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哈佛经典讲座（全新增补版）》（
小说与传记
第一节概述
威廉·艾伦·尼尔森[76]
如果文学史研究者试图选出每个历史时期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他们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容易的。正如中世纪的读者喜爱具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叙事诗，伊丽莎白女王的臣民热衷喜剧，安妮女王和汉诺威王朝统治的早期英国国民偏爱说教和讽刺性的诗句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众迷恋小说。虽然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都不断有新作品问世，但从出版商的书单、公共图书馆的阅览数据到日常对话，不管依据哪一种评判标准，我们都能发现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小说这种文学娱乐形式以压倒性的优势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小说的早期形式
人类喜欢好故事的本能，是对小说感兴趣的基础。虽然这种本能起源于远古时代，就像人类的语言一样历史久远，但是小说不等同于这种本能，其产生伴随着我们对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现代的产物。民间故事的主要特点是内容简单，像《格林童话》，事件和人物都不够生动，作品篇幅有限，绝对算不上是小说的起源。《伊索寓言》不过是有寓意的趣闻逸事集，地中海国家和北欧国家的神话根本就与人类的生活无关。史诗除了字里行间充满崇高的情怀之外，关注的是重大的国家和民族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品质或者对爱的激情。
中世纪的传奇小说尽管以人物的命运为核心而且主题多涉及爱，但对主旨的处理手法初级，组织松散，只能算得上是一次大胆而有趣的尝试。同时期的讽刺性寓言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中篇小说当属现代杂志中短篇小说的雏形，不足之处在于情境单一，未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人物丰富的人生经历。小说的早期形式虽然和当代小说一样在选材上具有想象力，然而，此间所做的负面评价也证明了，相对于当代小说的概念而言，它们有着诸多不足或甚至偏差。
小说的兴起
尽管与现代小说在基础层面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但是，早期各式各样、充满想象的叙事作品还是在诸多方面推动了今日主流小说形式的形成。正如在16世纪，先后在西班牙和英国出现了流浪汉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个经常更换主人的无赖仆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他的无赖行径，揭露光鲜社会的阴暗面。故事情节同时以讽刺性寓言诗和中篇小说的形式呈现，由无赖主人公的生平这一主线串联起来。后来流浪汉小说几经变动（尤其是不再以仆人做主人公），流传至今，以萨克雷的《巴里·林登》是该类小说艺术创作的顶峰。
伊丽莎白时期的传奇小说，以诸如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阿卡迪亚》（Arcadia）之类的作品为代表，就现实性而言，其与当代小说的差距远大于流浪汉小说。然而，传奇小说随处可见的道德寓意及丰富而细腻的情感，则是流浪汉小说不具备的。直到伊丽莎白时期末，除了喜剧，很少有突出人物刻画的小说。到17世纪，人物刻画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写作类型，名为“人物速写”，独立于小说之外。人物速写主要对该时代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进行简短的描绘，有包括讽刺社会某种现象在内的诸多应用途径，当然是不以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人为写作对象的。
从约瑟夫·阿狄生和理查德·斯蒂尔发表在《旁观者》杂志上一系列围绕着虚构人物罗吉·德·柯夫雷爵士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人物速写增加了背景描绘，叙述更为精细。大约二三十年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出现。在此期间，作家以人物速写为写作类型，在典型人物的分析和描写上所做的实践意义重大。
小说和戏剧
戏剧对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产生所做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冒险故事和人物刻画。在17世纪，戏剧创作不再只青睐以国王和王子为主角的英雄主义题材，尤其是喜剧，开始把当代平民的日常生活搬上舞台，虽然不能完全符合现实，但是此类剧目繁多，很大程度上再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创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情节应精心设计，场景描述需有效地切合故事情节，人物与情节相互影响，所有因素同样适用于叙述性散文。到18世纪，小说开始登上文学史舞台，取代戏剧成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虚构类的文学体裁。从中不难看出，小说的诞生离不开现实主义戏剧所做的铺垫。
事实上，一直以来，小说和戏剧在取材上相互借鉴。不追溯太远，就拿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来说，许多编剧直接把历史、传奇故事和中篇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拿来写成戏剧，偶尔也会有作家把受欢迎的戏剧改写成叙述性散文。这种相互转换在今天很常见，很多小说在大获成功后被搬上舞台，成功的戏剧改写为小说的情形也不在少数。当然，小说长于描述的故事类型与戏剧截然不同，诸多改编因为忽视了这种不同，而导致改编效果差强人意。除此之外，要想使表达恰到好处，小说和戏剧要考虑的要素则是相同的。
丹尼尔?笛福和塞缪尔?理查森
近代小说的殊荣应当由丹尼尔·笛福和塞缪尔·理查森二人共享。笛福所创作的故事，其整体性，主要借助主人公的个性实现，故事情节以男女主人公的生平为主线展开。很多故事把大量的篇幅用在了对不法之徒的讲述上，近似于流浪汉小说，就连最受欢迎的《鲁滨孙漂流记》，与其说是长篇小说，不如说是冒险故事。笛福写作特点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他知道哪个细节该精细化处理，哪个细节该省去，最终创作出一种类似现代新闻报道中那种详尽的情境描述。然而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虽巧妙，却局限于外部描述；相比较而言，在大部分作品中，他对人物内心的洞察和对主题的深入剖析少而又少。
理查森的三大著作《帕米拉》、《克拉丽莎》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无疑都是长篇小说。一方面，他通过有条理地围绕着主角布置次要角色，阐述主题，描述社会背景，实现叙述的统一；另一方面，他以细致的手法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赋予激情和情感足够的重要性，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小说写作中的一种传统。细腻的情感在他的笔下通常会沦为多愁善感，他精心布局，用大量的笔触描绘故事中伤感和悲情的元素，成功地在读者那里产生催人泪下的效果。
菲尔丁，斯莫利特，斯特恩，戈德史密斯
在《帕米拉》中，理查森对底层人民的夸张描述和为博得读者同情而创造的理想化的主角，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菲尔丁第一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创作——对《帕米拉》的戏仿。理查森笔下的帕米拉是个善良的女仆，自尊自爱，拒绝了年轻男主角的追求，而菲尔丁把帕米拉的哥哥约瑟夫放到了相似的情境中——一个男仆，不受女主人的诱惑，借此故事讽刺理查森写作手法的荒谬。自此，他开始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兴趣，尤其是在他的杰作《汤姆·琼斯》中，他以近乎赤裸的方式揭露人性，赢得了弟子萨克雷那句有名的称赞——他是最后一个敢于刻画人的英语小说家。
托拜厄斯·斯莫利特的小说讽刺了人类的愚蠢、残忍和贪念，从中可以看到菲尔丁写作手法的影子，也或许更多的是对笛福小说的借鉴。劳伦斯·斯特恩把理查森的伤感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但不同的是他有意借助幽默的元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者混合起来，最终回到伤感的主题上来，文风个性突出，彰显了作者的才气。同一时期，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貌，集中刻画了一组典型人物，笔触柔情、伤感并伴有些许幽默。
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小说
与此同时，浪漫主义运动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兴起，以抵制18世纪的理性主义。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遥远的地方和时期特别是对中世纪的兴趣被重新唤起，但是这种兴趣浮于表面，缺乏真正的见识，流于伤感，仅在哥特式传奇小说中得以体现。《奥特兰托城堡》通常被认为是这一小说变体的开端，作者霍勒斯·沃波尔是著名的辉格党大臣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之子，属于当时伦敦上流社会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者。沃波尔对中世纪的精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洞察和理解，只不过是出于对中世纪铠甲、家具和建筑的一时爱好，激发了他写小说的好奇心，而非诚心诚意地尝试文学创作。
在“惊险小说”的创作中，真正的领军者其实是拉德克利夫夫人[77]、克莱拉·里夫斯和一小撮没名儿的模仿者追随其后。这些女士的故事背景都设在遥远模糊的骑士时代，场景是古老的城堡，城堡中有隐秘的活板门和地下通道，家族鬼魂时常出没其中；情节多半是邪恶的叔伯或卑鄙的邻居夺走了家族财产，继承人失踪，又历经坎坷设法夺回财产，女主角通常内心脆弱，多愁善感，小说的人物都是普通传奇剧中千篇一律的角色。以M.G.刘易斯为首的“恐怖派”促使这一小说类型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刘易斯的绰号“修道士”源自他的长篇小说《修道士安布罗西奥》，这部小说把哥特式传奇小说中恐怖和纵欲的因素演绎到了极致。
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很没有价值的文学形式，很多人曾尝试把它发展成类型明确的历史小说，但都没有结果，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传奇小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并把它推向了顶峰，实为当时文学界的创举。事实上，司各特在大量的阅读和训练中，早已积累了历史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基础。他剔除了哥特式传奇小说中过于伤感和荒诞的成分，用他累积的丰富史料和传说加以充实，借助理性和幽默感使情节发展得不紧不慢，通过鲜活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司各特的时代过后，小说创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故事往往开门见山，情节的推进更快，对话更生动逼真。然而，司各特饱含深思、引人入胜的叙述势必会魅力长存，他笔下的男男女女至今看来依然有血有肉。他为英国乃至欧洲开创了历史小说，后继的作家都以师承于他为荣。
优雅现实主义——社会风俗小说
在约翰逊博士的时代，一位著名音乐家之女、女王的侍女范尼·伯尼，以她在伦敦上流社会的经历作为素材，写出了一部观察敏锐、叙事准确的社会风俗小说——《伊芙琳娜》。司各特同时代的同行简·奥斯汀是她的后继者，简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女儿，她对世界的认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她所生活的那个郡，以及偶尔去度假的温泉疗养地巴思等其他地方。但她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把有限的生活经历写成书；[78]她用细腻忠实的笔触对乡绅、牧师、老妇、爱管闲事的妈妈和待字闺中的女儿以及他们的生活加以刻画，描述之精细几乎无人能及。她文笔流畅，在文中对人或事的讽刺从不直接点破，让人摸不清她的个性，并由此避免了使作者的个性介入到故事和读者之间。可以说，简利用有限的故事场景、普通的事件和平凡的角色设定，绘制出了一幅完美精湛的微型图。
在一些方面能与描写英国外省生活的奥斯汀的小说相匹敌的，有埃奇沃斯描写爱尔兰生活的小说，费里尔描写苏格兰田园生活的小说。这几位女作家代表了一个直至今日依然活跃在文坛的小说流派，在美国，这一流派以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小说反映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如新英格兰的朱伊特小姐、威尔金斯小姐、里格斯夫人，南方有詹姆斯·莱恩·艾伦、乔治·W.凯布尔和托马斯·尼尔森·佩奇，中西部有梅瑞迪思·尼科尔森和布思·塔金顿。
维多利亚时期的伟大小说家
50年前，两位伟大小说家的拥趸加起来几乎构成了整个读者群体。这两位小说家尽管各有不足，而且随着欧洲大陆小说的发展，这些不足更加突出，但他们至今仍跻身于顶尖作家之列。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以菲尔丁的作品为典范，全心全意地描写英国社会，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主要是安妮女王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社会。他对于生活的看法是绝对地站在英国人的角度，或者可以说仅仅局限于这个角度，因此他对人事的见解未免有失偏颇。天生的感伤情怀，在后天对人性阴暗面的敏锐观察的影响下更为强烈，因而他的作品中总少不了浓浓的嘲讽意味，以至于让人误认为萨克雷是个典型的愤世嫉俗的人。尽管如此，凭借超凡脱俗的文笔，对人类情感深刻的洞察和同感，以及把社会的方方面面描绘得鲜活生动的能力，萨克雷仍称得上是文坛的大家。
同时代的查尔斯·狄更斯因读者众多而更胜一筹。早年经历使他认识到了一个卑微的社会阶层，让他对那里人们的悲惨遭遇有了鲜活的认识，这个阶层比萨克雷所描绘的阶层更加卑微，其经历也更加不幸，这促使他撰写诸多作品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公，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的人道主义运动总与他联系在一起。尽管狄更斯对他那个时代的改革影响很大，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他笔下抨击的社会弊病太过具体，必定会损害其作品的永恒性和艺术价值。但我们依然欣赏他妙趣横生而温和的口吻、那些纷繁复杂（尽管有时候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所特有的趣味，还有他的故事里庞杂的角色，仿佛画着众生相的讽刺漫画，在各个场景中每个角色都至关重要，引起读者的兴趣，令人难忘。
影响小说的科学与哲学
尽管萨克雷和狄更斯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幽默元素，但长篇小说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非常严肃的文学形式，肩负着传播重要的道德真谛和社会真相的使命。在更为杰出的大师笔下，小说一直都是严肃的。自从达尔文理论问世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广泛而深刻，在小说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乔治·艾略特在作品中强调个体性格的形成受自然法则的影响，体现了她的哲学和科学学识，尽管她也极具幽默感，但并没有像与她时代间隔最近的前辈们那样沉浸在吸引人的戏谑中，而是代之以对艺术使命和生活责任的可能显得自命不凡的见解。科学的影响在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威力是如此具有毁坏性，让人无力抵挡，致使他的读者为个体的无助而感到沮丧，同时对于仁慈能否制伏击垮个体的外部力量深怀忧虑。然而，这些作家展现了对人物心理的深邃洞悉，对推动小说艺术向着愈加全面深入地描绘人类生活全貌这一进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相比之下，乔治·梅瑞迪斯的小说少了些阴郁，但在技巧上毫不逊色。他的风格一度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理解，这阻碍了他的作品在更多读者中流传，但技巧派的同行都把他奉为大师。他在写作之初，部分受到了狄更斯的影响，然而最终，梅瑞迪斯在文学史上获得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是最有智慧的英语小说家，或者说他是小说家中对人物思考和理性表达着墨最多的一位。但不要就此以为他的情感贫乏，就悲剧情节而言，很少有小说场景能比《理查德·法弗尔的考验》中的结尾更让人肝肠寸断。
除了现代科学，近来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的作品也对英语小说产生了影响。要想追踪这些渊源，就必须考量那些仍在写作的人，阅读大量难以描述的作品，况且对于这些创作，迄今为止我们尚不能奢望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即便是这篇对英文小说历史的简短概览，亦足以显示出小说杰作数量之巨大。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容易收集到，这是现代读者最不能忽视的一点。然而，正因为如此，人们可能根本不会细细地去读，不去思考其目的和方法，所以，现在试着去理解其创作目的和成功的条件，是大有裨益的。
小说的目的
在思考小说应该实现怎样的目的时，听听一些著名作家说过的从事这门艺术的理由会很有趣，也很有价值。自私的个人动机会很容易被人们遗忘。许多作家像普通人一样渴望获得名利，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的目的。然而，有些人写作既非着眼于金钱，也不是为了名声，比如简·奥斯汀，她去世时留下了相当一部分作品没有发表，很显然她生前也无意发表。由于人的动机通常都比较复杂而非单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即使是那些坦言为生计写作的人，或者承认受野心驱使的人，也必定有其他的考量，追名逐利与一些更深层、更利他的目标并非势不两立。
最后提到的这一类的目标当中，最常见的说法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道德水平。对于这一点阐释得最清楚莫过于理查森，《帕米拉》的序言十分具有代表性，值得在这里详尽引用一下：
“可供消遣和娱乐，同时又能引导男女青年思考，让他们变得更加智慧；
“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灌输宗教教义和道德观念，使得宗教和道德也一样令人愉悦、让人受益；
“能以示范的方法来说明父母、子女和社会的责任；
“可还原恶习的本来面目，使它理所当然地令人憎恶，也可展现美德亲和的一面，显示它的美好；
“可准确地刻画人物，使每个角色丰满而独特；
“如果上述的美好目的能够以一种自然、可信、生动的方式实现，同时调动每个理智的读者的激情，吸引他们对故事的关注；
“如果上述建议有价值或值得称赞，那么以下书信的编者可以大胆断定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了。”相似的是，他把《克拉丽莎》奉为“女性的典范”，将其塑造得既完美又“具有人性的弱点”，指出她的缺点主要是免得“神的恩典和圣洁的品质”无用武之地。
相比之下，菲尔丁就没那么啰唆了，但态度同样很明确。对于《汤姆·琼斯》，他声称“在这部历史里我很真诚地试着推崇善良和无邪”，并且“极力用欢笑让人类摆脱他们所钟爱的愚蠢和恶行”。关于《阿米莉亚》，他说：“我真诚地以此书弘扬真善美的理想。”萨克雷惯用的反讽口吻和他分析人类动机的本质表明，他像菲尔丁一样，希望通过嘲讽和蔑视让人们彻底摆脱愚昧和恶习。
狄更斯的做法很特别，他把个人进步与制度和习俗的改革结合起来。他是这么说《马丁·朱泽尔维特》的：“在这个故事中，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从各个方面来揭露人们习以为常的恶行，让人们看到私欲是如何膨胀的，是如何从最初一丁点儿的私心发展成残忍的魔鬼的。”同样的，“我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让读者看到，在那些被人忽略的贫民窟，公共卫生多么需要改进。”
与这样的道德主张不同，司各特承认“我为大众娱乐而写作”，这听上去非常谦逊。而且他一再重复这句话，他希望能“缓解人们内心的焦虑”，“舒展那些为日常劳作而紧皱的眉头”。有时候他的目的和那些更为严肃的同行们的道德论相近，“取代坏的思想，提倡好的思想”，“引导无所事事的人学习本国的历史”。
有目的的小说
和前文所述的传统观点不同，当代严肃的小说家普遍认为，小说最基本的作用是真实地描绘生活。他们不但用这一目标阐释他们的工作成果，也用来检验他人工作成果的价值，而不管那些人有着怎样的创作意图。他们还以此为标准，揭示了“有目的的小说”（无论是有关道德还是社会）带来的特殊危害。
他们指出，理查森用“示范”的方法教导人们向善去恶，往往容易造成人物过于黑白分明，导致形象失真，因为哪怕是最好或最坏的人，其人性也既有善的又有恶的；同时，这样的塑造也不会给读者留下印象，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找不到实证，始终怀疑其真实性。同样，如果小说家在写作中想要证明一个观点，就像狄更斯在其作品中所做的那样，揭露济贫法的糟糕、监狱的肮脏、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法律迟迟不能出台的危害；或者像较现代的作家那样，呼吁保障妇女的权利、揭露加尔文主义的虚伪和商业婚姻的丑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夸张、偏重叙述的某一方面或主观干预事情的自然发展来证明这个观点，旨在通过展现“善良终将战胜邪恶”劝谏人们行善的做法也同样面临非议。因此，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作品丧失真实性和影响力。以讽刺或娱悦大众为目的的写作同样如此：前者展示所要讥讽的人或事物的特征并加以强调，这样很有可能会做过头；后者的情况是要想找到稀奇古怪、令人惊叹、神秘莫测或者搞笑逗趣的素材，可能要以舍弃真实自然的素材为代价，导致的结果就是读者心怀疑虑，不能全身心地享受、沉浸于假象的乐趣，也不能欣赏艺术想象的益处。
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
热衷于追求生活的真实面貌是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趋势之一，这一追求驳斥了较早的“教导和欢愉”目的论，与科学观的胜利密切相关。最积极的提倡者有时对此直言不讳，左拉说：“我们要琢磨的是性格、激情、人类和社会事实，就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无机物，心理学家研究活的有机体一样。”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就是构建在这一观点之上，虽然成果并没有和预想的一丝不差，但他在作品中直接把海量的数据式的真实细节拿来放在一起，而不管它们是不是合乎大众口味和社会常规、是不是得体的做法，完全是这种观点的佐证。
并不是所有的当代现实主义作家都这么机械地诠释他们的信条。很多人相信作家能够记录真实的生活，同时又不必持有极端的态度，认为这种记录一定不能沾染上作者的个性。当然，如今人们普遍认同，这种绝对的客观性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之所以不可能的理由有很多，且不谈整个人生，即便只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其所包含的事实之数量巨大、纷繁芜杂，要完整叙述，必须牵扯到成千上万其他的事实，它们本身也牵涉到整个人生经历和不可追溯的渊源。因此，即便是在最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选择也是必不可少的，选择什么对作者来说意义重大，而在选择的过程中，个人的因素就已经介入了。
艺术层面的真实和绝对意义上的真实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艺术层面的真实和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每个人在日常交往中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有关艺术的探讨中，就算是专业评论家有时也极有可能混淆。我们都知道，就算只报道有关一个事件的纯粹事实或是一个对话的原词原句，也能够给听众以完全虚假的印象。而艺术家要面对的是典型，而不是个性；是经久不变的特征，不是暂存的事实；是精神内涵，而不是字面的意义。
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人们这样讨论一本书：某个评论家激烈地批评书中某个事件不真实，而此时，作者的一位朋友得意地回答道，作品中的事确实发生过。假设这个评论家的批评是公正的，下面的情形两者必有其一：要么是作者不理解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看不清其真正的诱因和关联，所以事实的真相他自己也不得而知；要么是作者脱离了事件的关联而直接讲述事件本身，这样就让读者无从得知真实的故事。显然还有第三种可能，评论里讨论的是件“怪事”，超乎寻常，有悖于自然规律，但在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就像八条腿的小牛犊的出生，这样的事件本身并不适合呈现在对真实的生活场景的系列描述中。当然，这种反常是有原因的，但其原因却鲜为人知，这就使得第三种可能成我们第一个解释中的一个特例——事件的真实原因没有被作者呈现出来。
作者的人生哲学
很显然，小说中只记录孤立的事实或试图脱离作者个性的影响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尝试有可能违背真正的事实。因此，在材料的选择、材料的处理及展示上，作家就需要发挥自己艺术评判的能力。这种评判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对人性及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这一看法是他通过毕生反复的观察和思考而得出的；它所涉及的结论，影响着他对所观察的一切事物的诠释，它通过影响作家对主题的选择来影响其创作。如果个别的人和事是他所认知的普遍真理的绝佳例证，就自然会吸引他的注意，激发他进行艺术处理。作家会选择巴杰特所说的“文学性”主题，亦即适合于铺展成文的主题，正如他把适合入画的主题称为绘画性主题一样。
有目的的小说的合理之处
现在，我们不妨把上文的结论作为参考，衡量一下像理查森的作品那样致力于提升读者道德水平的小说，是否具有目的的合理性。事实上，重要的是作者在作品中阐述观点的方式，而不是这种行为本身。对生活的观察让理查森认为确实有这么两种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帕米拉和克拉丽莎大致一致，他们的命运按照他描述的方式受制于他们的性格和社会，他只不过是恰当地运用这些来证实经历带给他的对生活的看法而已。然而，他并没有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来修饰笔下的角色或人物的经历，而是使之符合他希望人们相信的那个世界，因而他在艺术上是虚假的，他所描绘的图景是失真的，现代读者往往不感兴趣，也不相信。
现在整个问题就变为：作者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是艺术的真实性还是效果？如果他更关心的是具体效果而不是真实性，那么他的“有目的的小说”就理应得到这个短语通常带有的那种鄙视。如果他首要考虑的是真实性，他的“目的”仅仅是艺术层面真实性的表现，不管他内心想要达到什么实际效果，都不会有什么坏处，反而有可能极大地增加他描绘生活图景时的趣味性。
小说的价值
假设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呈现真实生活图景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工作成果的价值是什么？答案有两方面：知识层面的价值和情感价值。
普通人所拥有的经历，数量和范围毕竟有限。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固定在一个个特定的地方，社会圈子里的几类人相比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十分有限，醒着的时间大都耗在了多少有点单调乏味的本职工作以及享受那么几种娱乐活动上。在这样的生活中，常常没有太多各种各样的机会，连最为激动人心的冒险经历也只不过是细碎漫长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拥有想象力，而这正是艺术家所依赖的。有判断力的读者能够在小说家的引导下，通过想象了解全新的领域，极大地扩展生活体验（这种体验是来自他人而非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妙笔生花的作家呈现的场景和人物常常能直达我们的心灵，由此获得的认识和理解，比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感受到的更加深刻。因而我们用于理解人和事的素材越来越多，通过归纳这些素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一切全然利他的行为，都以同感为基础，而同感又建立在想象力之上。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自己处在别人的位置上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就能采取巧妙而有效的行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读小说中刻画精准的人物，让我们能认识并理解更多形形色色的人群；可以说读人物对我们而言是精神的体操，能增强我们设身处地、全心全意考虑问题的能力。因而读人物能矫治狭隘和自私，通过发动想象力拓宽视野，增加情感体验。由此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老一套“示范”、警告、报应的方法有效得多，而且真理借此不言自明，启示由此深入人心。
小说的方法
前文在说到小说作为生活的写照时，就已经暗含了小说创作所涉及的方法。当然，关于技巧，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我们会简略地提及。
无论作家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多么真实，只要没有给读者留下印象，价值就都不大，因而作品有没有影响力至关重要，因此一些作家为了获得影响力，甚至以放弃作品真实性为代价。
影响读者对作品的反响的最全面的因素是结构。一个故事如果没有组织好，情节支离破碎，找不到线索，没有高潮，没有结局，就很难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来；即便是读下来了，也调动不起读者在理性层面或情感层面的兴趣，不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记，这样的故事缺乏的正是赋予结构以统一性的那些元素。由此看来，小说家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打造衔接紧密、组织完整的情节，同时也使故事的呈现真实而自然。这就是作者面临的最大的技巧问题，因为再粗心的读者也应该具有审视和欣赏结构的能力；如果一个读者不能把作品看作一个整体，他也就没有能力来合理地鉴赏小说。
处理情境和事件时有时也需要相似的技巧。很多作家能够很好地把一个个事件单独呈现出来，而好的作家不是把事件当作一根线上的珠子，而是建造一幢大楼的砖石。
情节和事件反过来要与人物紧密相连，人物不但要刻画得清晰可辨，而且与人物促成或经历的事件应该能够相互解释。关于在小说中公开明确地分析人物是否恰当，有过很多讨论，一些作家觉得，必须只让人物的言行来阐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像在戏剧中那样，而另外一些作家则无拘无束地亲自走上台前，坦率地解释其笔下人物的动机和感受。到底这样做好不好，自然取决于作者解释的方式。萨克雷常躲在剧中人背后与读者亲切闲聊，让人着迷，欲罢不能。一方面，作者明确的阐述会为读者省去麻烦，防止产生严重的误解；另一方面，让读者自行得出结论的话，无疑能让读者感到非常满足，同时允许角色展现自我、摆脱对作者的依赖，也是小说在再现事实方面的长足进步。
本文尝试着概述了小说创作的几大原则，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流派抱有偏袒的态度。这些原则应用于各式各样的小说类型，比如现实主义和传奇小说，寻常事迹的编年史和对冒险的记录，有情节也有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的精彩故事。人类无限的历史提供了同样数不尽的主题，要想讲述好某个主题，可能时而需要强调外部环境，时而又转向事件的内部，有时需要在平常的人和事上多着墨，有时又要关注不寻常的事物，其中的技巧和方法五花八门，需要在各种情况下选择最适合的。尽管有这些变化，但要想使小说真实可信，最重要的还是要忠实于人性和人类生活最永恒、最核心的特征，同时，作家则应该对真相的呈现充满热情和兴趣。
读者可能很自然地问，既然提供乐趣是小说公认的作用，那么从小说中能得到什么样的乐趣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想要得到乐趣的人。有的读者认为没有什么比结识不同的人、拓展个人经历、学着体验他人的感受更能令人感到愉悦的了，这一点也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也可以说，为读者留下生动鲜活的印象、有力地抓住他们的兴趣，就是小说为寻求乐趣的读者所准备的礼物。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拥有广泛的生活经历和深刻的生活体验，在一个每时每刻都有意义的世界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让自己的行为在这个世界获得反响。精通小说艺术的当代文豪亨利·詹姆斯用一个准确绝妙的隽语总结道：小说家为让读者体验生活而倾其所有，这不就是在取悦我们吗？
第二节通俗小说
弗里德·诺里斯·鲁宾逊[79]
在本次讲座里，我们要讨论的作品在时间以及空间跨度上都非常大。其中有《伊索寓言》，这部作品集以公元6世纪一个希腊奴隶的名字命名，但实际上是由他之前和之后许多代人逐渐创造出来的；有《一千零一夜》，这部作品包含了来源各异的东方故事；有《达德伽旅店的毁灭》，这是中世纪爱尔兰冒险故事的典型代表，还有格林兄弟所代表或者安徒生所模仿的民间故事。在这样一系列作品中，题材和风格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初看起来可能找不到什么共同特征。但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作品——或许安徒生童话除外，都属于散文体通俗小说，而安徒生故事集是对类似作品的艺术模仿。
“通俗”的含义
在这里使用“通俗”这个术语，当然是从学术含义上来说的，跟普通意义上的时髦或流行没什么关系。如果更严格地去定义，通俗作品应该是匿名的而且是连续多个作者的共同作品。通常在成文之前，通俗作品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口口相传，因此，它们在风格和形式上被打上了传统的而非个人的烙印。
对于通俗作品的确切属性和范畴，一直众说纷纭。单看民谣诗，从它唱歌跳舞的人群中，有时候确实可以看出共同创作的过程，但散文体故事就不同了，民谣诗那种集体创作的机会就不存在了。不过还是接连不断有不同的叙述者对同一个故事进行改造和添加，使之成为共同作品，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完全对该作品负责。
通俗作品在散文体和韵文体中都体现了不同阶段的艺术技巧。比如我们能看出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出自一位高水平的诗人之手；再如《一千零一夜》，很多人怀疑，其风格和结构很可能是由文学素养较高、技巧娴熟的一位作家或一群作家塑造出来的。
关于这一文学题材整体的历史或者某些作品的确切属性，有很多问题还未有定论，但世间有大量文学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财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其来源和传播过程而言，它们是大众的，这也就决定了它们的特征。
现代人眼中的通俗文学
退后几代，我们现在研究的这类作品在文学或教育类的作品集里，可能地位还没有这么显著。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精英阶层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开始对通俗文学产生兴趣，或者说是正式开始关注的。之前，尤其是在古典标准盛行的时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指研究诗歌、哲学或演讲中的大作品，而批评艺术主要包括从此类大作品中总结出的规则和标准。大众的作品，即使有文人加以关注，可能也会用傲慢的态度来看待，或者用正规的标准进行评判，比如阿狄生在称赞歌谣《切维·蔡斯》时，称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埃涅伊德》的叙事方法。
但后来，文学批评的精神发生了改变，作家甚至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吹捧一切通俗作品。他们夸大作品形成过程中大众的作用，以至于把《伊利亚特》和《贝奥武甫》视作整个民族的共同作品。人们重新开始以高级的形式欣赏通俗文学，于是开始对通俗或半通俗小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学者致力于收集世界各地的民歌和民间故事，并加以研究。大部分人都对诗歌非常热忱，因为最多的力气和聪明才智都花在了对《伊利亚特》或《尼伯龙根之歌》这类伟大史诗的研究上。不过，很多通俗散文体叙事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研究。
通俗文学对高雅文学的影响
尽管通俗小说在文学史著作中并不是一直地位显赫，但它长期以来对更高雅的文学形式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古代世界，这一点非常明显——戏剧和史诗所改编的神话通常源于诸神和英雄的传说故事。承载着道德智慧的寓言故事自然一直是演说家和作家们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在12世纪的玛丽·德·弗朗丝或17世纪的拉封·丹这样的诗人笔下登峰造极。
尽管全本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是在近代才被引入欧洲文学，但这本故事集中的那一类东方故事早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就已经在欧洲广为传播，为欧洲中世纪小说提供了大量素材。上个世纪，诗人们在“好人哈伦·拉西德”时代的传说中也找到了一座丰富的素材宝库。同样地，许多高雅诗歌和传奇小说一直取材于北欧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以凯尔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传奇或者现代德国格林故事集为代表。很多伟大的戏剧和诗歌的内容都来源于某个童话或传说故事，比如饱受迫害的灰姑娘的故事，或者父子两人不经意间卷入生死决战的故事。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的基本要素都源自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与达德伽的传说差别不大，经过宫廷诗人和文雅的传奇作家的润色，我们常常很难认出那个最初版本的故事。故事的寓意发生了变化，而且故事发生背景被挪到了一种更高级的文明里，处理这些故事的作家们常常意识不到故事素材的历史和它们的含义。不过，在过去的100年中，批评研究的其中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展示了文学艺术最杰出的作品是如何取材于民间传说的简单要素的。
通俗叙事文学的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俗小说在文学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即使不考虑历史标准，就通俗小说本身而言，这类作品也拥有丝毫不亚于艺术文学的人情趣味。
安徒生和格林兄弟的故事集，总体上叙事方式非常简单。这些故事讲述的情节都很简单，是被本土化了的，但大部分都看不出明显的民族或个人特征。它们深受各地人民的喜爱，而且不管民间故事是从哪里收集到的，它们所描述的故事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伊索寓言的叙事同样处于一个简单的阶段。爱尔兰的英雄传说就更复杂一点，里面有情节的累积，结构与史诗有点相似，主人公也是较为明确的，有半历史半传说的性质。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故事重现了北欧英雄时代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英雄传奇中所穿插的叙事散文和数目众多的诗歌，都说明在古老的吟游诗人中存在一种独特的、在很多方面依然很原始的文学传统。
终于，《一千零一夜》在一个新的方向上为我们呈现了更加复杂的进步。虽然故事的基本构成要素依然是野兽寓言、神话传说以及关于爱、勇气或阴谋的民间趣闻，但这些故事是在一种富庶稳定的文明社会里塑造出来的，并凭借历史上的成熟，描绘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习惯。许多故事，像之前提到的那些作品一样，作者的名字都无从知晓，很明显是很多人历经数代共同完成的作品。但是它的文学风格却显然已经十分完整了，这些为数众多的无名作者看来都是真正的文人墨客，已经不再是那个口耳相传的时代简单的说书人了。《一千零一夜》尽管依然不是个人创作的产物，但在严格意义上，它并不属于通俗作品，而是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
然而，通俗小说即便是在最复杂的发展阶段时，也依然与通常的现代小说或叙事诗大不相同。因为它的情节通常不太注重因果联系，并且发展不连贯。它更典型的特点是，对人物研究不够透彻，而且没能如现代小说一般理性分析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通俗传奇作品比较注重事件、冒险和简单的阴谋，所蕴含的道德意义也都是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的。总体而言，它们呈现的生活哲学是本能的或者说是传统的，而不是经过深度思考的。
正因为以上原因，它们主要被视作儿童文学；被视为儿童文学还可能是由于它们主要起源于人类文明的童年阶段，或者来源于生活在更先进时代里的那些相对简单朴素的民族。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真的给儿童看的，而那些读不进这些故事的成年人，虽然在成长的岁月中有不少收获，但也弥补不了因缺失这些通俗文学而造成的巨大损失。
第三节马洛礼
古斯塔夫·霍华德·迈纳迪耶[80]
在所有的英语作家当中，托马斯·马洛礼爵士可谓独一无二。他的杰作《亚瑟王之死》可能完成于1470年，于1485年由英国最早的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出版发行。因此，跟之前人们的藏书室里只有羊皮纸手抄本的时代相比，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印刷业已经开始使得欧洲各国的语言变得更加稳定；他距离我们的时代已经很近了，所以他有幸成为第一个我们能够轻松愉悦地阅读其作品而无须进行特别研究的英语作家。除了偶尔会读到一些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的词时需要查查字典外，尽管马洛礼采用的语法和表达习惯有些老气，但是他的书读起来就像现在的杂志或小说一样浅显易懂。
不过，在他执笔写作的时候，欧洲文明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还都很贫瘠。大西洋是它西部的边界，撒哈拉沙漠位于其南部，远东则是神秘的中国。当时的文艺复兴运动只触及到了意大利一个国家，欧洲其他地区毫无感觉。除了极少数学者外，所有人都是通过诗歌中的故事了解到希腊、罗马和巴勒斯坦等古老世界的，但在那些诗歌故事中，历史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大卫王、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披上了中世纪的盔甲，他们的宫廷也像卡佩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宫廷一样气势宏伟。
马洛礼颇具中世纪精神，就好像他是一个死于200年前的人，但实际上他死于哥伦布启程探索大西洋的40年前。很难想象，他去世仅仅半个世纪，英国人便开始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品读荷马，路德便把《新约》翻译成了德语；又过了几年，欧洲大国就开始筹划自己的殖民帝国了，当今的世界强国即是由此而来。我们应该庆幸马洛礼生对了时代，这才给我们留下了《亚瑟王之死》这样一部充满着中世纪精神却又没有中世纪晦涩语言的作品，尽管这部作品在风格上还是带有中世纪的魅力。
传奇故事
即便不谈《亚瑟王之死》风格上的魅力，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很重要，因为它是丁尼生所说的“最伟大的诗歌主题”最浅显易懂的中世纪版本。中世纪对欧洲艺术和思想宝库贡献了几项瑰宝，其中最丰富的就是数不胜数的传奇故事了。这些故事描写的，有的是圣徒和殉教者，有的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骑士，还有几个更出名的骑士成了伟大史诗中的英雄。
齐格弗里德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现在是日耳曼英雄时代的代表，但其实一开始他并不比其他六位出名，比如维罗纳的迪特里希，他的故事是日耳曼民族在公元4世纪至6世纪动乱的迁徙途中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个要说的是查理曼大帝，无论是在中世纪传奇故事中还是在历史中，他都是个大人物，他于800年的圣诞节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中世纪还有一位更伟大的史诗英雄，就是亚瑟王，英国读者比其他国家的读者对他更加耳熟能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托马斯·马洛礼爵士。
历史上和传说中的亚瑟王
亚瑟王的传说来源于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的征服。日耳曼人在这个岛屿上建起第一个殖民地之后的300年里，不列颠人逐渐被逼进了威尔士和坎伯兰的大山里以及康沃尔半岛上，还有些不列颠人穿越英吉利海峡，把阿莫里凯变成了布列塔尼。他们的惨败几乎是整齐划一的，不过，在公元500年前后，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撒克逊人都无法再往前推进。这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就是亚瑟，他是一位卓越的将军，但可能不是什么国王。就是现在，经常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人也会引来许多故事，如果你不相信，去看看有多少与亚伯拉罕·林肯有关的奇闻逸事就明白了，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所创造的故事充满了奇迹和征兆。就这样，英雄传说被创造出来；就这样，亚瑟王的传说逐渐成型。或许，亚瑟去世后没过多久，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就开始使他名气大增。
在亚瑟赢得胜利300年之后，一位名叫奈尼斯的不列颠修道士写了一部所谓的编年史，我们从中得以通过文学的眼光看到这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英雄传奇，因为奈尼斯把几个神秘故事引入了有关这位不列颠领袖的传说。可以假定的是，海峡两岸的不列颠人（亚瑟赢得胜利是在大规模移民到阿莫里凯之前）都用相似的方式把奇迹和冒险行为联系到民族领袖身上去。这些英雄传奇逐渐传到了不列颠人的邻居们那里，因为这些故事妙趣横生而且押韵好记，它们很快在法国和英格兰家喻户晓，但始终是在民间流传，因为对这些“老太婆听的故事”，上流作家是看不上的。
然而，诺曼征服使人们迅速对与英国有关的一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就包括英国的传奇英雄们；于是，早在征服者威廉的孙子斯蒂芬在位时，蒙默思郡的牧师杰弗里就从不列颠的诸多传说中汲取材料，自由地加以改动，冒险出版了他的《不列颠诸王史》——一部用拉丁散文题材写成的所谓编年史。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不列颠国王亚瑟的故事有了文学形式，书中讲述了他的节节胜利，以及如何死于莫德雷德的出卖。很快，其他的一些作家，大多数是盎格鲁-诺曼人，或者受到盎格鲁-诺曼文化影响的人，也开始利用杰弗里所用的那一类素材。他们不仅称颂亚瑟的圆桌骑士，还有些杰弗里没有提过的各种各样的骑士。因为杰弗里的《编年史》以及早期的法文版亚瑟王传奇都被西欧其他所有的语种翻译或改编过，所以到13世纪初，亚瑟和他的骑士们的故事就已经步入了世界文学的圣殿。不管流传到哪里，这些故事都保持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全都富有诗意，全都有地理位置混乱和历史事实差错的问题，国王、骑士和贵妇都是跟写这些故事的作者同时代的人物，人物都不像6世纪的人那样举止粗鲁，却很像中世纪的骑士。除了杰弗里的作品，早期的亚瑟王传奇都是韵文体的，而且不同骑士的冒险故事构成了不同的传奇故事的主题。
对于这些故事里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中世纪和之后的作者们并没有进行修改，亚瑟和他的骑士们一直是骑士时代的典型传奇代表。但早在13世纪，作家们就开始把诗体传奇故事转变为散文体。然后，他们着手把一些骑士的传奇故事浓缩成一个传奇故事，最后逐渐地把所有的骑士都网罗在一起，想要呈现一个完整的亚瑟王和他的主要骑士们的传奇故事，却显得十分笨拙。由于材料来源十分多样，抄写时也错误频出，这些大杂烩的故事时常相互矛盾，让人读起来一头雾水。其中一个晚期的抄本可能是马洛礼所采纳的主要原始素材，他可能是参考其他抄本的记录对这一素材进行了修改，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把所有这些材料整合到一起，不管怎样，他并没有改变这个传奇故事混乱的局面。不过，总体而言，马洛礼的作品在结构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它是关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这个中世纪留给我们的故事的最好、最清楚的综合版本。
圣杯传说的历史
和其他主要的圆桌骑士故事一样，圣杯的故事也来源于岛上民族凯尔特人古老的民间传说（如果不是来自他们的神话的话）。在不列颠人和盖尔-凯尔特人之中都流传着一个类似于圣杯的器皿的故事，传说这个器皿能够起死回生、包治百病；他们通常把这个器皿与矛（有时候是与剑）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有爱尔兰神话故事提到有一口能满足任何人愿望的锅，还提到了一杆矛、一把剑，还有一块“命运之石”，这块石头可能与“漂在水上”的石头有些联系（加拉哈特从这块石头中拔出了他的命运之剑）。有一种猜测是，圣杯本是凯尔特人传说中的异教护符，在中世纪传说中被演变出了基督教意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圣杯传说是在1175年前后进入了伟大的亚瑟王传奇的，演变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带有中世纪基督教意义，这可能是由于那个名为圣杯的神秘器皿隐喻了圣礼杯的神圣秘密。因此，珀西瓦尔，一名优秀的世俗骑士，也是首个圣杯英雄，在13世纪初被加拉哈特替代，加拉哈特是被一个不知名的传奇作者创造出来的，创造的目的就是塑造一个理想的禁欲主义英雄。圣杯俨然成为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使用的杯子，成为圣餐杯的象征。曾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字，记录了圣杯从巴勒斯坦到不列颠的历程，《亚瑟王之死》中并未提起过这些。故事中的奇迹是按照《圣经》解梦的方式来诠释的，故事里称加拉哈特的父亲兰斯洛特爵士“出自我主耶稣基督后第八世次”。人们在这部古老的传奇故事上嫁接了许多宗教因素，其中就包括“所罗门王和他妻子的神奇故事”，以及他们的三个纺锤，还有所罗门的船，与其说这些很“神奇”，不如说是毫无意义。
马洛礼在自己的圣杯传说中引入了中世纪基督教的迷信和愚昧，同时也引入了它的神秘之美，这一点颇具中世纪传奇的特征。加拉哈特可能缺少人情味，但他是天真少年的完美代表，他由“一位善良的白衣老者”引导着，坐上了危险的坐骑，穿着“红绸外衣”，身披红色盔甲，“披一件貂皮披风”。他一定是冷静沉着的不可知论者或是无知无觉的清教徒，当圣杯神奇地出现在亚瑟王宫中时，他没有因“圣灵降下的恩典”而产生敬畏之心，也没有被卡本内克和撒拉举行的弥撒仪式打动。马洛礼同样用世俗方式描述的圣杯故事也是典型的中世纪传奇。“高贵爱情”，即骑士应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女士，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兰斯洛特把自己献给桂妮薇儿；遵守骑士誓言，以及忠诚、贞洁、礼貌、扶弱助困的骑士理想，还有在激情燃烧时把这些誓言抛之脑后——所有这些在马洛礼版的圣杯故事中都有描写，在《亚瑟王之死》的其余部分也能找得到。卡克斯顿曾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了一句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贵族骑士精神，礼貌、人道、友善、勇敢，爱情、友谊、懦弱、谋杀、仇恨、美德以及罪恶。”但这本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善，而不是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那段历史中流芳百世的英雄事迹，从中能感受到仁慈，感受到优雅，感受到骑士精神”。
第四节塞万提斯
杰里迈亚·丹尼斯·马赛厄斯·福特[81]
1547年，在西班牙大学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小镇上，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个穷医师，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在塞万提斯小的时候，他们家还四处流浪，从阿尔卡拉搬家到好些个不同的城市，比如瓦利阿多里德、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塞万提斯很可能没有读过大学，据推测，而且这个推测有理有据，他后来取得了教师资格，成为马德里一所学校的教师。1569年，他成为意大利高级教士阿库阿比瓦的侍从，这位高级教士是以教皇特使的身份来到西班牙的，这年年底，塞万提斯跟随他去了罗马。
他在罗马没待多久就于1570年当了志愿兵，在一艘军舰上战斗，效力于奥地利的堂约翰。在勒班陀海战中，他们把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但在战斗中，塞万提斯左臂受了重伤，落下了终身残疾。不过，在意大利疗养了一段时间后，他又陆续参加了一些战役。后来，他对战争感到厌倦，于是请军队长官和那不勒斯总督为自己写了推荐信，于1575年9月乘船返回西班牙。他起初想拿着这些证明材料回到家乡谋取职位，却丝毫不知道即将面临一场灾难，他所乘坐的那艘船在途中被摩尔海盗劫持，他被带到了阿尔及尔，由于海盗看到这些称赞他的信，就认为他是个地位高的人，于是就想利用他敲诈赎金。
由于家人和朋友无法凑够海盗索要的天价赎金，塞万提斯就在阿尔及尔被监禁了5年，这是他人生中最非同寻常的经历。终于，由于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得以获释并回到西班牙。关于自己在阿尔及尔做奴隶的经历，塞万提斯曾在戏剧《阿尔及尔的交易》和《堂吉诃德》“俘虏”那一情节中提到过，而民间传说当中记载的就更多了。他似乎曾多次试图带领基督徒俘虏一起逃跑，却并没有受到惩罚。可能海盗们觉得他就是个疯子，而在穆斯林的观念里，疯子不管做了什么冒犯之事都是可以不用处罚的。
塞万提斯的文学创作
回到西班牙之后，塞万提斯可能又在军队中短暂服役，但到了1584年，他就已经开始认真地进行文学创作了，因为在那一年，他写完了自己的田园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这部作品没什么优点可言，塞万提斯对牧羊人和牧羊女生活的处理，跟很多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此类作品一样矫揉造作、乏味无聊；不过，它偶尔也流露出了一些真实的情感，有人分析，是这部作品使他对卡塔利娜·德·帕拉西奥斯的求爱最终成功。由于自己没有什么收入，而婚后经济状况又捉襟见肘，塞万提斯觉得自己可以靠着为西班牙舞台剧写剧本来谋生，那时候的西班牙舞台剧已经步入黄金时代。事实证明这不是个好办法，他在这段时间写的20多个剧本既没有取得艺术上的成功，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收入。这条路走不通之后，他只能在财政大臣手下做一名低级官员，领取微薄的薪水。1587年之后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忙着为皇家军队征收补给，或者从很不情愿的臣民那里为国王收税。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塞万提斯很可能一生都在穷困中度过。但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依然不断写出了很多赞美朋友、庆祝这件事或那件事的诗篇。有人曾评价说，塞万提斯的诗没有什么想象力，而且也不生动形象，不过，如果他去写些庄重的题材，倒是也能写出好诗来。在这段时期，塞万提斯并没有仅仅在家里吟诗作赋，他还在卑微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着；还有件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事情——构思《堂吉诃德》。有传言称他是在狱中完成《堂吉诃德》的，但这个传言来源于对小说序言中一个段落的解释，这解释又没什么道理。不过，可能因为在狱中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于是他第一次有了写书的想法，而该书第一卷很可能于16世纪最后的10年到17世纪初的三四年间完成。1605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分问世，赢来一片赞扬之声，于是在国内外迅速再版，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训诫小说
但这之后再过11年，塞万提斯就离开人世了，据我们所知，在这些年里，他过得并不比过去好多少；虽然他手头上可能稍微宽裕了，因为出书给他带来了一些收入，他的赞助人雷莫斯伯爵也对他慷慨解囊。在《堂吉诃德》的第一卷的其中一章里，塞万提斯提到了一篇名为《林孔内特和科尔塔迪略》的流浪汉小说。这篇小说是他的原创作品，连同另外11篇短篇小说一起收入了他1612年出版的《训诫小说集》。即便塞万提斯只写“训诫小说”，他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名气也应该无人能撼动。它们是迄今为止用西班牙语写成的结构最完美的短篇小说，虽然它们有时会大逆不道地冒犯道德，却很有趣也很真实。《训诫小说集》在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看到，弗莱彻、马辛杰、米德尔顿和罗利这些英国戏剧家都从中汲取灵感，在他们某些戏剧的情节里可以找到《训诫小说集》的影子。
在创作这些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同时，塞万提斯也在加紧创作《堂吉诃德》第二卷。后来，他听说一个化名费尔南德斯·德·阿维亚乃达的人创作了假冒的《堂吉诃德》第二卷，并于1614年在阿拉贡的塔拉戈纳出版，于是他匆忙完成了这本书的第二卷，写完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冒险的大结局，并于1615年出版。塞万提斯的时日不多了，但他仍然笔耕不辍，直至与世长辞；在临终的床上，他完成了一部关于爱情和冒险旅行的小说——《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在马德里去世，据说是跟莎士比亚同一天去世的，但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因为英国和西班牙用的历法不同。据推测，他应该长眠于马德里一个救赎派的社区之家。
《堂吉诃德》的创作目的和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在塞万提斯的所有作品中，《堂吉诃德》是最有资格受到现代世界关注的一部，因为它是迄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也因为它是西班牙贡献给全人类的唯一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西班牙送给我们这份珍贵的礼物，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了快乐和灵感，虽然堂吉诃德第一次出门冒险已经是300年前的事了，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却从未减弱。
塞万提斯刚开始创作《堂吉诃德》时，就打算用它来嘲讽骑士传奇小说。早在100多年前，骑士传奇小说就通过描述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英勇行为，诱惑着西班牙人。它们只是使他们痴迷于那些早已不复存在的中世纪精神，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严肃而琐碎的现实世界转移开。实际上，早在17世纪之前，骑士传奇的影响力就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正是《堂吉诃德》给了它们致命一击，因为在《堂吉诃德》面世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骑士传奇出现了。
塞万提斯是如何达到目的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也写些骑士传奇，却把它们植入现代生活里，让人们看到这样做的荒诞之处，总之，就是要向人们证明它们已经过时了。但塞万提斯构建的结构比他一开始计划的还要宏大，在他的笔下，小说的发展超越了作者最初的意图，最后成为一部伟大的现代小说，令无数读者爱不释手，人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它是为了攻击一种文学类型而写的。一位研究《堂吉诃德》的资深评论家莫瑞尔·法悌欧说：“塞万提斯本身只是突发奇想，《堂吉诃德》源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即嘲弄骑士小说，没有料到有什么更大的发展，但实际上它却逐渐成为反映了17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的伟大小说，这个时代的所有典型特征，包括感情、激情、偏见和制度，都在这部小说中有所体现。因此，除了作为一部小说以及作为实践哲学领域一部伟大专著的价值外，这部书的十分有趣之处在于它将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状态拉回正轨，并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良知。”
第五节曼佐尼
杰里迈亚·丹尼斯·马赛厄斯·福特[82]
早在13世纪，意大利人在文学领域就开始表现出讲故事的天分，他们就这样一直保持着这一爱好，直至今日。不过，19世纪之前，他们更喜欢讲些短篇小说或小故事，而不是篇幅更长、主旨更深刻的长篇小说或传奇这样的散文体叙事小说。虽然，早在14世纪薄伽丘就写出了《菲亚美达》；早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安德里亚·达·巴布里诺就写出了《法国王室》；早在15世纪或16世纪，意大利就有了田园浪漫小说（《阿卡狄亚》）、冒险小说以及其他充满了色情、情感或道德教化的小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品要不然就是缺少风格，要不然就是比起散文体小说，它们更适合其他文体，比如说《菲亚美达》、《法国王室》和桑纳扎罗的《阿卡狄亚》就属于这种情况。17世纪和18世纪基本上没什么可说的，19世纪初，随着福斯科洛的《雅可波·奥蒂斯的最后书简》的出版（1802年），真正的长篇小说才开始在意大利出现；随着曼佐尼的历史传奇《约婚夫妇》于1827年面世，长篇小说才成功地在意大利站稳脚跟。
曼佐尼的生平
1785年3月7日，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他从未使用过自己的伯爵头衔）生于米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外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切萨雷·贝卡里亚侯爵。他的早年经历主要是在米兰求学，他从小就热爱文学，而且自己又刻苦地阅读文学书籍，使本就具备的天才的种子逐渐发芽长大。他之所以最终走上文学道路，也因他与和蔼可亲的意大利诗人蒙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十分敬重蒙蒂。
1805年，他跟随母亲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经常参加各种沙龙，那里的氛围完全是理性主义的和伏尔泰式的，在这种氛围里，他接受了怀疑论学说，不过没过多久，他就不再受怀疑论的影响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法国学者兼作家克劳德·福瑞尔建立起了友谊，此人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岁月里，都帮助了曼佐尼在思想上走向成熟。1809年，曼佐尼回到米兰，并于那一年与新教徒恩里凯塔·布隆德尔结了婚。两年后，他的妻子皈依天主教，而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加上他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对家族世代所信仰的宗教的爱，于是也开始跟着妻子去教堂，后来一直是一个虔诚的领受圣餐者。
他一直居住在米兰地区，并于1821年写了一首值得一提的颂诗——《5月5日》，用来纪念拿破仑的死，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创作《约婚夫妇》。1827年这部书出版的时候，他举家搬到佛罗伦萨，一度深受大公爵的喜爱，这位大公爵用《约婚夫妇》中的场景装饰他的宫殿墙壁，他也赢得了政界要人和著名作家的欣赏，比如朱斯蒂、卡普尼、尼可里尼、莱奥帕尔迪等人。不久以后，他回到了米兰，却痛失爱妻和女儿朱莉娅（1833年），朱莉娅之前嫁给了小说家马西莫·达泽里奥。在这段悲痛的日子里，他的朋友们，尽管有些鲁莽却才华横溢的哲学家罗斯米尼以及小说家托马索·格罗西，给了他很多慰藉。1837年，曼佐尼再次结婚。
在1848年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他表现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鼓励他的三个儿子英勇抵抗奥地利军队，当时奥地利正忙着征服他的老家伦巴底地区。但奥地利人还是胜利了，他于是退隐到马焦雷湖畔的一处乡村别墅里，直到1859年伦巴底再次解放，他才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国王维托里奥·伊曼纽尔授予他荣誉，并赏给他一笔养老金，这让窘困中的他非常感激。1860年，他入选参议员，在宣布意大利王国建立的那届议会担任了重要角色。1864年，他又是投票支持把首都从都灵迁往罗马的国民大会成员之一。他从未到过罗马这座圣城，但却于1872年被选为罗马荣誉市民，于是他写信给市长感谢这一恩惠，在信中抒发了他对意大利完成统一的喜悦之情。1873年5月22日，曼佐尼与世长辞。
诗人兼评论家的曼佐尼
曼佐尼是现代意大利诗人当中一流的，他除了写些抒情小诗和应景诗之外，还创作过《圣歌》，他在该赞美诗中用诗歌的形式完美地彰显了基督教的高贵与圣洁，着重强调了它的慈爱、希望，以及对所有人类疾苦的最大慰藉；颂诗《5月5日》前面提到过，颂诗《1821年3月》歌颂了皮特蒙德自由党的壮志和努力。他还有两部诗剧《卡尔玛涅奥拉伯爵》和《艾迪尔欣》，都属于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期间的杰作，是早期意大利语历史剧的典范。《卡尔玛涅奥拉伯爵》讲述了在15世纪，人称卡尔玛涅奥拉、冤死在雇主威尼斯人之手的著名雇佣船长弗朗切斯科·布索内的故事；《艾迪尔欣》讲述的是发生在伦巴底的事，故事发生在伦巴底国王德西德里乌斯和他的敌人、征服他的查理曼大帝的时代。
在曼佐尼其他的一些散文作品当中，值得留意的是一些文件，他在这些文件中探讨了能否将法国的统一体系应用于戏剧创作（《致肖维特先生的一封信》）和意大利浪漫主义流派的写作目的（《与马西莫·达泽里奥侯爵论浪漫主义书》）。在各种作品中，他探讨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意大利文学的真正语言形式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非常明智地提倡半岛各地的意大利作者都使用佛罗伦萨人的语言。
《约婚夫妇》
曼佐尼的名作中，首屈一指的当属《约婚夫妇》，我们前面提到，曼佐尼在1821年就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其创作加上印刷总共花了大约6年时间；不过，由于他觉得佛罗伦萨语才是有修养的意大利人的标准用语，所以这本书甫一出版，他就开始删除里面的方言和法语词汇，这部小说于1842年再版，用纯托斯卡纳语完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小说的主线很简单；主要讲的是农民洛伦佐和他的爱人露琪娅之间波折的婚姻。当地的一个恶霸堂罗德里戈一心想霸占露琪娅，于是在臭名昭著的意大利亡命徒的协助下，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结婚；教区牧师本应不顾一切外部影响主持他们二人的婚礼，可在恶霸堂罗德里戈和他那一帮狗腿子的威胁下，牧师不敢为他们主持婚礼。最终堂罗德里戈患瘟疫死去，有情人终成眷属。胆小的教区牧师唐阿邦迪奥，在接受他高贵的上司、红衣主教圣卡尔罗·伯罗米欧的教诲后，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曼佐尼承认他模仿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写作方法，把小说嵌入了历史背景，使之符合当时在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情感。他选择了1628-1631年这3年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在这段时间，米兰被西班牙控制，并且因可怕的饥荒和瘟疫而变得了无人烟，小说中的人物活动地点就在他所熟知的科莫湖与米兰城之间。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他认真研究了与这场瘟疫以及这一时期行政事务相关的论著。然后，凭着艺术家的直觉、对历史和社会环境的详尽了解、分析人类最微妙情感的能力，曼佐尼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并且通过这些角色的活动，生动地描绘了17世纪初期的伦巴底。
曼佐尼在意大利大概是仅次于但丁和阿里奥斯托的伟大作家，也广受大众喜爱。他在其他国家也很快得到认可，比如德国的歌德、法国的夏多布里昂、英国的司各特，都肯定了他的才华，而且司各特还因这样一位天才模仿了自己的写作方法而感到十分自豪。
第六节传记概述
威廉·罗斯科·萨耶尔[83]
传记是了解伟大人物的钥匙。我所说的伟大人物，并不是那些富翁、手握特权或者血统高贵的人，这样的人在所有的时代、在所有的地方都有很多，并不稀奇，我所指的是才华横溢的大师、事业突出或者因做了某件特殊的事而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的人们。怕麻烦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本能，而自传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捷径，使我们能与过去四千年里的大师级灵魂进行交流，使我们从中汲取无穷的乐趣。当然也不仅仅是乐趣，因为生活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强。
我们要培养才干、塑造品格，使自己像轮船一样，能够在任何命运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我们要志存高远，不论道路上是玫瑰还是荆棘，都要不遗余力地去实现自己的壮志，因为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名人传记会充当我们的榜样，为我们指明道路。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烦闷过、忧愁过，这时候我们都试图摆脱自身的困扰。也有的时候，我们或是命运不济，或是有些悲伤，或是做了不道德的事，或是铸成大错，这些又使我们困于自身之内，画地为牢。这时候传记就会来拯救我们，在看到还有人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事时，我们就会忘掉自身的痛苦。知道还有其他人类也经受过折磨，也经历过失败，但他们从中找寻到了力量，去忍耐、去奋斗，我们的悲伤所带来的孤独感就不再那么令人心碎，犯了错的人感受到的痛苦的孤立感也就随之消失了。
很显然，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喜剧、悲剧还是小说，都是为了引领我们走出自我，为此，它们教导我们虚构的人物是如何计划又是如何行动的，是如何体验快乐又是如何忍受痛苦的，是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败的。许多小说具有伟大的魅力或象征意义，因此富有价值，我不想贬低任何这样的作品，我稍后将会讨论小说与自传的联系，现在我只需这么说就足够了：称一部小说忠于生活是对其最高的赞美。在军营里愠怒的阿喀琉斯，因嫉妒而发疯的奥赛罗，误把风车当巨人的疯子堂吉诃德，靡菲斯特，贝基·夏普，纽康姆上校，织工马南，以及小说世界里其他所有经典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永存，皆是因为他们被塑造得极为逼真。但传记所描述的却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虚构的生活。
传记非颂歌
传记不像小说那么流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读者先入为主地觉得，传记作者肯定只会拍马屁，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通常十分完美，简直都像是怪物了。而其实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是魔鬼和天使的混合体，所以在我们看到完美无瑕的人物时就疑惑起来，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于墓碑上的墓志铭，不管写些什么溢美之词我们还都可以忍受，正如约翰博士所言，写墓志铭的人又无须对天发誓自己所言都是事实；对于公开致颂词的人，他所说的恭维话我们听的时候也不过就打个折扣；但若是墓志铭或颂词被写成了一两册传记，我们就可能看都不看一眼了。
现在很少有人去写这种传记了，因为它们一看就是假的，没有人会上当受骗。对于要从政的人来说，可能还会默许别人把他们画得更像阿波罗，而不像他们自己；但这些作品，就像流行漫画一样，很快就被大众遗忘了。在早些时候，甚至在说英语的人群中，地位低贱的人给地位高贵的人送的一样礼物，就是赞颂。对于君王、教士、贵族、将军、诗人、艺术家或哪怕只是小有名气的人来说，谦虚是一种失传的技艺，因为这些人从来就不知谦虚为何物。直到最近，还有一位既愤世嫉俗又阿谀奉承的首相透露说，就连他这样的人都满足不了君主的虚荣心。然而，总体而言，现在流行的是不谦虚之人假装谦虚，而职业拍马之徒的机会却愈加少了。不过我们只需要浏览一下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记，就会发现那些最虚伪的传记和传记语言里也恰恰贴着真诚的标签。总有客观的记载或时代特有的语言、语气，使它们露出马脚，因此不论是多么狡猾的作家，至多也只能欺骗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自己那一代人。
如果因为害怕被某个狡猾的传记作者欺骗而不去阅读传记，我们就会错过无穷的乐趣，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只要稍加训练就能明辨真假——这是一种知识领域的间谍工作，充满了神秘感和意外惊喜，而且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
在写作的时候，人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自己的感情，自传作家也不例外。有些人不读自传，是因为觉得写自传的人肯定会故意把自己写得比现实中更智慧崇高、更聪明勇敢，这种看法是十分愚蠢的。虽然贝温尤托·切利尼在《自传》中所记录的任何具体事件我们都无从查证，令人惊叹的《自传》却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切利尼，一位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衰落时期的大师：多才多艺又不走正路，迷信鬼神却不信宗教，个性迷人，为了铸造一枚完美的勋章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一时兴起而准备谋害邻居。还有歌德，他写出了有史以来最虚伪的自传，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事件进行重新安排，使这些事件更具备小说所需要的连续性和重点，就连他这么装腔作势的人，用这么装腔作势的手段，也还是没能隐藏（如果这是他的意愿）他最真实的自我。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抛却对自传的种种疑虑。最好的传记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即便是中等甚至下等的传记，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有很多传记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真实的内心，这就好比在矿石里发现了宝石一样令人眼前一亮。
阅读传记的乐趣
阅读传记的乐趣，就是和最高级的人类交往所带来的乐趣，这种丰富的乐趣是我们在活着的人中间感受不到的。虽然你有可能结识你这个时代很多有趣的名人，但如果没有传记这种能重现历史、使死者复生的艺术，你就还是无法结识前人。不过，因为有传记，你只要坐到书桌旁，就可以与拿破仑、俾斯麦、林肯或加富尔面对面地交流。你无须跑到他们的客厅里苦等他们出现，还只能交谈片刻，他们在书架上随时等候你的大驾，没什么事会打搅到你。他们说着，你听着，他们向你诉说内心深处的秘密。卡莱尔原来这么狂暴，路德原来这样直率，斯威夫特原来这么尖刻，但他们必须承认，那些缺点正是你窥探他们内心深处的入口。因此，你很有可能比他们的同代人更了解他们，你对他们的了解可能比你对密友的了解还要透彻，甚至比你对自己的了解更加透彻——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很会自省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很难分析出自己复杂的动机，但对他们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所以然来。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发现自己身上那些特征的本质，不管是好的特征还是坏的特征；与我们相比，不管他们多么富有或聪明，我们看到的与他们的差别都只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是相同的人性、相通的人情把我们和传主结合在一起。如果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对他们的生平如此感兴趣了。
刚才我随便提了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及宗教、文学的领袖，我们大概是不可能见到他们真人的，但借着他们的传记，就算是最卑微的人也能跟他们建立联系。我们都会有一些想法、感情或经历，不管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些经验都会因为跟伟人的经验相似而立刻显得高贵起来。然而，传记并不仅仅伟大，还很有趣味、很有意义，因此它跟其双生艺术——肖像画非常相似。假设用同样的绘画技能，那么能画出的最完美的肖像并不是王公贵族的肖像，而是那些能体现或揭示人物个性的肖像。维多利亚女王的面孔，就算是让达·芬奇来画，也不可能像蒙娜丽莎的面孔那样引起世人的关注或兴趣。有人十分钟不到就揭示了女王的脸，它非常简单，而且不会带给我们什么灵感；而蒙娜丽莎的微笑，400年来一直令我们着迷，因为它是那样神秘，那样无法捉摸。
虽然若是论影响力，有些人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有时候他们的生平却充满了魅力，比如理查德·杰弗里斯所写的《心灵的故事》。也许有人不喜欢这本书，因为我曾把它推荐给一个朋友，他却告诉我，这部作品读起来太气人了，于是他就把它扔进了火堆里。但如果你认真去体会，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内心真诚的声音。所罗门·麦蒙的传记也是如此，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被禁锢在残酷的种姓社会中。约翰·斯特林才华横溢，可惜英年早逝，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深远的作品，不过，多亏了卡莱尔为他写的那部生动的回忆录，使斯特林不致埋没，每当看到这部作品，我就想起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
传记写作的困难之处
这些实例足以说明，要写出一部伟大的传记，并不需要伟大的人物做原型，但却需要一个伟大的传记作家来执笔，因为传记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单就传世传记杰作很少这一点，我们就能下这样的结论：技法高超的传记作家，比技法高超的诗人、小说家或历史学家还罕见。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谬论是，任何人都能书写生平，这就好像谁都能画出肖像画或谱出奏鸣曲一样荒谬！一般在一些名人去世之后，他们的家人就会着手编纂他的回忆录，结果也就是写出自己家族的、带有偏见的观点，跟国王和女王的官方传记一样谎话连篇。
只有从死者的公共关系里我们才能听到更全面的评价，但从他备受宠爱的妻子或饱受溺爱的子女那里，我们只能了解到他是如何扮演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的。
个人感情，尤其是挚爱，可能而且通常都是为自家人写传记的人无法克服的一个障碍，就像明智的外科大夫不应该给他最亲的亲人做手术，传记作家也是一样。
传记作者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同情心和想象力，再加上艺术家的抽离能力——部分源于直觉，部分源于良知，有了这些，个人感情就无法再搅扰写作了。虽然博斯韦尔这位英语世界里的传记大家，狂热地崇拜约翰逊，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就是竭力画出完美画作的艺术家，而不是对偶像顶礼膜拜的粉丝。身为麦考利的外甥，乔治·特里维廉爵士在给麦考利立传的时候，是很有可能被家庭因素妨碍的，但他具备的传记作家的素质超越了这种家庭因素，因此我们看到，他对麦考利的记述，就和博斯韦尔对约翰逊的记述一样恰到好处。
这些例外证明，将自身从创作中抽离以及宏阔的视野，是传记作家不可或缺的能力，抽离能够确保公正，宏阔视野则是由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同情心和想象力构成的。
培养鉴赏传记文学的品位
即便你天生不具备欣赏传记文学的品位，也是能够很快获得的。无数人都是因为小时候读了富兰克林的自传而开始对人物传记感兴趣的，这是一本奇书：年轻人会陶醉于书中朴实而丰富的故事，老年人会欣赏书中所体现的精明、乐观、坦率、智慧和幽默。富兰克林为自己立传正如笛福为虚构的鲁滨孙立传，但富兰克林的舞台很大，不像鲁滨孙局限在岛屿上。你会随着他卷入大的历史潮流当中，你看到的舞台是欧洲而非局限于费城或各殖民地。你吸收了富兰克林自然地呈现的信息后，遍布全书的人情味会不时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他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忏悔——在他开始自我反省时，他发现自己的缺点比想象中还多；他承认自己徒有谦卑的外表，却并不真诚，他所记述的布莱多克的谈话充满讽刺。不过，要提到书中的典型段落就得先概括这本书。每个读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段话，在他看完这本书发现有未完成的句子时，他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自己就要与这位成熟的伙伴道别了。由于富兰克林还没有按计划写完自己在1775-1785年之间的经历，便与世长辞了，这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在这10年间，如果说华盛顿是美国的国父，我们完全可以说富兰克林是这个国家的教父。
你也很可能是从其他渠道认识传记文学的，比如拿破仑或恺撒的生平，或者某个画家、诗人、作家、发明家、探险家的传记，使你有了最初的兴趣。但殊途同归，结果都是使你觉得自己多了一个新朋友，它就像你生活中活生生的伙伴一样真实，却比他们更有趣，更智慧，或者更独特；它时时刻刻都陪在你身边，只要你想交谈，它就会奉陪到底，绝不会弃你而去，也不会冷淡你，不会对你的迟钝冷嘲热讽，你若无动于衷，它也不会憎恨。这是由于你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你一个人，它的精神浓缩在这样一本书里，就像美酒装在坛子里一样，你随时都可以拿来品尝。它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它。
读者与那些文学经典形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独特的。世间所有事务都具有相互性，参与双方在性情气质上会互相影响，会互相施加道德压力；但在这笔交易中，作者给出了全部，而读者，如果具备一定的能力，就会收获一切，而且不用想着回报，也不会被人说成是寄生虫。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人，就不会有谁插在你和作者之间，影响你们之间的情感。在活人当中，很少有这样的人能给予你这样理想的伙伴关系。
各种各样的传记
正是由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这样独特的关系，虽然我们结交的罪人并不比圣贤少，却不用为他们的行为承受责任的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有机会遇到变态狂或罪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通过传记作品从阴暗的一面来看待人性的局限，比如恺撒·博尔吉亚和他父亲这样的大恶棍，或者像埃泽里诺和阿尔瓦这样的恶魔，或者是从犹大到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阿泽夫这样的叛徒、密探、间谍，又或者是骗子和小流氓，比如乔治·劳、卡里奥斯特罗和当今一些“创业者”，以及一些特别令人讨厌的江湖骗子。
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这些挚友平常但不平庸，他们身上的优点，我们身上也有，但是这些优点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加完美，或者他们身上具有我们所不具备的品质，并且令我们为之羡慕。一个人身上具备相反的特征也会很吸引人，我记得曾见过一位柔弱的小个子老妇人，她简直是和平的化身，一只苍蝇都舍不得拍，但她却读过每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书，几乎对拿破仑所参加战役的所有细节都耳熟能详。
在我们进入了那些因传记的魔法而获得永生的人们所居住的领地王国之后，如果没能遇到一些在现实生活中遇不到的朋友，我们不可能逗留太久。在寻觅他们的时候，我们通常能找到最好的自我。在我们伤心难过时，他们安慰我们，消除我们内心的疑惑，使我们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有了新的动力和目标，他们悄悄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而在所有这些益处里最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为例教会我们如何活着。于是我们觉得，说再多的感激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开始仿效他们。我们不会去羡慕一个从未使我们涌起崇拜之心的人：
默默崇拜
古代伟大人物，
那些死去了还荣登王位的君王，他们肉身已死
却仍在统治着我们的精神王国。[84]
不管一个人信仰什么，他都不可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脱离别人的影响进行原创性的活动，不管我们承不承认，那些死去了还荣登王位的君王必然会影响着我们；传记使他们走近我们，并且用他们生动的生平更有针对性地教导我们。这是传记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益处，不过没有哪个健全的灵魂能一直处于狂喜的状态，所以在其他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寻找那些不是先知的伙伴。我们需要放松自我，我们的智力和灵魂一样渴望食粮。真诚的乐趣是很有价值的，而传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乐趣。
自传的价值
自传是传记中的一种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作品。通常人们对自传的偏见是，觉得它既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必定索然无趣，这种偏见是站不住脚的。除了自卫本能，人类自我表达的冲动在其他一切冲动之上。艺术家通过自己所精通的技能——绘画或雕塑，文学或演讲——来表达自己。如果他不去刻意地避免个人情感的影响，他本人的思想就会嵌入自传作品，这作品就是“他”的作品。单纯搞科学的人通过实验发现抽象的规律，他在实验过程中总是对实验器材进行杀菌消毒，避免因个人原因导致实验误差，但我们并不会因此对他这个人不感兴趣。我们会感到更加好奇，人既然容易情绪激动，内心充满矛盾，身体又都存在缺陷，又如何成功地探索广袤无垠的星空以及无限渺小的原子和电子的世界？
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达尔文是新体系的先知，当之无愧。达尔文，这样一个坚强、安静、谦逊的人，时刻受到抑郁病的折磨，但他十分有耐心，他要的不是别人称赞自己的观点或者获得奖赏，他要的是真理。
即便有些自传里的自负或自我中心看起来实在刺眼，你稍微容忍一下也未尝不可，只要把它看成某些天分的发展必然产生的分泌物就行了，就像牡蛎中产生珍珠这种分泌物一样。如果有珍珠产生，那这珍珠本身就是一种补偿。而且，这样的欺骗就像小孩子装神弄鬼一样，太明显了，我们根本不会上当。对于小人物的傲慢自负，我们所愤怒的正是看到他们的动机是让我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不过，如果自负之人的确有着过人之处，甚至有非常伟大的过人之处，即使他们身上有些令人反感的瑕疵，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在其他方面卓越的成就。而且，这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乐趣！连雨果都曾郑重其事地宣称：“法国是文明之首，巴黎是法国之首，而我是巴黎的大脑。”看到这句话，你有想要反驳他的冲动吗？当然没有，我们只是会在心里笑一笑罢了，而不会真的嘲笑他大言不惭。罗斯金在《往昔》中虽然自负得很明显，却无损于这本奇书的魅力，甚至使我们读起来觉得更加真实了。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你还不知道传记的价值何在，甚至还未感受到英语世界里丰富的自传的魅力，那你可能就读不下去传记了。前面提到了《富兰克林自传》，还有一本同样精彩的《吉本自传》。这部自传展现了这位18世纪的世界公民是那么的温和、理性、勤奋，但在这些方面完美的天才，在感情上却不太热情；他在父亲的命令下解除了与女友苏珊的婚约，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忠贞的爱人，却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个人介于才高八斗的人（如富兰克林和吉本）和多愁善感的人之间，虽然他很早就发展出了惊人的才智，却依然对宗教充满了渴望，并且凭着感觉生活。此类自白的另一个极端是纽曼的《辩护书》，在书中，纽曼徒劳地想要把情感的热血注入神学教条那僵化了的血管中。
约翰·伍尔曼的《日记》就截然不同了，作者在书中十分诚实地描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灵魂，他从不浪费时间去研究中世纪神学家提出的模棱两可的词汇，而是有意识地去接近上帝。伍尔曼唯一的缺陷在于：由于他完全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所以他从来都不屑于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和他那个时代的事，其实这都是我们很希望了解的。
其他领域的人物也有诸多自传。很多军人都写过回忆录，这里可以提一下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只有历史上恺撒的《高卢战记》能与之媲美。作家，诗人，从事不同事务的人，无名小卒以及社会名流，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他们的窗户。从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摘录》到布克·T.华盛顿的《超越奴役》，多么大的反差，多么丰富的内容，多么广泛的题材！
我们也可以在自传中见识到世界其他地方很多有才华的人，包括之前提到的贝温尤托·切利尼的自传。其他的意大利人，如阿尔菲耶里、佩里科、达泽利奥侯爵、马志尼、加里波第也在传记中获得永生。似乎与其他民族比起来，法国人更觉得自己是戏剧中的角色，所以自传在法国遍地开花，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在风格上登峰造极，在内容上引人入胜，虽然是出自最卑劣之人的笔下。
传记和历史的关系
在文学的广义范畴里，传记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有一派历史学家，确实不想将想象力仅仅束缚在一代或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研究以千年为单位，却忽视了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想要发现并阐述一套宇宙发展的普世法则，描绘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大众的集体行为，观察制度的演变。在他们眼中，连拿破仑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我并不是在贬低这些研究者付出的艰苦努力，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在时间中穿梭的乐趣，就像天文学家在空间里穿梭一样十分神气。这样的旅行令人十分爽快，而且绝对安全，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而且没有责任需要承担，一身轻松。归纳的力量，令我们心满意足，但我们千万不要因归纳带来的快乐就认为这个过程十分有价值。如果以十万年为单位，个人会被忽略，即便是用显微镜也无法恢复原貌。所以，在渐新世到新石器时代之间，我们完全可以忽略一二十万年。但当人类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地质时代、进入了历史领域之后，大众就绝对由个人来引领了，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也是很好证明的，你会发现每当两个以上的人凑在一起，领路的一定是其中一个人。
人类脱离了野蛮阶段之后，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大众始终是可塑造的，也可以说，他们都拥有潜在的能量，等着有个领袖将这些力量分配到特定的工作岗位上。在很多情况下，伟人并非由时代所造，他有一种内在的、天生的能力，能够影响、控制甚至是催眠同时代的人。我们不能说成百上千拿破仑时代的普通法国人加在一起就等于拿破仑，这个公式太荒谬了。拿破仑确实与他们有一些共同点，他的器官都与普通人一样，而且他也具有普通人所怀有的欲望，但拿破仑之所以成为拿破仑，恰恰是因为他自己那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而不是那些与普通人共有的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传记是在历史中产生的，而且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如果某个特定时期或事件留下了大量的材料，那么想要研究那些引领时代或参与重大事件或与之有关的伟大人物就很容易，而且更有意思了。因为在这项类似间谍的工作中，我们侦查的是人的命运。我们会发现，一些关乎个人的小事，比如拿破仑在伯罗的诺因身患感冒体力不佳，腓特烈二世在十字军东征刚开始时晕船，麦克道威尔在牛奔河之役的第一场战斗中染上了霍乱，这些小事却能在历史上造成大的影响。我们发现，男人和女人并非抽象的概念，有些我们所认为的人类进化的规律，其实是人类本身动机和行为导致的结果；个人的缺陷或心理扭曲，就可能会中断历史发展的潮流，或者使其偏离方向而流向意想不到的地方。
于是，国父们、将军们以及政界要员们就具备了双重魅力，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在某些时刻不再那么抽象、客观，我们能够通过那些已逝的天才的头脑和心灵，看到历史中人的面貌和行为。他们还为我们展示了当个人影响力足够大时，他的传记就会在群众中流传，而且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是传记本身。
传记与小说的联系
从另一方面来说，传记与小说有着多重联系。小说家们很早以前就发现，所有的时代都刺激着人类的想象力。这里所说的时代不包括现在，因为人们总觉得现在是最差劲的时代。
三脚凳在我们的清教徒祖先眼中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可现在它成了代表普里茅斯或塞勒姆历史的一件老古董，因为布拉德福德总督或普里西拉·穆伦斯可能在上面坐过，这凳子便价值连城了。这就是历史小说家施加的咒语，有着惊人的效果，而且，有了合适的历史环境之后，他们便引入那些曾经属于这个历史环境的人物。
出于职业习惯，小说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历史事件进行取舍，所以，如果他发现有些历史事实很难处理，可能就会改变或省略这些事实。或者，鉴于他跟传记作家一样，最感兴趣的是人物和人物角色的展开，他可能会把人物塑造得非常逼真。然而，历史人物一旦现身于小说中，我们就必然会怀疑遭到了小说家的修饰，因此就不再真实了。
至于小说和传记哪个价值更高，我们不能轻易下定论。我们不会通过贬低小说来抬高传记，就像我们不会通过贬低绘画艺术来吹捧雕刻艺术一样。如果有能够与一流小说家的才能相媲美的人致力于传记写作，文学的这两个分支的声望，至少是在文化阶层当中的声望，可能就会颠倒过来。如我之前所说，小说家最高的成就就是造成一种完美的假象，使他书里的人物读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我们也可以说，在考虑现实的情况下，小说家离开之处，正是传记作家到来之处。如果小说家的优势在于处理难以驾驭的事实，他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在人物选择方面非常受限。这一点是确切存在的，如果把上个世纪除了小说之外的记录全部毁掉，那么500年后的子孙就无法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小说的通俗化程度是其他艺术望尘莫及的，今天的小说家不敢描写优秀或伟大的人，他最多能写写普通人，再往下就只能写堕落的人，而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深入地描写后者。
如果一种艺术想要反映生活，却本能地排除那么多生活里的东西；如果一门艺术宣称唯有它才能全面展现人类各种各样的个性，却在看到人的个性彰显到极致时又默不作声，那么这样的艺术就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普世的艺术，如绘画和雕塑，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和传记，这些才是有普世价值的艺术。
1850年之后，再也没有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能创造出一个像亚伯拉罕·林肯或加富尔那样的人物，也没有一部传奇塑造出了堪与加里波第比肩的主人公。又如，举个当代的例子，即便小说家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有哪一个敢描写西奥多·罗斯福或J.P.摩根这样的人物呢？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乔治王时代的小说家和写《约翰逊传》的博斯韦尔同时掉进大海里，我一定会坚定地去营救博斯韦尔。
传记这门艺术
在讲座结束之前，我要再从艺术的角度说一说传记。如果你还未注意到写传记的人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你在这个领域就走不远了。有人能把一个明明很精彩的主题写得乏味无聊，或者把一个内容丰富的主题写得干瘪空洞，但还有一类传记作者，能把无名小卒的生活都写得引人入胜。于是你决定开始研究这门艺术的规律，看看一部好的传记有多大成分取决于作者，又有多大成分取决于传主，尤其是到底应该着重描写传主哪一部分的生活？要记住的是，不论是谁的生平，我们记录下来的都不到百分之一，传记作者必须学会取舍。但是，应该挑哪一部分呢？如何处理那些重要的、个人的以及能揭露秘密的事件呢？这就取决于传记作者自己的判断了。选择和视角相当于艺术的太阳和月亮，如果没有这两样，艺术就会黯淡无光。比如，在写哈夫洛克的传记时，写他的虔诚和他的军事成就用同样的篇幅，这就是错误的；还有，在写格兰特将军的传记时，把他后来被金融骗子欺骗的倒霉事和维克堡战役写得一样详细，这就是角度上的混乱。你只要多加训练，就能学会在一些传主被作者曲解的时候还原他真实的特征。
比较乃批评之母，它能给你带来很多快乐。我之前建议过大家去比较伍尔曼、富兰克林和穆勒的自传，可以从很多个方向去入手，你可以去查找在不同阶段传记作者视为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比如普鲁塔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古代政治家和军人的传记。现代希腊历史学家来写的话，采用的方法和产生的效果与他会有所不同吗？如果是博斯韦尔，而不是色诺芬，记录了我们熟悉的苏格拉底的生平，他会添加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在古怪的艾萨克·沃尔顿写出的沃顿、多恩和郝伯特的传记中你有没有错过什么呢？是否真因为有成千上万本关于拿破仑的传记，我们对拿破仑的了解就比对恺撒的了解多呢？瓦萨里的《艺术家列传》的统一处理手法在多大程度上抹杀了艺术家们的个性呢？
这些问题以及未列出的一些问题，会鼓励你对传记作品进行比较性的阅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三大问题：不同传记作者的技巧上有优劣之分，公众关注名人的角度在不断变化，人性本身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今天，传记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传记作者的水平也在实践中日趋提高。不过公众对传记的真实性的要求不会减弱，读者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懂得欣赏传记。
传记作者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的，这也使传记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
生命，从最初的悸动到生命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奋斗的冲动，都是为了表现自己。从宇宙产生起，宇宙以及宇宙中最微小的部分从来都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和动植物所组成的有机世界里一样，不论何时何地，永远都只有个体存在！不论是原子还是天狼星，都是个体！甚至在蛋白质转变过程中，在生命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过程中，个体也无处不在。
由于个性化是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或是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的人物，身上都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品质或具备比普通人更出众的寻常的品质。这些天分使他们有更多的朋友、更强大的力量、更广泛的兴趣，还更加魅力超群，这些都是因传记而永垂不朽的人。小说中的伟大来源于人的想象力，而传记的主人翁则是上帝亲自创造的，上帝的创造必定是人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