陈，所有的美女都不再妩媚诱人，就连生存本身都成了一种负担，为求解脱很多人宁可轻生。众人空虚的心灵只剩下最后一种安慰，那就是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可叹诸神在多年前就已过气，稍有头脑的罗马人都不会再相信童谣里唱的主神宙斯或爱神维纳斯。在这样的环境下，罗马社会里陆续出现了新的哲学体系，包括伊壁鸠鲁主义83、斯多葛主义84和犬儒主义85。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忠贞，克己利人。对此，芝诺86、伊壁鸠鲁87、爱比克泰德和普鲁塔克88在书里都有详尽的解释，他们的著作在街头转角的书店里比比皆是，只是这些理念听着动人，却不切实际。而且就算这种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宗教”生拉硬扯地把宗教思想和对追求高尚充实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也只能取悦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早已受过名师指点的上流豪门。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根本不能满足罗马人的需求——普通百姓对这样冠冕堂皇的教义嗤之以鼻，他们开始渴望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结”。虽然他们明白古代的神明不过是祖宗们无知的产物，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还达不到学者们的层次，敢否认所有神明的存在。到头来，他们跟所有一知半解的人一样，表面上一本正经地供奉着官方认可的神明，背地里却为了追寻“真正的幸福”而加入到宗教行会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中受到热烈的欢迎。
“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同侪”。行会里的男男女女必须“守口如瓶”，共同保护着行会里最神圣的秘密。这些秘密只有行会核心成员知道，它会像一纸强力的符咒把“同侪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公元1世纪时，行会只是一种崇拜形式或者一种教派。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不再信仰长老会89转而加入基督教科学会90时，他会说自己“换了个行会”。因为在当时，“教堂”“教会”和“贵族院”都是较新的词汇，鲜为人知。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知道这些行会在当时罗马发展的情形，不妨趁着周六去买一份报纸看看——任何一份都行。报纸里起码有四五栏的内容，都在介绍十多个从印度或波斯或瑞典或中国等国家引进的新教义、新组织，它们都宣称能给人们指明通向健康、富有和灵魂永生的途径。
当时的罗马作为世界的中心跟现代大部分都市一样，充斥着许多本土和外来的宗教。虽然推崇信仰自由，有些“行会”还是逼得罗马统治者不得不插手。从小亚细亚北部青藤覆盖的山坡上诞生了母神崇拜，弗里吉亚人91信仰女神西布莉92，视其为众神之母，以尽情享乐表达对她的喜爱。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使罗马当局不得不使用武力关闭母神庙，甚至制定法律禁止该教派的传播，避免百姓受其毒害，只一味沉溺于酒精或做出其他更糟糕的事情。
埃及这个吊诡和神秘的古老国度也曾孕育出一大堆荒诞不经的神明，包括奥西里斯93、塞拉匹斯94和伊希斯等。罗马人对这些神明就像对阿波罗、德墨忒尔95和赫尔墨斯96一样熟悉。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个世纪前就已经把抽象真理和行为准则的雏形奉献于世，如今又为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人民创造出由远近驰名的阿提斯97、狄俄尼索斯98、俄耳甫斯99和阿多尼斯100等诸神所组成的宗教行会。虽然这些神明的道德修养多有缺陷，却不妨碍他们备受欢迎。
由于混迹意大利海岸长达一千多年，腓尼基商人所信仰的主神巴力101及他的妻子阿斯塔蒂102也渐渐在罗马人的圈子里颇有盛名。巴力是耶和华的死敌，而他的妻子阿斯塔蒂在地中海地区第一大神的争夺战中，一直被公认为是迦太基城的守护神。虽然争斗失利后，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相继被毁，但所罗门103晚年时期不顾臣民反对，把供奉这位女神的“高坛”竖立在了耶路撒冷的中心，使她俨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又重新回到了欧洲腹地。
最后，还有一位神明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在军队中享有盛名，从莱茵河出海口到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在一整条罗马的战斗锋线上，很多残砖败瓦之下，都有他破碎的雕像。
他就是伟大的密特拉神104。
据说密特拉神来自亚洲，专司光明、空气和真理，在里海低地风靡一时。后来我们的祖先占领了里海低地那片牧草丰盛、土地肥沃的平原，把家安顿在山峰峡谷中，建成日后人所共知的欧洲。那时的人们相信，人间一切美好皆是密特拉天神的赐予，若没有他强大的神意支持，地上的统治者就无法施展手中的权力。天神周身有天火照耀，有时，他会将一缕荣光降临到身居要职者的身上，作为恩赐的证明。虽然他早已离去，名字也被忘记，唯有这则比教会问世还早一千年的古老传说，时刻提醒着我们中世纪圣人头上光环的来历。
虽然密特拉曾享信众香火多年，但他的一生兴衰至今还无法彻底理清。这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莫过于早期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他恨之入骨——其程度比对其他宗教行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坚信这个印度神祗是他们信仰的死敌，他们竭尽一切之能事，毁掉一切与天神有关的东西，叫后世之人无法追忆。密特拉教派曾风靡罗马500年，其地位足可媲美在当代美国盛行的卫理公会105和长老会，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教派，在基督徒的大清洗下，却连一座庙宇一纸记载都没能留下。
幸好当时还没发明炸药，还有些残存的建筑没被夷平，通过从亚洲诸国收集到的资料和在废墟上的仔细探查，我们好不容易知道了些密特拉天神的轶事以及他准确的生平。话说很多很多年前，密特拉神秘地自石中脱胎而出。附近的几个牧羊人看到了他的诞生，纷纷跑过来膜拜。他们聚集在密特拉神的摇篮前，用各式礼物逗他开心。天神自孩提时代开始就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惊奇冒险，不禁让人想起希腊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106以及他的事迹。只是赫拉克勒斯太过好战，密特拉则更愿意与人为善。有一次密特拉与太阳神比赛摔跤，虽然他大获全胜却还是谦虚地说是承蒙太阳神相让，从此太阳神跟他亲如手足，形影不离。
又有一次，罪恶之神阿里曼107降下一场大旱灾，试图毁灭全人类，密特拉一箭射穿了一块岩石，大水汹涌而出，重新滋润干裂的大地。而后，阿里曼又想降下一场大洪灾以达到其卑鄙的目的。密特拉一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了一个人，让他赶紧造一艘大船，把亲朋好友，家禽牲畜全都带上。因为他的帮助，人类再次免遭灭顶之灾。为了拯救世界，密特拉殚精竭虑，最后升入天国，掌管评定公义之职，直到永远。
想要加入密特拉教的候选人必须通过一项复杂的试练，然后象征性地进一些面包和红酒，来纪念密特拉和太阳神当年一起享用的著名晚餐。接着，候选人要在水源之前接受洗礼。之后当然还有别的仪式，但毕竟这个教派已消失了1500多年，我们已无法得知更多的细节。
在密特拉教里，所有信徒的地位都是绝对平等的。他们聚在烛光明亮的圣坛前一起虔诚祷告，一起吟诵赞诗；在每年的12月25日他们一起为密特拉大神庆祝生日；在每周的第一天，为感谢天神的恩典，他们会放下手上的工作稍事休息。时至今日，我们仍称之为“星期天”。密特拉派信徒死后，尸体要整齐地摆放在一起，等待审判日的降临，好让善人得到公正的报答，让恶人在永恒的业火中赎清自己的罪孽。
这些宗教行会之所以能够兴起，密特拉教之所以能在罗马军队中盛行，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统治者有意加强人们对宗教的兴趣。事实上，在建国之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就一直马不停蹄地寻找能够满足百姓精神世界的东西。
公元47年，一叶扁舟离开腓尼基，驶向通往欧洲各国的起点城市佩尔格108。乘客中有两个没有携带行李的人，他们的名字是圣保禄和巴拿巴109。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圣保禄还是罗马的公民，他通晓其他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注定永垂青史的旅程，基督教已准备好征服世界。
第三章桎梏的开端
人们常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快速传播来证明其神圣性，对此我不予置评，不过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教义，还不如说是因为罗马人民正不满于当时生活的水深火热。
在这里，我先给各位读者勾勒出一个罗马生活的侧面：在士兵、政客、富商、科学家等幸运儿的世界里，他们居住在坎帕尼亚110的层峦叠嶂中，落户在那不勒斯湾111的温柔水畔，一边饱览着拉特兰山区的美景，一边享受着幸福文明的生活。
然而，这并不是罗马的全部。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哪有一点能让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让演说家把屋大维比作主神朱庇特112的繁荣景象？放眼过去，全是一排排凄凉惨淡的平房，那里面人头攒动，臭气熏天。贫苦大众的生活只剩下周而复始的饥饿、辛劳和痛苦。在这些百姓心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113讲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落里，用自己的双手谋生，热心关怀贫苦受辱之人，却因此被他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害死了。穷困的罗马人当然听过密特拉、伊希斯和阿斯塔蒂的大名，但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群，只偶尔出现在祖先留下的只言片语里。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基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不一样，他不久之前还活在人世，而且当时有不少人听说过他。在提比略皇帝当政时期去过叙利亚南部的人，兴许还听过他的演讲；角落面包店的老板和邻街的水果贩子会告诉你，就在亚壁古道114旁阴暗的小花园里，他们曾跟一个叫彼得的人搭过话；来自迦百农115小村庄的渔夫若曾在那个可怕下午行经各各他116，更是有可能目睹了基督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整个过程。
为了弄明白新信仰突然开始流行的原因，我们必须先谨记以上所说的事例。因为正是这种亲身接触，这些直接而亲密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拥有远高于其他信仰的优越性。基督的一切言行无不是对世人的博爱，以及对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同情。他的话是否与后人所传颂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奴隶们听在耳里，自然心有灵犀。他们在基督对光辉未来所许下的诺言前兴奋不已，庆幸着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他们终于盼来了能使他们得到救赎的话。在强权面前，他们不再卑贱可耻；他们是受慈父宠爱的孩子，将来要把世界一切继承，包括那一直被深宅大院里的主子们独占的喜乐与欢欣。新信仰的力量由此产生。基督教是首个宣扬人人机会均等的宗教。
对现代人来说，基督教是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一种心灵上的体验；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基督教的兴起则更是一则喜讯，一则会使人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甚至重新燃起生活激情的好消息。史书中，除非是特殊事迹，否则很少会有普通人心路历程的记载，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只有当人们按民族、行会、教派、军队、兄弟会或同盟等形式联合起来，服从统一的调度，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或为征服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时，才能赢得史学家们的注意和重视。正因如此，尽管我们对早期基督教会了如指掌，却对它真正创始人的事迹知之甚少——多可惜啊，明明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书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题材。
就这样，基督教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的背后交织着两股对立的利益力量：一边是由耶稣亲自教导的对慈善与博爱的无限包容；一边是根深蒂固的狭隘地方主义。在后者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貌合神离。这种地方主义结合了罗马人的高效和朱迪亚117人的专横，是一种压抑思想的恐怖的统治手段——虽然行之有效，却于理难容。
为了理清这两股势力对基督教的影响，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圣保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头50年，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得牢牢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的兴起始于一场自犹太教内部发起的纯民族主义改革运动。而这场运动带来的威胁针对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土地上的统治者。
当权的法利赛人118非常清楚这一点。耶稣在世时，他们就十分害怕他的宣讲，认为那严重威胁到当时建立在武力压迫基础上的精神垄断。为了偷生，他们被迫在慌乱中抢占先机，在罗马当局还没来得及插手前，便把基督当作祭品送上了绞刑台。谁也不知道假如当时耶稣大难不死，会采取什么应对之计。罹难之时，他还没有能力把信徒组织成一个教派，也没有留下一字半句教导追随者应该以何为继。
值得玩味的是，这样半途而废的结局却成了后世的福音。不立文字使追随者们无需囿于教规条陈，反而能更自由地遵循基督的精神。试想要是教徒们不得不按照一本书上的规定去行事，那么他们势必会把所有的精力用在理论，甚至是一个句号一个分号的研究上。倘若事情真演变至此，那么除了少数学者外，平民大众将对新信仰不再感兴趣，而基督教也会重蹈其他宗教的覆辙，从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为开始，以理论家的争吵不休和政府当局的赶尽杀绝而告终。
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打击。我们只是很好奇，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像匈奴人或哥特人119入侵一样，为什么罗马当局不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镇压呢？统治者们不可能不知道耶稣的言论在家奴间引起的骚动，也不可能没听见女人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天国之王即将重临大地，就连老人家们都在一本正经地预言世界将会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说实话，凡夫俗子们为某个新兴宗教英雄欢喜若狂的情形，这不是第一起，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例。因此，统治当局只会密切注视着它的发展动态，以确保它没有扰乱到帝国的安泰。况且，在监视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找到能够诉诸武力的把柄。作为一个新的宗教行会，基督教不曾跟政府作对，也十分懂得进退。例如，起初有几个奴隶期望打着上帝慈爱和世间博爱的旗号推翻主仆间的旧式关系。闻此，圣保禄赶忙解释，所谓的天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现世，现世之人若想在天国获得好报，必须先心甘情愿地承受现世的一切苦难。同样，当为人妻者搬出基督的理论，高呼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并以此与罗马法典里规定的婚姻束缚作抗争时，圣保禄也会跳出来，用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道理恳求他亲爱的姐妹同侪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心生疑惑。他说服她们莫要再对这种半奴隶状态满腹牢骚，毕竟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起，逆来顺受就是女人们该守的本分。基督教所做的一切无不体现出对法律和政府的毕恭毕敬，因而当权者也乐意让基督教传教士频繁地来往东西，反正他们的说教对统治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一如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情况那样，平头百姓的宽容精神总是逊色于他们的政府。他们贫困潦倒，却并非情操高尚，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相反，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沉迷于恣意豪饮和打架滋事，毫无长进。在基督教传播初期，这些罗马市民只当是好玩，所以总是愿意聚集起来，全神贯注地倾听这群面容肃穆的男男女女所讲述的，关于耶稣基督像普通罪犯一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然后他们会像完成使命般，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
但罗马的神职人员无法对这样的发展坐视不理。
当时政府有指定的国教，国教在每年特定的时节会安排隆重的祭典。为表支持，人们多少要捐些香油钱。而这些香油钱实际上是装进国教神职人员的腰包里的，因此，若人们不再信仰国教，反倒去支持一个默默无名的新兴行会，便等于是断了教士们的口粮，这当然会使他们恼羞成怒。于是，教士们开始谩骂那些不敬旧神的异教徒，指责他们数典忘祖，愚昧地错信外国救世主。与此同时，在罗马的城市里，有另外一群人也同样憎恨着基督教。他们披着神职人员或神明代理人的外衣，内里却是十足的骗子；他们年复一年地挥霍着从罗马中产阶级手上骗来的钱财，过着脑满肠肥的奢侈生活。倘若基督教跟他们一样，为自己提供的所谓“天启”定价收费，那他们也只会视之为竞争对手，不会有如此滔天的怒气——生意毕竟是生意，偶尔让别人分一杯羹也未尝不可。坏就坏在基督教竟敢无视行规，不但不要报酬，反而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的人送吃的，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还分文不取。太过分了。这基督教背后定是有什么黑色收入，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做。
不得不提的是，这时的罗马已今非昔比。它成了来自帝国各地成千上万失去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不被待见的蚁民只懂得顺波逐流，对与众不同的人十分反感，对只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在他们看来，能时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或者偶尔帮人付个酒钱的都是佳友善邻，而那些自命清高，不愿涉足斗兽场，看到战俘被拉到卡比托利欧山120游街却不欢呼的，都是普通人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贫民的居住地。这导致了人们第一次开始对基督教徒发起有组织的攻击。起初有传闻说纵火的人是尼禄皇帝，是他在喝得醉醺醺时下令烧毁都城旁的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想法重建城市。后来人群里传出了别的声音，说大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说将有大火球从天而降把邪恶的世界烧为灰烬。这一说法很快引来附和。有老妇人说她曾经听过基督徒跟死人对话；又有人说基督徒专门拐骗小孩，然后把他们的喉咙割开，将他们的血涂抹在阴森古怪的祭坛上。这些卑鄙的勾当之所以一直没被发现，是因为基督徒很狡猾，早早地买通了负责执法的地方官。这次他们既被逮了个现形，便由不得他们再借故抵赖，必须使之为其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也许受害者中还包括圣彼得121和圣保禄，因为打那之后，便再也没有了他们的消息。这是一场席卷全城的怒气发泄，其结果却并未使民众满意。牺牲者面对死亡时无惧无畏的凛然是对新信仰最好的宣传，也是对死去的基督徒最庄严的致敬。一个基督徒倒下了，却有千千万万个新信仰的追随者站了起来。公元68年，尼禄皇帝自杀身亡。这是他在短暂而无用的一生里做的唯一一件体面的事。之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故土，一切又依旧如初。
后来，罗马当局又有了新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跟犹太人其实并不一样。也难怪他们后知后觉，若不是借助近百年来的研究，现在的我们也不知道，原来犹太人的会堂是一个情报中转站，通过它，新信仰才得以传遍天下。另外，耶稣本身是犹太人，他一丝不苟地履行着祖宗规矩，只对犹太听众进行宣讲。只有一次，他短暂地离开了故乡，但当时那个使他不得不暂别家园的使命却是与犹太同胞一起完成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犹太民族。普通罗马人根本无法从他的言行间分辨出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区别。
由此可推断，耶稣想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清楚地看到了祖宗行会里的陋习与弊病，于是他大声疾呼，希望通过斗争实现有效的改革。但说到底他的改革只针对内部，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门新信仰的创始人。假如当时有人提议他借此机会创立新宗教，搞不好还会被他斥责荒唐可笑。不过，与其他时代的改革者相似，耶稣也很快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从这方面来说，他的英年早逝未必是一件坏事，起码他不会遭遇和马丁·路德等改革者一样的命运，经历跟他们一样茫然无助的心情——本只想着为“内部”办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
在耶稣逝世多年后，基督教（这个名字是很久之后才确立的）仅仅是众多犹太小教派之一，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和加利利122的村落有几个支持者，这个教派也从未踏出过叙利亚省的小圈子。
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乌斯·朱利叶斯·保禄首先发现了这个新宗教征服世界的可能。他饱受磨难的一生使我们意识到，当时的犹太基督教徒是如何激烈地反对把本宗教义推向世界的。他们只愿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也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痛恨教徒如圣保禄之流——明明是犹太人，却想用教义拯救非犹太人的灵魂。保禄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时，幸好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保护，否则那些义愤填膺的族人们肯定要他尝尝当年耶稣所受的痛苦。而罗马政府之所以要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禄，把他带到港口城市再陪他乘船回到罗马，无非是想押他接受莫须有的审判，然后好找个由头把他杀了。
他过世后没几年，他担忧了一辈子，也不断预言会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耶和华神庙的旧址上建起了罗马主神朱庇特的新殿；耶路撒冷被更名为爱利亚·加比多连（AeliaCapitoline）；朱迪亚变成了罗马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一部分。当地居民或被杀或流放，反正在废墟方圆数英里，不允许犹太人居住。
这座圣城曾给犹太基督教徒带来过无数灾难，如今终于化为乌有。在这之后的若干个世纪内，时常有些自称为“穷士”的人出现在朱迪亚地区偏僻的殖民地里，他们以极大的耐心终日祷告，诚心地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这些人便是耶路撒冷犹太基督教的余党。我们经常可以在公元5、6世纪的书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因为远离文明社会，他们发展出一套自成一派的怪诞教义，以仇恨圣保禄为最高宗旨。到了公元7世纪左右，这些所谓的拿撒勒123派或伊便尼派124便在伊斯兰教的赶尽杀绝下销声匿迹了。而就算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始终无法逃离被彻底铲除的悲剧。
罗马把东南西北集于一个大的政治联盟下，从而使世界统一宗教的诞生变成可能。基督教开宗明义、简单易懂，且反映了普罗大众的诉求，所以能在与犹太教、密特拉教等教派的角力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新信仰没有摈弃自己身上一些明显与宗旨背道而驰的缺点。那叶扁舟曾载着圣保禄和巴拿巴从中东走到欧洲，给人们带来的仁慈与希望。可是另一个家伙也偷偷地溜了上船。它戴着神圣高洁的面纱，掩盖的却是残忍与仇恨的嘴脸。它的名字是：宗教的横蛮。
第四章诸神的黄昏
早期的教会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末日并非迫在眉睫，最后的审判也没有在耶稣遇难后接踵而至，基督教徒还要长年在泪谷里挣扎求生，于是，人们开始想要建立一套明确的的管理体系。
最初的基督徒全是犹太人，他们的聚会通常安排在犹太会堂里。后来出现了大量非犹太基督教徒，因为犹太基督教徒和非犹太基督教徒之间多有摩擦，于是后者就选择向别人借房子，或者干脆到露天场所和废弃的采石场上聚会，以便可以容纳更多虔诚或对新信仰好奇的信徒。还有，以前基督教徒的聚会一般是在安息日，但同样是由于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教徒决定放弃安息日，把集会的时间改为耶稣复活的星期天。
庄严的聚会承载着大众的认同以及他们对整个活动的热情。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宣讲和说教，也没有传教士。任何人只要觉得内心被圣火激励，都有权站起来跟大家剖白内心对信仰的证明。只不过——按照圣保禄的描述——教会里兄弟姐妹们的直言不讳有时候会让他不禁为教会的前途感到担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基督教徒大多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平民百姓，他们的诚心毋庸置疑，但发言时总会因过于激动而像疯子般大吼大叫。教会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其他人背后的冷嘲热讽。不得已，圣保禄、圣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只好使出浑身解数维持秩序，以平息信徒们由宗教热情引起的骚动。
起初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显然与基督教宣扬的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不过后来人们还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集会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为了照顾席间犹太基督徒的心情，集会通常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接着，全体教徒会高唱专门为罗马和希腊的礼拜者谱写的新歌。只有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是预先拟好的宣讲，其他的布道都像几个世纪以来的一样，全是即兴自发，因此登台说教的大多是真正有感而发的教徒。
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多，对秘密团体总怀有戒心的政府当局开始出面干涉，于是基督教会决定推举出适当的人选，代表教会跟外界周旋。就此，圣保禄曾着重强调过领导才能的重要性。他说那些他在中东和希腊走访过的小行会就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只有聪明绝顶的舵手才能带领它闯过汹涌的沧海。
深有同感的信徒们再一次聚集起来，选出男女执事125。这些执事是整个团体的“仆人”，不但要照顾好病者与穷人（这是早期基督教徒最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好所有日常琐事。后来，教会的成员越来越多，教内的事务越来越繁杂，执事的工作不能再单单依靠兼职。于是教徒们又推举出几位有经验有名望的人担任专职执事。他们就是希腊语中的“长老”，也就是我们口中的“神父”。
又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基督教的教堂，所有人都需遵循的共同政策在这时显得非常必要。于是教徒们又推举出“监督者”，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跟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各个主要城市里都设置了主教之位，担任者大多是在安提俄克126、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城、雅典等行省中手握民生和军队大权的当政之人。
制度刚设立时，主教们掌管着耶稣曾涉足的大部分地方，那里见证了耶稣的成长、受难、死去和备受敬仰。然而，自耶路撒冷被毁，期待世界末日来临和锡安127胜利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只能在狼藉的神殿里，从德高望众变得一文不值。而他在耶路撒冷等地作为信徒首领的职位也自然而然地被那个居住在文明之都，守卫西方圣徒保禄和彼得当年殉教之地的“总监”所顶替了。这个“总监”是谁？他就是罗马教皇。
为了表达对神职人员的尊敬和喜爱，人们也会把主教称作“神父”或“圣父”，罗马教皇也不例外。然而，随着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统治的加深，“圣父”一词渐渐变成了罗马大主教的专属。在人们心目中，“圣父”即教皇，就算不加以补充，也绝对不会被错认成是君士坦丁堡或迦太基教区的主教。这很正常，就像现在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就算没有加上“美国”作为限定，也明白这里指的就是政府首脑，不会因为“总统”一词具有多种含义，而将此曲解成宾夕法尼亚的铁路局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际联盟主席。
公元258年，“教皇”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那时罗马还是强盛的帝都，主教的势力在皇帝眼中完全不值一提。但自此往后三百年，罗马的君主却屡受外忧内患的威胁，不得不着手寻找更为安全的家园。最后，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城市之名来源于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此登陆，于是后人把此地命名为拜占庭。拜占庭占据了亚欧大陆间的水道，扼守从黑海到地中海的贸易要道，掌控着世界数一数二的商业中心，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为之拼杀不休。
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地区，后来被马其顿吞并，再后来被罗马接收，成为其行省之一。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和财富累积，拜占庭的金角湾128云集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也因此被选为新的帝国中心。这对原帝都的居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辉煌的皇宫日渐凋零，政府机关陆续迁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自己的处境一日不如一日，任西歌特人、汪达尔人129和其他奇奇怪怪的野蛮人摆布，最后甚至要遵照千里之外的法律行事。
耐人寻味的是，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事情都是此消彼长的。皇帝走了，留下来的教皇就成为了都城里最威名显赫的人。想来也是，作为常被压制的神职人员，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像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一样，利用教会的影响与声望，吸引了大量意大利的博学之才。他们俨然把自己视作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不用操之过急，以免忙中出错，得不偿失。他们一步一步，潜移默化，然后看准机会，出其不意。神职人员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们也只会向这个目标坚忍不拔地前进，那就是宣扬上帝的荣光，使上帝意志的凡世代表——教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从历史上来看，他们当时的努力确实卓有成效。
在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时，所有一切——不管是帝国的围墙还是千百个像古巴比伦平原般历史悠久的体制，都在风卷残云般的冲击下玉石俱焚，烟消云散；只有教会始终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尤其是中世纪，犹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教会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却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基督教徒原是布衣白丁，后来却荣登庙堂之上；基督教原以抗议政府起家，后来却因“圣父”自命能通神，每个凡人都不得不无条件地服从他的话语；而原先带有浓重变革色彩的教义，也在100年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神权政治的工具。与此相比，古老的犹太国似乎更温和自由，居民们的生活也更无忧无虑。
基督教的改变既符合逻辑又不可避免，下面请容我逐一说明。
大多数去罗马旅游的人都会去参观罗马斗兽场。在那饱经风霜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片圣地，数千名基督教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虽然那确实是对新信仰追随者的迫害，但实质上却与宗教的横蛮无关。这些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行会，本应也可以在罗马大地上享受最广泛的自由。但当某些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因为宗教信仰而不肯服兵役，或在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吹嘘什么和平主义，甚至不分场合地公然诋毁自己国家的法律时，他们就已不只是基督教徒了，他们成了国家的敌人，自然得以死谢罪。基督徒认为自己是遵照神圣的教义行事，也尝试着阐述自己的道德本质，但政府的执法人员只觉得一头雾水，难以理解。罗马的法官到底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听着那些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之事，他也觉得十分无趣。长年的经验告诉他，面对神学争论法官应立场超然，况且皇帝也经常在敕令中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老练圆滑，于是，他试图以理服人。可当全部争论都指向原则问题之时，情况就变得像秀才遇上兵一样。结果，长官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决断：是以国家赋予的权力判犯人无罪释放，还是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对犯人实施严刑峻法？不巧的是，监禁和折磨对基督徒完全没有震慑力，因为他们坚信死亡是永生的开始，只有离开这个邪恶的凡世才能享受天国的欢喜。于是，基督徒与政府当局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爆发了。我们没有具体的受害者数据，但从公元3世纪奥利金130神父的话中可以看出些端倪。他家里的几个亲戚在亚历山大城遭到迫害并被杀死。按照他的说法，“真正为宗教殉道的基督教徒其实有据可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禁好奇，基督教既然屡遭迫害，又怎么能存续下来？尤其在研究基督教圣贤生平时，每一页故事都是那样的鲜血淋漓。
其实，无论我给出什么样的数据，都有可能被指控为居心叵测的骗子，所以我无意多说，且留读者自行斟酌。大家只要回顾一下罗马皇帝德西乌斯131在公元249年到251年，以及瓦莱里安132在公元253年到260年的统治，便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在迫害最猖獗之时罗马专制的本质。
话说回来，就连睿智开明如马可·奥勒留133皇帝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徒问题上的无能，那么身在边远小区的芝麻小官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基督徒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为保全自身而制定的几项原则性法令，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官员们要么昧着良心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要么只能处死恰好也是基督徒的亲朋好友。与此同时，基督徒完全不被异教徒的假意关怀与劝说所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公元4世纪后期，罗马皇帝格拉提安134应元老院里基督徒的要求，把会伤害到基督徒感情的异教徒塑像搬走。一令之下，在凯撒大帝所建立的宫殿里矗立已逾400年之久的胜利女神像从此远走他乡。虽然也有几个元老表示不满，但始终无补于事，甚至还有人因此惨遭流放。这时，远近闻名的爱国者叙马库斯135马上挥笔写下一函，给政府呈上折衷方案。
他问道：“为什么异教徒和基督徒不能和平相处呢？说到底，我们都是世间的过客，居住在同一片大地上，仰望着同样的星空。由每个人自己选择通往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命就是一道解不完的谜题，答案永远没有唯一。”
当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深知这个道理，并且发现古罗马传统开明的宗教政策正在受到威胁的人。在胜利女神被搬离罗马之时，拜占庭的两个基督教派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讧，并且引发了以宽容为题的最为博学深刻的讨论。此次讨论由哲学家瑟米斯蒂厄斯（Themistius）发起，他是一个作家，同时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可当瓦伦斯136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清醒地发现，必须让皇帝重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职责。
他说：“在美德之国里，任何统治者都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更别说要控制宗教自由。压迫与强制只能带来建立在欺骗之上的伪善与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应该对一切信仰加以宽容，从而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多种信仰共存也是上帝乐见的发展。上帝自有方法辨明人类对理解天机的渴望，也欣赏人类向他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崇拜。他既喜欢基督徒的礼仪，也喜欢来自希腊人或埃及人的祭品。”
这确实是金玉良言，可惜却没人愿听。
古代世界连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已经过时了，任何企图颠覆历史的行为都注定失败。生活在不断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有的社会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唯利是图的军队受雇于外国势力，屡屡在边境发动叛乱，使英格兰和其他边沿地区相继落入蛮族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时，数世纪以来一直把从事国家公职当作发挥才能最佳机会的年青人发现，除了投向教会才能获得晋升外已无路可走。身为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僭越地方总督的权力；身为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投入研究神学就能获得读者的广泛关注；身为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庭里为罗马教皇护航，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博得部落酋长们的好感，就可以步步高升；而要是有幸成为基督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一片满地黄金的领地，就像拉特兰宫曾经的拥有者一样，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我们在过去5年里已经看多了类似的事情，譬如说1914年之前，野心勃勃的欧洲年青人不想从事手工劳作，都只想在政府部门或海陆两军谋得一官半职。他们中的某些人把持法庭要职，掌管财政，还有些在殖民地当总督或军事司令。他们不奢望富可敌国，只求身上的官衔能赋予他们巨大的社会威望，再通过自己的聪明勤奋及诚实专注的工作，赢得美满且备受尊敬的晚年生活。后来，战争把旧社会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荡涤殆净，下层阶级因此掌握了政权。从前的官员有些已经年迈，虽然无法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但好歹可以变卖自己的勋章，又享受了好几年后才死去。而那些刚刚涉世的，尽管不适应也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对生意场上的事不屑一顾，但是眼前的选择只剩两个，办公室或者贫民窟。愿意为信念饿肚皮的人毕竟不多，动乱后没过几年，大多数政府要员和军官们都不情不愿地开始下海。要知道十年前，他们对经商甚至没有一丁点概念。由于这些人家里世代从事行政工作，对人事的管理可谓驾轻就熟，所以在新的职业生涯里他们遇到的困难较少，也比预期获得更多的富足与欢乐。
回到前题，现代年轻人对商业的定位，就如同对待1600年前的教会。当时的年轻人总是把自己视作赫拉克勒斯，或罗慕路斯137，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后裔，想要他们服从于一个来自农奴家庭的朴实牧师并不容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牧师可以给予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因此，只要双方都足够的聪明，就不难发现对方的优点，从而和睦相处，各取所需。这也是历史发展中又一条奇妙的规律：表面差别越大，本质越是一致。
自人类社会形成之日起就衍生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法则：少数的精英统治着大部分的平民。精英一方代表着力量和管理，平民一方则代表着软弱和屈从。根据时代的不同，他们也有各自对应的命名，例如：君主集权与民主制，国王与奴隶，教徒与农民，骑士与无产阶级。这条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在哪个国度，实行起来都异曲同工，丝毫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同时，它的表现形式千奇百怪：或高呼人道关怀，或鼓吹忠于上帝，或以谦卑的姿态说着要造福大众的渴望。但这只是它拙劣的伪装，用以掩盖其中最严酷的真理：生存乃人类第一要义。我们都知道，人类只是哺乳动物中的一员，但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甚至对这样的论调十分反感。他们说这是“愤世嫉俗”“实利主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成动听的神话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其实就是一门科学，与别的事物一样会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这些人要是连这个都抵触，说不定还会质疑九九乘法表或平行线定理。
从这一点出发，我奉劝他们还是应该顺势而行。因为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有利于人类，不至于沦为那些利用种族偏见、部落蛮横和平民无知来谋利的人手中的工具。若有谁怀疑我的说法，不妨回顾一下我写在前面几章的横跨几个世纪的历史；也不妨仔细研究一下公元4世纪前那些著名的教会头目的生平。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出身于古老的异教徒社会，都在希腊哲学校园里接受过教育，后来也都一样在不得不选择职业时转向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些是真的受了新信仰的吸引，诚心诚意地接纳基督的教义，但更多的却是以晋升为目的，把自己对皇帝的忠诚捧至天父的手中。幸好教会也通情达理，它不会过分细究人们突然信奉基督教的动机，反而会认真地为每个人安排前途。向往凡俗利益的，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之在政界和商界大显身手；向往潜心修道的，教会便利用一切资源使之逃离拥挤不堪的城市，去追寻对他们的灵魂永安而言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逃离罪恶的世界
一开始，这种侍奉上帝，深思冥想的生活显得十分惬意。在教会建立初的几个世纪里，对远离权力中心的信徒只有简单的约束。但当教会独立于帝国成为了世界主宰和强大的政治组织，又在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等地拥有大片领地后，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便一去不返。善男信女们十分怀念过去致力于慈善和祷告的“好日子”，因为他们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于是，为了追求心灵上的幸福，他们开始使用一些人为的方法创造条件，让以往美好的局面重现。
这场为争取修道院式隐居生活而发起的运动起源于中东，对之后1000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会也因此而装备了一支忠诚有力的突击队，用以随时镇压异教徒和教会叛徒。当然，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国家拥有古老的文明，但社会发展却屡遭瓶颈，使人民不得不为生活殚精竭虑。自尼罗河河谷初有人类定居之日起，单在埃及就有数十种自成一派的文明此起彼伏，以不同的方式循环往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间的平原地带。古老寺庙和宫殿的废墟数以千计，比比皆是，仿佛在嘲笑着人类生活的空虚和人类努力的毫无意义。也许欧洲的年轻人会接纳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代表了一种对生活的渴望，一种能使人类重新焕发出精力与热情的期盼。然而，在埃及和叙利亚，人们对自己的宗教生活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宗教能帮助他们摆脱生活中的诅咒，迎来盼望已久的解脱。怀抱着对永生幸福的向往，他们逃离回忆中白骨皑皑的停尸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不再理会尘世的喧嚣。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对士兵有着特殊的号召力。也许是因为他们较常人更直接地看到了文明野蛮恐怖的一面，也许是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的道理。为教会而战的勇士中，最厉害的要数查理五世军中的一名上尉。他曾在君士坦丁大帝御前当过列兵，也是第一个把修道者组织起来并建成团体的人。他是埃及人，名字叫帕科缪138。帕科缪在服完兵役后，加入到由同是埃及人的圣安东尼139所领导的一小撮隐修者当中，远离城市，与沙漠中的豺狼和平共处。然而，“独修”的生活容易引起精神上的走火入魔，导致部分修道者做出过激的举动，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钻进阴森的坟墓里打坐。这样的事情在异教徒听来十分可笑，但对于真正虔诚的基督信徒来说却只觉得悲哀。有鉴于此，帕科缪决定把修道运动建立在一个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为了宗教秩序的奠基人。
从那时起（公元4世纪中叶），居住在一起的修士们都得服从同一个长官的命令。他就是团修组织的“最高统领”，对不同的修道院院长有任命权。他们把林立的修道院视作上帝在凡世的堡垒。在帕科缪于公元346年去世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纳修140从埃及带到罗马。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借机逃离罪孽深重，欲壑难填的现实世界。不过欧洲的气候和欧洲人的本性使帕科缪不得不稍稍修改团修组织的蓝图。首先，在冰天雪地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河谷时那样容易忍受；其次，中东思想中用来表现上帝神圣的泥土和其他“邋遢之物”非但不能给予欧洲人启迪，反而会使他们感到恶心。当时，有些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不禁会反思：“早期教会为了做善事那样的奋不顾身，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难道凭这几千个宗教狂热分子在深山老林中的禁欲苦修，就能使寡妇、孤儿和病人从中受益？”
西方人的实用思维促使修道院体系变得更为合理，而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努尔西亚人。他的名字是本狄尼克，世称圣本笃141。年少时，他被父母送去罗马求学，后因痛感这座城市的荒淫无度，逃到阿布鲁齐142的苏比亚科村（Subiaco），躲进一座属于尼禄时代，如今却破败不堪的古老行宫里。
在那儿，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其间，他的美名传遍乡间，而其他隐修者听说后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几乎可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于是本狄尼克离开窑洞，成为欧洲修道院规章的制定者。从他制定的章程中隐约还可看到罗马血统之人所特有的痕迹。修道院里的僧侣必须发誓遵守他所立下的规矩，且不能游手好闲，每天除了侍奉上帝和冥思祈祷外，还要到田野里耕耘。有因年纪太大无法下田的，也必须尽心教导年轻修士，使之成为合格的基督徒和于社会有益的公民。这些教育者们兢兢业业，孜孜不倦，使本笃会修道院的教育一枝独秀达千年之久，甚至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是才能超群的青年求学的首选。作为回报，负责教育的僧侣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可口的食物，整洁干爽的床铺，在别人忙于劳动或祷告之际，他们还能多睡上两三个小时。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规定最重要的改变在于，僧侣不再是一味逃离现实世界和社会义务，只为灵魂永生做准备的凡夫俗子，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因此必须要咬牙挺过漫长而痛苦的试炼期，使自己尊贵的身份变得名副其实，继而在传播上帝荣耀和天国乐土的过程中，发挥出直接积极的作用。
针对欧洲不信教的人们所进行的初步传教工作已基本完成。不过，要想巩固信徒们的成果，就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市政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侣们扛起铁锹，拿起斧头，捧着经书，远至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冰岛等不毛之地，在那里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人只能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起人类各式各样的精神力量的。
务实主义者可以得到诸多机会名扬天下，正如理想主义者可以在静静的丛林中坐拥晚霞。只要你是基督徒，你的努力就必定有回报。这样的力量，积累起来甚至大到连皇帝和国王都无法忽视，否则就江山不保。
基督教取得最终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而它也证明了基督教的胜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只是宗教狂热在瞬间爆发的结果。
对基督教徒最后的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143皇帝时代。奇怪的是，在一群靠禁卫军之力上位的皇帝中，戴克里先本不是最差的一个，可他却饱受人类学家的非议。其实，他只是对基础经济概念一窍不通而已。戴克里先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他一生戎马，坚信罗马致命的弱点正是它的军事体制。因为按照规定，郊区的边防任务必须由当地士兵执行，可这些士兵早已斗志尽失，如今不过是一介悠闲自得的农民，把白菜胡萝卜卖给那些理应远远拒于国境之外的蛮族。
戴克里先无法改变祖宗留下来的古老制度，为解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由年轻战士组成的新型野战军，就算有外族入侵，也能迅速在数周内赶至帝国的任何角落。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只是所有的军事改革都有一样的通病，那就是花销十分庞大，需要额外征税以填补落差。老百姓的群情激愤可想而知，他们已经家徒四壁，再要加税的话，就活不下去了。皇帝陛下对臣民的不理解感到痛心，于是干脆把生杀大权交给税官，但还是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因为百姓们辛苦劳作了一年，到头来却一贫如洗，于是他们都灰心丧气地丢弃一切，蜂拥至城里乞讨。面对这种情形，皇帝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条法令，从即日起，所有商界、政界、手工业界的职位都必须世袭。也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官员的儿子就要做官，面包师傅的小孩即便有音乐天赋也只能继续与面粉打交道，水手的儿子即便一上船就晕也得在甲板上漂泊一生。打零工的虽然没有固定职业的要求，却至死不得离开出生地一步，与一般奴隶无异。由此可见，当时罗马的统治已经变成了中东式的专制主义。
戴克里先的做法固然不对，但作为一名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容忍一小部分人只随着自己的喜恶去遵守或反对国家法令，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已岌岌可危之时，这些基督徒竟还只知在皇权的庇护下作壁上观。
早期基督徒从未留下过什么著作，因为他们的教义说世界有可能在下一刻就灰飞烟灭，既然再优美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敌过十年光阴，甚至一下子就会被天火焚尽，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呢？可惜，他们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一百年漫长的等待中，基督的故事被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大部分情节已经改头换面，使虔诚的信徒们无所适从。于是，他们决定把耶稣的传说和圣徒们的信件原稿编写成卷，这就是《新约》。
七山之城
《新约》中有一个章节叫《启示录》，其中描写了“七山之城”的概况以及关于它未来的预言。这个“七山之城”自罗慕路斯时代起便是罗马的别称，但书写这个章节的匿名作者却硬要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城。政府官员们当然不可能轻易被糊弄过去，尤其那作者还用“娼妓的家乡”“世界的万恶之源”等诸多不敬之词形容书中的城市，甚至说那里到处都沾有圣人和烈士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恶灵的栖身之地。
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可以解释成是宗教狂热的胡言乱语——也许他不过是想起50年来死于迫害的同伴们，一时怒急攻心，有感而发而已。但问题是，宣读这些字句也是教会庄严的礼拜仪式之一，诵读的声音每周都会在基督徒的聚会中响起。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这无疑代表着基督徒对罗马城的痛心疾首。当然，我并非要质疑基督徒的想法及其合理性，只是觉得人们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产生同样的共鸣而责备他。而且，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基督徒的关系，罗马人对一个之前闻所未闻的名词越来越熟悉，那就是“异教徒”。一开始，“异教徒”只用来代指那些选择相信别的某些“教派”或“行会”的人，但渐渐地，它的意思扩大到，只要没有按照教会权威规定信仰“正确合理，真实正统”之教义的，都是“异教徒”，都是圣徒口中“异端谬误，虚假错误”的人。表面上，当时的罗马人就算信仰旧神也不会遭到迫害，但实际上，他们已被隔离在基督教徒的世界之外，更别说想要传播自己的信仰了。同时，基督徒还在《新约》里公然诋毁罗马皇帝，说“信奉异端邪说最是可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崇拜偶像、滥用巫术、愤怒、争斗、凶杀、叛乱和酗酒，简直令人发指”。《启示录》里多的是比这更粗俗的批评，但基于礼貌，我们就点到为止吧。
所有这些引发了摩擦和误解，继而形成迫害。又一次，罗马的监狱里塞满了基督囚徒；又一次，大量基督徒在刽子手的刀下血流成河，然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戴克里先在绝望中放弃了皇位，退隐至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144附近的家乡索罗那145，专心致志地在自家后院从事起更有趣的消遣——种植卷心菜。
他的继承人上任后，发现无法单以武力铲除基督教，于是便挖空心思地想通过收买讨好，赢得敌人的好感。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首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的合法性。
君士坦丁大帝
如果说要从皇帝、国王、教皇、总统、市长或其他享有高位的头目中，评选出“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人物”，那上述的这位君士坦丁大帝便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挥舞着长矛，活跃在从英格兰的约克郡146到博斯普鲁斯海峡147那边的拜占庭的各个欧洲战场上。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七岁的侄子和其他一些地位低贱的亲戚，而在与毕生劲敌马克森提乌斯148作战时，为得到基督徒的支持，他开始信奉基督教，并因此博了个“摩西再世”的美名，甚至在亚美尼亚149和俄国的教廷里被奉为圣人。虽然他表面上侍奉上帝，内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野蛮人，还会用蒸煮过的祭祀用的羊内脏卜算未来。然而这些行为都被无视了，原因就是他颁布了《米兰敕令》，保证了“可敬”的基督臣民拥有“自由表达思想及集会”的权利。
就像我在之前章节提到的，4世纪初叶的教会头目都是很现实的政治家，他们费尽心思，终于让皇帝签下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弱小的行会一跃成为国教。然而，成功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龌龊交易，主教们知道，君士坦丁大帝的后裔也知道。尽管他们舌灿莲花地想把事情圆过去，但事实就是事实。内斯特主教曾对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150说道：“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把教会的敌人交给我，我给你天堂。和我一起，把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和你一起，消灭你的敌人。”
在过去2000年里，帝国和教会类似的交易不胜枚举。但只有这一次，这绝无仅有的一次，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所向披靡。
第五章囚禁
在有关古代世界的一切行将消逝之际，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虽然他的英年早逝令人遗憾，但他的一生无愧于“圣徒”的称号。他就是生于公元331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尤利安151皇帝。公元337年，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驾崩，他的三个儿子立马像饿狼般扑到皇权的争夺上。为了不让别人有机可乘，他们下令杀死了住在首都及周边的皇亲，尤利安的父亲也未能幸免于难。可怜他早年才丧母，现在又丧父，六岁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幸好，他还有一个异母兄长分担他的痛苦，虽然兄长体弱多病，但好歹两个小孩从小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他们的老师是待人和睦友善，为人却庸庸碌碌的优西比乌斯152主教，他们接受的教育大多是信仰基督的好处。后来，他们长大了，为免树大招风，大家决定把他们送到更远一点的小亚细亚村庄去。在那里，生活虽然索然无趣，但在与当地朴实的卡帕多西亚人接触的过程中，尤利安学习到更多的知识，知道了更多有关祖先信仰的天神的故事。孩子们在村庄里根本不可能掌管什么要职，所以当尤利安说想专心做学问时，皇帝没问什么就同意了。
他首先来到了尼科米底亚153，世界上少数几个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的地方之一。渐渐地，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的奥秘，没有地方能够容纳他从优西比乌斯主教那儿学到的东西了。接着，他获准到了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继续进修。然而此时他的异母兄长却突然被暗杀了，原因是君士坦丁大帝唯一还在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154“突然”意识到，尤利安这个少年哲学家和他的兄长，是他仅存的两位男性皇亲。尤利安的兄长死后，皇帝亲切地邀请尤利安回宫，还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许配给他，然后把他丢到高卢的前线上，让他带兵抵御蛮族的入侵。事实证明，尤利安从希腊老师身上学到了比动嘴皮子更实用的知识。公元357年，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155击退了一直蹂躏着法国的阿勒曼尼人156，接着巧用计谋，把从默兹河157到莱茵河的大片领土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战后，尤利安住进巴黎，把喜爱的作家的书收集起来塞满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尽管他平时不苟言笑，这次也不禁喜形于色。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首都，皇帝却没有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相反，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意图铲除这个皇位的竞争对手——谁叫他这样出风头？！
这时，尤利安在军中的崇高威望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士兵们一听说皇帝表面上客气地宣尤利安总司令回城，实际是想置他于死地时马上义愤填膺。他们果断地闯入尤利安的宫殿，拥立他为王，并宣称要是尤利安不“就范”，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杀死他。
尤利安不笨，他当然明白士兵们的意思，于是借势欣然称帝。
利用罗马一直保存良好的道路条件，尤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当他准备攻进首都时，消息传来——他的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归天了。
就这样，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又一次统治了整个西方世界。
荒废的寺庙
说来也奇怪，尤利安明明如此睿智，却也相信过去消失的东西能借助某种力量重现于世。为了回到伯里克利时代，重建雅典卫城的废墟；为了复苏雅典当年的风气，让人们住进荒芜的学园，让教授穿上过时的长袍，让彼此用5世纪前就消失的语言交流。这怎么可能？然而这正是尤利安力图达到的目的。在他执政的短短两年里，尤利安致力于重新建立希腊时期的古老科学，却被他的臣民嗤之以鼻；他想重新唤起人们研究世界的热情，目不识丁的僧人却说所有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已被概括在基督教的圣书里，无意义的学习和调查只会导致信任缺失，罪孽徒增；他想重新塑造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人们却只关心那些奇怪的鬼神辛秘。就算是比尤利安皇帝意志坚定的统治者，也难免会因四面楚歌而被逼入绝境。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乞求祖先显灵，赐予他指引。安提俄克的基督暴徒把石子和泥土丢向他，愚蠢的僧侣企图激怒他，好把自己变成宗教逼迫的受害者，然而，皇帝却迟迟不肯下狠手，只一再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造成任何牺牲。”
公元363年，一支慈悲的波斯之箭158结束了这场奇怪的拉扯。对于古代历史上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未必不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他活得再长久一些，如果他对宗教的宽容继续遭遇基督徒的挑战，如果他内心对愚蠢之人的厌恶不断累加，那他也许终将变成当时最专制蛮横之人。因为重伤躺在病床上的他如今只会觉得庆幸，在自己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他意见相左而被处死。可惜，他的基督臣民们却以永恒的仇视报答他的仁慈。他们大肆散播谣言，说皇帝是被麾下一名基督徒军团的士兵杀死的；接着又以精心炮制的赞词歌颂凶手；最后甚至骄傲地谈起尤利安在临终前是怎样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又是怎么拜服在基督的权力之下。为了诽谤这位一生勤俭克行，全心全意为臣民谋取幸福的正人君子，基督教徒们可谓挖空了心思，几乎把能想到的贬义词用了个干净。
尤利安皇帝才入土为安，基督教的主教们便迫不及待地自封为帝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开始扫荡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各个角落，摧毁一切反对势力。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159两兄弟在执政的公元364年至378年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禁止任何罗马人为旧神进行牲畜祭祀。这无异于是断了异教祭司的生计，逼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其实这样的禁令也还算是轻的，狄奥多西一世颁布的法律不但要求所有臣民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还把基督教的形式限制在天主教普世宗教160上。他们把自己标榜为天主教的庇护者，帮助大主教们垄断人民的精神世界。
异见者
根据法律，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坚持“异端邪说”的人，所有还继续信仰“可耻的异教教义”之人，都会被扣上不遵守规定的罪名，或被流放或被处以极刑。从那以后，旧世界越来越快地走向最终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寺院不是被工匠们拆成石块，用来建造新的桥梁、街巷、城墙和水道，就是被基督徒们占领并重建成聚集的会场。从共和国建立时便陆续矗立在寺院里的成千上万座金银神像，或被没收或被偷盗，少量残存的也惨遭破坏，不复当年光鲜。600多年来，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雍神庙161深受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崇拜，如今却被夷为平地。虽然自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留在故地，也继续为来自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学生教授和讲解古代哲学思想，但基督教徒始终不肯放弃对它的攻击。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虽没有下令关闭学园，却允许教区里僧侣们随意行事。他们闯入教室，以私刑处死了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老师希帕提娅162，将她大卸八块，还嬉笑着让流浪狗抢食她的尸体。
罗马的情形更糟。基督僧侣们关闭了朱庇特神庙，把古罗马信仰的经典《西拉比预言书》（Sibyllinebooks）付之一炬，使整个首都变成一片废墟。在高卢，当权的图尔市163的主教宣布罗马旧神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所以旧神的宫殿必须全数消失。至于一些边远的乡下，有时村民们会奋起保护祖先及自己世代敬畏的天神，但这很快便会引来军队的镇压，他们用战斧和绞架替教会平息“撒旦的叛乱”。对希腊的破坏倒是比别的地方来得更缓慢些，但也始终熬不过公元394年。当时，无间断地延续了117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被视作对基督教的不敬而被禁止。整个希腊核心精神的体现尚且如此，就更别提其他活动和仪式了。接着，希腊的哲学家们被驱逐出境。查士丁尼皇帝一声令下，不但关闭了雅典学院，没收了学院的财政，还把学院最后七位教授驱逐出境，使之不得不逃往波斯。幸好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164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过上了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生活，闲暇之余还可以玩一玩新颖神奇的印度游戏——国际象棋。
到了公元5世纪前期，克里索斯托主教165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古代哲学家所写的书已全部被销毁，一本不剩。而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166、荷马以及被无数虔诚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的著作也只能相继被束之高阁，要再过六百年才有机会重见光明。在那之前，人们只能任由神学家的摆布，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
新世界帝国
这样一边倒可不是好现象。基督教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摆脱困境。想要制服一心想力保祖宗旧神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167百姓还是容易的，毕竟律法都是站在基督徒这一边。麻烦的是，亚历山大城的两大主教——阿里乌斯168和死对头阿塔纳修就上帝基督的真实身份意见不一。于是，东哥特人、阿勒曼人和朗戈巴第人169因为各有偏帮而争得面红耳赤；朗戈巴第人和法兰克人在“基督与上帝是否身份一致，或只是背景相似”的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为了证明涅斯托耳170口中的“圣母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还是“上帝的母亲”而剑拔弩张；勃艮第人171和弗里斯兰人172对“耶稣是否拥有半人半神二重性”一事各执己见，几乎撕破了脸。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曲解了基督教义，却依然是教会最坚定的朋友和支持者，所以不能依一般戒律将他们革出教会，也不能用地狱之火加以恫吓，只能本着仁爱和献身精神，把他们引回正道，教他们明确教旨，真正地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后来，人们对信仰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于是便促成了著名的普教会议173，也称大公会议。该会议自公元4世纪中叶起不定时召开，旨在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教义错；哪些是金石名言，哪些是异端邪说。
公元325年，第一届大公会议于尼西亚174一个离特洛伊不远的小镇上召开。第二次的会议时间是56年后，地点改成了君士坦丁堡。公元431年，第三次会议在以弗所举行。随后，会议的地点连续几年定在卡尔西顿175，又有两年定在君士坦丁堡，接着又回到尼西亚，最后一次则是公元869年，在君士坦丁堡。
竞相匹敌的监狱
公元869年后，会议改为在罗马或任何一个教皇指定的欧洲城市举行。而从公元4世纪起，人们便有了这样的共识：罗马皇帝虽有权决定会议召开之地，但首先，他必须高度重视权倾天下的罗马教皇所给出的建议；其次，他需要为忠诚的主教承担所有的出行费用。我们无法得知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但之后的会议却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而且，会议上的决定若未得教皇或教皇代表的允许，就不具备效力。
有关君士坦丁堡的一切暂且说到这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更为熟悉的西欧地区。
人们在“应该宽容还是应该专制”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他们有人把宽容奉为人类的最高美德，也有人视之为道德观念衰弱的表现。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论这个问题，但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出于教会支持者之口的争论，日后竟成为了残酷镇压异教徒的依据。他们声称，教会就是一个组织，跟村庄、部落和城堡等有着一样的本质，得有一名总司令，一套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明确的规定和细则。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宣誓尊敬总司令并服从规定。如有违者，必自食其果，或受惩罚或被革除。
乍一听，这很合理。像现在，如果某个牧师突然不再信仰浸信会176了，他可以改而信仰卫理公会177；或者有一天，因为某个原因，他也不再信仰卫理公会了，他还可以改信一神教178、天主教、犹太教、甚至印度教或土耳其伊斯兰教。世界那么大，选择那么多，除了家人没有谁能阻止他探索的步伐——尤其在这样一个轮船、火车和无限商机遍布的时代。然而公元5世纪的世界却没有那么简单，罗马教皇的势力和影响无处不在。异教徒为躲避迫害可以远走波斯或印度，但旅途跋山涉水，九死一生，遥远的距离往往意味着下半生与妻女天各一方，永不相见。说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当时的人觉得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而且说服教会稍微修改一下教义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为什么他们还会愿意放弃信仰自由的权利呢？
这正问出了事情的关键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虔诚与否，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唯一。若博学的神学家们企图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并把上帝的存在归纳成一道公式，那就跟数学家们在未知数x的绝对值问题上争执不休，结果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自以为是和独断专行竟成了世界的主流，虽然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以“我们无从得知孰是孰非”为原因倡议宽容精神，但他们也只敢把警告字斟句酌地藏在拉丁文里，就连最聪明的读者，也不一定能明白其中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