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1）
第十五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1）
闲话生活
老师讲得很清楚，我们全明白，
也提不出问题，可就是我们自己不会做。会照老师的样子解决老师所解决的问题，可是不会换个样子，也不会解决老师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考试只考教过的，我们不担心。不过担心将来离开了老师自己工作时会不会碰上没学过的问题。最好老师再讲得全面一些，再多联系实际，把实际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多讲些，多告诉些解决的办法。
八旗女儿心
中国女作家可能要从《诗经》中的无名女作者算起。汉朝“私奔”司马相如的寡妇卓文君也会作诗。这位司马才子曾接受“千金”稿费为陈皇后作了一篇《长门赋》，劝皇帝不要抛弃“原配”。卓文君年纪大了，作了一篇《白头吟》。“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她主动提出离婚，要求司马相如不要“移情别恋”。两篇作品都起了好作用，挽回了男人对女人的“二心”，是“良性循环”。可是那“第三者”呢？只好去演《贵妃醉酒》或《梅妃》了。三角恋爱要一角不冷，不容易。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由冰心女士、庐隐女士、淦女士（冯沅君）开始，署名“女士”的作品而不是冒牌的，有了。
不署“女士”的有陈衡哲、凌叔华。以丁玲笔名写出更新一代的“莎菲女士”以后，“女士”的署名和开玩笑的“男士”一同灭亡了。差不多从同时期起，女作家也不以“女儿心”为主题而和男作家“并肩战斗”不分你我了。到七八十年代，女作家愈来愈多。香港、台湾的有称霸文坛之势。大陆的也不落后，不但和男作家“并驾齐驱”，而且又以女性写女性，开拓了淦女士和丁玲还没有展开的领域。对比起冰心的《超人》和庐隐的《海滨故人》来，大有超短裙和百褶裙的差别了。不过好像是台、港的显出女儿心，大陆的多有男子气。像台湾李昂的《杀夫》等等那样写女写男怀探索新境之意的好像不多，而用外国化现代化电影化写法的不少。
三十年代上海曾有杂志出过一本“女作家号”，引起纷纷议论，以后再不“男女有别”了。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刊出《大陆女作家爱情系列丛书》五本。第一本是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已见到。还有黑孩、杨泥、陈丹燕、盛祥兰各一本尚未见。据说这一系列都是女的用第一人称“我”写爱情。这五位作者，我一个也不认识，且从未拜读作品，又只见一本，何妨信口开河，闲谈一番！没有“评论”嫌疑，料想不致得罪。
赵玫的小说一开头就说，女主角“我”“要写一部杜拉式的小说”，随后又多次说杜拉。看样子是法国七十多岁的“马丹”
（夫人）玛?杜拉的“风”吹过来了。这使我回想三十年代初《现代》杂志刊出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小说，现在被戴上“都市小说”、“心理分析小说”帽子了。新感觉派、超现实主义，《现代》也有介绍，但未起“风”。那时欧洲已经有了卡夫卡、《追忆逝水年华》、《尤里西斯》，中国读过原作的不少，也有介绍，更“不见些儿风影”。原因除中国情况外，可能是这些小说当时在欧洲以至于今天在世界也还是解说纷纭，未必有多少人感到“适获我心”，“心领神会”。中国和欧洲都正在大战前夕，身且不保，哪顾得心呢？只有等到战后了。法国的杜拉，我未拜读，先看到中国的杜拉，不免感觉到，我不是三十年代的青年，中国却依旧有青年迎着海洋上的季候风开襟呼吸。但不知何时能吹出强烈的中国风。
作家依性别分，决非“两大阵营”，也是一种分类法。有些看法，特别是对“爱情”的看法，说不定从来男女不完全一样。
只是女的常顺着男的思路想，以致常出内心矛盾而不自知。觉悟以后，到二十一世纪，女作家会更多，会在不止一方面超出甚至越过男作家，以致不再以“女”标榜，反倒可能是“男”
处下风而要奋力挣扎当“堂堂男子汉”了。这与外国的所谓“女权主义”毫无关系，根本不同。这是几千几百年来中国特别压抑女性的反作用。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同样适用于文艺界。
裹小脚，闭深闺，不许识字，可是仍然有从传说中的卓文君到幻化出孟丽君的陈端生（《再生缘》）。今天“大脚婆娘”公然出世，岂能不有一番作为？身体先解放，有了连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今年奥运会一开张，为中国队连得金牌的是一群女将。
林黛玉、薛宝钗哪里去了？我感觉到，现代中国男子背上的精神包袱，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都不比女子的轻，甚至更重些。
男子是自缚而女子多半是被缚。从秋瑾算起，“妇女解放”呼声虽时断时续，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女强人”发挥出潜在的和表面化的，好的和坏的，翻江倒海力量的不能算少。现在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女性绝大多数还受到男性的种种欺压，但已有不少女人大展“雄”风，毫无疑问，到下一世纪这“风”会更加强烈。这也是世界性的，女总统、女总理、女总裁接二连三。社会结构不是照性别分的，也不是照种族和宗教分的。然而这些分别确实存在，若视而不见或讳而不言，结果会出意想不到的大乱子。此时隐隐觉到这一点的人中男的比女的多，所以男的更力求女的“就范”，用暴力和欺骗，打骂和买卖，不知道也不相信，在这里作用和反作用仍成正比例。反之，男受女气也是一样。赵玫的这本小说中，尽管女的命苦，难道没有透露出女性的强和男性的弱吗？强中之强不是那位老奶奶吗？女性仍弱，弱在不知自己内力之强。男性仍强，强在依靠社会外力。女对男，找依附不行，求和男的一样也不行，压下男的更不行，唯有独立，精神独立，发挥自己长处而避开短处，才能与男平等。
我不希望出现《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对狄希陈那样“一见他，我心中就有气”，成批再现“河东狮子”。但是在文学领域中“阴盛”已迅速出现，是不是“阳衰”，那只有看男性自己。《易经》流行，六十四卦中，“天地否”，“地天泰”，为什么阴在阳上反而通泰呢？
“爱”、“情”两字分开，中国固有，墨子“兼爱”，“人情”
之常，合为一词是外来的，国际性的。书本中的和书本外的也不一样。几千年来中国有独特情况。将近一千年前，日本出现著作《源氏物语》的紫式部时，随即中国有了词人李清照。两人都是女的，著作中都涉及“爱”和“情”，又不像是欧洲文学中古代起源而近代发展的爱情。中国文学中有爱情格式，少爱情本身。例如：《孔雀东南飞》式，包括《钗头凤》式，也是《西厢》后期式，都是老一辈作梗。“梁祝”式，《天仙配》式，卓文君、红拂式，女慧男痴，女强男弱，或败或成，自定嫁娶，不是正宗。罗敷式，“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今名“婚外恋”，一直受谴责。古有义无情，今有情无义。转化为秋胡戏妻式，《武家坡》、《汾河湾》，是男子无情无义了。宝玉黛玉式，加薛宝钗，今名“三角恋爱”。实际上，宝玉是“多角”钟情，所谓“多情种子”，而且不分男女，对秦钟、蒋玉菡如对袭人、晴雯。《牡丹亭》或《玉梨魂》式，月老作媒，机缘偶合，暗中想象，恋人自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未见或偶见或梦见而情系终身，又多半由不成婚或成婚而幻影长留或破灭，或如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极为常有。何止“人面桃花”，“御沟红叶”？汤显祖的理想化艺术化使之永恒，但事实已灭亡快一百年了。青年男女古时极难会面，今日极易相逢，古之格式已不适用。古之爱情是否也随之而去？欧式爱情是否即随之而来？“爱”之必欲得，不得即成仇，这是什么“爱”？束缚解除，真面是否立即显露？古式不存，欧式、美式如何？爱情能像发型？港、台、大陆的“爱情”小说已成系列，出现了什么现代中国式？我看赵玫这本小说中，写“爱”之“心”的“我”是文章，“他”是无“心”的影像，反而其他女人是“爱”的故事，可惜又没有写“心”。以女写女写出家族，未写好爱情，只怕是杜拉害了那个“我”。
用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写小说，在中国无此传统，我觉得非常难。源泉有而堤坝多。一见“我”便认为自传，看小说如猜谜，处处想落实。习惯如此，无可奈何。这且不说。中国人和欧洲人有一区别可能和基督教有关。我们不信“原罪”，也不懂耶稣代人类赎罪。信教的不少，信“爱”的不多。不懂“忏悔”（自白不是悔过），不习惯内心自我解剖，更不擅长将“反思”表达出来。多少年多少人写过“检讨”，有多少“触及灵魂”？我们以为“激情”就是大哭大笑而不是卡门、高龙巴那样冷。能欣赏类似中国格式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而不大欣赏哈姆莱特的内心矛盾，只把他当作“王子复仇”。我们懂仇恨过于懂爱情。麦克白是不忠。李尔王的女儿是不孝。奥塞罗是贞和妒。
对剧中那些独白中由内心矛盾而爆发的“激情”不容易“动心”，对其中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却一望而知。中国古时的爱情阻碍总是外来而非内心。“惊艳”之后的“相思病”不过为了“酬简”，有肉无灵，不信灵魂。以为“相思”就是相爱，不知“思”的是什么。所以自剖难，自白难，读别人自白也难。把艺术只看作“加工”，有实无虚，非“影射”不可。越写得真切，越会被当作真实。声明“虚构”，毫无用处。不知这女性第一人称爱情系列小说能开创多少。
这本小说一再提到《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个希腊字，本义是“必然”，可以当作“命运”，其实中外解说不同。中国解为外来，容易“含冤”，“怀恨”，“不忘血泪仇”，虽“命该如此”，仍“仇深似海”。外国常着重内心，解为性格本身矛盾而不得不这样。外国以内解外。中国以外解内，重条件而轻内心。我们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外国人，特别是现代的，认为“性之谓天命”。这个“性”，无论广义狭义，中外习惯想法不同，同“爱”一样，说不清楚。
《我们家族的女人》中一再解题为共同苦难命运。个个婚姻不顺，全由外力，无关内心。这是中国人心态，不是一家一族的，但艺术品中的民族心态很难摆脱干净。汉族以外的各自有特色。例如沈从文，我先读其文，知语言；后到其地，识人情；又交其人，见风格；总忘不了三者之间的同一性。经历过讲血统出身查三代祖宗的洪流的人不会忘记自己是谁的“子孙”。沈从文在小说中不说民族。赵玫在小说中明说满族，倾慕骑马的长腿和挽弓的长臂。这个“我”不忘“八旗”“英武”，想得到一位“英雄”，可惜第一个碰到的，第二个又碰到的，都像是无心无灵魂的鬼影蒙躯壳。这是一个女人的心，也是一个民族的心吧？盼强得弱，始合终离，女人是弱者，但灵魂仍是强者。“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为爱受苦的人有福了，因为未来是她们的。老奶奶信基督教，这才是她说的“爱是永恒的忍耐”的意义。“忍”不是汉语中的常义，是约伯后代的“爱”和信，和佛教的“忍辱波罗蜜”
同是强，不是弱。弱者受屈辱“逆来顺受”不是“忍”。也不是“忍心”，不是恨，是“爱”。“忍者”是“强人”。
这小说写的“爱情”仍是古典新貌。男对女：你不爱我，我死给你看。女对男：你不爱我，我终身不嫁。男对女：你不依从，我杀了你。女对男：你不听话，我休了你，滚！这像恶霸抢亲。爱情是欺骗。婚姻是讹诈。有我无人，非主即奴，何来平等？肉体结合，不见灵魂所在。作者费力写爱，不知青年读者如何反应。
由“我”叙述，致使奶奶、大娘、婶婶、姑奶奶、大姑、姑妈、小姑、嫂子等人的生动形象只成剪影，说故事成为陪衬，很可惜。也许是作者有意分主从，突出主观的心、“我”、爱情、命运。假如采多元结构、“平行投影”以显出“家族”，会不会比“中心投影”的效果好些？
作者是好人，心太软。写小说还得学坏些。软心肠能写散文。心不狠，写不成悲剧。狠不下心把“他”写成活人，以致“他”成了道具、无心肝的木偶、机器人。雨果心若不狠，写不出《巴黎圣母院》。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口述小说时，记录者泪流满面记不下去了，他还不知道。他写爱情的少作《穷人》，心不硬也写不出。这样又苦又甜的爱心，中国人有，但极少写。
为什么？习惯是重点在外，不写内心，不能写。外在条件重于内心感受。
评论者常从个别中看出一般。创作者常从一般中看出个别。古往今来，写出中国各族人的心和爱的，写出作为平等活人的女人的，太少了。男和女是对立统一。爱和恨也是对立统一。只顾一方消灭另一方，有一无二，仍逃不出牛顿定律。
“爱情系列”五位的大作中，我只见到第一本赵玫的，以上所说无非闲话。
对于书，我以为，有些标点错乱和忽有忽无，不论有意无意，并不重要，错字还是少一点好。
东拉西扯闲话已了，戏题一绝：
铁马金戈曲已终，燕支化作夕阳红。
海滨人去涛声寂，不见须眉乘朔风。
和尚
“和尚”一词本是尊称，后来成为通称了。堪称为大和尚，使我见一面而不忘的有一位，法名太虚。
那是一九四六年，我从印度回到上海。离印时法舫法师交给我一封信，托我面交玉佛寺的太虚法师。我看过太虚主编的《海潮音》杂志，知道他是佛教学者，办过佛学院，提倡佛教改革，曾周游列国，也到过印度。法舫是他的大弟子之一，和我在缅甸认识，又在印度多次相见，托我带信，我不能拒绝，但实在有点怕见大名人。那一天去玉佛寺，心里想着交了信就走。
那时玉佛寺冷冷清清，大殿上也没有什么香火。我转到殿后找到一位僧人说明来意。他引我到禅房，通报后带我进去。
不料这位大和尚一见我竟站了起来，还向前走了几步。我连忙合十为礼，交上信件。在他看信时我打量一下室内，已有僧俗几人，见大师站起，也都站了起来。我心中不安，打算立即告辞。又不料大和尚已看完了信，笑嘻嘻对我说一声“请坐”。我只好随大众一起坐下。和他谈了没有多少句话，我又想起身告辞，更不料大和尚笑嘻嘻对我说，今天正好有几位居士布施斋饭，希望我“随缘”参加。我明白这是不能拒绝的，好比放“焰口”时向饿鬼施食。我突然回国奉母，毫无联系，说不定会成为饿鬼，也有受斋的资格。于是分享了玉佛寺的一顿素斋。
再也料不到太虚和尚结合周游列国的见闻和改革佛教旧习的宏愿，在吃斋时忽然向我提出要我当众讲几句话。突然袭击之下幸而我有防身法宝。我便将西藏保存大量佛典梵本已经证实之事说出，并说若能照欧洲人刊行巴利语佛典之例刊行梵语佛典，将中国所藏数里多而质量高的印度古典公开给世人，合成梵、藏、汉三大藏经，这不仅是对佛教，对印度，而且对世界文化思想的推动也会是一大贡献，因为除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外，世界上其他国人读汉译及藏译佛典总是比读巴利语和梵语原文更吃力得多，有四种语本对照更好。二次大战后欧美哲学思想若得印度和中国的直接交流，必将有突飞进步。这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我还想提一下由汉译和藏译校勘梵本的捷径的试验，忽然想到，当着佛教大师讲佛学岂非江边卖水，圣人门前卖字，便立刻打住，忙称谢斋，几乎说出“回向”惯语“愿以此功德，利乐诸有情”，没有出口，只因那样一来难免要合掌同宣佛号了。斋后我出了禅房，又到大殿，四顾如来和罗汉、菩萨，只有我一个人面对他们的慈眉善目。出庙后，我心中留下的太虚大和尚的笑嘻嘻的面孔至今未忘。
这样的笑嘻嘻和尚面孔在我心中还有一个，那是在印度鹿野苑募化修建中国庙宇自任“住持”的德玉老和尚。他一口湖南话，在印度多年只会讲印度话的“请坐”和“好”两个字，不懂任何外国话。他只读《法华》、《楞严》两部经和早晚做功课诵的《心经》，手头还有一本《禅门日诵》。他是信徒，不是学者。太虚和德玉两位和尚有一个明显共同点是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佛教若仅仅是讲苦行，讲出世，怎么能那么长久得到那么多人的信仰呢？真心信佛修行的人是懂得“随喜”，向往“极乐”，持“慈、悲、喜、舍”四“无量”，而且能体会达摩祖师“西来大意”获得“面壁九年”的恬静的。像宋朝人记的唐朝和尚那样擅长口舌机锋的又有几人？不过是供教外文人学士谈助吧？
将军
现在见过清朝的“将军”的人是绝无仅有了。见过民国初年的将军的人恐怕也为数不多。我少年时望见过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将军，听到他演讲。那时他已经是北伐军的将军了。见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将军和元帅的人就多了。可是抗日战争时见到国民党将军的人除军人和新闻记者外，未必多。
我在无意中会见过一位，那是去世一年多的郑洞国将军。四十年代初他是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是军长，驻扎在印度的训练基地兰姆加。五十年代以后他成为政协委员，就不是将军了。多年来我在会议上见到他招呼时都没有谈起旧事。直到几年前才偶然对他说到。他当然想不起来。他说记得我在“反右”时说过，望远镜可以从两头看，一头看去变大变近，另一头看去变小变远。这话我也记不得了。老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这次回忆旧事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
说来很有趣，大约是一九四二年，我从乡间回到加尔各答。
那时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李君一见我就说，“你来得巧，同我一起去远征军基地看看怎么样？”原来他的一位上司姓沈的经印度去美国，不能不去基地望一眼，可是他急于赶路，只想蜻蜓点水，便要这位记者同去，以便他立即脱身。李君想拉几个人陪同，只找到一位电影制片厂的汪君，凑上我正好三人。于是我刚离佛地又去军营，坐上了汽车兵团的交通车。
营地在印度东北部的一处荒野。一到，沈就带着李君直奔一所营房。我和汪君只好跟随在后。沈跑得飞快，当先进棚，我们赶到时他正和一位大个子美国军官讲话。我只听到最后的话是，沈说马上去美国，问他有什么话带去，那位站在桌子后面的上校大笑，用手比方了一个“飞吻”，沈转身便走。我见他对李君交代了几句，随即上了另一部车子如飞驶去。原来他是专为见美国军官来的。访问中国军官就由部下李君代劳了。我第一次见到美国军官，全不像个官，没个官样子。上校是这样，我想将军也差不多，怪不得同中国将领合不来。
我们三人见到了郑洞国将军。他的话很少，眉宇间隐隐有忧色，显得憔悴，说是一切事情可以和秘书及参谋长谈。于是汪君解下了照相机。这一来，郑军长笑了，说是对摄影很感兴趣。会拍电影的汪君成了谈话的主要角色。照例的事已毕，便同吃便饭。舒参谋长和两位秘书也来了。舒的谈锋很健，又毫无顾忌，发泄对美国军官的不满。原来那时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是中美英联合的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驻印军归他指挥。他不在这里，白上校便代表了他。于是中将司令要听上校参谋的话，郑军长便不上前线视察，免得要先通报那位外国参谋，只好守在基地管他的“八大处”了。郑不肯说。饭后舒却在自己房里对我们滔滔不绝。我们三人不约而同都想到，原先怪郑不上前线，原来内有隐情。后来两位秘书先后分别陪我们到处走。中文秘书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表示没想到这样没意思，打算走开。
英文秘书是一所教会大学毕业的，说，现在帮助我们抗日的盟军只有美国人，不能不靠他们。言下是受点委屈也只好认了。
参观坦克以后又看丛林打游击的训练。我们都觉得美国兵打游击还要这么讲究吃喝，怎么能打败日本兵？应当请八路军来教教这些美国军人游击战。
将军并不是都像戏剧电影中那样。这是记者李君的话，也是学戏剧拍电影的汪君同意的。那是艺术形象，不必是本来面目。
废品
“金克木！金克木在哪里？”有人大声喊。
“金克木在废品堆里。”有人大声回答。
“文革”初期，文斗将转化为武斗时，各战斗队忙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些“劳改罪犯”还没来得及集中，分在各处劳动、学习、接受批斗、改造，处理不同。一贯劳动不被揪来揪去的不多。这一天到这里报到劳动的只有我和陈两人，都有花甲左右的岁数。分派劳动的工人挠了一下头，然后举手向前一指，说:“对面有片空地，堆的都是废品，你们去整理一下。”
说完扭头不理我们了。于是我们两人在废品堆里研究整理方案。
废品人整理废品物，怎么都一样。中间我忽被叫去并无他事，不过是问交代材料附带警告两句，接着仍和陈抬抬废铁器，有时对坐抽烟，无人过问，借此增长了一点废品知识。
一揪去劳动，我就和陈在一起。我们同属一个单位。有一次忽然来了一队穿军服的红卫兵女将。为首的站在路口，叉着腰，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刚好我和陈抬着一筐土走过去，他在前，我在后，正走到她的面前。陈不慌不忙，不抬头，不停步，回答:“牛鬼蛇神。”
没阻拦，通过了。我衷心佩服。若是我，一迟疑，免不了接受“飒爽英姿”的一耳光奖赏。
另一次遇上同样情况，是监督劳动的工人阻拦了她们。为首的气势汹汹问他:“你是什么人？”回答很干脆:“无产阶级。”
这四个字起了作用，我们照旧劳动不止。
陈是台湾人。日本占领华北时来到北京伪政权下的广播电台文艺部。战事结束前后改教日文。解放后留下来。有一次我奉命去通知他劳动改变，到他家里，见到还有两架书，架上各有一部带布套和题名的《品花宝鉴》。居然没被抄走，可能是一见书名便当作讲花卉的书了。我问他为什么有两部。他说是版本不同。这时我才知道，他在“京都帝大”学的是中文。那时他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
他父亲是牧师，所以他从小学英文。“文革”中期在一次“宽严大会”上他作为典型被抓去关了起来，不久便死在狱中。
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中国话讲不大好。他们也不教独生女儿学日本话。“文革”后公安局给他平反，母女都安排了工作，几年前，女儿先去日本求学，然后这位孤身老太太也去日本了。
和陈同样兼通中日英三国语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一个杨，他在日本留学十一年，在大学念英文。太平洋战事起后，英国政府手忙脚乱匆匆成立对日战时宣传机构，缺人。重庆的中国政府派人去帮忙，于是他来到加尔各答。我在那里和他相识。
他穿军服，住在“大饭店”里，时常邀请我去陪他吃不花钱的西餐，说是他有胃病，无法多吃，可以请客，劳我代吃。他说，英国人日文不行，靠他工作，但只给他少校名义，可见“天下乌鸦一般黑”。战事结束，他本是四川人，有老父在印尼多年，快一百岁了，据说还在世，他不得不去印尼寻父。后来听说他父亲见到儿子后在一百零几岁上去世。他到了新加坡，在那里病故。
陈名信德。杨在英军中名芳洁，到新加坡后不用。“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记下来只是记我当废品和不应废而竟废的朋友两位。既非作传，又何必称名道姓？“名者，实之宾也。”实之不存，名将焉附？废与不废也就无须分别了。
酒友
老来乐，乐在返老还童，能到八十岁而有十八岁的心情，能再回到八岁，提书包上学，学认字，许多字都认不得了。
不必愁明天，无非是登八宝山“火遁”。
有的是昨天，一个个昨天。有无数的人和事，无数的情景。得意的越想越开心。失意的想想，也过来了，不过是那么回事。当时竟不知怎么那么傻，真是好笑。过去的愁苦化为现在的一笑。
有人老来更忙。上午忙打太极拳，下午忙跳迪斯科，晚上忙看电视。夜里睡到日高起，午觉睡到日偏西，好不自在。不到老年，焉有此乐？
我本懒人，一生不好动而不得不动，常以为苦。老来全身零件退化，要动也动不得。耳不聪，目不明，舌头不听使唤，只剩下脑子还能动。忽然我是十八岁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后提着行李，望着眼前的争坐客的一群人力车夫，不知道怎么办。真正是乡巴佬进城，可笑之至。又忽然发现自己独坐在小酒店中。底座埋入土中的大酒缸上盖着朱漆木板，板上放着一个大酒杯。我要的是“一个酒”，外加一小碟煮花生米，共值六个大铜板，不到三分钱。墙上贴着“新到黄鱼价三毛”的红纸条。我的钱不够买，望着敞开的店门外街上来来去去的人，一个一个辨认。老少男女各不相同，一人有一故事。我仿佛进了新世界，满脑子是新编《镜花缘》，忘了自己是活生生的小“孔乙己”。当时未必乐，此刻想起来，真是人间乐事。一个穷青年，一顿饭只吃两小碗刀削面，还要饮酒，欣赏行人，忘了人间何世，确是蠢材，蠢材居然能活到今天，又是一乐。
当年曾有一首小诗记此情景，收入自己编的诗集，题为《觅醉》。别人给我出的诗选集中没有了。大概是谁也看不中的打油之作。不过自己还有点舍不得，因为诗中那位青年老人就是六十年后今天的我，还是原样，只是不能去“酒缸”眺望街头来去的“酒友”了。不免抄下来献丑，也有“觅醉”之意。
趁这个黯然无语的黄昏，
再缓步出去寻一杯淡酒。
瞭望街头来去的行人，
悬想亘古常新的宇宙。
宇宙间充满了“缀网劳蛛”，
可流连的只有夕阳衰柳。
但我如今已不胜酒力了。
沉默的空杯是我的酒友。
读书
其一
对于书籍的读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读“书”，一是读“人”。正像教书也可以分成教“书”和教“学”一样。读“书”是以我为主，我寻材料供我用，和查考辞书类书的目的一样；所以读的书，也无所谓好坏，凡可以供我利用的都要读。
这正是写卡片抄材料的记问之学，学得好时，便是淹博。读“人”却不然：读一人的著作，想见其为人，于是尊之为师，敬之如友，研其思想，学其品行，择善而从，不善则改，所注意的是见解，所学习的是做人，不嫌狭隘，但求贯通。这样读书，结果也许只精读一部全集，但确可以受用终身。读“书”能博足以炫人，所失在浅；读“人”而精足以立己，所弊在陋。此外的读书，若不是当课本学技术，就只能算是消遣而已。
其二
“学以致用”是句老话，“不要读死书”是句新话。但从学问的本身说来，无所谓有用无用；而从学的人这方面说来，只要真学就真有用，就是说，至少所学直接对己间接对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不把“用”的范围定得太偏狭，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该事先注意这学习所应有的结果。这样便不能生吞活剥地读书，给人家当收音机。学的经过也就应当大致分做：学——思——行；打个比方说：吸收——消化——营养。
其三
抽象地论读什么书，似乎无益，其实也很有帮助。读专书，专读书，都已近于老生常谈了，实际上奉行的人还是很少。读书人大半还是喜欢东抄西撮杂凑起来的书，只求便捷，不怕肤浅，又喜欢广博而不肯专精。这都是不能牢记着上两条原则的结果。
还有一条原则也很重要，便是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我们往往翻开一本书后，一看句句都是自己心中要说的话，于是非常痛快，佩服，很高兴地看下去，以为这是正对自己胃口的好书。结果却往往是一无所得，即使有进步也很少。因为书中意见，自己既在读书之前便有，那么读了之后，自然也不过是更坚信或更丰富而已。唯有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可以使自己瞿然一惊，然后以敌人的态度去观察这本书的意见。结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从此便更进一步；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正合吾意”的书愈多读，愈无进步，愈容易流入偏狭，远不如多读几部不合吾意的书。但这样读书也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要能批判地读书，有自己存在，不为书所囿；第二是有所为而读书，不要视同看看小说之类的消遣。
1936年
“犊子”和“老骥”
第三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赛中，十四岁的李昌镐大败前两届冠军武宫正树。在这以前，据说他还击败过老师，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赛冠军曹熏铉。这一次他以天元区（棋盘中心区）一子突破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中腹大形势，好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这令人想起少年吴清源东渡日本后十九岁时和“名人”本因坊秀哉的不朽名局。吴曾以天元一子突破常规展惊棋坛。这又使人想到一百多年前日本天才棋圣秀策十八岁时战胜老将幻庵。他也是用了天元区的一着窘住幻庵。虽说大约三百年前汪汉年就曾以天元一子开局，但那时布局和现在不同，作用也不大一样。以上这些都说明艺无止境。少年超过老将推动艺术前进是正常的。老人知道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后辈会胜过前辈也是心生欢喜的。当然，不服老的如坂田荣男，年过“古稀”仍然要和小将一较高低，能下出妙手燕棋，也是难得。不过总是要后胜于前，人类才有希望。武宫正树，照我们习惯说还不到中年，未能“三联冠”，虽是憾事，也无不满，因为他的“宇宙流”依然是独一无二名垂青史的。
我们常说，“初生犊子不畏虎”，泛指勇少年。这话用久了，用多了，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稍微想一下，这不过是出于无知的无畏。犊子初生，乍见老虎，不知道它能吃自己，因而不怕。这不算勇敢。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很有豪气，但也可能是莽撞。武松过景阳冈打虎，还是仗了三分酒意。若没有“三碗不过冈”的烈酒，他未必会不想想自己和老虎的强弱就去闯。胆大并不等于勇敢。小将要有勇气胜过老师，但勇气一定是从充分估计了对方实力也就是学透了对方的能耐以后产生出来的。知己知彼才能胜算在握，勇气倍增。
即使输了，也能明白是怎么输的。照这样来形容小将的常用语，我一时想不出来。“初出茅庐”的青年诸葛亮是“胸有成竹”才能“指挥若定”使“天下三分”的。可是现在用“初出茅庐”
是指“处女作”，并不着重勇气和才能，所以也不贴切。
常说小将是“初生犊子”，不大准确。又常说老将是“老骥伏枥”，稍微想想，也不大对，显不出廉颇和黄忠的英雄气概。
“老骥”虽然“志在千里”，终究只能“伏枥”，不能和千里马一同奔驰于荒漠大野。下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曹操的这几句诗是发感慨的。他的另一首诗开头便说“人生几何”，又何尝是鼓气？这不会是预知赤壁之战将败才作出的诗。只怕是他和诸葛亮一样，料定天下一时难以统一，因而必须“挟天子”才能“令诸侯”；儿子曹丕、曹植有文才未必有武略能完成大业；于是感慨起来了。诗的末句“天下归心”明明标出这是一首为宴会上唱的政治抒情诗歌。当年曹操南下意在取刘表的荆州，灭吴是下一步。因此东吴才可能有主战主和两派。结果是曹操和周瑜、孙权都低估了诸葛亮、刘备。没想到孙曹相斗被刘备捡了便宜。所以水战一败，曹操即刻回师。他陆上力量尚强，不怕追兵北上，不妨退下让孙刘两家互斗。同时，诸葛亮看出靠荆州敌不住东吴，便西去益州。
总是让刘备夺取本家的地盘。道德上差一点，道理上却站得住。
可说这是皇族的家务事，外人不得过问。曹、孙、刘三家相争完全像下围棋，彼此互猜心思。下棋正是锻炼头脑。“体育”这个词很好。难道是一个身体可以没有头脑吗？所以下棋归入体育是当然之理。
话说回来，李昌镐这次的棋，先固边地再取中原，算计好时机，用一子打入中腹，使对方左右为难。这一子的效率之高几乎等于全局。这是少年锐气，又是老谋深算，定而后动，不失时机。这一盘棋是电视转播中临时的加码。华以刚论年岁还算不上中年，在棋坛已称老将，看到绝妙棋谱传来，禁不住要插此一曲，加上引人入胜甚至入迷的讲解。这使我大开眼界，也忍不住要插上几句外行话。不料由此想到的是“犊子”和“老骥”，说的话仍旧脱离不了文字，可见积习难除。
1990年
读书断想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读书几十年，知道的不多，忘掉的不少，到现在只能重复古希腊人的一句话:“我知道什么？”我写过文章，写过书，究竟所写的是我知道的还是我自以为知道的？我答不上来。自以为知道了，说出来，写出来，以后又知道自己并不曾知道，已经无法改变了。孔子的话很难做到。
我读书常感觉到一个问题:究竟原来是怎么说的？不是说转述的都靠不住，是说转述的人的话中有他自己的，不全是原来的。所以我总想追踪，寻根究底。讲孔子和传孔子的话的人很多，究竟孔子自己是怎么讲的？引几句话会不会断章取义？
门徒记老师的话都那么准确无误吗？隔了多少年以后，隔在千里万里以外，讲古人、外国人的话多半要算讲的人自己的。我前面引孔子的话，就不敢说我讲的就是孔子的原意，只能说是我所理解的意思。千百年来亿万人读过的书，大家引来引去，若只听别人的转述和评论，不去直接查看，不能放心。例如不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无人不读的“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老子》和《庄子》，外国书例如《金刚经》、《法华经》、《新旧约全书》即《圣经》，以及《古兰经》，这些都是影响过人类中无数人的思想言论行动的。今天的人好像不大读这些书了，但影响还在，片言只语还常被人转述。若不亲自看一下，不稍稍知道一点，对有意或者无意的转述及评论的话不容易明白和判断。
中外古书读起来不能全懂，也不一定能每部读完。不要紧，不是研究，只是想知道本来面貌，就不必钻研，不求都懂。粗读过去总比不见面好些。读不全也比完全不接触好些。见过面至少不会将男作女以老为少。转述的人甚至翻译的人也未必懂得全和作者一样。
古书难全世，也有个好处，自己知道没有完全知道它的意思。新书就不同。看来好懂，自以为懂了，可是不见得真是全懂了，和作者懂的一样了。对古书容易做到“不知为不知”，对新书就容易自以为知。所以新书、现代的书，很难照古书那样读。活人的话有时比死人的话还难懂，很容易懂错。
不过读新书和读古书有一点一样:要查问根底，不轻信转述，当心“倒爷”贩假货。然而文化“倒爷”和经济“倒爷”
不同。所谓文化交流中少不了“倒爷”，只要知道这是经过中间人的，不把译文当原文，就可以了。还有，科学和深奥思想的通俗化，虽有“倒爷”之嫌，对一般人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只不过贩卖伪劣商品不在其内。
“嚼饭喂人”
古时有人说过“嚼饭喂人”这样的话，本来是指翻译不能传达原作的好处，译的人卖了很大力量，读的人还是觉得无味，甚至恶心，好像吃别人嚼过的饭一样。
其实何止翻译？现在我们的教学中间难道就没有这种情形么？
许多可敬的老师们累得满头大汗，日以继夜地备课，几乎把学生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学生该用的心思都用了，然后才觉得可以教课了，于是把全都消化好了的，提炼了的“精华”给学生，达到了所谓“当堂消化”的目的。学生要“消化”，一点也不必费力，因为都是老师“消化”过了的。老师对一切疑问都解答过了，于是学生也提不出疑问了。
据说有人想象过将来不必吃饭，只要把必需的养分都提炼好，一针注射进去，就够一天的消耗了。老师代学生消化的教学方法恐怕就是这种不必吃饭的想法的体现。
看来效果也非常之好:学生只要把消化了的教学内容一看就行，只需要在考试前照复习提纲温课，把吞进去的在考试时又吐还给老师，就可以得五分，或一百分。
有人说这是“填鸭”法，其实是不对的。“填鸭”时，鸭子被填饲料还不免有点费力。而用这种方法，连咀嚼消化都不需要，真是“效率”最高的“先进方法”了。
可就是有一样不大好:无味。
无味还不要紧，还有这样一种效果:——“老师讲得很清楚，我们全明白，也提不出问题，可就是我们自己不会做。会照老师的样子解决老师所解决的问题，可是不会换个样子，也不会解决老师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考试只考教过的，我们不担心。不过担心将来离开了老师自己工作时会不会碰上没学过的问题。最好老师再讲得全面一些，再多联系实际，把实际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多讲些，多告诉些解决的办法。”
根据这样的反映，老师就更忙了，消化得更多了，学生吞进去的也更多了。“依样画葫芦”的实际演习也更多了。
我并不是说这样教学方法完全不对，反而要求把生米丢给学生自己去煮了吃。问题是:国家要求培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这样吞养料长大的学生？问题是:青年应该不应该被当作胃病患者和低能儿？问题是:是不是不管小学、中学、大学，任何阶段的教学法原则都要完全一样？
我想这是青年和教师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6年8月8日，署名“瑟无”）“渴望”对天津
《渴望》电视剧据说收视率很高。是满足了人们的渴望？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渴望？
许多字都有对方。饿的对方是饱，渴的对方是什么？不渴是正常的，叫做什么？“天对地，雨对风……”“渴”对什么？
“望”对什么？不望就是不望。不是闭上眼睛，也不是只看眼前，更不是失望，绝望。
也可以有对。“渴望”对天津。
怎么对得上？
怎么对得上？交叉对上意义。
望的是远处。远处是天。两眼望青天。
渴了要喝水，因为口干舌燥。口中有津液，自然不渴了。
天津，天津，能对上人们的多少渴望呢？
（原载《今晚报》1991年1月14日，署名“赤足”）围城
《围城》电视剧开头就引原著小说中的话:围城时，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话虽俏皮，作比喻很好，事实却不尽然。
围城中的人想的不是出去，是解围，是盼望城外围军离开。
城内守军想的是快来援军。明知打不过才进城守，出去岂不是送死？兵法说“围城必阙”。但一般多是围得水泄不通。即使缺个城门不围，守军也知道，逃出去必遇伏兵，被包围时又没有城墙挡更危险。不到万不得已，不冒险突围。
城外的也不见得都想进去。“围魏救赵”就是希望开去打赵国的魏军回来，目的是解赵之围，不是打进魏国。“围城打援’是要设下埋伏打援军，不是要破城进去。
语言好，不等于事实。事实是多方面的。比喻不可当真。
未必人人婚后都想离婚。
（原载《今晚报》1991年1月21日，署名“赤足”）短语寄长思
听说从前有位学者兼文人在过新年时寄张旧照片给他的朋友，附上两句英文，诗不像诗，信不像信。友人收到后莫名其妙，回信去问。得到答复说，那是两句中国话的有意逐字直译:“新年传旧影，短语寄长思。”
英文不必抄。想一想，假如每字都照字面查字典翻译，会是什么样子？
旧影未必不新。长思可入短语。要新，要短，很不容易。
摘抄大堆的书，编选别人的文，洋洋多少万言，确实很难，很见功夫。可是，若只许讲自己的话，不许抄别人，那恐怕更伤脑筋。一本大书也许剩不下多少句。我这小文也抄了两句别人的。
天下哪里来那么多的格言、警句？
（原载《今晚报》1991年1月27日，署名“赤足”）语言真奇妙
天涯，就是天边，当然很远。可是，“天涯若比邻”，又是很近。“咫尺天涯”，虽近而又远。“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又远又近，说是“哑谜”，其实这不过是说，你若不明白，走到天边也找不到。你若明白，那就问“区区”、“不才”、“在下”便是。
看过京剧《武家坡》的人都知道。
时间也和空间的远近相仿，长可变短，短可变长。“一天等于二十年”，真是豪言壮语。可是颠倒过来，二十年等于一天，就不那么豪迈了。小学生也知道等号两边可以互换而价值不变。
怎么这里不行？
从前有位军官向上级报告军情说“臣屡战屡败”。聪明的“师爷”提笔一勾，改成“屡败屡战”。照前一句呈上去，会革职；照后一句，反而得到传令嘉奖。前后颠倒，效果大不相同。
（原载《今晚报》1991年2月22日，署名“赤足”）夫妻味
从前有一首诗:“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这是说唐明皇不该抛弃贵妃杨玉环的。可是说他做得对的多。和他同时的大诗人杜甫说:“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殷纣王和周幽王亡国也不杀妃子妲己和褒姒，不如唐明皇。还有:“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陈后主在敌军打进来时和妃子一同跳井一同被捉。这样情深爱切算不了“圣明”。西楚霸王战败别姬。虞姬先自杀别霸王。这也不行。有道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到底怎么办才好？夫妻味和江山情有了矛盾。只好说，谁叫你战败亡国？可是这话也不对。唐明皇没倒霉时还有个“梅妃”，怎么样？“贵妃醉酒”又怎么样？都被抛弃，有京戏为证。这可与江山情无关啊。不是皇帝不好办，是当女人的不好办吧？
（原载《今晚报》1991年3月14日，署名“赤足”）观射一例
托尔斯泰读契诃夫的一篇小说后说了一个故事作比喻。有人骑自行车，看见前面有个小孩，只怕撞上，两眼望着小孩，全神贯注，反而正好撞上。契诃夫全力写出一个人，本意讽刺，反而使读者产生同情。
中国有个古老笑话，说是一个人练习射箭。有人来参观，站得离靶子远远的。不料这人射得太偏，差一点射中了参观者。
那人叹道:“早知道你的射法是这样，我不如站在靶子下面看你射，反倒不会被你射中了。”
这两个故事说的都是要避开没避开。一从撞者方面说，一从被撞者方面说，意思都是事与愿违，或者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文学艺术尤其是如此。效果往往不像作者预期那样。越是卖力，越容易过分，越是会得出意想不到的结果。射中的不一定是靶子。
还是实事求是比一厢情愿好，看重别人比看轻别人好吧？
（原载《今晚报》1991年3月24日，署名“赤足”）正名
孔夫子讲“正名”意义重大。我这里讲的只是人的名字。
这也和老子的“名可名”无关。
《随笔》副刊第七期刊出我随笔胡写的一篇《蔡大嫂》。不知怎么文中三处提到《死水微澜》作者李劼人的“劼’字都变成“湜”字了。两字音形都差得远。不知是不是激光和电脑开玩笑，我照他的书上署名写的吉加力摇身一变成为水加是了。
这值不得特为更正，也不用声明卸责，李老先生的在天之灵想来不会见怪。不过可以就此再随笔写点闲话。
人的名字要正很不容易。即如我现在用的这个名字本是为了好写好念不容易错或重复又无法再简才起的，不料仍然不止一次被人把木字写成本或林，或者把克字加上两竖的刀以符合五行生克。我只好认为这不是我。
中国人名字，古人今人，重复多变，不在话下。外国人名字到了中国也很难正。一个名字多种译法，这且不说。译名统一了，仍难保不会张冠李戴。例如，印度现代有三位著名的甘地。一是有“圣雄”尊号的老甘地，印度独立时被刺身故。一是甘地夫人，名字是英迪拉，是尼赫鲁总理的女儿，嫁给一个拜火教徒（古波斯人的后裔）姓甘地的。她当了不止一任总理，后来被刺身亡。她和老甘地毫无亲属关系，是他的孙女辈分。
第三位甘地也当过总理，现在还活跃于政治舞台，是英?甘地夫人的儿子，尼赫鲁总理的外孙。这三人的姓译名相同，在中国报刊上曾不止一次混淆。不久前还有篇文记一位见过老甘地的中国人。文中先称对方为圣雄，后又一再称为总理。老少男女生死有别，居然合而为一。外国人姓名译得太长不好记，短的也不好记，中国人的不长不短也会乱套。从前有不止一人问过我，金兀朮（不是简化字）是不是我的本家。现在《说岳》不流行，我不会被人当作金国贵族了。
外国人各国各地各族古今各有不同的姓名习惯。虽然姓氏来源原则相仿，但是我们汉族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就趋向确定了。汉族以外的人定下姓名比我们晚。印度、日本有不少姓氏都是近代才定的。例如大诗人泰戈尔这个姓就是后来定下应付外人的。他的族姓或种姓不是这个。外国人对于姓名不像中国人一百年前那么看重。
正名很难，于是冯文炳前辈“废名”。不料这成了他的笔下名字，比教书的名字还响亮。未名社，未名湖，没起名字成了名字。
名字不过是商标，重要的是货色。可是大家习惯于从商标看货色，于是有冒牌。我的名字不是名牌。胡涂乱抹了几十年，随手贴下种种商标。不料有的用得多了居然正式起来。现在换换商标，在编辑部挂号还有点勉强。名字比商标更讨嫌，要正它不容易，正了要改换门庭又很难。戏曲中角色上场要自报家门恐怕也是正名之意吧？难道名实总要相符吗？未必。
1991年4月
说“梦”
小孩子会做梦，少年人做梦，青年人做梦，老年人也能做梦。老年人做的是天堂和地狱的梦，过去又回来的梦。只有中年人不大做梦吧？因为现实是他们的。
为什么这些年来金庸、梁羽生、琼瑶、三毛等等台港作家蜂拥而来呢？能埋怨那么多的读者吗？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作家，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能说是弱于金庸、琼瑶，居然就挡不住他们呢？为什么连古老的外国大作家也代替不了克里斯缔老太太以至更早些的柯南道尔医师呢？恐怕是那些人会做梦、说梦，而我们所尊崇的可敬的作家是不做梦的，是讲实际的，是当教师的，一心要教育读者的。除掉有一个时期，有一些人，反对过所谓“师道”以外，人们总是尊敬老师的，可是也忘不掉做梦。尤其是小孩子和青少年，他们更喜欢变成甲虫的卡夫卡，或者是卡夫卡的两千多年前的祖师爷，变成蝴蝶的庄周。但说他们怕教训也未必。金庸和琼瑶不是也大发侠义道和爱呀情呀之类的议论吗？可见读者不一定十分在意作者发他自己的什么议论，也不大喜欢追究作者有什么“创作意图”，而注重看书时自己从那些似梦非梦的故事中得出的是什么。梦，不是现实，又是现实，是睁着眼没看见而闭上眼忽然看见的现实。写这样的梦才能引出读者的笑或者泪。只怕宝玉梦入太虚幻境就是这样，是幻，又是真。
也可以有另一种说法。提笔写点什么的人心中总是有个读者的。首先是他自己，也就是写出来以后的第一个读者。此外的读者群，有的明显，有的模糊。金庸、琼瑶等作家有点像当年的张恨水吧，是写给数量最大的普通人看的，是写在报纸上“连载”一类作品的。买报的人不看，他就写不下去了。另有一些人是为了特定的读者而写的。这些高贵的读者不买账甚至排斥，他即使写下去，所写的也出不来了。不同读者引出了不同作品。蒲松龄当年的主考官看而写的八股文是不入文昌帝君之眼的，反而“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的《聊斋》故事讲给朋友听，写给“同好”的人看，倒传下来了。高鹗的八股文虽然能中进士、点翰林，可是在我们一般人眼中实在不高明，甚至有点不通。他补充《红楼梦》的文章是汉军旗人的白话，语言和曹雪芹的同出一源，通顺而又生动。这大概是想要得到“钦点”翰林和想要得到刻书卖书的程伟元之流赞赏两者之间的差别吧？雅文不传而俗梦流行，恐怕古今中外都有此情况。欧洲最早的作品不是荷马唱的史诗吗？“神谕”留下来多少呢？
据记圣人之言的《论语》所载，孔子门徒宰予有一次“昼寝”，挨了老师一顿骂。（《公冶长》）为什么白天睡午觉或者打个盹就成为“朽木不可雕也”呢？所以有人猜测有错字。我倒疑心是责备他做白日梦。圣人不是不许做梦，而是不许大白天做，而且必须“梦见周公”。“久矣夫不复梦见周公”就要自叹衰老。圣人不梦周公又梦到什么？据说是梦见自己受朝拜。所以唐朝玄宗皇帝，也就是宠杨贵妃的那位，作诗赞孔子说：“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孔子的梦，皇帝给他实现了。由此可见，宰予白日做梦一定不是梦见周公而是不知梦到了什么才挨的骂。总不会是梦见了警幻仙姑吧？那只怕骂也不够，要挨打开除了。好好的现实世界里待不住，还要去做梦，所以是“朽木”，“不成器”，没法加工了。
特别流行的写梦的文字，中国的可能是“石头”所记的“红楼”一“梦”。这比较晚出。早些的就多了，如什么“南柯”
一梦，“黄粱”一梦，“游园惊梦”之类。外国的不大知道。想到的如李迫大梦是从前许多年间学英文的读物。一觉醒来，原是殖民地十三州的美国已经独立，可谓“大梦”。但比起中国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梦，不算回事。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梦得荒唐，又有“情”有“理”，可算奇梦。记得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中说，密尔顿的《失乐园》是基督教徒伏在《圣经》上做的梦。我看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无非是一场大梦。他梦见了没有诗人的“理念”之国，“法”之国，标准几何图形之国，“哲学王”统治之国。这无诗无梦之国可正是诗人的创造，哲人的梦境。那么多《对话录》所创造的苏格拉底好像是一位梦游者。还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蒙森的《罗马史》，都是记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是梦境。我们知道的只是经验，他却讲起经验的背后，或者说经验以外，经验之上，经验之前，非梦话而何？黑格尔讲《历史哲学》，什么绝对精神从睡觉到醒来，完全是说梦。他的《小逻辑》也不过是组织严密排列整齐的一篇梦话。他论什么“存在”，于是我们见到的天也不是天，地也不是地，人也不是人，石头也不是石头，好好一个世界变成了又简简单单又复杂无比的数学公式，用的语言仿佛数学符号，人和物一样毫无生气。这不是做梦吗？有些大人物，讲历史的梦好比种种几何图形，讲哲学的梦好比行行数学公式，这往往使人读来会像宰予一样去做自己的梦了。不用语言文字记下的梦，如音乐、图画、雕塑、建筑等等号称“艺术”，一一都是引人入梦的幻景。
引人瞩目的越来越多越古的岩画，画的是什么？难道不是真人真事吗？难道就是真人真事吗？这同梦一样，半真半假，又真又假。古人画梦。今人看古人所画的梦。不可当真，也不可当假。现在我手中拿笔写字是真，想到印成字纸有人看，那也未必是假。若只承认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知道的，相信的，那好像是没有梦了，也恐怕是还在一个梦里没醒过来，所以不知也不信梦外世界的事。照这样来看贝克莱主教的《对话》，一定会比看斯宾诺莎作几何证题的《伦理学》还要觉得舒服，可信。从前我对一个朋友偶然说道，我们看见的天上的星，除了行星流星一类以外，多数是在上万光年以外，也就是一秒钟走差不多三十万公里的光要走多少万年。他回答我三个字：“瞎胡扯！”他不信眼前的星会有那么遥远。我竟无法证明我说的不错，令他信服。说是大科学家说过的，说是用高等数学计算出来的，说是和简单的测量法靠观察检验一样可信的，我知道都不行，都比不上他的视觉经验，只好承认我和他各在一个梦境里。我们谈诗谈文的梦彼此有交叉，谈天文的梦彼此不交叉。
我梦见了他，他没梦见我。那时他正在上大学，我算中学生都很勉强，我又能凭什么说服他呢？他认为我说的只是梦话，我只好承认了。
再说远一点。谁都承认科学是分科的，互相联系又互相分别的。边缘上的，各科之间交叉的，也是各自有一套的一科。
可是对于我们照外国传统习惯说的文学、哲学、史学就不这样看，而是用中国传统习惯认为彼此通连，甚至一通百通，“一以贯之”。我觉得这好像是中国人之梦。很难走出这个梦境。若真走出了，只怕会变成外国人，说的不是中国话了。普通人这样，不足为奇，也许还有好处，可以通连起来看对象，尤其是读中国书，特别是读古书。大概“通”是我们的传统。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什么书？属什么科？我小时候是当它笔记小说看的。
看的还是原刊的《学津讨原》丛书本，当然算得上正经书，深奥的书，和一般小说不同，所以又不能说是小说。我们从外国学来了科学，要用分科眼光看一切，或者说第一步就要学会分析的习惯，也可以说是要学会抽象。一个活人分解成为各种各样科学的对象，可又得承认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活人。这就难了。对于又通连又不通连的以人群为对象的文学、哲学、史学更难。中国古人不是不会分析，但不喜欢划定边界而更着眼于通，又善于利用语言的歧义。所以大学者比普通人往往更容易陷入困境。他学问越大，越是陷在梦境里。他越自以为遍通各种梦境，也确实能讲出不少梦话，有根有据的梦话，可是难免有时是“知之”谓“不知”，“不知”谓“知之”。更麻烦的是有的大学者真正是由“一”通“百”了，由中而外又由外而中了，却无法表达自己，让只游一种梦境的人明白他的周游各种梦境的谈话。古人说，“做梦中梦，见身外身”，也是梦话。明白的梦话同样会难懂，越加以分析越不好懂。例如哈姆莱特那句著名的独白，在英国语言中并不稀奇，就是没法变成同样一句中国话。我们从来不这样说话，没有这样的词，也没有这样的话。
要讲那样一句话的想法非用许许多多句话不可。“是还是不是”，“活还是不活”，“做还是不做”，“生或则死”，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译在中国话中也像胡话。又好比“道可道，非常道”，不要说变不成同样的外国话，连变成“白话”都不能是一句话，因为原来的六个字就是一句“大白话”。“道”字变不成别的字，同佛教说的“涅槃”一样，只能译音，世界通行。佛经汉译往往是用汉字写梵文，仿佛用汉字写数理化公式，甲乙代替AB，都是行话或梦话，外人不懂。我很佩服将中国古书今译的人的勇气和自信，能认为自己讲的就是古人所要讲的。单换古字为今字当然不难。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就这样做过。这和章太炎将今字改成古字是一类作法。照这样，“国骂”可以改成“其母之”，岂不很文雅？古字换今字，碰上古语本来很“白”的，要找出对等的“白话”，就会像翻译外国话常遇上的难题一样了。词可以音译或造一个新词，句子能音译成咒语吗？像佛经一样用汉字写出的外文已经不少了。我这一大段话无非是想说说分析和贯通，连带到可译不可译，不料仍像是梦话。其实照古语说一个“解”字就行了。既是“分解”，又是“了解”，一字二用。不过后一用法有点古色古香，“解人”不多，“解语花”
更难得了。
心理学家容格在《人和他的象征符号》中说，梦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有预报之功能。我不知他是否研究过中国的“圆梦”。梦的预见性我不敢说，梦的“反思”性不能说没有。
我上面说的梦话不过是由于回想起了我所知道的几位大学者。
孔圣人说过：“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可是对于其所自以为知的呢？很难办到“多闻阙疑”了。可能因为自己梦犹未醒，所以见人如梦。举一个例：胡适博士。他曾经在北京大学作过文学院长，名副其实。那时文学院中包括的几个系，中文、英文、哲学、历史、教育，他都能讲课，能代人讲课，能当系主任。真可谓“博”矣。他讲文学，还创作，却并不像是在欣赏文学而是在考订文学，论证文学，标榜他的“国语”和“自然”主义，证“实”作者和作品，欣赏的是他自己的工作成绩。他写诗“尝试”，其实古人早已试过。“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比得上“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吗？“努力努力往上跑”，又何如“行行重行行”？（在广东话中也是口语吧？）他作剧本《终身大事》，反对包办婚姻，曾一再上演。他自己结婚的对象仍是家中预订的。他讲哲学只是讲哲学史，讲史学只是讲史料学，鼓吹的是“全盘西化”，提倡的是“整理国故”。他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一点不错，但二者只是一癖，就是整理史料，考订真假，对《红楼梦》《水经注》都是这样。他宣传的“实验主义”不等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尽管据说是一个。说来说去，他是个不信梦也不喜欢做梦的人。不管是文学梦、哲学梦、史学梦，他都不喜欢，也不承认。新话叫做不“认同”。他是个“务实”的人。可是我看他未免还是处于一场梦境之中。在不做同样的梦的人（不一定是醒着的）看来，他说了不少有学问也有才气的梦话，“多闻”而不肯“阙疑”。讲信仰的人有所谓“隔教”，他对文、哲、史本身似乎也有点“隔梦”。和他正好相对称的是吴宓教授。两人同样受过中国传统旧教育，又同时期在美国留学，同样用外国出产的标尺衡量中国，同样能在大学教文、史、哲课，但是主张相反，行事也相反。这两位老先生都是“务实”的。他们所讲的，所癖好的，文学、哲学、史学是各人自己的一套。一个认为这些只有“实”。一个认为其中都是“情”。我觉得他们都像是在做梦。梦景不同，梦境无异，都没有逃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有趣的是两人都喜欢讲《红楼梦》，可是所讲的大不相同。一个看成真史，一个看成真情。两人都当了“真”，这倒是相同的。不过他们的“真”是字纸里的，加上自己认为的。大概对于一个对象，特别是一件艺术品，着重考察以至研究的人可以走三条路。一是艺术科学的。把对象一再分解，类似作解剖学或化学分析的实验。例如格式塔心理学用物理眼光看一幅画，能发现《捣练图》中的四个人的方位之间有“张力”。这也可说是抽象法。第二是艺术哲学的，随学派而不同。例如把一部小说或者看成社会史料，或者看成人情画面，世故教科书，或者看成武器工具，或者看成可以陈列摆设比照欣赏的小玩意儿，或者看成练习题，或者看成谜语，或者看成梦话，如此等等。在前一条路上看画就是画面，看文就是“文本”。在后一条路上看画是画的内容，看文是文的意义。还有第三条路，不知道该叫做什么，是普通人的吧？看画也好读诗文也好，都不过是梦中世界，自己一看一听，就要进入梦境。
进得去，能说出好坏或喜欢不喜欢；进不去，就说是“瞎胡扯”。
走惯每一条路的人都是很“认真”的，但所认为的“真”不一样。认梦为真的人决不会承认那是梦。吴宓教授自认走的第二条路，别人看来他像是走第三条路，自己，入“梦”了。胡适博士仿佛三条路都不走，把《红楼梦》《水经注》当作自己当侦探查凶手的案子，和查“禅”、查“儒”一样。他对于案子本身并无兴趣，兴趣只在侦查。所以他说过，发现天上一颗星和发现一个古字的意义同等。他是做练习，自己出题，自己做答案，也可算是走第二条路。胡和吴都教书，讲课，仿佛都自认为在看戏、评戏，而实际上都是在演戏。吴“进入角色”，胡始终在“扮演”。两个人，一个是沉溺于其中，一个是摩挲于其外。好比虞姬舞剑，梅兰芳演来是人舞剑，有的人演来是剑舞人。不是一个路数，难说优劣。
由《红楼梦曲子》引出的，讲“金陵十二钗”的《石头记》，本是一部没抄全的小说，一上市就有点“轰动”，没过几十年就刻印出了“全本”。以后出现了从“政治”到“痴情”的各种各样看法和说法，越来越“畅销”，普及各种人，流传全世界。近些年更热闹，化为真人真事，搬上舞台、荧屏、银幕，“十二钗”又会唱，又会舞。连累了那位自称“披阅”和“增删”的曹雪芹也在梦中复活。对他发生浓厚兴趣的不仅是胡适、吴宓两位大教授。这么多年，这么多不同的人，竟能都由于一些破烂字纸而进入一个离奇梦境，各做各的古怪梦。和这相比，现在也热闹非凡的金庸等人写的那些字纸是远远比不上的。
说起来仿佛都是发挥“才子佳人”含义变化，金庸把文才子变成武才子，琼瑶把穷才子变成富才子。可是新才子佳人未必胜得过老才子佳人，新梦还都赶不上旧梦，热闹二三十年的还没有能使热闹了二三百年的进入冷宫。这是为什么呢？
不论新梦、旧梦，荧屏总越不过字纸，活人尚未压倒死人，那又是为什么呢？
“痴人说梦”是句古话。“痴人”中恐怕以“书痴”为榜首。
说的“梦”只怕也是以说大堆字纸或称为“书”的梦为第一。
“敬惜字纸”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被书包围了而自梦自话也许尤其可悲。眼失明，耳失聪，手脚不灵，可以脱离现实世界，却未必能脱离梦境，因为梦中不需要有感觉器官和行动能力。自认是在做梦也不等于醒了过来。比如我这些连篇梦话，不过是“书痴”妄语；不料由上古的“典”、“谟”中的尧、舜和好清谈的王夷甫、好空谈的王阳明、“拗相公”王介甫引起，从《天官书》一直独自唠叨到了《红楼梦》。说梦话的只我一人，听梦话的只怕也听不到，这时就已昏昏思睡，要沉沉入梦了。现在是“闭嘴”的时候了。衷心祝愿我自己和所有的人梦中快乐。
晒网论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笑人缺少恒心；若因此不要晒网那就不对了。
“磨刀不误砍柴工”谁不知道，并没有人笑。若说“三天砍柴，两天磨刀”，就是笑谈了。同样，若说“晒网不误打鱼工”，未必是笑谈。
可见问题出在“三天”、“两天”上，不是出在晒网和磨刀上。昼夜打鱼不息，不消几天，一池塘大鱼、小鱼，连同鱼苗都打尽了，是所谓“竭泽而渔”。诚然这几天打鱼收获不小，可是打鱼完了以后，只怕要天天晒网了。这种道理岂不简单？然而不见得人人都明白。
晒网和打鱼是互相补充的，闲和忙也是互相补充的。有些豪言壮语很能打气，却不像是实干家的话。实干的人没有不照应两方面的。“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这不是早有人引用过的吗？可是实际上呢？头脑一发热，什么都忘了。难道现在人的智慧还不如两千年前的人吗？“单打一”、“单科突进”，这类“一马当先”不顾“万马”，突出“重点”忘了“一般”的片面性，没有出现过吗？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又是两千年前的老话。
也许会有人说:不要为懒人辩护。
懒当然不好，但懒人之所以为懒人，在于他不当懒而懒。
有不同的“懒”法。许多机器的发明和“懒”于用力、想省力，是相联系的。用机器代替一部分人力，结果是机器力量大得人赶不上了。现在又出现所谓“电脑”代替一部分人脑。“电脑”
演算比人脑快了不知多少倍。若只认“出大力，流大汗”才算劳动，那么用机器和电脑就都是“懒”了。
所谓“懒人”并不是一“懒”到底。上班懒洋洋，一下班就忙了，买菜、做饭、接孩子、洗衣裳，一点也不“懒”。如果要“懒人”躺在床上不动，不用三百六十五天，他会像古代笑话中说的“懒婆娘”那样，真的“懒死”了。
无论练什么功夫，即使是为了强壮身体的体育锻炼，若一定要练到无力再练还要求“加油”，只怕结果和愿望会背道而驰的。
据说是“苦干”不如“巧干”。宣传“苦”很多，宣传“巧”
太少了吧！
眼睛的位置
眼睛的位置是在脸上，这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听说古代中国有位哲学家朱熹说过: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又听说古代外国有位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一切事物都安排在最好的地方。
我不懂哲学，但凭常识想，眼睛的位置确实不好移动。
眼睛长在脸上为的是向前看，看前面有什么，怎么走。这样，前面有洼坑，有石头，都可以迈过去，远望近看都方便，和两只脚配合起来很自然。无论是走，是跑，只管迈步，不怕跌跤。看见前途，心有把握，敢走新路。总之是利于前进。
设想眼睛生在脑后，那就会把后方当作前方，眼睛见到的都是人家走过的熟路，心里很踏实，可是要走动，腿脚不方便了。眼睛把倒退看成前进，脚底下却是脚跟朝前不好走，膝盖转不过弯来，眼睛和腿脚发生矛盾，怎么是前进，怎么是后退，闹不清楚，只好站着不动了。
倘若是两只眼都长在左边，那就只好像螃蟹一样横行，一个劲儿向左跨大步，一心想快到终点，跳上目标，可是腿脚照样不听使唤，一不小心就会跌跤。反之，若两只眼都长在右边，也是一样。那么，我一只眼长在右边，一只眼长在左边，平均分配，左右兼顾，像鸟一样，该是万事大吉了吧？不然。左右看清了，前后却看不见，两只脚一个要向左，一个要向右，无所适从，还是走不动。看来没长翅膀，不能向上飞，还是不要学习鸟把眼睛分长两边。鸡看前面的东西常常要歪着脑袋瞧，多难看。
听说有“眼高于顶”的说法，那么，眼睛长在头顶上应当很好。只望见天空，看不见周围一切，唯我独尊。人造卫星上天，我不用仰脖子就能追踪，多方便。可是前后左右都不知道，一抬步，说不定会掉进泥坑，还是只能站着不动，动起来太冒险。
归根到底还是眼睛长在前面好，为的是向前进。虽然也有时需要扭头转身看看走过的路和两旁情况，可是看得清前面新路怎么走，前途怎么样，究竟是比把眼睛长在脑后老看过去强。
不过对于不想自己走路的那就又当别论了。那就用不着眼睛了，不管长在那里都行，反正是闭上眼睡大觉。
四维空间
从前有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手执长竹竿站在城门口。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把竹竿横比竖比，说:“竹竿太长了，城门太小了，进不去。”他只知道上下和左右，却不知道前后，所以不会把竹竿掉过头来。他不知道前进、后退，只会上升、下降和左右摇摆。用科学的语言说，他就是二维空间的人物，只知道长宽，不知道厚。
我们是生活在三维空间里，也就是立体的空间里。二维空间就是平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若只有二维空间的宇宙观怎么能在三维的世界里生活。
二十世纪初年，出了爱因斯坦，他在1905年、1915年两次发表了相对论学说。1919年日全食时的天文观测证实了他的理论，照以前的牛顿的理论，空间是三维的，像一个盒子，时间像一条带子，互不相关。爱因斯坦的理论却说，宇宙空间是四维的，长、宽、厚三维之外还有个第四维是时间。尽管他的那些数学公式和理论全世界懂的人不多，但这个四维空间的说法却散布开了，意义扩大，不限于物理学了。
时间就是变化。一切事物都在运动，都在变化，因此都得算上时间。时间能改变价值。
据说从前绍兴人生下女儿就酿一坛酒，埋在地下，等女儿出嫁时挖出来，叫“女贞陈绍”。酒越陈越好，埋在地下不动，过几十年时间就增长了价值。古代还有人在地下埋金银，留给子孙后代，过几十年挖出来，价值照旧。又听说解放前有人埋钞票，过些年挖出来，钞票贬值，万元变成了一元钱。可能有的地方储备人才，留在那里，不用也不放，或则叫他改行干别的，过了些年用到他时，他知识老化，精力衰退，不是当年的人才了。也许有引进什么先进设备的，准备不足，进来了放在那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安排安排，等到诸事齐备，东风也吹来了，设备已经陈旧，在国际上不是先进而是落后，也许投产之日即是应当停产更新换代之时了。这类事大概不会少。
这都是第四维——时间玩的花样。
打排球有个“时间差”的打法，可是若要打人、抓罪犯，就不能用；因为对方不是要接球而是要躲球。“时间差”打得好就胜利，打得不对头就要失败。头脑里若没有“时间差”，恐怕就会像二维空间的平面人到了三维空间的立体里来一样。
千万不要忘记这位魔术师第四维——时间啊！
表情语言学
据说是同一个美国人谈话时，如果他听着话点一下头，那谈话人就得到鼓励讲下去。但是，如果他连点三下头，那谈话人就会迟疑或则改变话题了。当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是这样，不过有许多地方的美国人是这样。这是无声的语言。好比清朝末年官场中若主人端起茶碗，客人就得立刻起身告辞，阶下伺候的人同时喊“送客”。这叫作“端茶送客”。主人举杯不是请吃茶，而是请你走。同样，美国人连点三下头不是同意，而是不耐烦，听得要打盹了。
谁都知道，人类的交流信息并不是只靠语言。语言是集中的高级的传递信息的载体，却绝不是唯一的载体。人的全身都可以传信息。精确些说，人需要使用全部感觉器官所能得到的对象作为语言。无声的语言有时比有声的语言更为重要。不但动作、表情、衣服，而且色、香、味都可以传递信息。相声说得好的也不是只凭讲话。听广播和看电视毕竟是有区别的。皱起眉头说“多谢”不会令人满意。
问题是:人类的种种无声的语言有没有规律？人造的如聋哑人的手势语自然不成问题，此外呢？显然有一种习惯性的规律，例如美国人的点头和中国旧官僚的端茶。既有规矩，就得学习。不懂官场的一套规矩，迟早会被革职，最小的罪名叫“失仪”，即“有失体统”。婴儿成为儿童时也要处处向大人学习这类语言。例如张口笑，本无意义。大人报以微笑，加以鼓励，就是教他意义。一民族、一社会、一地区、一时期、一阶层，甚至一个家庭，都有这种无声语言的密码本。自己也许意识不到，说不出来，但确有规律可循。我猜想，有些到过外国的人大概会觉得光靠翻译讲话不够。
既有客观规律，就有科学研究。1952年，一个美国教授以一般美国人（有一定范围的）作对象研究，发表了所谓“身势学”。1970年他又出书进一步系统发表研究结果和理论，附列参考书目已有六百多本。他利用了拍电影、录音、录像、慢镜头等技术，以多少分之一秒为单位进行分析，还创造了一个符号系统，以记录各种表情动作。现在大概还在发展。实际上达尔文早已开始研究哺乳动物的表情了，这不是无用之学。表演艺术家、儿童家长，甚至精神病学家，还有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人员、商业人员等，有点这种知识只怕也会有好处。
察言观色也科学化了。
说“边”
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
有空间的边，例如边疆。我国陆上的边境有很多民族，各有各的文化，自有文学。也有汉人写那些地区的文学作品。各族自己的文学要发展，各族互相写的也要开拓。怎么写？先要理解。理解的前提是尊重，不是成见，要平等相待。海上的边境有重要的城市和港口。古时交通要道口有泉州、登州等。近代、现代就更多了。写这些工商业城市的至今量多而好作品少，没有写出特色。这些地方是中外文化接触的前哨，也是出现并传播新文化的枢纽，有特殊气息。从这一角度着眼的作品并不多。猎奇、叫苦、挑战还不足以说明矛盾冲突。并不是用地名和方言就可以显示地方色彩。究竟上海、天津、广州的人的活动中有没有不同味道？在哪里？见一个人，听音辨貌便可以察其特点，为什么写不出来呢？还有香港、澳门，也是中国地方，难道只能当作旅游观光点吗？没有文学吗？
有时间的边。那是新旧交替的边缘。个人和群体都有。抓得住这一点的好作品不多。平面铺叙，直线述说，定点抒发，还不够。写下多少万字好比写论文堆积资料，怎么那么费劲呢？画龙而忘点睛不行，花多少笔墨只描一只眼也不行。写少要不能多，写多要不能少。几十万字仍可以有余味，几千字也可以是啰唆。总之，“时变”的边上锋芒写得不够，所以缺警策之笔，少活蹦乱跳之人。不仅文字，电视电影中也是影子太多，好像一张张剪纸。要抓住边，特点往往是在边上显出来的。范进中举而疯，这是边。严监生临死不忘省灯油，这也是边。个人的小边之外有时代的大边。边上有缝隙，那是通风的口，窥见内层的窗。
就创作说，怎么抓中心？抓边。中心是由边显出来的。怎么抓边？抓全局、整体。《阿Q正传》只写了几个点，都在边上。阿Q和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和小尼姑的冲突都在交界处。不见交界就是没见到全体。搜集资料，“体验”生活，选择主题，布置情节，安排人物，琢磨词句等等不过是颜料和画布，还不是画。中国画讲究线条，那就是边。
以上的话只说了边的一半，是老生常谈。另一半也许更重要，也更难讲。那是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边。看起来这是评论者的事，实际也是创作者的事。创作时离不开自己评论。要删，要改，要重写，就是自己当读者、评论者。评论也是创作，也许是更高一层的创作。作品是对时代、地域、人物、事件的评论。评论是经历这些评论即创作过程以后的再创作。署笔名“巴人”的《阿Q正传》在北京还未发表完，署笔名“郎损”的沈雁冰在上海就说那是中国的《奥勃罗摩夫》了。他在阅读时心中也创作。所以知得深，评得切，只用一句话就说出了全局。从这一点说，读诗者也必定是诗人。演员自己同时是观众之一，又是自己的导演，既在角色之内，又在角色之外。
生活中的真人不是艺术中的活人，反过来也一样。这里边有个交界处，也就是边。抓住这个艺术和真实之间的边大概就可以无往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