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宽容》（3）

PARTⅡ中世纪时期

就像古代高卢分为三大地区一样，现代的偏狭，或者说不宽容，也有三大形成原因：懒惰、无知以及自私自利。

第六章生活的纯洁

开篇第一句，请容我说一个与本书主旨有点关系的数学问题。拿一根绳子，如下图绕成一圈：

圆圈的每条直径都是相等的，即AB=CD=EF=GH，依此类推。但是，如果轻轻地拉动绳子两端，圆圈马上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平衡不复存在，每条连线变得长短不一。AB和EF线大大缩短，而其他连线，尤其是CD线却大大延长了。现在，把上面的数学问题套用到历史上，为了阐述方便，我们不妨先假定：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贸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图I表现的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段长短一致，就像政治、商业、艺术和军事得到了同等的关注。

在图II中，圆形已经发生了变化，商贸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却牺牲了政治和艺术，只剩下军事还有点见长。在图III中，GH所代表的军事成了最长的线段，其他方面都趋于消亡。

由此可见，上面几幅图所蕴含的核心，便是我们用来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万能钥匙。带着它，我们率先来到名为“希腊”的门前。

希腊在某段时间内确实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但不久之后，愚蠢的政党之争一发不可收拾，加上长久内战，国家的精力很快便被消耗殆尽。士兵们不再保家卫国，反而因为敌方一点鸡毛蒜皮的恩惠，便被操纵着向自己的百姓倒戈相向。在那样的情形下，商贸作为圆圈中最重要线段，从最初的步履维艰演变成完全走投无路，到最后，只能奔向远方寻求更稳定的发展。商贸前脚才走，贫穷后脚便到，而贫穷的大军一进城门，马上就逼走了艺术和资金，使之或不再露面，或坐上最快的船只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渐渐地，理智与学识变成昂贵的奢侈品，就连学校也难以维持了：优秀的教师们纷纷奔向罗马和亚历山大城，只留下那些个二等货色，靠着传统和常规过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希腊境内“政治”的线段超出了比例，圆圈原本完美的平衡被打破，艺术、科学、哲学等全都化为乌有。

如果把同样的理论应用到罗马，你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更是不断延长，延长，慢慢地把其他线段都挤掉，最后，成就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直线，丈量着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若把这个数学问题套用到中世纪教会的发展研究上，你会发现以下情况。一开始基督教徒极力保持行为准则的完美，但由于他们对现实不感兴趣，也就难免会忽略了那条名叫“科学”的线段。世界在基督教徒们眼里不过是通过天堂的必经之路，他们只想为最后的审判做好准备，医药、天文或物理之类的应用科学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具吸引力。当然，还有一部分虔诚的基督教徒希望能尽可能地体验生活，虽然过程不乏磕碰，但他们依然勤奋刻苦，宽仁忠直。当小群体慢慢壮大到有权力的组织，随之而来的国际性义务和责任就会无情地打破精神境界里的完美平衡。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安贫乐道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上，对总是食不裹腹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而言，要遵守这样的信条并不难，可是罗马皇帝、罗马教皇以及欧洲大陆上最富有的财主却不愿意因此节衣缩食，寒碜得像某个波美拉尼亚179或西班牙的助理执事。

上述情形，若用本章开篇提到的数学问题代入可知：代表“世俗虚荣”和“外交政策”的直径延长太过，而代表“谦恭有礼”“安贫乐道”和“无私奉献”等基督教徒基本美德的线段却短得只剩下一个点。

每每谈起中世纪人们的愚昧时，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一副自视甚高的嘴脸。诚然，他们的生活一片黑暗，无论是在教堂做礼拜还是上床安歇，依靠的只有微弱的烛光。他们一生没能看上几本书，对许多道理都茫然不知，掌握到的知识连现在的小学生或精神病人都不如。不过，书本知识和头脑智力是两回事，这些平头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创建了我们沿用至今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世纪的人们无法理解当局对教会的非议，所以我们在评价类似事情时，还是留点情面吧，毕竟他们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不惜为此放弃唾手可得的幸福，即使赌上性命也要与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斗争到底。

我们对先人们的理解仅此而已。纵观史书，我们不难发现，在公元10世纪以前，很少人会因宗教信仰而死。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教会在前期对待“异端邪说”更宽容，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没有多余的精力“收拾”这些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者。首先，在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至高神奥丁180和其他异教神明仍掌握着最高的精神统治地位。其次，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几乎使整个欧洲陷入崩溃——那就是在西亚和北非的绝大部分地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181的先知开始带领人们追随一个被尊称为“真主”的新神。

我们在孩提时代总会读到很多有关“异教狗”的蠢事和伊斯兰教徒们的暴行，这使我们不禁产生一个印象——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宗教从来都势成水火。但事实上，耶稣和穆罕默德属于同一个民族，说着同一个语系里的同一种方言。他们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也都来自千年前波斯湾畔的同一片乡土。不难推测，这两位智者各自的追随者们也是近亲，却总看彼此不顺眼。于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已经延续了近12个世纪，至今依然没有平息。

站在历史的这头，我们无法得知事情的起因，但确实有一回，罗马城的死对头麦加182差点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阿拉伯人与所有的沙漠居民一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放牧，因此，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能用于冥想。城里人喜欢终年周而复始的乡镇赶集，并从中找到乐趣，陶冶性情；牧民、渔夫和农民则偏爱独善其身，寻找比喧闹和刺激更实在的东西。阿拉伯人渴望被救赎，在尝试了好几种宗教信仰后，最终选定了犹太教，原因是阿拉伯半岛上居住的几乎都是犹太人。公元前10世纪，当时所罗门国王统治下的臣民因为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当局的横蛮，纷纷逃到阿拉伯半岛。而在500年后的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183征服了整个犹太王国后，犹太人又只好纷纷逃窜至南部沙漠。由于犹太人一直以来只追随唯一的真主“上帝”，这恰恰与阿拉伯部落的宗教理想不谋而合，犹太教因此传播了开来。

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他从《旧约》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

以实玛利184与他的母亲夏甲虽被合葬在犹太教的至圣所185，但他的后裔也并不会因此而敌视拿撒勒的耶稣所宣扬的思想。他们十分愿意相信耶稣的教义，也愿意相信世上只有一个慈父般的上帝。他们对耶稣追随者喋喋不休的所谓奇迹半信半疑，对死后复活之事毫不关心，但他们愿意接受新信仰，也愿意为新神预留一席之地。然而，穆罕默德却因为某些基督徒的盲目狂热吃了不少苦头。这些基督徒自以为是，还没等穆罕默德开口，便斥责他是骗子，是伪先知。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基督教不过是偶像崇拜，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有三个而并非唯一，于是沙漠居民们渐渐对基督教嗤之以鼻，却越来越喜欢麦地那186的赶驼人穆罕默德，因为在他的布道里，永远只有一个上帝。他从来不会迫于眼下的形势和主教的眼色，一会儿把上帝一分为三，一会儿又把上帝合三成一。

就这样，西方世界里出现了两派宗教，他们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的上帝，对方的则是无耻的骗子。可想而知，这些观点上的冲突极易引起战争。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187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到了公元656年，几乎所有的北非沿海国家都将安拉真主188奉为精神统治者。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到麦地那还不到100年，地中海便成了穆斯林国的内海。亚欧的一切往来从此被切断。直到公元17世纪末，欧洲大陆还一直处于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会根本不可能把教义传往东方，只能最大限度地巩固已有的成果。于是，它决定把重心转向德国、巴尔干半岛、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并在上述各地进行深入的精神传播。从结果而言，基督教此举大获成功。虽然也有像查理曼大帝189那样手段严厉的基督徒，他对教会很是忠心，但表达的方式却不甚文明，他会使用暴力屠杀那些只愿守着旧神而不愿接受上帝的臣民。当然，大部分基督教传教士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为人诚实正直，他们的布道简明易懂，给充斥着流血、斗殴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基督教的对外传播捷报频传，教会内部却祸起萧墙。用本章开篇的数学概念来说，就是世俗的线段不断延长，使教会的精神教旨完全成为了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膨胀，对之后1200年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彼时帝国破败已初露端倪，连普通僧侣和寻常百姓也嗅出了异样。

按我们现代新教徒的理解，“教会”就是一个房子，它一周里有六天是空荡荡的，只有每个星期天才会有人去听布道，唱赞歌。有些教堂里有长驻的牧师，他们偶尔会来到我们居住的城里进行宣讲，提倡友爱，反对离婚。他们来去自然，完全不会对居民原先平静无忧的生活造成影响。尽管教会的存在让人无法忽视，却鲜有人把自己的生死及所有社会活动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它不像政府，只会在有需要时伸手向我们要钱。如果说政府是我们的主人，那教会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偶有争执，也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在中世纪，情况却迥然不同。那时的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它活在百姓当中，用种种政府做梦都想不到的办法左右着人们的命运。

最初在放弃古老的安贫教旨，接受国王土地馈赠时，教皇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决定会导致的后果。起初，大家都只当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本着好意，赠送些凡俗之物给教会，这无可非议。但仔细一想，从苏格兰最北端到特拉布宗190，从迦太基到乌普萨拉191，到处都有教会设置的复杂的监管制度，而体制里又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抄写员以及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钱，更别提信使和外交使臣跨越西欧大陆拜访各国时产生的费用，以及给教皇信使准备体面衣着的花销。

回想一下教会本来的意义，再假设一下若它的权力继续膨胀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说，教会发展成这样实在令人遗憾。随着罗马一跃成为超级帝国，单纯的宗教教义渐渐被稀释，教皇俨然成了世界的主宰，与之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倒显得更宽厚仁慈。

教会的成功可谓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遏制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就在它的统治刚刚成形之时，反对者和持异见者马上凭借着上帝真正的教义再一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西方的基督教会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却无计可施，只能任由欧洲、非洲和西亚因此在数世纪内互怀敌意。当然，多纳徒派192、撒伯里乌派193、基督一性论派194、摩尼教195和聂斯托利派196之间的腥风血雨本就不值一提，阿里乌斯的追随者和阿塔纳修的支持者别无二致，都是心胸狭隘的专横暴虐之人。况且，这些争执针对的都是神学中不起眼的残章断简，现在已经逐步被人遗忘。我无意再挑起这样的争端，也不想费心费时地多加注释。我写下这些文字，只为警醒子孙后代，眼下的知识和思想自由有赖于祖先们不惜赔上性命的不懈奋斗，因此，我们千万不可放任宗教的傲慢和独断，重蹈2000年前的深重灾难。

回到过去，事情到了13世纪，迎来了新的转机。异教徒再也不只是单纯的持异见者，或只为《启示录》中某些人名字句的误译而固执己见之人。他们继承了提比略皇帝当政时代拿撒勒木匠197的遗志，成长为真正忠实虔诚的基督战士。

第七章宗教裁判所

1198年，塞尼伯爵罗塔里奥继承了他那在位没几年的叔叔保罗的至高荣誉，登上教皇的宝座，世称英诺森三世198。英诺森三世是巴黎大学和布洛涅大学的优等毕业生，当选为教皇时年仅37岁，是入主拉特兰宫所有人物中最声名显赫的一个。他富甲一方，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而又雄心勃勃，按他的话说，他“不仅能管理教会，还能掌控世界”。

在位期间，英诺森三世先是把帝国的官吏赶出罗马，再收回曾经被帝国军队占领的亚平宁半岛地区，最后将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之深陷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不放弃了以阿尔卑斯山脉为界的整个意大利的控制权。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意大利自日耳曼人手中解放出来。英诺森三世曾发动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那一次，十字军战士们压根没有前去圣城耶路撒冷，反而是乘船奔向了君士坦丁堡。抵达后，他们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至于后来，没有一个十字军战士敢独自出现在希腊的港口，生怕被当作杀人凶手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自然不赞成十字军战士过于野蛮的行为，也觉得那会使部分德高望重的基督教徒忧心忡忡，但英诺森三世是个务实的人，他很快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出于对政局务实的分析，他决定让一个威尼斯人到君士坦丁堡出任主教一职，这招很聪明——不但把东正教收归罗马麾下，同时也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肆意发号施令。

在宗教精神控制方面，英诺森三世教皇也是深谋远虑，手腕圆滑之能者。经过近一千年的踌躇不前，教会终于下定决心让人们知道，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更是一桩圣事，必须得到神父及众人的见证和祝福才具备效力。西法兰克国王菲利浦·奥古斯都199和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200也曾一意孤行，想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便收到来自教皇的警告，让他们牢记职责所在。胆小怕事的皇帝们无奈之下，只好唯命是从。在北欧，虽然基督教才站稳脚跟，但也足以让人们明确意识到它才是真正的主宰。以哈康四世201为例，这位被维京海盗们昵称为“老哈康”的皇帝征服了他所在的挪威、苏格兰部分地区、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202和赫布里底群岛203，可谓战功彪炳。可就算神气如他，也得先向罗马法庭把自己复杂的身世交代清楚，才有资格在特隆赫姆204的天主教堂接受加冕。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像这样的事例在当时不胜枚举，例如保加利亚的皇帝，他只一味残杀希腊战俘，对拜占庭的统治者不屑一顾，也不觉得宗教思想有什么用处，但就算如此，他还是不远千里来到罗马，卑躬屈膝地恳求教皇承认他为臣仆。在英格兰，几个封建男爵想给皇帝制定几条规矩，教会立刻训斥其为“以武力及恐惧，强加于国王的无耻条款”，并否定了任何贵族对权力的要求。后来，这几位贵族因为那份被后世铭记的《大宪章》205被逐出教会。所有的这些表明，英诺森三世绝不会轻易饶恕胆敢质疑教会之人——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天潢贵胄。但就在这样的高压之下，竟然还有人有勇气反抗，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其实，我们很难定义何谓异端邪说。因为异教徒大多是贫苦大众，他们不懂布道，充其量也就写几本小册子，有时宣传一下信仰，有时为自己的思想辩解。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被宗教裁判所派出的鹰犬发现，他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先是一举灭之，然后再著书揭露所谓“撒旦的阴谋”。对于异端邪说，现代的我们也只能从这些文章和当时的审判记录中，略知一二。于是，我们不免会受影响而认为，异教徒都是些寡廉鲜耻的小人，他们住在贫民窟最底层的地窖里，衣衫褴褛，披头散发，对基督徒们干净的饮食不屑一顾，只晓得喝白水，吃蔬菜；他们对女人避而远之，整天不是喃喃自语说着弥赛亚的再次降临，就是指责基督僧侣们的庸俗和邪恶，或者胡乱攻击当时的社会秩序。

不可否认，有些异教徒确实让人讨厌，他们蓬头垢面，臭气冲天，却还自命清高地打着追求神圣生活的旗号，拿着所谓基督真实存在的证据，把乡村小镇的平静生活搅得鸡犬不宁。也许有人会称赞他们的朴实和勇气，但结果表明，这样的行动只会使他们所获无几，一事无成。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组织化。再不信任组织的人，想要有所建树，都不得不先成立一个“无组织体促进会”来招揽同志，共谋大计，更何况中世纪那些对神话和旧日时光尤其钟情的异教徒呢？为了保全自身，免遭当局取缔，他们利用一套套神秘莫测的礼仪来掩护真正信仰的教义。大部分忠于教会的人不知道如何区分异教徒，只能张嘴闭嘴“肮脏的摩尼教”，或其他不光彩的称呼。久而久之，摩尼教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206。这并不是说异教组织像后者一样是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也不是说它拥有跟布尔什维克一样能摧毁沙皇王朝的力量，这只是一句口头禅式的发泄，专门用来咒骂那些看着不顺眼的人，就像“该死的”一样。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最讨厌摩尼教徒，但因为抓不住什么把柄治他们的罪，于是改以道听途说之词施以诽谤。这手段太厉害了，无须正儿八经地走法庭审判程序就能左右异教徒的生死，反正他们不在乎不充分的证据会让多少人含冤受屈。

摩尼教的创教者波斯人摩尼一直秉承的宽厚仁慈，在这种情况下却使摩尼教徒们的境地越来越糟。摩尼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于公元3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叫埃克巴坦207的小镇上。他的父亲跋帝（Patak）是当地一个有头有脸的大财主。摩尼年轻时曾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208接受教育。他整个青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如同现代的纽约，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容纳着来自不同地区，说着不同语言的居民，那其中既有信教之人也有无神论者，既允许追名逐利也欢迎空想主义。世界各地的人们熙熙攘攘地云集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商业中心，追随着从东南西北各方传入的宗教、行会和组织。摩尼把各种布道和预言听在耳里，记在心上，然后从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义及古巴比伦的迷信中提炼出自己的宗教思想。

除去某些极端教义不说，摩尼只是重新诠释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善神和恶神，以及他们之间永不休止的斗争。在自创的教义里，他把《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说成魔鬼恶神，把四福音中的天父奉为至善之神。也许是受了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血肉之躯充斥着邪恶与龌龊，人性本恶，若不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就无法摈弃其自身的虚荣和野心，最终只能落入万恶之神的魔掌，被地狱之火燃为灰烬。为此，他提出一大堆禁忌，甚至对教徒们的日常饮食也做出规定——只能喝白水，吃蔬菜和鱼。这听起来十分奇怪，但摩尼教的追随者们却坚信，食用海里的冷血动物总比屠杀有近亲关系的哺乳动物强，起码不会加深灵魂的罪孽。所以，大部分摩尼教徒会大啖鱼肉，却宁死不肯尝一口牛排。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方人，摩尼对待女性也是十分鄙夷不屑。他禁止门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对由犹太教创立，由施洗者约翰发起的浸礼和其他圣事仪式，摩尼同样深恶痛绝，于是他规定即将就任的神职人员不必把身子浸到水里，只需行按手礼。25岁那年，摩尼决定向世界阐述他的宗教见解。第一站，他来到中国和印度，在这里，他收获了掌声无数，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故土，把教义和祝福带到祖国和邻邦。由于摩尼教提倡断舍离，轻物欲，使传统波斯教士的收入大幅减少，于是，他们奋起反抗，计划将摩尼置之死地。一开始，摩尼有国王的保护，还算有惊无险；可国王死后，继任者对宗教事务一窍不通，便直接把摩尼交给教士。教士们把摩尼带至群众面前，先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将他全身的皮扒下来，挂在城门之上，作为对其信徒的警告。

与传统宗教组织的冲突使摩尼教分崩离析，但这并不能阻止摩尼的思想像流星一样划过亚欧大地，并在之后数世纪，在普罗大众心里引起极大的回应。大家不自觉地接纳了摩尼的思想，甚至把它奉为圭臬。

我不知道摩尼教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欧洲的。也许它曾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到达多瑙河，再翻过阿尔卑斯山，开始在德国和法国传播。摩尼教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很东方的名字：清洁派，意思是生活纯洁之人。随着信仰清洁派人数的增多，它渐渐成了西欧大陆上“异端邪说”的代名词。不过清洁派并非一个从摩尼教中分离出来的明确的宗教组织，在摩尼教思想的影响下，清洁派的信徒们都坚信自己就是基督教会虔诚的儿子。这种特殊的“异端邪说”对基督教徒而言十分危险，且不易察觉。

若微生物的体积足够大，在显微镜下无所遁形，那么对于普通医生而言，要诊断出由这样的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并对症下药便不是难事。但有些更为细小的病菌就潜伏在我们当中，它们无惧紫外线的照射，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栽个大跟头。在教会的眼里，摩尼教就是这样一种如病菌一般令人不安的存在，只有在病发时才能见识到它的厉害。虽然很少被提及，但在早期基督信仰最坚定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竟也追随过摩尼教。以圣奥古斯丁为例，这位才能卓绝的宗教斗士曾多次推翻异教组织，但据说他的内心向往的却是摩尼教的教义。

公元385年，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因宣扬摩尼教被处以火刑，他成了反异教组织运动中首位遭到迫害的基督教徒。陆陆续续地，就连基督教会中的核心人物也中了摩尼教的毒。他们开始劝告人们抛弃《旧约》，到了12世纪，甚至规定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保持独身。摩尼教的影响同样深刻烙印在主导宗教变革的人物身上——圣方济各209因制定了具有严格摩尼式纯洁的新修道院条令，被世人尊称为“西方的释迦牟尼”。然而，当安贫乐道和虚怀若谷慢慢滋养大众心灵之时，当皇帝与教皇又开始争权夺利之时，当外国的雇佣军各自为政，打着上帝的旗号为地中海领地拼杀得你死我活之时，当大批十字军战士捧着掠夺而来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之时，当修道院长深居在穷奢极欲的宫殿中与侍臣们寻欢作乐之时，当教士们策马穿过熙攘的人群急于来一场狩猎比赛之时，一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终于悄然而至。

对教会的不满率先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爆发，那是一个古罗马文化长盛不衰的地方，再多的文明发展也掩盖不了当地的民风彪悍。从地图上看，地中海、隆河210和阿尔卑斯山在普罗旺斯地界组成了一个商贸铁三角，这使得腓尼基人过去的殖民地——马赛——一跃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港口。有赖于当地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雨水和阳光，普罗旺斯境内孕育出不少富裕的乡镇和村庄。当大部分中世纪欧洲人还在聆听关于条顿人的英雄事迹时，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早已发明出新的文学形式，为现代小说奠基。因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有密切的商业来往，生活在普罗旺斯的人们有机会阅读到很多科学领域的前沿书籍，而这些著作在欧洲北部几乎是屈指可数。

公元11世纪前十年，传统基督信仰复兴运动虽然不至于形成公开的反叛，却也在普罗旺斯地区日趋明朗化。例如，在一些小村落里，居民们不时示意牧师应该跟普通信徒一样简单朴实；他们厌恶暴力，因此不会跟随领主征战沙场，拓土开疆；他们希望能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能自己阅读福音书；他们不惧权威反对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尽管这样的概念早在基督逝世六世纪后已被官方追认为天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比上述所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居民拒绝向教会交纳“十一税”211。

教会当然不会放纵这样的行为，他们竭尽所能，严查反叛组织的首领，被抓获者若死不悔改，便会被秘密处决。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其越演越烈的态势甚至逼得普罗旺斯教区的主教们不得不马上聚集起来，商量该如何阻止这场危险且极具煽动性的骚乱。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1056年。在当时的情况下，像开除教籍等一般性的惩罚已不再奏效，向往“纯洁生活”的朴实乡民们即使是被收监，也还是很高兴有机会能身体力行基督所教导的宽厚仁慈；而被判死刑的，更是会像羊羔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毫无怨言。况且，一个追随者牺牲了，后面就会有千千万万个怀抱同样圣念的人补上。起初，教宗的代表们坚持以更严厉的迫害遏制事态的发展，但地方贵族和牧师却因为了解百姓心声而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认为暴力只会使异教徒们更坚定地反对理性的声音，对解决问题本身毫无助益，反而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就像上面说的，对立的两方因意见不一，争吵了整整一个世纪。到了12世纪末，普罗旺斯的传统基督信仰复兴运动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激励。

普罗旺斯

里昂是一个与普罗旺斯隔隆河相望的小镇，那里有一位商人，名叫彼得·瓦勒度212，他为人成熟稳重，心地善良，慷慨大方，一心只想以基督为榜样，追寻救世主的步伐。耶稣曾说过，富商想荣登天界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过去的三十几代基督教徒绞尽脑汁，试图用文字解释这话里确切的含意，彼得·瓦勒度却觉得多思无益。他只是单纯地对耶稣的教导深信不疑，然后身体力行。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分给穷人，然后淡出商界，不再为积攒财富汲汲营营。

圣约翰说：“汝需自寻圣经。”于是，20个教皇先后研究了这句话，并小心谨慎地列明在何等条件下一个门外汉才能不经牧师指点自己研究神圣教义。然而彼得·瓦勒度却不那样想，既然圣约翰说了“汝需自寻圣经”，那他就势必努力亲自寻觅。而当发现某些东西与圣杰罗姆213的结论有出入时，他决定把《新约》以自己的语言重新编译，然后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一开始，他的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他只是安贫乐道，并非什么宗教危险分子，最多也不过是被人说服，为追求苦行生活和对当时修道院的奢华有诸多不满的人建立起禁欲条令更为严格的新型修道院。为避免闹出种种麻烦，罗马当局很会为类似的宗教狂热者找到适合的发泄场所，但前提是，一切处理办法都必须符合规定，同时有例可循。可在面对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士”时，连罗马教会都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仅向教宗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胆大包天地公然宣称即使没有牧师的指点，普通百姓也一样能成为道德完美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他们坚信罗马教皇应该跟鞑靼214大公或巴格达的哈里发215一样，只管司法，无权限制别人的信仰。

陷入两难的教会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反复斟酌，最终决定以武力方式根除这样的异端邪说。毕竟教会的原则是，除了官方认可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其他皆为谬误，要是有谁敢公开质疑这样的原则，必会遭至教会疯狂的反扑。换个角度说，教会要是不这么做，就无法在宗教的战争中存活。于是，罗马教廷果断出手，制定了一整套惩罚方案，务求让异见者心怀恐惧，以后不敢再犯。阿尔比城216是阿尔比派教义的发祥地，以此命名的阿尔比派217教徒和以创始人彼得·瓦勒度之名称呼自己的瓦勒度派218教徒一样，在国家中政治地位不高，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他们不幸成了教会迫害的第一批牺牲品。事情是从一位驻普罗旺斯教区的教宗代表之死开始的，他因在当地作威作福，骄横跋扈被杀，教皇英诺森三世得知后心生一计，不日即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矛头直指阿比尔教徒和瓦勒度教徒。教会声称，在召集令颁布后40天内自愿加入军队远征讨伐异教徒的人，可以免交债务中的利钱，获准赦免过去及远征期间的一切罪孽，他们的讨伐行为也不会受到普通法庭的干预。

彼得·瓦勒度

面对如此恩厚，欧洲人怎么会不心动？与其千里迢迢远征中东的巴勒斯坦，还不如就近攻打富裕的普罗旺斯呢。反正好处和荣誉一样都不会少，嗜杀的欧洲人又何必舍近取远，舍易取难呢？那时，圣地耶路撒冷已被人遗忘，为了获得“免罪金牌”，贵族绅士中的败类纷纷从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219和波兰涌向欧洲南部大发战争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那么，在十字军征讨普罗旺斯期间，被绞死、烧死、淹死、斩首或五马分尸的男女老少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由于教会没有正式的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记录，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几万人为此送命。但按当时的城镇规模，被屠杀的人数少则两千，多则两万都是有可能的。贝济耶城220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不知道该如何分辨异教徒，正左右为难，无计可施，只好请教作为精神顾问随军出征的教皇代表。

“那就把他们都全杀掉吧。”教皇代表笑吟吟地回答：“上帝会认得他的子民的。”

当时还有一个叫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deMontfort）的英国人，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正牌十字军士兵。他残暴无度，嗜血成性，总是变着花样草菅人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教会把大片刚遭洗劫的土地赐给了他，然后再由他给自己的部下“论功行赏”。

少数在宗教迫害中幸存的瓦勒度派教徒慌忙逃往人迹罕至的皮埃蒙特221山区，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信仰，静待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来临。相较之下，阿尔比派就没那么幸运了。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大清洗，他们的名字在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中完全绝了踪迹。然而3个世纪之后，他们把教义稍作更改便又卷土重来。这次的倡导者是一位名叫马丁·路德222的萨克森教士，他掀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被罗马教廷把持了1500多年的精神垄断。不过这一切在当时都必须保持低调，才能瞒过精明的英诺森三世，好让他以为异端邪说已被根除，教会再一次赢得了民众的绝对服从。

最后的瓦勒度教徒

在《路加福音》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主人家某天大摆筵席，宴请了许多宾客，但入席时却发现还留有空位，于是他对仆人说：“你快到大街上，什么人都好，把他们拉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如今，这道命令又一次响起了，主人家口中的“他们”变成了眼下倍受宗教迫害的异教徒。多年前，因为地方法庭职权有限，教会还会头疼该如何给异教徒定罪。而在阿尔比派教徒第一次起义时，教会决定在欧洲地方首府组织起特别的审讯法庭，这类法庭专门调查、审讯异端邪说，因此也被称为“宗教裁判所”。时至今日，虽然宗教裁判所已名存实亡，但这个名字依然会让我们心惊肉跳，仿佛顿时又看到了哈瓦那223的黑牢、里斯本224的受刑室、克拉科夫225的锈锅和烙具以及戴着黄兜帽，蒙着黑面纱的教士、冷眼旁观的皇帝和一排又一排缓缓走向绞架的男男女女。

从19世纪后期出版的几部小说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宗教裁判所的罪恶，不排除其中大概有25%的内容只是作者的想象，有25%的内容被新教徒夸大，但即便是这样，所剩下的真实也足以证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以及其难以为文明世界所容忍的残酷。因为宗教裁判所的特殊性，亨利·查尔斯·李（HenryChalesLea）曾就此著书八卷，可见，想在短短两三页内把这个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国家会设置功能不一的宗教裁判所，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西班牙皇家宗教裁判所和罗马宗教裁判所。前者主要关注欧洲西南部半岛及美洲殖民地异教徒的异动，后者的魔爪则伸向欧洲各国，先是在大陆的北岸烧死了圣女贞德226，后又在大陆南面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227。

严格来说，宗教裁判所没有杀过任何人——至少没有亲手杀过。在由教士组成的法官团宣判后，异教徒就被送到世俗政府的手上，按政府官员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只是若政府当局没能判处异教徒死刑的话，会招来许多麻烦，甚至会失去教廷的支持，被逐出教会。有时，某些被宣判了的异教徒并没有移交给政府处置，对于他们来说，死罪虽免，活罪却难逃。他们将会被囚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在孤独的牢房中被折磨至死。很多无辜被捕的人就因为觉得与其在黑暗中日夜忍受煎熬，还不如在火刑柱上一死了之来得痛快，所以无论法官们指控什么，他们都“供认不讳”，只求能早日脱离苦海。

我也想做到客观公正，但由宗教裁判所引起的一切实在让人难以心平气和。很难想象，在整整500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只因邻居一时多嘴，便被人从酣睡中拖起，然后一夜之间从平民沦为阶下囚，只能在黑牢里眼巴巴地数日子。没有人会来告诉他具体的指控和罪名，他也不会知道到底是谁在审判他。在整个审判中，他不知道谁是证人，不被允许接触家人，更无权请人为他申辩。要是他死不认罪，那么等待他的只有摧心剖肝的折磨。他可别妄想挺过刑罚就会有人为他说好话，宗教裁判所向来只会听别人对异教徒的告发。于是至死他都不明白自己遭此厄运的原因。更难以置信的是，教廷甚至会把五六十年前入土为安的人从坟墓里挖出来进行“缺席”审判。若判定有罪，这些过世之人的后裔就要因为祖先在半个世纪前犯的“罪”而被没收全部财产。这样的事任谁听了都只觉荒唐，但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正是靠没收别人的财产中饱私囊，所以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很多人突然有一天，就因为祖辈身上某个莫须有的罪名，被逼得一贫如洗——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凡在20年前读过沙俄新闻报纸的人都应该记得何为“暗探”，这些“暗探”活跃于沙俄王国的全盛时期，他们大多是小偷和赌徒，为了赢得革命组织的信任，总是一副已经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的样子，故作深沉地向人“告白”自己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一旦获取有用的情报，他们转身就会向警察局告密，然后带上丰厚的酬劳，继续在别的城市做奸细。从13世纪到15世纪，欧洲西部和南部到处都是这样歹毒的暗探。他们靠告发别人谋生，总是捕风捉影地嚼舌根，说谁又抨击教廷，谁又对某几点教义表示质疑。若没发现异教徒，暗探们就会人为地制造出几个，因为他们清楚，不管被告是否无辜，只要一上刑，就没有定不下来的罪名——被告的嘴再硬又如何，多折磨几回不就得了？

牺牲

为加强控制，很多国家“鼓励”民众匿名告发信仰不端者，这使得百姓们个个人心惶惶，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信任，就算在家里都只能谨言慎行，处处留神。负责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钵僧228利用亲手营造的恐怖局面，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们的行为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因为民众实在是受够了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大大咧咧地闯入安分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舒服的床上，吃着最美味的饭菜，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理应被奉为上宾，理应活得惬意无比。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恫吓人们，说要是有谁敢得罪他或敢不好好侍候他，他就要向宗教裁判所进行告发。面对这样的质疑，教会十有八九会说，宗教裁判所这么做无非是为了人们的精神健康，他们是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错误的宗教在群众中传播开来。要是因无知而错信的异教徒肯悔过自新，教会便会既往不究；只有叛教者和屡教不改的累犯才会被处死。

骗谁呢？教会既然有能力让无辜的人入罪，自然可以使出同一套把戏，让被判了“有罪”的人“痛改前非”——都设有暗探了，再请几个“临时演员”又有何难？何况在奸细的行当中，谁又没有几封专门捏造的文书呢？

第八章求知的渴望

就像古代高卢分为三大地区一样，现代的偏狭，或者说不宽容，也有三大形成原因：懒惰、无知以及自私自利。因为懒惰而不宽容的情况最为普遍，几乎在每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屡见不鲜，尤其在边远小村庄里或古老的小镇上。另外，这种偏狭并非人类群体所独有。例如我们家的老马，25年来一直生活在科林镇温暖的马厩里，说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们去韦斯特波特229。它对这里的一砖一石都非常熟悉，每天在康涅狄格州乡间小路上漫步时，也没有会把它吓得神经兮兮的奇怪玩意儿。

我们的科学家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方言，却忽略了小猫、小狗、马儿和驴子的心声。要是我们真能听懂动物的话，就会发现一匹住在科林镇，名叫“杜德”的马儿正向它的邻居大吐苦水。“杜德”毕竟长大了，它作为马儿的习惯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定型，因为熟悉，它死都不觉得科林镇的礼节、人文、风俗有什么问题；反之，因为陌生，韦斯特波特的一切怎么看都不顺眼。

正是这样的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地缅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穿上只重礼仪，不求舒适的外衣，使整个世界的沟通变得毫无效率，使怀抱新思想的贤者被批判为人民公敌。不过即使如此，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也还是无害的。我们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遭遇这样的不宽容。过去，它曾使数以百万的人背井离乡，使人们不得不聚居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幸好，随着居民的日渐增多，那些地方也慢慢热闹了起来。

我们再来谈谈第二种——因为无知而不宽容。无知的人，就算只有一个，他对事物的一窍不通也足以使其成为极其危险的人，因此这样的不宽容所能引发的后果往往更为严重。当无知的人试图为自己的愚昧辩护时，情况会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他首先会在自己心里竖起一堵坚实的壁垒，然后趾高气扬地站在不可侵犯的高地，凭借手上的生杀大权毫不手软地迫害那些不屑于与他同流合污的人。因为长年生活在怕别人反对的恐惧中，无知者容易变得尖酸刻薄、残酷暴虐，时常以折磨痛恨他的人为乐。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他们率先提出“上帝选民”这样的概念，通过强调自己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为自己壮胆，坚持自己偏执的想法。例如，他们想处死某个叫丹尼·迪弗的人，那他们肯定不会简单地解释说，是因为丹尼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丹尼让他们看着不顺眼，或者是因为他们只是喜欢绞死这个叫丹尼的人而已。为了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他们会召开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好几个小时、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坐在一起，研究这个叫丹尼·迪弗的人的生平。而在最后宣读判决时，这个看起来只会干些小偷小摸的可怜虫竟变成了个重罪在身的可怕人物。他胆敢违反“上帝选民”的法令便等同于蔑视上帝的意志，对此，法官应该遵从神圣的职责，以大无畏的精神处死这个撒旦的同伙。

再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一旦有了这样错误的想法，行为就会变得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种情形在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上司空见惯。最典型的要数那些聚在刑场旁，兴致勃勃地围观无数异教徒遇难的老百姓。他们都不是杀人犯，相反，他们虔诚，正直，坚信自己正在为上帝完成一件光荣的事。宽容的概念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只能沦为“道德衰退的体现”，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样的不宽容是理所应当的。

于是人们在一个阴冷潮湿的早晨，兴高采烈地看着丹尼·迪弗穿上他深红色的上衣和缀满小魔鬼图案的马裤，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走向死刑场。而当一切结束后，人们又会像没事人似的回到舒适的家里，美美地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

不管别人怎么解释，对于老百姓而言，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如果错的是我，那为什么我还能安然无恙地围观行刑？为什么不是我被处死？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观点虽然经不起推敲，却也难以反驳。人只要认定自己的想法即上帝的意志，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犯错的可能。

最后是第三种——因为自私自利而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实际上是嫉妒的一种表现，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耶稣刚到耶路撒冷时教诫人们，大肆宰杀牛羊并不能换来上帝的垂青。结果，所有靠仪典祭祀为生的人都视他为危险的革命家，试图在他壮大成真正的威胁前斩草除根。几年后，圣保禄来到以弗所布道，因为他宣扬的新教义影响了不少通过制作和贩卖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230小雕像大发横财的珠宝商的生意，差点被金匠行会的人用私刑逼死。有人靠现有的宗教信仰谋生，就有人想方设法让信徒改而追随别的新神，他们之间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我们准备开始讨论中世纪不宽容事件时，就必须谨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除非是极个别的案例，否则不宽容的表现不会只有一种形式。在大部分引起我们注意的宗教迫害事件中，不宽容往往都会以上述三种形态并存。

当一个宗教组织积攒起无数财富，掌管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统治着成千上万的农奴后，它自然会对那些向往“人间天堂”的平民十分忌惮，而铲除异端邪说也因此成了稳定教会经济来源的必要举措。这样的偏狭属于第三种，即因自私自利而不宽容。除了百姓，科学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施压，而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更为复杂。为了理解教会对致力于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回到若干年前，看看公元1世纪到6世纪期间，欧洲大陆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野蛮人的入侵就像大洪水般横扫欧洲全境。古罗马城墙里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推翻，只余下零星几个帝国组织。书籍被通通销毁，艺术被无知淹没，收藏品、博物馆、图书馆以及那些经年累月收集得来的科学资料成了中亚野蛮人手中点燃篝火的工具。从公元10世纪一些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上，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远离欧洲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外，西欧境内的希腊书籍竟在战争中所剩无几。这似乎难以置信，却又是无法忽视的事实。人们想学习古人的语言，却找不到老师；想了解古人的思想，却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的残章断简以及模糊蹩脚的翻译可供翻阅。无奈之下，人们只能求助于因拜占庭神学争端被迫背井离乡，逃到法国和意大利避难的希腊僧侣。拉丁文的书籍倒是有不少，但大多是公元4、5世纪时的誊本，且缮写的人对原著手稿毫无敬重之心，那种七零八落的抄录，若不是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文字学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至于科学书籍，除了几本欧几里得的著作外，其他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不到了。而更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已经不再被当时的人们所需要了。过去的统治者以敌对的眼光看待科学，鄙视所有在数学、生物、动物、医药和天文领域上的独立研究。这些科学由于得不到重视，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实用价值。

现代人肯定无法理解那样的演变，活在20世纪的我们尽管立场各异，却同样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使世界变得完美，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去尝试，而这，也是我们神圣的天职。现代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进步已然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但这样的想法却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中世纪人们的认同。

希腊曾梦想创造一个充满美好和乐趣的国家，却因政治动乱好景不长。连年内战拖垮了整个国家，甚至在之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心里埋下了悲观主义的种子。每当他们站在废墟中，凝望一度是乐土的祖国大地时，总是难免悲戚，认为人类的所有挣扎都不过是白费力气。另一方面，罗马作家却从近一千年的人类发展历史中看到了社会进步的潮流。于是，罗马的哲学家们，以伊壁鸠鲁为首，纷纷挺身而出，为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再之后，世界迎来了基督教。人们开始把重心从人间转向天堂，却又在一念之间堕入逆来顺受的万丈深渊。人类是邪恶的，有着低劣的天性和偏好。人类因罪孽受孕，与原罪一同出生，每天活在罪恶之中，去世时只剩下对罪愆的悔恨。

但是，新旧绝望之间是有差别的。希腊人坚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希腊人比其他人都要聪明，也正因如此，他们特别同情那些不幸的蛮族。虽然希腊人得天独厚，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与其他民族有什么本质区别。相反，基督教却一直无法摆脱从老祖宗时期便形成的魔障。他们把《旧约》奉为圣书，同时继承了犹太教的衣钵，认为只有信仰官方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救赎，其他人则注定万劫不复，他们以此区分自己与别的民族。这样的想法，简直是某些在精神层面上不够谦逊的人最想听到的福音，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就是沙里淘金，万里挑一。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在很多重要的历史时期，使基督徒自成一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一世地在异教崛起的社会中横行。

旧世界重新崛起

早期的基督神学家，如德尔图良231和圣奥古斯丁，大多致力于把教会的法令编写成册。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别人的渴望、别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毫不关心，一心只想在教典中建立起心中的上帝之城。为此，他们给人类起源和时空界限定义出全新的概念。那些由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经长年探秘窥见的真理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确信，随着基督的诞生，旧有的价值信仰已被全盘否定，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但在基督徒眼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地球是上帝出于特定原因给特定的一群人提供的临时住处，因此，有基督徒居于其上的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来了：这群上帝的宠儿们到底在地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呢？一方面，现实中有大量古董、古城废墟以及上古动植物化石可以佐证；另一方面，基督徒却掩耳盗铃，指鹿为马，或视而不见，或矢口否认。等所有人都不得不让步，将信将疑地接受了他们荒谬的说法后，他们再喜滋滋地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在基督徒创造的宇宙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它会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开始，然后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结束。它只为某个独一无二的教派而存在，若数学家、生物学家或化学家之流想在这里探索时空奥秘，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许多科学家曾申辩说他们打心里服从教会，但正统基督教徒不相信。他们觉得一个人如果真心忠于信仰，就不会费事看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无用”的事——他只要专注于一本书就够了！那就是基督教的《圣经》！那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逗号、分号、感叹号都是圣贤受上帝感召而写下的！

我想，这样的“圣书”，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人是绝对不会有兴趣的，毕竟，除了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的国家历史、藏头露尾的爱情诗、所谓先知的信口开河，剩下的就只有恶意诋毁其他部落神明，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了。公元3世纪的野蛮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把“文字”视为最伟大的文明奥秘之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教会把《圣经》当作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经典传授给他们时，他们心怀感激地接了过去，如饥似渴地吸收着那里面宣扬的，人类理应了解和渴望了解的知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变得跟教会一样，谴责和迫害那些逾越了摩西和以赛亚232制定的界线，试图通过探索研究，否认天国存在的人。

这个圆圆的世界

甘愿为原则牺牲的人或许不多，但人类对知识的渴望毕竟无法压抑，这样旺盛的精力也总得找个地方宣泄才行。于是，求知欲和教会压制的冲突催生了一个弱小贫乏的思想学派，世称“经院哲学”233。

事情得回溯到公元8世纪中叶，从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234儿子的出生说起。如果说“圣路易”国王是欧洲君主中的楷模，那这位尊贵的皇子、日后的国王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他不需要人民为拯救自己而赔上大笔赎金，也没有恩将仇报地设立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进行大清洗。这位皇子受洗后起名卡罗吕斯，即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查理曼大帝。他的名字在许多古代宪章文献的落款处时有看见，虽然签名的字迹有点笨拙，拼写也有点马虎，但好歹他自小学习法语和拉丁语，若不是手指在与俄国人和摩尔人的长年战争中落下病根，变得不听使唤，他也不至于请当时最好的书写匠来，替他执笔。因终年征战，查理曼大帝在将近五十年的执政期间，只穿过两次用来代表其贵族身份的“托加长袍”235。对此，他引以为傲。除了军事，他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为了自己和官员们的孩子，不惜把自己的皇宫改建成私立大学。这位被尊称为“欧洲之父”的法兰克国王喜欢与当时的大学名儒们一起消磨时间，他尊重学术自由，经常纾尊降贵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他说，学者不管地位高低，只要言之有理他自会洗耳恭听。

皇帝陛下和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以及他们的讨论乍一看高深莫测，但仔细听听，却像是田纳西州某乡间中学的辩论队在做训练似的。不得不说，他们太天真了。从公元800年到1400年，学者们的境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尽管他们跟20世纪的学者一样才思敏捷，却也跟现代化学家或医学家一样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虽然享有充分的自由进行调查研究，但绝不可违逆1768年第一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关于化学和医学的认知。要知道，在当时，化学鲜有人知，外科医生在人们眼中更是与屠夫无异。

中世纪科学家中当然不乏天资聪颖之人，只是他们能用上的实验材料及工具实在有限，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把劳斯莱斯的引擎装到一辆破旧的小汽车上，不仅大材小用，而且容易产生一连串故障。当好不容易把车子的状态调整到能循规蹈矩上路时又会发现，这奇怪玩意操纵起来太可笑了，即使花费九牛二虎之力都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出类拔萃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自然十分着急。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监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为教会否认的理论提出反证，从而宣扬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做出一系列掩人耳目的假象，例如身着奇装异服，把鳄鱼标本挂在屋顶上，在书架上摆满内容不明的瓶子，时不时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他们的行为吓坏了附近邻居，叫人不敢登门造访。考虑到这些举动并没有危及他人，大家便都只是在私底下骂他们神经病。因此，“挣”得这一“荣誉”的科学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用担心要为自己的失言负责。后来，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套伪装，用以掩饰他们真实的科学意图。即使到了现代，我们解读起来也还是十分困难。在历史上，会无情打压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廷，几世纪后出现的新教改革者们也不遑多让，但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无可辩驳的论证

伟大的改革者可以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却极少能以实际行动表达所说所想。罗马教廷却不一样，它不仅有能置异己于死地的权力，而且只要时机成熟，便会毫无顾忌地加以施展。若只是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制的理论价值，那上述两者的区别可谓无足轻重；但对于生活在当时屡遭迫害的学者来说，是被当成叛徒忍受唾骂，还是被当成异教徒付出生命，那可就是生死攸关了。

新的一贯正确

我们无需苛责中世纪的科学家，说他们前畏狼后怕虎，宁愿浪费时间，拿圣经《启示录》里动物的名字作字谜游戏，也没有勇气说出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敢肯定，假如时间倒退600年，我也必然不敢写现在这本书。

第九章向文字宣战

我发现写史越来越难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从小学习小提琴的人，到了35岁，却被塞给了一架钢琴，并要求他弹出大师级的水准，理由是“这也是音乐啊”。对于已掌握了某个领域里的某种特定技能的人来说，无法在同样的领域中学以致用不啻于最可惜之事。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会如何借助明确建立的秩序观察并分析历史，而所谓“明确建立的秩序”即是由皇帝、国王、大公或总统所领导，有国会议员、参议员和财政大臣辅政的国家。而且，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上帝仍然被认为是掌管一切的万物之首，受万人敬仰。

后来战争打响了，旧秩序被推翻，皇帝与国王被废黜，主政大臣们接连被不知所谓的秘密委员取而代之。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国的大门因议会的独断专行被轰然关上，他们甚至把过气的御用文人追封为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当然，这一切并不会长久，只是，文明的步伐被拖慢，得再经历好几个世纪才能赶上发展，而届时，我早已入土为安。每思及此，即使面前布满沟壑险滩，我又如何能坐视不管？

以沙俄为例，约20年前，我曾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从国外传进来的报纸就像是打翻了鱼子酱的桌布，至少有四分之一篇幅被涂黑，根本没法看，更别说明白报纸所传达的意思了。沙俄当局解释说，这样做是不想让单纯的百姓们知道太多险恶的事情。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把这种舆论监督视为难以容忍的“黑暗时代”的复苏，西方各国更是通过几份特定保留下来、惨遭涂抹的美国连环画报向本国百姓说明，不可一世的沙俄也不过是偏狭专制的蛮族。没多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过去的75年里，俄国的革命家们总说自己“一贫如洗，忍辱负重，完全没有自由可言”，因此不得不服从当局的指示，监督和截断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1918年十月革命，使以往总被人踩在脚下的中低阶层终于实现了大翻身，“废除审查制度，还我新闻自由”却依旧是一纸空谈。他们把那些不肯吹捧新领导的报纸杂志查封了，把直言不讳的编辑们流放至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236。他们的不宽容比沙俄统治下的大臣和警察更让人寒心。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中长大的，信奉弥尔顿237的格言——“给我自由的最高形式，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令人遗憾的是，“开战了”这个电影式的开场白却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那时，连《登山宝训》238都被政府认定为居心叵测的亲德派文书，公民不可随意传阅。凡有出版物流出，必定追究其编辑和印刷商的责任，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有鉴于此，似乎放弃研究历史，转而写些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可这无异于认输服软，我不能接受。我坚信，在井然有序的国度里，只要没有损害他人利益，没有违反社会秩序，没有触犯当地法律，每个正直的公民就都有权利表达、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理。我不在乎这些言论是否会让自己被政府当局列入重点审查的黑名单。但依我之愚见，警方的审查应针对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和出版色情杂志和报纸的人。至于其他的，不妨高抬贵手，能放就放。我并非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改革家。相反，我很讲究实际，最讨厌劳而无功的事情，而过去500年的历史已清楚表明，以暴力压制文字出版和言论自由不但没有好处，也不见丝毫成效，不过是白费力气而已。

胡说八道的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半吊子，就算让他开坛布道，至多也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孤诣最终也只会沦为别人的笑柄。但若是他“不幸”被粗鲁且更加目不识丁的地方官员戴上手铐，关进监牢，然后又无端被判35年禁闭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宁折不弯的烈士，赢得大家的同情。

镇压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事实——历史上既有甘为信仰牺牲的烈士仁人，也有居心叵测的衣冠禽兽。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防范。所以，我主张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就由得他们吧，时间会为我们检验他们说的到底是金科玉律还是无稽之谈。希腊人与帝国时代前的罗马人也曾意识到这一点，可当罗马皇帝开始把自己标榜为主神朱庇特的远亲，乃高高在上，半人半神的存在后，一切都变了。他们炮制出一种名为“欺君罔上”的十恶不赦之罪。用现代的话来说，这就是政治罪。从奥古斯都到查士丁尼，不知有多少人仅仅因为直言极谏，冒犯了统治者，便获罪入狱。其实想来，人们也只是一番好意，若真对皇帝和国事不闻不问，自然就不会有这么多忌讳的话题。

当教会统治了世界后，人们自由快乐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

耶稣逝世前，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界线。公元1世纪后期，圣保禄长年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游历。虽然那里曾以魔法和符咒闻名，可圣保禄还是孜孜不倦地四处布道，彰善瘅恶，终于成功地使人们明白了异教崇拜的错误。据《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记载，为了表示忏悔，曾经的异教徒们趁着某天晴空万里，把魔法书和价值上百万的符咒付之一炬。人们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圣保禄曾试图禁止人们阅读和收藏此类书籍。对文字宣战在一个世纪后开始。当时，有几个以弗所的主教颁布命令，凡载有圣保禄生平事迹的书皆为禁书，虔诚的信徒不应阅读。在接下来的200年里，由于能出版的著作寥寥无几，被封禁的书籍也屈指可数。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召开，确立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对文字或出版物的审查也随之变成教士们的日常工作。按当时的规定，有些书籍是绝对禁止传播的，有些则被定性为“危险品”，翻阅之人都得小心自己的身家性命。由于所有出版物都必须获得教会当局的同意才能发行，于是作者们只好在著作完成的第一时间内，先把手稿送给当地教区的主教审批。即便如此，作者也还是不能担保自己的著作能流芳百世。这一届的教皇认为无伤大雅的东西，在下一届教皇的眼里也许就是异端邪说。不过总体而言，预先向主教报备出版内容不失为一个保护作者的好方法，就算真出事了，他们起码还能保住一条命，不用凄惨地以身殉书。况且那时的图书传播只能靠人手工抄录，出版一套三卷的著作至少需要5年，为免白费人力物力，出版商们都很乐意遵循这样的规矩行事。

不久之后，这一切因约翰内斯·古登堡239的发明，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15世纪中叶开始，有魄力的出版商可以在不足两周的时间内印刷出四五百本图书。托他们的福，在1453年到1500年这短短47年间，西欧和南欧读者们竟可以接触到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其数量之多足可媲美当时大型图书馆内历代积累的馆藏的总和。

书籍数量的突增使教会忧心忡忡——想揭穿并抓捕一个拿《四福音书》冒充基督追随者的异教徒已是不易，若圣书的印刷品随处可见，几乎人手一本的话，那该如何分辨朋友与敌人？情况的发展已对教廷的控制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必须要指派一个特定的机构，从根源上审查所有出版物，然后再决定哪些可以发行，哪些永世不得见天日了。该审查机构会不时地公布一些书籍清单，斥责它们传播“禁断的知识”，到了后来，甚至炮制出一本跟宗教裁判所一样恶名昭著的《禁书目录》240。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会认为，对印刷品和出版物的监督和审查是天主教会独有的规定，但其实不然，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同样害怕出版物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人们的认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强迫国内的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审查机关，凡是没有通过审查并加盖官印的著作都不得出版发行。不过，这样的规定除了在罗马，在其他国家都未能延续至今；而就算在罗马，眼下的情形也已与16世纪中叶时大相径庭。教会再不情愿，也敌不过大势所趋。出版业发展迅猛，印刷品除了图书，还有多如牛毛、接踵而来的传单、小册子、报纸和杂志，即使是禁书目录委员会里最勤勉的枢机主教，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将所有内容通读一遍，更别说筛查分类了。统治者想通过打压文字出版来控制人民，结果却因为自己的专制而尝到苦头。

书贩

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塔西佗241就曾反对迫害书籍作者，认为“这种愚蠢的行为只会让原本默默无名的书变得倍受瞩目”。《禁书目录》也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朝获胜，那些被列入《禁书目录》的著作马上成为了想要深刻了解现代文学的读者手中的必读书。不仅如此，在17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242里一些野心勃勃的出版商会在罗马安插耳目，这些耳目的工作就是搜集最新的《禁书目录》并交给指定的信使，信使争分夺秒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把书单交给他们的雇主。有了禁书书单，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便马上夜以继日的抢印，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价钱，把这些特别的书籍通过职业书贩卖到禁令森严的国家。走私书籍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不久前，《禁书目录》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还十分猖獗。这样的压制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影响是沉重而深远的，直接导致国家在发展竞争中远远落后，因为他们的大学生用不上制作精良、知识完备的外国教科书，只能咬牙忍受国内粗制滥造，过时过气的印刷品。更可悲的是，《禁书目录》的存在使许多作者无心文学创作或科学研究，毕竟，没有人能忍受自己的心血杰作被无能的审查员改得乱七八糟，或被毫无逻辑可言的禁书目录委员会成员校订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情愿花时间钓钓鱼、跳跳舞、喝喝酒，或坐下来，把对自己和人民的绝望，写成像《堂吉诃德》似的故事。

第十章书籍与历史

若读者们看腻了现代小说，不妨读读伊拉斯谟243的信札。当年，有很多人会寄信给这位饱学之士，其中不乏来自朋友们善意的提醒。例如，某中世纪教师在来信中写道，“听说您正考虑写一本反对路德教派的小册子，为免拂逆教皇对您的关心，请您务必注意措辞”或“从剑桥那边回来的人说，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为了保全自身，您可千万不能以卵击石，得罪我们这位有权有势的皇帝”。

看来，作者要考虑的事情远不止自己的著作，还包括鲁汶244的主教、英格兰国王、索邦神学院245或剑桥神学院的可怕教授。万一不小心冲撞了其中任何一方，轻则失去可观的收入和官方的保护，重则落入宗教裁判所的魔掌，被碎尸万段。到了现代，刑具作为古董已被收进了博物馆，宗教裁判所也在百年间陆续关闭，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所谓官方的保护已不存在实质用处，历史学家的聚会上也不会有人拿“收入”说事。然而，当我一提到想写一部关于宽容的书时，另一种形式的劝告和建议马上涌进我那与世隔绝的小屋子。

“哈佛大学拒绝黑人入住宿舍了。”某个书记官来信说道：“请务必在书里提一下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市的三K党决定联合抵制当地一个公开承认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杂货店老板，如果可以的话，请在写书的时候也就此事发表一两句分析。”诸如此类的书信多如牛毛，堆积如山。

毋庸置疑，来信中提到的这些事情都很愚蠢，也很不理性，应该受到谴责；但从本质而言，这无非是某些团体或个人不文明及缺乏公共精神的恶劣表现，还不至于以不宽容论处。官方和教会的不宽容往往与国家法律紧密相连，把迫害忠良当成是神圣的要职。白芝浩246曾说，历史应如伦勃朗247的蚀刻画，只让光芒投射在最好最重要的事物上，其他的则留给黑暗孤芳自赏。即使到了现代，不宽容的事件也时有爆发，但在各种媒体翔实的记载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富有希望的光辉未来。以往的很多事在祖辈们眼里都是顺理成章的至理名言，眼下却引起了年轻后生们的激烈争辩；而对于年轻后生们奋起保护的新思潮，祖辈们只觉着不切实际，荒诞不经。他们通过打压下层民众的示威游行，在抵抗新思潮的战争中取得暂时的胜利。

请原谅我无意在书里讨论上述之事。因为我不想花太多的篇幅描写略有小成的当铺老板如何势利、独霸一方的北欧人如何今非昔比，或是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如何胸无点墨，农民牧师和巴尔干岛上的拉比248又如何食古不化。这样的人我们身边实在太多，他们虽然思想偏执，人品却还不错。况且若没有政府撑腰，他们都是无害的存在，在开明的社会里更是如此。

个人的不宽容令人讨厌，不仅容易引起社区群体的不快，而且还存在着比麻疹、天花和长舌妇人加起来还要多的弊端。幸好，不宽容的个人无法充当刽子手，一旦他自以为能凌驾法律之上，左右他人生死时，自然会有警方阻止他的一意孤行。另外，不宽容的个人也不能监禁他人，更无权规定每个国民的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如果他非要我行我素，必会招致所有百姓的强烈不满，届时所谓的新法令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就算在天子脚下也无人执行。

总而言之，在自由的国度里，个人的不宽容绝不可逾越大多数公民所能容忍的极限。当局的不宽容却不然，它的权力之大，足以生杀予夺，只手遮天。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它对所有的异见充耳不闻，对无辜之人不存丝毫恻隐之心；为了让自己的残酷决定看起来师出有名，它假借神灵之名，假传上天的旨意，宣称只有当选的最高领导人才能拥有解开生命之谜的关键。有鉴于此，本书谈及的不宽容都是当局的不宽容，若我忽略了个人的偏执，请读者们再次原谅，毕竟我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