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哈佛经典讲座（全新增补版）》
教育
第一节概述
H.W.霍尔姆斯[50]
从利益角度出发，现代教育不管在观念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是一项公共事业——因为若单从个体利益和个人发展方面去考量和讨论与教育相关问题的话，很容易会忽略文明生活的现状以及社会进步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学校的普及正如一根标杆，让人能直接感受到教育工作的持续发展，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一直贯彻下去，惠及社区里每个学龄儿童。教育是一个共同关注的热点，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孩子们都需要接受教育。教育也许不能立竿见影地在某个小孩子身上看到成效，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一代人。
现代观念下的社会本质
众所周知，在现代生活中，拥挤的城市以及各种压缩时间与空间的发明创造充满着现代生活，也让教育的紧迫性变得更加明显。如果，没有更全面地认识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透彻地理解教育的结果。对个人和社会而言，这不仅是地球上人类数量增长的结果，这更是人类进步的核心条件。不考虑大多数人利益的文明是贫弱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以及社会有所影响和贡献，而并非单纯地服从社会习俗。而站在更高的角度，就是服务并追求高于个人利益而又不与整个世界的福祉相冲突的集体利益。教育不仅与每个儿童的未来息息相关，教育层面上的每个进步都会给社区成员的共同生活带来影响。
这就是政府会把大量公共资金投入到公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建设上的主要原因。文明社区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把教育视作社区正常运作的一部分——那不是慈善事业，而是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国家可设立标准对承诺提供义务教育的学校进行适当的税务减免，与此同时，国家还应监管个人在教育事业上的投资，并争取公民充分的支持，保护和扩大教育事业方面的人力资源。就像扶持其他公共事业一样，每个纳税人都有义务通过扶持教育事业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这种扶持或者投资可能无法为个人账户带来增益，却能惠及每一个家庭——不管你的家里有没有学龄孩子。教育是一项国策，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政治、社会秩序和民生发展的重大命题。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使个体的全面发展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个体儿童的生活圈子，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过去落后之时更加狭窄，这使得教育现状显得愈发复杂。发展教育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确保儿童在生理、心理、智力、想象力和意志力上的全面发展，从业者们必须不计个人得失，时刻保持远见性、能动性和合作性。如果只给孩子提供个人能力、学校知识以及力量上的常规培养，并没有解决任何教育上的问题，这种教育的结果就算碰巧是好的，但没有充分理解教育的内涵，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实事求是
首先，所谓生理、心理、智力、想象力和意志力皆不是某一门能直接习得的学科，这些抽象的概念隐藏在一切看起来琐碎的讨论和不起眼的努力中。其次，孩子们也不是普遍应用教育的集合体，即使努力挖掘并培养出特定个体的天赋才能，也只是触及了教育问题中的一部分。关于教育，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孩子们会如何利用自身的能力？又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锻炼自身的能力？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孩子在社会中发展的方向，以及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从公众视角看来，教育代表着学校、课程以及最主流的学术声音，这些极大地影响着个体在成长过程的表现，以及之后从事的活动和兴趣。
有人说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学好，这是人们观念中常见的谬误。实际上，所谓的学科和训练说到底都只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其教育价值主要取决于其传授的信息、想法、理论、原则、观点、方法、兴趣、爱好、目的和感受力，不同的教育会引导不同的个体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职业取向、兴趣爱好以及自我个性。
“基础”和“通用”的相对性
如上述所言，教育不能一概而论。
早些年，所有儿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都大同小异，每个孩子都被要求掌握所谓的“基础知识”。同时，学校对学生的区分也过于简单：聪明的、笨拙的、教养良好的、随心所欲的。然而，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科或老师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例如，对于“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点”，算术课老师和地理课老师的要求就不一样。又例如，“目标”和“学术范围”的定义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不断更新，因为这些定义不能单纯地只从学科本身出发，必须切合实际，与社会主流观点保持一致。由此可见，当前社会的主流趋势对知识的构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着教育的方向。另一方面，学生们在学习探索过程中也不可能一直齐头并进，学生个人能力的差异最早会出现在从儿童过渡到青少年的青春期，学生们不同的天赋才能、家庭条件、自我意识同样会迫使学校就课程和学科进行第一阶段的区分。虽然经历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青少年们已无须过早地为生存劳碌奔波，但有关社会方方面面的教育于他们而言依然是必不可少。这个社会既需要思想家，也需要实业家，因此每个孩子的天赋才能都值得挖掘和培养。世界上并没有一项“通识课程”可以提供“全面教育”，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常识应该是什么对自己最为有益，而这也是为什么在顾及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很多教育工作者会不断自省：对这个学生或这个班级而言，到底什么才算是最好的教育？
只是提供统一的基础教育远远无法满足公众的要求，正如民主社会对教育的努力不会止步于消除文盲。因此，公立教育不应该错误地只着眼于低层次的“基础”教育，公立学校也不应该只设立最“普遍通用”的学科课程。小学水平的教育普及不符合公众利益，所谓有效的教育应该能保证任何公民在获得基本的社会关系和决定职业取向时无需作出额外且多余的牺牲。大至国家政府，小至日常生活，在工业、商业、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及家庭等每个领域都需要各个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知识、效率、洞察力和远见性。要达到这个目标，最理想的状态是争取公众充分的支持，全面发展教育事业，并赋予其与之匹配的权威。
在民主社会里，要发展公共教育必须先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而从长远计，良好的公共教育也是消除政治独裁腐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随着集体意识和民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会慢慢得到社会各方的理解与支持，公共教育的权威也会渐渐被公众所接受与信任。与此同时，私人投资的教育事业将始终在社会教育事业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果政策允许，国家甚至可以赋予个人开办特殊或高等学府的权力，毕竟在某些社区或在某些教育领域，单凭国家的力量暂时无法方方面面地顾及。
在这一系列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从业者们必须保持高昂的斗志，同时从实际出发，让教育成为科学和伦理的高度结合。
公众眼中的“教育目标”
对于教师和教职员来说，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抽象的善与恶，他们要教授的也不单是只存在于哲学书中的知识。在这个日新月异鱼龙混杂的社会中，他们必须引导学生认清自身的现状、情感和目标，让他们学会该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现实的挑战，以及该如何争取世俗的利益与回报。就算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天资禀赋、成长过程和生活经验，他们都应该同样有机会通过教育为自己的未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机会，通过教育分享到社会的福利，通过教育明白自身的价值及对生活追求。这便是教育的核心，也是教育问题的本质。思及此我们不禁自问：学校是否真的能让个体拥有与社会要求相匹配的智能和效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应该做什么？又应该设立什么样的课程或学科？
从共同利益角度出发，上述问题至关重要，但若站在其他角度，只要能发展好教育，这些顾虑似乎都不足挂齿。或许在承受现代生活压力的同时，很多人会为优雅被高效所取代的眼下感到惋惜，从而怀念起昔日。可实际上，过去所谓的贵族式教育是贫弱的，它虽然成全了个人魅力却牺牲了总体的社会价值。在过去那些年代，女性只能学习舞蹈、法语和刺绣。现代公立教育固然有其缺点，例如公众对教育的理解依然不够深入；学校过分追求效率，没能让学生充分领略到生活中的真善美，也没有时间停下来让他们对自身处境进行深刻的反思。然而，通过现代公立教育，现代女性却能学习更多的知识，涉足包括经济、医疗、慈善、商务和法律在内更多的领域。在现实世界中，职业无分贵贱，但在自我世界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偏爱的运动、热衷的学科、主观的想法以及对艺术的兴趣，而这些恰恰是个人价值的重要体现。这两者偶尔相辅相成，偶尔势成水火。公众可以通过教育，了解到公立学校设立民族舞蹈课程的原因，但公众不可能允许教育以“职业培训”为由剥削学子。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学校不但要教授学生未来职场所需的技能，更要指导他们培养自己的个人价值；不但要训练学生的智力和效率，更要帮助他们开阔自己的眼界和胸襟。简言之，民主国家决不能以教育为手段“培育”出社会的奴隶。
教育和自由
自由的基本条件虽然不能通过教育来建立，但通过开明自由的课程，学生可以渐渐挖掘出自身对自由的热爱、对自由的理解以及锻炼自己运用自由的能力与意志。自由的发展能有效促进社会及政治改革，然而，并非只有学校才能提供自由学习的机会，就像并非只有学习古典文学、科学、数学、历史或英语这些学科才能追求文化自由一样。学校必须尽己所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不能一味地只以实用性和职业性为标准。有时，对于好动的小男孩来说，趣味性的手工劳作比希腊语课程拥有更多的文化自由，这便是探讨教育价值时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自由学习和职业培训唯一的区别体现在个人在选择自身生活方式和想追求目标之时。从现实角度出发，为了生存和胜任社会工作，个体需要具备职业导向性的学习；但于他的家庭、社区、国家或者教会而言，他更应该接受自由化的教育，因为这种自由学习会在日后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变成该个体独特的文明标志。当然，职业和文化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下也会有不同的诠释，就像艺术家的职业恰恰是许多外行人的文化爱好。全面教育应该让个体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现状，并对此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见解。
这样的教育目标很明确，但在实现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却屡遭滑铁卢。细究发现，失败不是源于公众对公立教育的冷眼旁观，而是因为教育从业者们选择了错误的办学方法。为了达到上述教育目标，学校必须确立新的办学理念，创立新的科目和课程，对原有的教学方针和科目定位，也应适应社会发展给予新的解释。大部分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然过时，尤其在许多高年级学校学院甚至大学，教学的内容不够具体明晰，只一味地把传统精神和道德规范浓缩成一项项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或无法融入现实生活的“教条”，强迫学生将“绝对服从”、“团结守纪”、“自力更生”等训诫牢记在心，期望能借此让学生有意识地将其推广，渗透并践行到生活中去。从日常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的天资相近，他们在接受正规教育前相互间的能力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进入学校后，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努力、老师对班级的指导和管理以及学校一贯的方针和政策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结果有些学生的自然科学学得比拉丁语好，有些学生在力学考试中能比别的同学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的教育成果有赖于教育者们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和寓教于乐。教育者们会通过设置特定的场景或科目辅以相应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监管，从而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注意力以及对某目标事件的观察、比较、分类和应对能力，让学生无论在家里，操场上或课堂上，都能学习到丰富的知识。由此可见，不同的课程或学科在不同的目的下可以发挥出不同的教育用途，取得不同的教育成效。我举个例子：从学科角度来说，历史和服装设计是不一样的，科学系和农业系学生会接触到的课程更是截然不同。而就算是同一个学科，其涵盖的知识面也会因为学习者的年龄、能力以及想达到的学习目的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不同层次的学校里，学生在同一学科取得的学习成果也会不一样，就像上夜校的学生对文学的理解无法跟在大学里做专门研究的同辈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若想通过教育让学生接触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政府必须先设置能满足每个年龄段和学习层次的学校，同时，学校也必须根据自身定位重新评估和组织课程。
职业培训
大部分学校的形式和课程的内容都是已知的，还有小部分需要不断探索研究。教育界已承认了职业培训在个体学习中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其多样性，像应该如何组合内容、应该如何实施教育才算是真正有价值的职业培训之类的热议，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有些人担心职业培训会使教育变得功利，从而降低教育的质量，这样的忧虑即使是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没有根据的。取消学徒制，改由学校培养木匠和印制工人的做法不会威胁到教育改革。事实上，高级职业的职业培训由来已久，像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他们在正式上岗前都曾在现从业人员的指导下实习。如今，公众对职业培训的公开支持正表明了社会对劳动者及其技能培养的重视。工匠不再被艺术家看轻，农民和哲学家同样能受人尊敬。职业教育是一个具远见性且有力的手段，它扩展了基础教育，予人以具体的奋斗目标，同时它为那些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作为教育者，我们不应该把学生圈养在学校，也不能放任他们因为没有前人的指导不断地遭遇失败，等到他们好不容易明白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建立起自己对道德原则的坚持时，留给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结果只能从一个困境跌入另一个困境。职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做到公平无私，而是如何使之具有组织性和延展力。
在大部分情况下，职业教育所能带来职业回报决定了职业培训学校的种类及其数量，从长远看，则是社会对某个行业或专业效率的需求决定了职业教育所能带来的合法回报。就像人们会愿意为更好的医疗技术买单，这就是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这不是说，办学的宗旨只应着眼于如何让学习者谋得更好的工作。职业教育学校应该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方法，让学生理解职业培训的真正价值，并使其拥有能合理运用知识的能力。如此，才是真正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共同利益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正确地定义和满足社会对职业的需求，而教育系统的建立也需要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崭新愿景和良好秩序，这样才能实现求职者对职业的向往，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回报，达至共赢。所以在讨论职业培训可取性时，也应该充分考虑该培训可以为求职者带来的职业前景。说极端一点，要是农业不赚钱，指不定我们就不会开办农业学院或农业大学了，而就算是慈善学校也要同样为受过训练的社会劳动力支薪支付薪水。国家必须给劳动者以培训，并让他们通过工作获得回报。在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则下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问题，虽然由此引出的争端会很多，但为了社会发展，这也是不得不注意的关键。
对基础教育的需求
对基础教育的持续性需求会引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经济需求可能会使童工合法化，但在教育体制下，这却是万万不能被允许的。撇开职业教育不谈的教育理论是不完整的，但只剩下职业教育的教育体系却是不人道的。小学阶段的教育不应该过分功利，虽然儿童需要接触手工、园艺、缝纫、烹饪和务农等事情，但其目的应该是用以锻炼自己的身体、手脚和眼睛，从而培养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力、集中力和领导力。幼儿时期的这些训练不会到了青春期便戛然而止，但从前那些自发性的且不会产生经济价值的“手工创作”，例如做些幼稚的小玩意儿，或拿张破布当着是小衣服缝缝补补这样的行为，则会在它们成为一门值得培训的手艺前就草草地停止了。手工创作的教育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劳动成果所能产生的经济价值，作为高中学生的一项基础教育，手工课程必须从现实出发，使学生能从中得到具有经济价值的实践训练。而即使是打算继续到大学进修的学生，也应该在初高中时学习一到两门手工课程以增长见闻，提高自身的动手能力，并汲取更多职业培训的要义。然而，这不是职业教育。真正的职业教育是以提高劳动者在某一领域的工作技能和效率为目的的，培训印刷工人、医生、律师、速记员、记者或工程师，使其通过充分发挥所学以赚钱谋生，这就是哈佛校长艾略特先生所说的“生存动机”。这样的想法难免狭隘，却相当合理且不可避免。教育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教育还联系着公民义务、父母家庭、社会民生、个人爱好和生活追求，且每一项都要及早开展。职业教育的需求并非完全源于社会贫富差距，跟职业完全不挂钩的教育无法激励青春期学生的求知欲。同时，由于职业教育总是与经济考量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无论是学生报读还是学校录取，其标准重点都会放在学生个人能力和未来职业取向上。我们的社会制度允许贫困地区的年轻人尽可能早地加入劳动力大军，正因如此，无论这些年轻人是否有能力或需要进修更高层次的书本知识，教育者们也有责任尽早地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基础教育强调自由学习的价值，致力于开设更多的课程，传授更多的知识，让更多人因此受益。当然，基础教育也可以防止职业培训的过早介入，避免教育过分功利化。
教育面临的经济压力
教育就像所有政府和慈善事业一样，不得不遵守经济秩序并在经济压力下苦苦挣扎。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应尽己所能改善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如给文盲的外国移民开办夜校，让工人或柜台小姐在上岗前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基础教育以及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们也应尽己所能让衣食无忧的孩子们领略到自由学习的乐趣和价值，激励他们不断探求。学校不能改变社会现状，但通过公开教育和奖学金制度，让有能力和抱负的学生可以申请接受长期教育。学校教学和学校管理的精神是要预防社会阶级的形成，并借助纪律和榜样的力量，让后人不忘追求民主理想。盲目设置学术限制是不必要的，就像我们不应该狭隘地规定大学入学标准，也不应该切断为合法报读大学的机会，因为这十分不利于学生在不同教育道路上进修，尤其当他们偶尔迷失方向之时。民主制度下的教育体系应努力防止阶级撕裂，让有能力却时运不济的人有足够的上升空间。
每个学生在选择学校时都应该得到经验丰富的教育者明智的指导，以便将来追求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职业指导是“人才再分配”范畴内的一个大问题，“人才再分配”这个说法首先由卡弗教授提出，最近受到了大众的热议，它适用于自由学习和职业培训，也是教育指导的重要组成之一。能力卓越的学生偶尔会因为缺乏指导或碍于阶级特权而被世人忽视，成为教育指导下蒙尘的“弥尔顿”，可再不济，教育指导也不会把新一代的“济慈”硬是培养成药剂师。通过仔细的审查，教育指导能在大范围内避免职业错配。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没有足够可供选择的前景去回应学生的需求，再多的教育指导也是无用的。为了让学校变成公众的机会之门和服务窗口，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因此，除了学校还有很多其他教育机构也为教育事业贡献良多，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图书馆。目前，大部分成体系的教育皆由学校提供，而在满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所有教育活动都应得到良好的组织充分的支持，并对任何有需要的人开放。
教育的前进之路
要普及教育，光靠扩大学校规模是不够的。学校和班级已经够大了，但体系却不够完善。为了在教与学方面给个人更多的机会，学校和课程的种类应该变多，规模却应该变小，同时还必须招揽更多有能力、有经验以及受过良好培训的老师。当然，除非教育界同仁的共同观念都有所改变，否则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一直以来，我们把教育想得太狭隘，定义得太模糊，只一味认为它是教学承办商或思想纪律方面的教导主任。老师的任务必须与时俱进，教学也不应该只是授人以鱼，还必须授人以渔，让学生正确认识到知识实际的运用场景和运用价值，从而增广见闻。每一个老师，尤其是那些教传统课程的都需要更多更大的机会。常理来说，教拉丁语的老师会更重视时态就像教速记的老师会强调处理标点符号的技术和速度那样。老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好自己的课程，但他不能因此把课外的责任，包括社会实践、教育应用等完全推给校长、父母甚至教科书。只有公众高度重视教师的工作，教师才会有动力使自己的工作变得更有价值。
要扩大教育的影响力，教学必须发展出一套合适的科学和哲学理论。一方面，老师必须认清自身问题，从现实出发尽可能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课程教学需要采用合适的方法：应该教什么？应该怎么教？这样的问题尚未得出最终答案。而当提及学校和课程时，我们又会问：应该管理什么？应该怎么管理？如何才能管好？由此可见，与教育实践相关的问题，都带有科学性和哲学性。
（1）小学教育
在小学，例如在学算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好的训练方法以提高学生的效率，并使之形成习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学习，从而找出让学生算术精进的方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好不容易对算术有了足够的了解，但对其他课程，我们依旧缺乏标准，缺乏明确的课堂记录以及心理引导知识。学术测试能帮助学生形成学习记忆和习惯，却不能使学生明白学科间的关联，也不能让他们马上做到举一反三，学以致用。另外，学术测试无法直接激励学生的求知欲，也无法提供机会让学生们提高其独立承担或团队合作的能力，无法点燃学生学习道路上的生命之光。因此，在小学的算术课上，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哲学理论来管理我们的课题，用以帮助学生加强逻辑概念，钻研算术方法，进行实际操练。其间，我们既要顾全大局，又要注意重点。
（2）中学教育
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这种双重任务变得愈发地重要。扩大教育基数，延长义务教育时间成为了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将对学生日后谋生和工作的影响抛诸脑后，毕竟社会对劳动力的要求不会因为教育工作者对自由学习的万般推崇而改变。这种博弈的结果虽然有妥协，但更多的却是合作。我们可以建立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雇主也可以通过非全日制教育来帮助年轻的雇员。这样的计划如今已经在逐步实施，既提高了劳动效率，又增添了人文关怀。随着教育规定的与时俱进，技术型学科倾向于测量结果和标准化的研究，而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息息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语言学等，则需要其对自身目标具备更清晰的概念或者更细致地观察自身带来的影响。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将传统教育手段和新的教育目标（如家庭及个人卫生研究等）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职业教育内自由学习的补充部分。
然而，在以基础教育为主导的中学里或强调文化知识的大学中，传统课程所面临的有关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的问题会愈加复杂。例如，我们应该怎么让语言教学适合社会的现实目标？首先，语言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改进了教学办法，让一切教学手段建立在更全面的心理引导上，同时把课堂学习和课后复习紧密联系起来，语言学习必定可以比现在更有成效。而如果我们能摆脱旧有的把纪律当成是终极目标的信念，必定更能看清每个学科的真正价值。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为了完善这项能力，我们的基础教学和进阶标准也需要顺应潮流。例如，为了更好地理解文献中所描述的外国文明，我们必须收集新的书面记录并做真实的个案分析。负责传统学科的老师不断调整工作，以便更好地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他们可以在心理学家和学生的帮助下寻求教学进步和改革的可能。
研究教学方法的途径有很多，有通过心理学实验的，有通过课堂测试的，也有通过数据统计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为任一学科的教学基础重组提出建设性的支持，也可以让教育领导者在制定目标时给出新的定义与解释，更能使老师明白新世纪的教学愿景，并努力达到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如果像大部分私立学校那样，只一味坚持传统观念和旧有教学方法，教育进步就会受到阻碍。而如果校长或学校管理者习惯把个人取向强加在校内学生身上，这样的保守主义更会让人喘不过气。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但实际上这是对科学和社会概念的歪曲。教师必须掌握所教授科目的科学性和哲学性——即开明通达，合理批判。
（3）大学教育
对教学改革最热衷的首先是小学教育者，其次是中学及大学教育者，另外，公立学校对教育改革的热衷度也比私立学校的要高。站在大学的角度，他们更注重是否能对他们的工作问题进行专业研究。他们需要不断实验，记录结果，从而修正方法，重新确立目标并制定实现该目标的规划。在美国，大学向来是文明的代表，可即便如此，也很难将其在特定领域的职业性完全从技术专业中撇除。大学教授一定是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但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会对自己攻读的领域表现出比常人更多的专注与关心。在制定学生的课程安排时，必须要使学生能彻底地研究所攻读的领域，能获得积极主动的学习热情，能搜索到领域内最多的知识，能享受开发智力带来的乐趣。然而，这不是意味着要把大学课程职业化，即使对大学主修的课程也一样。大学学习为的是让学生有在重要学术领域实践和反思的机会，同时，借助这个机会，大学教师也可以投放部分时间精力去观察学生学习方法和学习结果，并从教学角度出发，客观公正地与他们讨论应该制定的学习目标。
第二节弗朗西斯·培根
欧内斯特·伯恩鲍姆[51]
弗朗西斯·培根被誉为现代科学的先驱和启蒙。在《新大西岛》一书中，他写下了一系列关于未来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的想法。如今我们惊奇地发现，这多年前写下的文字竟然精准预测了现代医学、气象学、工程学和航空学的成就及实现方法。要是培根听到了我们的评价，肯定会谦虚地反驳“他不过是想挖掘科学的根本”。虽然他没能留下杰出的科学贡献，以至于从威廉·哈维到托马斯·赫胥黎等不少科学家都对他的高谈阔论嗤之以鼻，而且他提出的期望能帮助人类快速而完整地掌握生存环境中一切的新方法，后来也被证实为不可行。然而，他作为“科学伟大复兴”的始祖，就算无法成为人类科学前进的路标，却依然是科学进步的历史性丰碑。他提倡的学习方法不只是指明科学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让人以更高尚的目的，不断前进，用自信与合作征服未知的道路。培根用自己的著作向继承者们传达这样一个信念，即通过共同的努力，人类一定能理解甚至控制那些在过去一直玩弄着人类生活的物理力量，使人类从此摆脱贫穷、疾病和危机。当时，英国皇家学会负责发现并检验理性知识，而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们则负责宣导和传播。狄德罗在编写《百科全书》时曾说过：“《百科全书》的成功首先得感谢弗朗西斯·培根。这位天才在科学和艺术尚未诞生之际，就已经列出了所有与科学及艺术相关的想法，甚至在无法辨明真伪的年代，用他的非凡智慧准确地告诉后人什么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如今，实验研究员们通过不断发现新的自然规律，使越来越多的人类受惠，而这一切都植根于培根的教育信念。
培根在科学外的成就
在所有论述教育的作家中，培根在科学历史上的非凡地位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他极力发展科学，并非因为科学的重要性凌驾一切，而是在他的时代，科学屡屡遭受忽视与争议。相对于培根，纽曼对发展科学的坚持则逊色许多，他认为科学虽然伟大，却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有鉴于此，培根在《学术的进展》和《伟大的复兴》中呼吁，科学真理不应只囿于实验室，而应该运用到人的实际生活中去，从而指导人的理想、道德、精神和文化。他以毕生精力支持宗教和自由学习，并通过《新大西岛》向我们展示公共科学研究机构的原型及社会和个体发展的理念。他所向往的乌托邦并非只有工业文明，那还是一个充满了人道主义、生活热情和艺术美感的宗教世界。
培根的随笔和其他著作
在《伟大的复兴》和《新大西岛》的序言中，培根正构思世界应有的现在与将来。这样的遐想或多或少地也出现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随笔》中，然后阴差阳错地误导了许多现代评论家，使他们忽略了这部最受欢迎的作品中所闪现的精华。培根说，描述道德理想的书已太多，我们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正确的观察：观察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发展进程及付诸实践的方法。本着“理解自我，并懂得如何与生活同在”的观念，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的人类生活并非理想中的模样，而是实实在在的境况。
培根的处世哲学
很多人对培根的形象总结起来可能就像一幅富有个人色彩的肖像画，下面标注着足以形容他一生的名言：“至诚为之善。”也许习惯冷眼看待人世冷暖的人天生就与多愁善感之士不对盘，所以总有很多人说培根是冷漠的愤世嫉俗者。举个例子，有些人在看培根写的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文章时，总会习惯性地忽视他的真实意图，反而一味期望从中找到他赋予爱情和婚姻的溢美之辞，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有失望、困惑甚至厌恶，于是他们火急火燎地大喊：“这是一个多么冷漠功利的人啊！竟然只说‘夫妻之爱，使人类繁衍’。”世人指控最多的莫过于培根最有名的著作《随笔》。其实这些指控都是不实的，但却是最能反映一般人的困惑。若抛开世人的误解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读者们不难发现培根所提及的真意。他在文章中加以鞭挞的并非是一般的爱情，而是“荒淫纵欲的爱”，因为那是“只会使人堕落毁灭的爱”！至于家庭生活，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培根把对家庭生活的向往都写在了《新大西岛》一书中。或许对于爱情，他是冷静的，但对于婚姻他却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愤世嫉俗。他曾清醒地指出，婚姻难免会干扰个人在社会发展的野心及活跃度，因此他本人更喜欢单身生活。在他眼里，婚姻应该是一门以慈爱耐心和人文关怀为基础的“人生学问”，孩子们应该是家庭“甜蜜的负担”，而非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口中的“孽障”。专注研究人类生活环境中的长短优劣，观察并预见人类的潜能与极限，然后有指向性地给予无私公正的协助，这就是培根一贯的主张。
培根的实践经验
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崇高的，但要实现却困难重重，然而这些无所不在的困难有时既可以是危机，有时也可以是转机。培根的成功正源自于此，他当过律师、法官和政治家，对生活的改变和人性的特点有着入木三分的了解。他喜欢观察身边的人，总是以学生般的求知欲不断尝试着思考旁人的处事动机，同时又以科学家般精准的数据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他从观察得出结论：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变化是肤浅的，但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对真理的判断是令人印象深刻，时至今日，培根依然以他的理念引导读者的生活。虽然听培根的话也不一定一辈子不犯错，但至少他的教诲可以让人反省自身，减少犯错的机会。
培根的头脑训练法
培根所做的远不只是提高我们在特定情况下的实践能力，他还训练我们如何用更明智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境遇。他先是给出了条件，提供了信息，然后教导世人应有的思考方式。他的文章所提到的特定主题不仅有讨论价值，而且在生活方方面面也能找到实践的环境。培根处事的态度是超然的，但这种超然却非本能所至。孩子看人往往只会简单区分出“好人”或“坏人”，若未经历练，即使是年纪稍长，也还是会简单把事情区分成“好事”或“坏事”。培根有条不紊地发现事物中蕴藏的优劣，然后衡量权重。在许多随笔中，他罗列出每种行为发生的场景和理由。读他的文章，不难发现类似的句子，如：“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是好的，但反之却未必；在这个程度内这是有益的，但超过了界限则另当别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这是助益，但对于别人而言却是阻碍。”再举个例子。在论述年轻和年长的问题时，培根一方面公正地阐述了两者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客观地指出了各自对应的弱点。致力于创新的他有时会大刀阔斧地重建，有时则会进行保守细致的改造。“差别对待”是培根的座右铭，然而这跟世人所理解的却不尽相同。他说：“有些书只需要浅尝，有些则要细嚼，有些要慢慢消化，让它变为自己的养分。”我们可能会忘记他论述过的主题，但只要吸收了他的方法，我们便能培养出如培根一样理智的分析头脑。
培根之于今日的影响
要在少数几个事不关己的场合中做出正确判断并不难，难的是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始终能做出最客观正确的判断，具备如此能力之人目前在这个国家内绝无仅有。也许在遭遇复杂命题时，人类从不吝于表现出无限的热情、愿望和自信，但人性的缺陷和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不公从创世之初便已存在并成为了伟人们努力的阻碍。我们曾希望能以纯净的能量和真挚的情感驱散这一切邪恶，却偏偏没有耐心深思熟虑查明真相；对待新鲜事物，我们习惯先入为主，同时不喜欢已认定的事物规律被推翻。久而久之，人类变得远离真理，也不再信任理性。然而，培根坚信，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理性都是道德进步不可或缺的助力。他不会打消人类探索的热情，只会谆谆善诱地将冒险者以更有效的方式引向理性的渠道。在他的年代，培根从迷信中拯救了科学，又帮助个人从感性中树立了道德规范。
第三节洛克和弥尔顿
H.W.霍尔姆斯[52]
在教育史上，17世纪是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时期——明明当时的人们思想认真，情趣高尚，信仰虔诚，但教育进步却几乎为零。可以说，教育在17世纪才刚刚起步，因此，我们常说的教育改革者在当时更应该被称为教育事业的先驱，而他们在那种情形下唯一的“成果”便只能是一无所获。宗教、政治、哲学和科学在17世纪几经重组，其中30年战争和英国内战均是宗教宽容与冲突的结果。美国殖民活动开始之际正值英格兰斯图亚特王室内部纷争不断之时，这种让人心惊的变故却成为了美国政治自由发展的保证，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美国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之成功回避了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像法国那样的，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变革之路。欧洲大陆国家实行的专制制度在权力争夺中不断加强，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却因为许多勇敢机智的冒险家的努力悄然诞生，从开普勒、伽利略到哈维，从天文学到生理学。
弗朗西斯·培根是反对经院哲学的先锋，他通过观察、实验和归纳推理等新方法破除中世纪的谬误与迷信，同时笛卡尔和其他有识之士们也开始为现代哲学著书立传。可惜，在这样一个精神和物质混乱的世纪，即使大家已为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谁又能指望真能因此得到累累硕果呢？一开始人类已经探索到一部分新知识，但由于没有及时引进校园，几年后，这些科学知识便变得不再适合作为学校教育。后来人们发现除了探索真理，更重要的便是争取思想自由，但这一点也遭到了老学究的反对——也许在他们看来，想要思想自由还不如做白日梦呢。由此可见，虽然人们已经有了对普及教育的需求，但17世纪的政治制度远不是能实现乌托邦的乐土。随着学校教育的日益狭隘，学校的教学方法也越来越看重权威而忽视了理性，就连约翰·布林斯利和查尔斯·胡尔那样的教育作家，也只会建议改进古典教育，并没有深入探讨教学指导和教育纪律方面的根本性改革，也并没有帮助推广普及教育。
夸美纽斯和《大教学论》
多少年来，教育改革者们都梦想着能建立一套由国家支持、国家管理同时又学风自由、思想民主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将服务于不同的个体，并致力于让每个人通过教育具备不同的社会价值。在这个体系里所推行的实验研究和职业培训不但能培养学生，也能让老师得到进修。最终，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体系学习到任何知识，思考任何命题。所有学校，班级和课程也都会按照最自然有效的方式安排，使一切教学活动更加科学合理。17世纪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梦想，并以一生之力去努力追求的伟大教育家并不是我们熟知的约翰·洛克或约翰·弥尔顿，而是摩拉维亚族的主教扬·阿姆斯·夸美纽斯。
洛克和弥尔顿的论述范畴
不可否认，与洛克的《教育漫话》和弥尔顿的《论教育》相比，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更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真希望洛克和弥尔顿能用心研究夸美纽斯的论述，毕竟他们俩皆是天资聪慧之人，而且学识广博，肯定能在夸美纽斯的启迪下写出影响更为深远的著作。可事实上，洛克与《大教学论》擦身而过，我们在弥尔顿的文章里，也只能找到关于夸美纽斯的片言只语。因此，就算针对贵族学子，我们拥有了由首位现代心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提出的《教育漫话》和由思想活跃的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提出的《论教育》，我们依旧无法推动科学的进步，也无法对教育普及产生任何期盼。
当然，洛克和弥尔顿的著作也有其可读性及启迪意义，而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从捷克语被翻译成拉丁文后，更是成为了迄今教育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一边是弥尔顿，他那优美的散文、具前瞻性的目光，以及他在英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他的《论教育》与他提出的其他实用性建议一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另一边是洛克，他那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在英国哲学界巨大的名声，以及在儿童教养方面所提出的重要指导，皆赋予了《教育漫话》永恒的价值。即使有人认为弥尔顿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不切实际，那也不妨碍我们去感受他文字中的活力、庄严和启迪。即使有人认为洛克在《教育漫话》里关注的问题太狭隘，那也不妨碍我们体谅在他的年代学校和生活的条件都太有限的现实，并努力从他的建议中发现闪光点。
弥尔顿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
《论教育》中提出的教育目标是远大的。为此，弥尔顿写道：“我理想中的教育制度应该是完整而民主的，它适合每一个人，也能使每一个人学会如何适当地有技巧地应对任何情况，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合，也无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显然，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这样的理想几乎无实现的可能，但我们不难发现，弥尔顿提出的教育概念与现代对教育的定义不谋而合，因为这正是社会的真实需求——个体不能只是为学习而学习，更应该通过教育为生活和履行社会职责做好准备。《论教育》中强调学习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弥尔顿坚持认为“良好的普及教育必须完整而全面，它着重的应该是学习的内容而非教学的模式”。在他的理解中，教育应该以文学和拉丁语为起点，并通过提高这两种能力“吸取所接触到的书籍和文献中的精华”，弥尔顿的观点用今日的话说即“小材也能大用”。然而某些学术的抽象性和特定复杂的技术形式使我们不敢给学生们传授“过于”晦涩难懂的概念，只敢让他们学习到实用有趣的知识。
弥尔顿构思的国家教育计划或许能让学生掌握任何一门文学或科学知识，但学生实际上毫无实践经验，也不懂该如何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现代的教育要是只想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花时间做上述种种尝试与分析了。个体学习的动力可能各有不同，但合理的普及教育应该源于社会和现实生活的需求。我们不应该指责《利西达斯》和《酒神之假面舞会》的作者，说他有意忽视教学模式，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留心他的警告，如“不应把知识抽象化”。对于思维不成熟的学生，与其让他囫囵吞枣然后落得一知半解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教。幸运的是，现代教育已经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从最初的识字算数到研究进修，学生们学到的知识基本上都能在生活中加以实践，同时生活中的细节也能反过来成为他们学习中的灵感。
洛克的教育理念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并没有像弥尔顿那样提出宏观的教育方案，他只简单勾勒了国家教育制度应有的模样，然后把重点放在父母对儿童的家庭教养上。他对当时的学校没有好感，所以不遗余力地提醒父母们选择好的家庭教师的重要性。如果洛克时代的学校能有所改进，他的观点也许会稍有改变。而必须承认的是，洛克在著作中提到的儿童，与现代意义上需要心理精神身体全面发展的孩子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洛克的建议只针对家教儿童，虽然总体要旨都是好的，但细节执行起来却很困难。我们对《教育漫话》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洛克所阐述的父母和教师对儿童道德规范的理解，洛克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经验丰富，立场坚定且富有同情心，他对这个命题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总结起来，洛克忠告大致如下：不到迫不得已不要体罚儿童，也不要对孩子进行责骂、威胁、限制、利诱或劝说。当孩子表现良好时，父母应给予赞同和热情，当孩子行为不端时，也应该适度地表达作为父母的不赞同和疏离。通过这样的身同感受，训练孩子们正确的思考及行为方式。最重要的是，父母在使用道德规范作为约束时，应该先理清孩子们做事的动机和想法，而非只看到他的行为对外界产生的影响。洛克认为现实生活中稳定不变、富有同理心且公正客观的道德规范是引导孩子建立端正品格的最有效的手段。作为最初的行为准则，洛克希望孩子们先学会爱憎分明，然后再学会用理性按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分析。这意味着，父母应先教会孩子们用标准看待问题，不能单纯地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母又应以权威作为引导让孩子们将标准与现实结合，然后做出适当的应对——或妥协或坚持。
洛克在这方面的阐述十分仔细且明智，他就家庭中发生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指导比现代分析孩子天性的一般原则更有效。事实上，所有道德教育在实施时都是极其困难的，它需要有适应社会的特点和标准判断，这不但对孩子，对父母而言也是一种学习。尽管洛克对现代儿童生活以及这方面的著作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尽己所能给后世讲述了许多有用的真理。这些真理在今天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却拥有同样的效果和本质。
在学习方面，洛克赞成弥尔顿在《论教育》里的基本观点，即应该以学习拉丁语为起点。但是，他认为拉丁语的学习重点不应该放在语法上，而应该放在扩展阅读上。另外，他也建议应该将课堂学习和手工培训结合起来，这与弥尔顿提出的让学生向各个领域从业者实习的构思大同小异。其实，洛克和弥尔顿在教育理念上的区别在于：洛克重视的是个人，而弥尔顿关注的是整体。弥尔顿希望有经验的学者能教导他的学生处事正确的知识和技巧，从而形成环环相扣一代传一代的教育体系，而洛克则把如何培养出一位完美的绅士作为最高要旨。
从这个角度出发，洛克难免会被误解成是“正统教义的倡导者”，因为这种教义往往主张学习的内容不应取决于其客观实用性，而应取决于它是否能促进头脑智力的提高。洛克在《教育漫话》第176段中虽然也有提到锻炼记忆力的方法，而其中内容清楚表明，他并非如世人所言强调正统教义，只有针对通常被认为可取并可能的思维习惯和训练，他才会建议坚持理性和道德规范。
我们上面提到的两部著作都是在300年前写下的，书中反映了很多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习惯、标准和传统，书中提到的人物和文献也是现代读者所不熟悉的，这两本书的作者甚至没有机会受到当时最具前瞻性的思想的启迪。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著作中的智慧依然有研究的价值。[53]
第四节卡莱尔和纽曼
弗兰克·威尔逊·切尼·赫西[54]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纽曼和卡莱尔的声音几乎响彻大不列颠的天空。他们一个是点亮教堂中央蜡烛的圣职人员，另一个则是红遍泰晤士两岸的易怒苏格兰农民。时至今日他们的音容犹在，他们在当时提出的种种建议也依旧发人深省。
关于纽曼，马修·阿诺德任牛津大学校长时的发言始终让人记忆犹新，他说：“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下，纽曼沿着圣玛丽大教堂的过道走向布道台，然后用最迷人的声音，以语言和思想破除沉默的迷障，那就像是一段浸润人心亦苦亦甜的宗教音乐。试问，谁能抵抗如此精神魅力的感染？我仿佛还能听见他说：‘生命在经历了狂热与疲倦、战斗与退缩、倦怠与焦躁、成功与失败、健康与疾病等种种改变，困难和厄运之后，最终迎来了死亡并回到上帝的阶前，完成最后最美好的归宿。’”
关于卡莱尔，我们不妨引用日记作者卡罗琳·福克斯的话：“卡莱尔的每次登台总会吸引所有体面的伦敦市民的全部关注，作为讲师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这也难怪，卡莱尔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真诚直率，五官如雕像般，透露着不屈不挠的力量，而一双卧蚕眉下，那似乎在遥望着远方的目光中总不经意闪烁出迷人的智慧的光芒。他平日里静若处子，可一旦开始演讲，你便能清晰地感受到他那份无与伦比的自信。很多理应不该诉诸于口的话，很多理应不该对未受启蒙之人说的话，他都能侃侃而谈。而当英国人因为至美和真理爆发出喧闹的欢呼声时，他也会迫不及待地随之挥舞起他的手臂，仿佛这是给真理献上的最崇高的致意。”
卡莱尔曾抛出这样警言：“停止混乱！还原一个世界应有的模样！以上帝之名，创造！生产！为了达到目标，发挥个人最大的能量！要趁晨光尚好时努力，莫要待日落西山后叹气！”
纽曼与牛津运动
纽曼的职业生涯和个性气质都与卡莱尔不太一样，在纽曼的生活中，俯拾皆是关于神学的辩论。1833年至1845年，他成为了牛津运动的精神力量源泉及公认的领袖，该运动也因为纽曼所发表的《时论册集》被称为“书册派运动”。牛津运动主张在英国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并还原包括使徒任命、神职制度和圣餐礼仪在内的圣事经纬。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英国国教迫切地需要唤醒人民对宗教的热情和虔诚。
卡莱尔在1831年时说：“宗教不需要英勇的殉道者，也不需要精心筹谋的布道，宗教本身自有其魅力，通过灵迹记述，一点一滴地让我们明白、感受宗教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但纽曼在牛津运动实施的正是“精心筹谋”的布道，通过年复一年每个周日的努力，他迅速点燃了人们参与运动的热情，渐渐地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了很多崇拜的目光。纽曼认为教条绝不应该是圣经传统的束缚，而应该是用来建立权威并保护基督教原始精神的。他以中庸之道同时吸收了罗马教会和加尔文主义的精华，从而捍卫英国国教。他和他那些年轻的追随者们逐渐相信，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三十九条信纲代表的即是宗教权威的重要性和永恒性，他们与新教教会的分歧终将会演变成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暴。然而在充满戏剧性的1845年2月13日这一天里，熊熊燃烧的牛津运动突然被扑灭了。随后，纽曼马上逃往罗马，寻求罗马天主教会的庇护。1864年，纽曼与查尔斯·金斯莱进行了激烈的宗教辩论，并因此写下了著名的自传《生命之歌》。书中内容虽然无法就金斯莱对罗马教廷的指控提出有力的驳斥，却是他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完整性和崇高精神的一次平反。
卡莱尔和他的教育理念
卡莱尔对纽曼的评价并不高，他说：“纽曼的智力还不如一只小兔子。”卡莱尔一生都在撰写历史，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及伟人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的传记。他对社会的邪恶大力鞭挞，同时十分推崇开卷有益、沉默是金、努力工作和英雄事迹。他说“阅读能让你知道过去的一切”，“沉默是每个人应尽之义务”，又说“要趁晨光尚好时努力工作”，“熟习历史是每个伟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在卡莱尔发表的爱丁堡就职演说中，他也清楚地阐述了类似的教义。切尔西圣贤之一乔治·梅瑞狄斯曾说过：“卡莱尔仿佛一直遥望着‘永恒的真实’，他说话时就像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先知。”他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人，有关他的一切都会像之后的泰坦尼克号和奥运会金牌选手般引起人们的热议。也许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拥有闪电般的力量，能用文字为人类谱写出最奇妙的图片和最壮丽的诗篇。
无意识理论的核心
气质言辞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是否能拥有相同的思想或信仰？在维多利亚时期这可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悖论。即就算是不同的人，但在他们的内心，他们对教育或教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导想法。一件衣服再古老无用，只要有人坚持承认它的价值，他便可以用同样的想法影响身边的人——这种主导思想就是“无意识理论的核心”。
卡莱尔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阐述他提出的理念特点时，说：“真正坚定的思维应该会思考、有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费力地运用心灵的力量，就像健康的身体始终能行动自如一样。我们的内心一如我们身处的现实，能掌控的只有世界开放给我们的东西，而非是活力和生命。在我们的理解里，明确的思想源自内心的最表层，而在辩论和意识之下，冥想领域里最隐秘的深处则潜藏着人类的生命之初——那不仅是制造和沟通，更是创造。我们可以理解制造，但制造微不足道，我们无法明白创造，但创造举足轻重，因此像直观和自发这样的无意识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导。人对健康的理解不是通过逻辑和论证，而是通过直觉体验。正确的行为表现往往是自发而无意识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有病人才会体会到自己与健康者的区别。”基于这样的想法，卡莱尔提出了他关于工作和伟人的观点。他认为工作可以促使个体发挥其自发能动性，而英雄和伟人便是那些真诚、主动、愿意以一己之身成就集体理想的人。
跟卡莱尔一样，纽曼也十分肯定无意识的力量。在他名为“显隐理性”的讲道中，他提到：“‘隐藏的理性’源于‘无意识的思考’……理性不是一门艺术，是人类内心充满活力且自然自发的能量；进步不是一项机制，是成长的力量；成长的工具不是语言的规范和诡计，而是心理行为的完善……每个个体对是非曲直都有某种判断的本能，这种本能就像是上帝的神启，不但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更会影响集体的现实世界。最后，人们把这种本能作为祖先的智慧一代一代往下流传。”
纽曼坚持相信直觉和本能的力量。与个体相比，他认为民族的智慧更值得信赖。同时，他觉得基督信仰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更是集体在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演变而成的包含了远见性和亲身体验等多元化的力量，因此对纽曼来言，天主教会是基督教追随者们的信仰先驱，是“无形之力的具体代表”。
这两个伟人虽彼此不理解，但他们的观点却都基于相同的原则，即“无意识理论”。他们坚持要对道德真理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辩论，从而让信念和虔诚自然而然地在人们心中植根。而那些能明白其中体验并自发贡献出自己本能力量的人，便是能以真诚救赎世界的英雄。
第五节赫胥黎的《科学与教育》
A.O.诺顿[55]
1880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梅森理学院开学典礼上，赫胥黎发表了关于科学与教育的演讲。通常，学术演讲不仅是本地一项值得庆祝的活动，也是用来解决当前学术问题的最理想场合，但这次学术演讲不一样——那是在英国教育进步最伟大的时代中具有最永恒历史价值的一次演讲。演讲旨在为19世纪的教育而战，并标志着一项“长期奋战的开端”。演讲者的其中两位是现行两种教育体制中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其相关内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辩，最终大众选择支持赫胥黎的观点。
赫胥黎的反对者
（1）商人
科学与教育的全部意义只有在正确的历史背景下才会显现。如今赫胥黎的观点看起来很平常，那是因为他的观点已经被现代人所接受——不会再有人否认“科学是现代教育基本要素”，也不会再有人反对“科学教育是深化工业进步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1880年的英国，这对大部分从事教育相关事务的人来说是十分惊世骇俗的想法。当时，科学研究的倡导者们主要面临两大反对力量，一股来自实业家，一股来自自由教育者。
实业家之所以会鄙视科学教育，除了认为它不实用外，更担心它会对商业造成影响。即使没有科技的帮助，英国的工业依然繁荣地发展了起来，这使英国工业界的领军者们觉得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套被验证过的成功法则，不指望科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看不到科学教育和工业发展之间重要的联系，相反，在德国这片“教授的集中地”上，科学教育使它在短短25年内，从微不足道的工业小国发展成足以与英国抗衡的竞争对手。
直到那时，英国本土才开始呼吁实施赫胥黎所提倡的科学教育。
（2）古典传统
科学在自由学习圈子里也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当时，大多数教育从业者都怀疑并否认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是文化知识组成的重要部分，但赫胥黎坚信“在真正完整的文化架构中，专门的科学教育跟传统的文学教育同样重要”。可惜，当时的学术界对他的这种说法十分不屑，仿佛在英式的花园聚会中看到了一个混进来的西部牛仔。赫胥黎曾客观地描绘了1880年代绝大部分英国人所接受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曾帮助人们在过去三个世纪里搭建起整个自由教育的架构。对此，赫胥黎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很多人以为文化知识只能通过自由教育获得，而自由教育便是文字以及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同义词。另外，他们还觉得，虽然通晓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人很少，但那才叫真正的学者；其他人就算在别的方面再博古通今，再手艺精湛，也不是文化领域中的成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真正的学者并不需要用大学学位来衡量他们知识之丰富，校长和大学教师会担有这样的名位，不过是为了显示他们较常人优越。”
（3）神学家
还有一个团体的学者们也反对科学，尤其是生物学。自1859年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那天起，科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就因为进化论的问题爆发出“无休止的争论与冲突”，现代的读者几乎不可能想象这一争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给进化论和它的支持者们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暴力威胁。对于神职人员和信徒来说，进化论严重威胁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和由此发展出来的神学理论。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以赫胥黎为首，他被视为宗教的死敌，人人都称他为理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以及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宗教反对科学教育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不但破坏了原有的信仰，还传播了无神论的思想。虽然到了1880年，关于进化论最激烈的争论期已经过去了，但由此引起的余震还是不能小觑。尽管赫胥黎在《科学与教育》一书中没有直接谈及到上述问题，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依然不难感受到当时的冲击。
这一切都是现代年轻读者们无法理解的，这是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里，科学倡导者们对现实发起的挑战。
赫胥黎在“科学与教育”的演讲中以及其他场合上都不断提到了教育改革的两大优点：第一，科学教育有利于培养工人，能促进工业的发展；第二，科学教育能帮助修正目前自由教育的方式方法，有利于改善现代学习，尤其是自然科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育。赫胥黎的理念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不得不面对实业家和自由教育者的敌视。
赫胥黎论科学教育的实用性
在阅读赫胥黎的书时，首先要注意的是他与敌人交手时所展示出来的技能。虽然他总是说：我不会试图说服你支持科学教育，但对于追求实在的人，他分析问题视角也可以功利——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说服梅森理学院的创始人兼工业实业家约书亚·梅森爵士。赫胥黎其实跟你我无异，只是他相信科学教育，并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下一代年轻男女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并使之更适应伯明翰的工业发展要求。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判断科学教育的成败，梅森理学院的成功即是最有力的证据。对于一味反对存疑之人，我只能说事实胜于雄辩。
在演讲的最后，赫胥黎再次重申一般科学的重要性，因为一般科学既能是一门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识，也具备了增加工业产品多样性提高工业产品质量的实用价值。
赫胥黎对自由学者
在面对另一群死敌自由学者时，赫胥黎采用不同的方法——以理性感召。首先他会跟你阐述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的关于文化的定义，然后即使明知自由学者会反对，他也一定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学习文化知识？为什么我们彼此会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分歧？也许，在自由学者们还没有想明白该如何回答时，赫胥黎便已经缓缓道出：其实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不管是文化还是学习都应该与时俱进。在中世纪神学是唯一的文化基础，它为当时社会提供了最好的理想和标准，以便用来衡量和规范人们的生活。15世纪，大量古典文学传到西欧，并取代神学成为了文化的基础。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学、雕塑和理性思维的运用上提出了更具体的理念和标准。从此，来源越来越丰富的新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现代音乐、现代绘画和规模渐大的现代科学，开始从一个新的自然领域给予我们新的理念和新的判断标准。说到底，科学教育倡导者和自由学者之间的分歧产生的原因无非是后者的意识始终停留在15世纪，完全没有考虑到自那时以来世界知识潮流的巨大变化。如果就像大家所说的，文化发展是现代生活最好的评判，那不就更加证明了新领域知识所提出的理念和标准应该纳为完整文化学习的一部分吗？赫胥黎以史实为据，清晰地向自由学者们推广他的观点。
赫胥黎的风格和个性
赫胥黎演讲的风格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明显带着赫胥黎独特的个人标签——清晰准确、言简意赅。赫胥黎的文字和思想都有穿透人心的能力，让读者仿佛是站在窗边欣赏由他描述出来的风景，而不是仅仅捧着书卷。另外，赫胥黎的思维十分丰富多彩。据一位评论家说，赫胥黎特别喜欢钻研，尤其是对那些人们曾经研究过却半途而废的命题，这一点在他所有著作中多有体现。赫胥黎是一个强大而有趣的人，他总会在演讲时用壮丽如画的言辞狠狠打击他的敌人。
不得不说，赫胥黎是英国最杰出、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学习更好的回报。读者若有兴趣，不妨阅读他的《赫胥黎随笔选》，以及由他儿子编辑的《赫胥黎生平与书信》。读之，我们不难描绘出一幅无比清晰的人物肖像——那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理追求者，无惧于对抗也不惜任何代价，那便是诚实直率、理智且具有远见性的赫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