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2）
第十六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2）
人生絮语
据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社
会之中，各种信息像雨点一样包围着我们。果真是这样，我们首先要学的就是怎样对付信息。要学会怎么搜罗、辨别、吸收或者排斥以至利用这些信息。可惜的是至今好像还没有这样一门学问。我们即使学了高等数学，学了信息论，也未必会恰当地对付信息，往往淋上信息的雨，也不能主动有效地应付。
老来乐
六十整岁望七十岁如攀高山。不料七十岁居然过了。又想八十岁是难于上青天，可望而不可即了。岂知八十岁又过了。
老汉今年八十有三矣。这是照传统算法，务虚不务实。现在不是提倡尊重传统吗？
老年多半能悟道。孔子说“天下有道”。老子说“道可道”。
佛教说“邪魔外道”。我老了，不免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自觉悟出一条真理:老年是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七十岁开始可以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不愁没有一碗饭吃，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无忧无虑，无人打扰，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真是无限风光在老年。
偶尔有人来，不论男女老少认识不认识，天南地北，天上地下，天文地理，谈天说地，百无禁忌。我的话匣子一开，激光磁盘便响个不停，滔滔不绝。无奈我闲人忙，听众逐渐稀少，终于门庭冷落，只剩一屋子广阔天地，任我独往独来，随意挥洒。
打开电视，又是一番新气象。古今中外，赤道南极，变幻莫测，真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忽而庄严说教，忽而插科打诨。
帝王将相，牛鬼蛇神，无不具备，应有尽有。忽而高歌一曲，忽而舞步翩翩，场场不同。主持人个个精神焕发。服装表演件件花样翻新。足球射门中的。篮球投篮不空。马家军飒爽英姿。
大歌星真人假唱。忽然出现红顶花翎，拖着辫子，仿佛我的一百四十岁的父亲复活。他不辞辛苦跑到北京来对宣统皇帝磕头。我却曾在大庭广众中对溥仪先生点头问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胜过一代。正在得意之间，不料长袍马褂已变成西装革履。长发长袜，飘来跳去，三点泳装耀眼生辉。眼睛耳朵实在招架不住，那就下令暂停，闭目养神去也。
这正是：小屋之中天地阔，老来无事是忙人。
代沟的底层
面前这本薄薄的书使我回想起将近六十年前，一九三○年，我到北平（北京）以后的许许多多人和事。这些虽不够“十七史”，也不知“从何说起”。
书名是《一知半解》，是十七个人的剪影。作者温源宁，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在三十年代初离校到上海以后主编英文杂志《天下》，介绍中国文化，由此蜚声世界。以偶然机会，一九四二年我曾在印度见到他。由于他本人和我所想象的很不相同，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用英文写的这些剪影三十年代初期刊登在上海的《中国评论周报》上，后来才合编一册，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杂志虽是英文的，封面上都有蔡元培署名题的汉字刊名。每期都有林语堂主编的《小评论》栏。栏上方列有几位撰稿人名。其中除林、温外记得还有全增嘏和钱钟书。那时“中书君”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是先读到他的英文的俏皮小品，后在大公报的副刊上见到署笔名“中书君”的中文书评的。他不但中文英文都写，而且文言白话不拘。他的书评，说是评书，实是作绝妙散文。正好像温源宁写的剪影，说是写人，其实是自己作文章。相形之下，林语堂的“幽默”就未免火气太大了。
译者南星是我的五十多年未再见面的老朋友。想当年，一九三六年他北大毕业之前，北大宿舍东斋他的房间里有时会有我的大声谈笑从窗户里传出来。抗战时彼此隔绝，他发表过一篇怀念我的文章，战后我才见到。我几乎认不出文中的我了。
他是用我作题目写自己的文章吧？
要想用很少的几句话说出一个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这种剪影文章不但显出了一个人，而且更显出了说这个人的人。这书写的十七个人都是名人，只有三位我不大知道。有几位我见过，有的可说是认识，有一位还可以说是熟人。我不能说剪影没有突出所写的人的特点，可是我总觉得篇篇都显出了作者的似微笑又不能算微笑的神气。记得我在印度人的诗会上认识他时，听他低声念出中国诗“杨柳青青江水平”，忘了太平洋上正在弹火横飞，忘了他除了那四句诗以外讲的是英语，忘了他穿的是西装，竟仿佛会见了一位宋朝或明朝的词人、文士，那么温文尔雅。后来我又在一位朋友请他吃晚餐时作陪客。看他向饭店侍者要了一小杯碧绿的杜松子酒，举起杯来，好像叹口气似的说：“真没想到在这里吃到这杯酒。”我简直疑心是做梦进了《世说新语》了。“正不知一生能着几两屐！”他说的英语也使我闻所未闻。那么自然随便，轻轻的低语，和他的中国话一模一样。法国的蒙田，英国的爱迪生，中国的陶渊明，化为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了吗？我如入梦境，竟不知道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谈话。他是飞去伦敦宣传中国抗战的，名义是半官方的外交人员。重庆、伦敦、加尔各答、珍珠港等等话题和他说话的语气全不是一回事。他眼中心中仿佛只有那一小杯绿酒，仿佛世界大战的炮火赶不上这杯酒有味。后来叶公超去英国代替他，经过加尔各答时我又作了陪客。他指着餐厅中跳舞的人群问我：“像不像萨克雷的《名利场》？”我本想回答：我想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是没有说出口。叶先生的言谈举止，讲的中国话和英国话，都和温先生的神气完全两样。叶才像是去宣传抗战的。他后来告诉我，在伦敦，他标出的中国抗战形象是一个手持步枪的农民。那时温先生不知是从伦敦直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听说他以后还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驻希腊大使。我想他的兴趣不在大使而在希腊吧？
在初见温先生的诗会上还见到英国诗人艾克敦。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我听过他在演讲中高声朗诵艾略特的《荒原》，好像铁板铜琶唱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我真想不到《荒原》能够这样读。本来嘛，“四月是残酷的季节”这句诗就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语气、意味。那时这位诗人教授被征入伍，穿的是空军制服，配上他不矮的身材，真有“赳赳武夫”气概，可是说起话来仍是一个浪漫诗人。听说他晚年住在意大利。我觉得他演意大利人也许比当英国人更像些。温、叶、“艾”这三位都对英国文学有很高造诣而又各有自己独特风貌。看来都是文不如其人又都是文如其人的。这本《一知半解》中写的人，除几位外，差不多都是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学者，又是文人。大约有一半是在各种政府中作过各种短期或长期的官的。这也是人人不一样。有的是“玩票”，有的是“下水”，也有以官为职业的，如顾维钧。他的官做得最大也最久，有福又有寿，晚年口述了一大部《回忆录》，所以也是文人。
南星是诗人，《石像辞》的作者；也是散文家，《松堂集》的作者；气质有点像温源宁。不过温能隐于官场，南星只能隐于乡间。南星的散文也有英国气，但和这书的风格迥乎不同。
译这些文章时他恐怕是改变自己写作风格去传原作者的兰姆式散文之神的。这很不容易而他做到了。不过也有不关文章和翻译的小疵，好像美人脸上有两三个雀斑。开篇写吴宓的“头发”
的那句俏皮话是笑胡子。吴先生的头发平平无奇，有越来越少之势，但络腮胡子却越来越多。剃得越勤，长得越快。听说清华学生中有个笑话。问：吴宓先生的脸为什么左边比右边显得黑些？答：因为他刮胡子从左边刮起，到刮完右边时，左边又长出来了，所以总是左边的胡子厚些。南星和吴先生不熟，也许没见过，也许没想起来，这句话未能达意。还有两处小注需要改正：一处是第五页注“巴比特”为美国刘易士小说中人物。
这在三十年代以后的文章中大概是不会错的，但原文中的同一名字却是另外一人。这人在当时，至少在中国，比初出茅庐的刘易士名气大得多。他是哈佛大学教授。吴宓和梁实秋都是他的学生。他们译作“白璧德”。这位教授宣扬“新人文主义”，尊崇古希腊，不是讲“人道主义”，虽则两字原文相同。吴在先，梁在后，都曾写过一些文章宣扬这位老师和他的“主义”。
另一处是第十六页注六的那位“勃斯”是另外一人，不是文中所指。两人同姓而名字不同。文中说的是印度植物学家博斯，以发现植物有神经出名，三十年代曾轰传世界。这个姓是印度孟加拉的大姓，英文字母拼法有几种，原文一样。同姓的名人很多，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都有。同姓的，分别了名字和职业、事业、时代以后，不小心还会弄错。印度人这类姓好比中国的张王李赵，单提姓不知是谁。此外，书中有些人名的译法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不一致，那大概是因为南星是隐士不大管世事之故，无关大体。
书中人差不多个个都是有特色的。我几乎要说是荒诞人物。
要画他们的脸谱很难恰当。作者用漫画手法，几笔勾出轮廓，主要是画一幅画，不是画一个人。读这书时最好也是看画，不必看画中人。人只是一个，画可以不同。例如名列第一的吴宓先生。当年这篇文一出来，头几句就传开了。林语堂一译，更成为“名言”。可是究竟说出了什么？又是什么也没说。不认识吴先生的人欣赏的是文章。认识吴先生的人欣赏的也是文章。
但两种欣赏不一样。一无对照，一有对照，正如同看画。吴先生的刮不尽的胡子和他的喃喃自语背诵中外名诗都是有名的。
当然更有名的是他的文学主张和恋爱。他以反对白话出名。实际上他不是反对使用白话，而是反对废除文言。他酷好《红楼梦》，主张小说应当用口语，可是诗不行，白话怎么也不如文言。他是个极其古板方正一丝不苟的人，写便条都用正楷，可是提倡浪漫，醉心恋爱。他对己严而对朋友宽容得有点过分。
他没有多少恋爱经历，却闹得好像有许多恋爱故事。这大概是因为他太好作诗，又迷上《红楼梦》，所以为作诗而谈爱，进了太虚幻境出不来。我想，假如他的学生钱钟书写他，一定是另一副面孔，另一篇妙文。假如我也斗胆来写，又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篇，当然文章决不会那么美妙。吴先生的门生故旧满天下，从大学一直到“牛棚”。若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来写吴先生，尽管写的都是一个古典诗人兼外国文学教授，可是不会有两篇相同的，相反的倒决不会少。书中名列第二的是对立面胡适博士。
不用说，他也同吴先生一样，甚至超过。第三是徐志摩，第四是周作人，一直到梁宗岱和十七人中唯一此刻还在世而且住在北京的盛成先生，多多少少也都是这样。书中写的盛成先生和我见到的他大概在同一时期。他的本行是昆虫学，出名由于写了法文小说《我的母亲》。那时他的头发总要下垂到眉毛上，甩上去又掉下来，温先生说的只是他的一点神气，其他都没有提到。我看盛先生的生平经历就是一部小说。不知他写了自传没有。几年前还看到他写小文说是回巴黎去觉得法文又要从头学起了，不是几十年前的法国人讲话了。我从前见过的，现在多半已不在世的留学生，去东洋的，去西洋的，差不多个个都多少有点比小说更像小说的阅历，可惜没有人能写下来，只好去充实老朋友“谈天”（新名“侃大山”）。说到这里，我倒想起另外一点意思。
书中这样的文和这样的人现在只怕很少了。若是此时用这样的文章去写一位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会不会引起麻烦甚至法庭相见呢？那时不会，只会引起微笑。所以这书中的人，书的作者，译者，作序的张中行先生（类似本书的《负暄琐话》的作者），还加上我这个读者，说得好听些是过去时代的人了，说得简短也不好听些就是过时的人了。近年来常有人提到“代沟”。这本来是外国话吧？现在是中国话了。无论是多么深的沟，最下面总是两边相连的，不然便不是沟而是分成两半了。
人的“代沟”是从哪里划开的呢？“多年媳妇熬成婆”。婆媳之间有道沟。媳妇成了婆婆时，又和另一媳妇之间有了沟。这就是“父与子”之间的“代沟”吗？这是重复吧？眼光、心思和行动不一样，可是深一层看是不是照旧呢？同代之间的沟，如吴宓和胡适所争的问题，看来是早已解决了，然而，真的解决了吗？文言和白话不过是形式上的题目，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一个要兴外来文化。只许有一个，那就势不两立了。如果知道“五四”以后有人不但要废除汉字而且要废除汉语，以世界语代替，以求达到全国语文统一而且现代化，世界化，那就不难理解要保中国文化的人为什么那样着急了。吴、胡两人都有自身矛盾。胡适“全盘西化”还未讲完，随即提倡“整理国故”。吴宓教外国文学同时大讲《红楼梦》，据说能讲得全场落泪。还有，周作人的矛盾使他不光荣地退场。辜鸿铭的矛盾使他的人出名而书很少人读。温源宁在文中描写他“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说他是“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这些话当时也曾流传众口，现在被人忘了，然而是不是过时了呢？还有陈通伯先生，即陈源教授，《西滢闲话》的作者，现在以和鲁迅论战而留名。他们争论的问题，现在的一代新人在思想上真正都已解决了吗？“代沟”的底层是什么？我想就是上一代以至上上一代没有解决而要现在一代甚至将来一代去解决的问题。顾维钧、丁文江解决了当时的政治外交问题吗？顾维钧享大名不是由于他任过几天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而是因为他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为中国签字，发表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演说，与日本代表展开激烈舌战。他还在会上提出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被会议搁置。这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政治运动的雷管。学生们由此上街，烧了赵家楼。这件事到现在整整七十年了。那时提出的问题完全彻底解决了吗？不写中文的王文显的戏剧《委曲求全》是他的学生李健吾译成中文的。记得原题是改动英国名剧题目（《屈身求爱》？）的一个字而显得有趣的。这言外之意无法译出来了。这戏当时也曾在很小范围内有过小小的“轰动”，可是现在呢？除了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外有几个人还记得呢？然而这场戏的戏中及戏外的问题就都没有了吗？只见沟的表面的断，不见沟的底层的连，恐怕是会一代又一代重复婆媳矛盾旧话重提的。父与子毕竟是有血统关系的。因此，这本书也还会有人读吧？
温源宁用英文写散文。他的学生，二十六岁早夭的梁遇春，却是写中文的散文家。温先生写这位学生的一篇就不免和别的篇风格不大一样了。梁先生遗文中的《失去悲哀的悲哀》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看来我和他之间虽有沟，却是并不算深的，不过我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罢了。
科学与人生观
甲你还记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吗？
乙怎么不记得？有人将当时一些文章编成一本书。我是看书才知道的。那是二十年代的旧事。
甲我忽然发现那本论战文集和几十年后一些论战文集有相似之处。开头是张君劢的一篇演讲，以后便全是批判他的文章，给他加上头衔“玄学鬼”。这简直是一场围剿。结果是张落荒而逃，逃去欧洲了。
乙我知道，抗日战争时张又在国内出现，已经是玩弄政治的政客了。那时他还在云南办了一所书院，可是已没有人当他是学者了。
甲张君劢发表演说，论“科学与人生观”，说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提出九个问题。然后问:科学能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吗？地质学家丁文江首先发难，指出张的演说是反对科学，提倡玄学，为害极大，必须迎头痛击，保卫科学。那时所谓玄学不是魏晋玄学而是形而上学，但又不是后来当作辩证法对立面的形而上学，而是现在所说的唯心论哲学。科学指自然科学，那时尚未通行社会科学之名。丁文江的文章出来以后，引起许多学者参战，包括胡适和心理学家唐锥，不限于自然科学家，好像还有政治家。每人都狠狠打了张君劢一棍子。
然而奇怪的是，好像没有人答复张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也没有人说明，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不知我记得对不对。
乙手头没有书，只好相信记忆。那文集所收的恐怕也不全。
甲不知算什么家的吴敬恒（吴稚晖）的一篇裹脚条似的长文提出了一种人生观，才算是正面答复了张的问题，被编者排在文集最后，大概是以为到此告一段落了。吴的文章只是讲了一个科学家（生物学家）的一种人生观，用实证主义公式“神学——玄学——科学”反对玄学。他只是把人看成生物，和猴子、老虎、乌鸦、昆虫同类，只有生存和生殖。人生观等于鸟生观、兽生观、虫生观。吴说的“人—生物”和更早的拉梅特里的书《人—机器》都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一种思想。这不但没有答复张提的问题，还取消了问题，反而给张帮了忙。我的印象是，当时没有人指出张的问题是错误的，不能有答案的，不是科学的问题。谁也没问，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人生观，取得共识再讨论。谁也不问，人生观是不是科学研究对象？对人生观怎么做观察、实验、演算？
乙论战是无疾而终的。只有一边的人讲话，而且讲话的人好像没听对方讲的是什么，只听说有人反对科学，便义愤填胸打玄学鬼保卫科学。群起打鬼，一阵热闹。好像是白话战胜文言的论战一样以科学胜利而告终。争论究竟是结束了，还是没有真正开始，我说不上来。
甲我感觉到不仅现代，便是古代也常有这种情形。讨论不先说清并考察问题就各讲各的互相指责。有时吵得面红耳赤不过为了一个招牌，一个符号。科学与人生观怎么搭上边的？人生观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吗？指哪一种人生观？指哪门科学？全不问。孟子和荀子当初论性善性恶就是这样。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善恶？为什么要争这个？他们两人可能心中有数，不说出来。
乙照这样，动嘴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凭力量定是非。会场上说不拢，战场上见。人毕竟是动物，舌头不行，就用牙齿。
甲别谈了。怪不得武侠小说畅销。行侠仗义凭的是武艺。
这是人生观还是科学？
乙不知道。
人苦不自知
近来耳目日益不灵，看书报如在雾中，听谈话经常打岔。
有人拿来一本“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选本给我看，使我大吃一惊。什么是“鸳鸯蝴蝶派”？不是早已随着“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一同不知去向了吗？旧帽子怎么翻新了？言情、社会、武侠、侦探，大约一直到张恨水，甚至林语堂，都加入了这一派。如此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而我竟然不知，可见糊涂。
我不知眼前，倒记得过去。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又忘不掉。回想初入小学时，家中读过的“国文”在学校中忽然变成了“国语”。过几年，看到了《新青年》合订本，厚厚的几册，才知道欧洲大战爆发后，中国发生了新文化。“曳四十二‘生的’之大炮为之前驱”的就是这《新青年》。从文言转人白话的也是这份杂志。从“不谈政治”到大谈政治的也是它。小孩子爱追踪，不料再追下去，它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进入地下了。从此以后，我对“孔家店”的种种货色以及《礼拜六》、《紫罗兰》、《红玫瑰》直到旧戏曲全避而远之。但对外来语“德先生、赛先生”和“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明白。长大了，才知道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一年的中国文化大变化的中心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及北洋政府，即五四运动。这历时几年的巨浪由语言而文学而道德而政治，由小而大，由隐而显，统称为新文化运动。从此我才认识了“文化”这个词，可惜只知道它包罗了这么多，却不知怎么给它作“界说”。
“五四”现满七十岁，又该做寿了。中国人好做寿，尤其是整岁生日更不能放过。必得大收寿礼，大开寿宴，热热闹闹庆祝一番。庆的不是生日那一天，也不是出生时如何红光照室，第一声啼哭如何洪亮。只有九斤老太记得自己生下时的重量去和不肖子孙比。作寿序的也不大讲出生的光辉，而是讲寿星做过和未做过的好事，说过和未说过的好话。不过，阔人才做寿。
穷苦受难的，如犹太人约伯倒霉时，就会诅咒自己的生日。照中国说法就是生的八字不好，冲撞了什么星宿。
“五四”好像只是个符号，起先算做新文化运动，包括前后几年。后来又定为青年运动，突出了政治。不知何时把不是那一天请来的外宾德、赛两先生当做扛大旗的，“五四”又成为民主与科学的代号。实际上这两位早就来了。《新青年》不过正式发了一次请帖。德先生来要立宪，要共和。赛先生来要富，要强。修铁路，兴工业，办大学，中国人和外国人各为本身目的忙了几十年，都不怎么灵验。中国又穷又弱还要拼命打架，好像得了病。外来的大夫好治病。药方很多，一个一个试。开刀切除，又泻，又补。越着急，病越好得慢，不断反复。索性“凤凰涅槃”，一把火烧掉，从头再来。但“涅槃”本来是“寂灭”。火中凤凰是诗人的想象，怎么能当真照办呢？断肢可以再植。全部内脏都换新的只怕办不到。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闹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富了，强了，可是开门一比，还得赶超别人，还得开药方。药方不难找，一查《验方新编》就有。
可是脉案难开。药不对症不灵。对症了，人的体质又不同。胖子一泻，好了。瘦子一泻，坏了。七十年以至一百多年以来，《皇朝经世文编》、《富强斋丛书》、《新民丛报》、《民报》、《新青年》都是病急乱投医，下药不辨症，又想服一味药就见效，包医百病，药到病除。可惜仙丹难得，所以时灵时不灵。
做寿也是查历史。专查好的，说恭维话，专查坏的，一棍打死，都有危险。从历史公式推演事实，不如从历史事实归纳公式。先定好歹再找事实，不如先弄清事实再分好歹。人讲历史不免动感情，也有观察角度即立场，但事实还是可以查清的。
热情可以由冷静理智约束并指导。历史已成过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怎样涂抹，它还是那样，不作声，也不改变。我们是讲历史的国家。曾花大力量去标点“钦定”官书二十四史。可是自从前清遗老编了《清史稿》以后，接着修了什么史？专史只照顾一面。通史大而化之。自从清朝一个小外交官黄遵宪编了《日本国志》以后，我们有多少不是翻译的外国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要和外国打交道时，抓着什么算什么。
但合我意就行，不管前言后语对不对得上。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到一起，一个口译，一个笔受，这样合作译出来的科学书比日本维新早。日本人翻印并学习了我们译的书，灵了。我们自己反不见效。为什么？问题只怕不在药方而在脉案。讳疾忌医，乱服成药。而且，穷了就照富的学，弱了就照强的学，不一定都灵。轻量级和重量级同比，不上算，还有受伤危险。
同样的气功，有人一练，祛病延年；有人一练，走火入魔。中国古人说:人苦不自知。外国古人说:要知道自己。不照镜子看不见自己，可是镜子里的像是左右相反的。
我虽比“五四”还痴长几岁，但七十多年也没有了解自己。
现在看不清外界了，往往把旧识当新知又把新知当旧识，这才想到应当知道自己。那种看别人眼色下笔的交代和检讨并不是认识自己的好办法。我是老人。“五四”也不年轻。但国家、民族还不算老，青年、少年更加不老，如果多一点自知之明，至少可以少服错药而健康成长更快些吧？
1989年
谈社会心理学
据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社会之中，各种信息像雨点一样包围着我们。果真是这样，我们首先要学的就是怎样对付信息。要学会怎么搜罗、辨别、吸收或者排斥以至利用这些信息。可惜的是至今好像还没有这样一门学问。我们即使学了高等数学，学了信息论，也未必会恰当地对付信息，往往淋上信息的雨，也不能主动有效地应付。
我们究竟是怎么对付外来信息并做出反应的？这大概也是属于心理学的问题。由此我想到有一门学问好像是大家可以学一学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这也可能有助于了解信息社会。
我幼年时曾在一位迷上心理学的小学教员家里见过这类书，他还劝我学。几十年过去，我没有学，现在要学也来不及了。
不久前欧洲和中国都发生过足球场上的风波，事后的防范措施，英国是禁酒，中国是加强管理。球场风波包含着社会心理学问题，预防措施也部分出于社会心理学知识。尽管制定措施的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可是有一些人认为风波的罪魁是酒，另一些人认为要控制球场就要先教育看球的人。他们不但依据自己对社会心理的看法决定行动，而且本身也处在不同的社会心理环境之中。英国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心理也不一样，可是都出现了球场风波。闹事的人心里怎么想的？
为什么会这样想？有的社会心理学书中就有足球场上狂呼乱叫的照片作为插图。不知道现在研究这类问题到了什么程度，有多少成果可供决策参考？
我不妨谈谈翻阅过的几本美国书和一本苏联书。这些书都标明是大学社会心理学课程用的，内容却不大相同。可以想到这是由于两国情况不同。美国的几本书也是彼此大不相同，这可以说是由于派别或者时间不同。60、70和80年代的书的许多内容不一样，这显然是因为美国的社会问题重心有了变化。由此我们想，这门科学说来也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吧，成就不小，进展很快，可是还作不出像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公认的定理系统，也许永不能开出万应灵方。这门学问必须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又涉及许多其他学科（不仅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而且很难像物理和化学那样在实验室实验，又不容易照生物学那样采集标本来解剖。美国的大学也做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还有不少的实验技术，但仍和社会上的实况不能等同。社会上的事又不能重复试验。不能再制造一场同样的球场风波去测量群众心理，搜集数据，只能分析并预报。不论预报灵不灵，由于干扰因素太多，一次、几次也摸不清规律。这些特殊困难并没有阻止科学家前进，他们还不断有新发现。听说社会心理学在有的国家还成了热门，大有供咨询的价值，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不过确实有个实际难题：社会心理学可以学，应当学，但我们一般人怎么学呢？听说我国有的大学开了这门课程，可惜有机会听讲的只是能上大学的少数人。苏联1979年的大学课本译出来了，只是理论，远远不够用。美国的本子不同，实例太多，实在不好译出。一是太乱，没有“统一教材”；二是变得太快，译本尚未印出，原书可能已改版；三是内容讲的是美国，和我国很不一样。我国人自己写的社会心理学的书听说也出版了一本，我没有见到。我想这书无论怎么好，一本也不够用吧？
我谈了半天岂非都是废话？因此我只好拿出一个外行的可笑主意了。那就是，自己动手研究。不从定理出发，而从实际出发。
比如，足球场同排球场、羽毛球场不同，场内、场外不同，赛跑、跳高、游泳等运动场上情况不同，同一个场上的运动员、教练、裁判、主持人、观众又不同，这些“场”上的人心理状况怎样？为什么足球场上爱起风波，中外都有？又如随地吐痰，不仅是生理问题，还有心理问题，不止一个人是这样，所以还有社会心理问题。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想？研究时首先要自己提出问题，分析一下，加上看书、问人并且亲自观察、思考。其实我国从孔子起就开始研究社会心理问题。比如他说:“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如此等等。古人不会现代科学，说话另有一套。我们要找点现代科学书和杂志来看。有了问题，自己动手，再参考别人的说法，一比较，兴趣也有了，道理也来了，说不定还对工作大有益处，对身心健康也不无小补呢。这当然不能应付考试得分数，不过比啃书本背诵现成定理总会更有意思吧？
无声的惊雷
年近八十，有件小小的憾事，说也好笑。在三十年代初“九?一八”以后，许多青年学日文，不是为迎日本人而是为抗日本人。大家急欲知道日本小国为什么能欺负中华大国。这正和甲午战争吃败仗以后，前世纪末，本世纪初，许多人学“东文”去“东洋”的一阵热类似。那时我才过二十岁，没有热起来，不学日文。过了近五十年，七十年代末，我快七十岁了，忽然读日文。可是不行了。尽管学得不慢又能领会，独自啃得起劲，却随学随忘，记不住了。听说王力教授八十岁学日语。
他是语言学家，照学不来，只好废然知返，不学了。学了一点点、我的微末企图也算实现了，尝到了日本人讲话作文的语气味道，不仅是说“初次会面，多多关照”。本来就没敢存直接读夏目漱石的奢望。《我是猫》、《哥儿》连题目都没有传神译法，不学日文也能知道。这也不是学会普通日文就能领会的，我只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读文学作品若一点没接触过作者所用语言，不明语气，就觉得不大舒服。不能读原文也得知道一点原来是什么样子。读译文会忽而想起原来该是什么样子。占文古诗。若不官己也尝试写写，作为自己的用语，就觉得耳边听不到“觚不觚，觚哉！觚哉”的叹息之声。在没有听到人说苏州话以前。我一直觉得《海上花》中的“来哉”像古文，话一上口，就活了。哪怕少到只有可怜的一点点，我也要想方设法去直接看看对方的真面目。从“一斑”去测度“全豹”。这大概就是从小在偏僻小县寒微家庭里养成的狭隘心胸吧？
我为什么到老年忽然对日文有了兴趣呢？其实不过是为了想知道一点夏目漱石怎么说话。这位先生名气很大，汉译作品一直很少，而且例如《草枕》，连题目都没法懂，译文比《易经》还难读。到八十年代才陆续出了一些可读的译本。他的早期以后作品如《二四郎》、《门》、《心》等，我才读到译文。
我发愤要学日文时这些书还未出版。我感到如果不去见见这位明治时代的五十岁就去世的老先生，听听他的讲话，恐怕就往上无法了解维新前夕狱中办学被处死的吉田松阴，往下无法了解昭和时代的文学群星。难道夏目的小说里有这些人吗？没有。琐琐碎碎啰啰唆唆。那只是靠文字之美吸引人吗？不是的，这里面有深沉的心声，不是“于无声处”去“听惊雷”，而是一片乌云，内有惊雷，听是听不见的。越进入“云深不知处”，越是觉得夏目先生在本世纪初年好像已经看到本世纪末年的日本了。这雷是什么？是要用突变和极端来消除内心矛盾的行为吧？是郁闷的心声吧？连几部小说都讲三角故事。可是怎么变也走不出三角去。听说日本人现在也还在读漱石作品。他们怎么想的，我无法知道。便是我，若三十年代就学日文读夏目漱石，也不会听出什么惊雷，说不定只能欣赏他的早期小说《哥儿》的。
由此我想到一位欧洲古典小说家，本来地位不高，名气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到二十世纪，到现在，忽然名声显赫了。
我说的是英国中年早逝的女作家奥斯丁。她生当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是法国拿破仑在欧洲叱咤风云仅有英国据海岛以海军对抗之时，也正是英国殖民势力在全球膨胀之时，可是她的小说对这些几乎毫不涉及。四大名著说来说去是小城镇小男女的婚姻纠葛。难道作者是玩弄文笔小巧的仙子“不食人间烟火”吗？我看不是。我也是到七十年代后期才通读她的六部小说原文的。许多评论我几乎一点不知道。我只是有个感觉，那正是当时英国本土普通老百姓中一部分人没落的遗照。这样的人也许是再也没有了。这样的心还有没有？“傲慢”哪，“偏见”哪，“理智”哪，“情感”哪，难道仅仅是书中那几个人的心吗？这位女作家不是仙子。她跳不出当时英国及世界形势的如来佛手掌心的。
不是那样的时候不会出那样的人。她对这些人最熟悉，又最会“抓拍”表现，又会讲话，所以就写出来这样的小说了。
若要她写威灵顿和纳尔逊两位将军，恐怕不行。那时女子还不能举重和踢足球的。当然她和夏目很不一样。夏目是自觉的，有意的，目光远射。她未必深入英国人心灵深处而且担心未来。
两人相差有一百年啊！
还有一位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是“九八年一代”即前世纪和本世纪相交的时期的作家，正当西班牙失去殖民帝国地位的倒霉时期，和夏目同时而处境相反。他的作品至今只有一些短小的散文译出来。这里面有当时的文学运动吗？
有潜伏着而到三十年代爆发的吸引全世界注意的内战的预兆吗？看不出来。难道真的没有？那些旧西班牙平常人的生活中撇不出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依据的心理影子？我看这些散文时总觉得好像进了一个无生气的古老世界，好比进了乌云。只怕这就是惊雷的老家。
还有一位和这些相仿佛而又不大一样。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德田秋声在一九四一年即日本侵略中国作战已久而又要进攻英美的前夕，在报上发表了连载小说《缩影》。写的是艺妓。这可谓远离生活了。然而日本军部可不这么看。他们下令把这篇小说腰斩了。这成了“未完”的连载。作者也不写下去，再过一年就去世了。到底德田当时是不是有意和军部做对而反战呢？
小说里是看不出来的。
我唠叨这些话绝不是要说什么“淡化”。只是谈一点感想。
作者是只能写他所熟悉或比较熟悉的面貌及心声，可是读者却可以在后来才明白的大背景上看当时的小人物小事件。正好像在天空中看到一片乌云听到隐隐雷声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一定人人都同样感觉得到云中有风，风中有雨，雨后回想就不一样了。这也许是许多老作品能一阵又一阵再度行时的缘故吧？作品的效应关键在读者。作者不过是巧妙地弹动键盘吧？
当然，在作者有使命感和读者有受教育心情的今天，不会再是古典文学的时代了。所以我这些话只是谈谈过时的文学而已。
古时，陶渊明不写“五胡”，曹雪芹也不会写“十大武功”的。
然而他们都跳出了时代环境吗？
1991年
寂寞
李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鲁迅的《呐喊?自序》全篇是寂寞二字。这也可算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总序吧？“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还不寂寞吗？屈原、陶潜当然寂寞。
“国无人莫我知兮！”“奚惆怅而独悲？”正是寂寞。《秋声赋》、《赤壁赋》至今还有人读，但有几个人体会到六一居士欧阳修和东坡居士苏轼的寂寞呢？龚定庵（自珍）诗云：“忽筮一官来阙下，众中俯仰不才身。新知触眼春云过，老辈填胸夜雨沦。《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宵来客籍差夸富，无数湘南剑外民。”末两句说的热闹，正是反衬前面说的寂寞。外国人也不能免寂寞。哈姆莱特、堂吉诃德是寂寞的。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退想》（汉译本名《漫步通想录》）开头就说：“我在世间就这样孑然一身了。”这是个人的寂寞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算不算民族的寂寞？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川端康成的《古都》，不也是散发着寂寞吗？先驱者孤独，落伍者孤独，同有寂寞的感慨。但是究竟谁属先？谁属后？有的人在千百年历史中还反反复复不能论定。大哄大嗡有时是掩盖着内心的孤独。自称“孤家”、“寡人”的人，孟子赐名为“独夫”的人，同样是寂寞的。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可是最后连妻子儿女都不可信赖了，何况朋友？刺凯撒的不是他的亲信布鲁图斯吗？
“你也……”凯撒的这句临终遗言道出了他的寂寞。难道友情毕竟是空话和幻想，而寂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吗？当然，不感寂寞的人不是没有，而且也许还很多。不过也许是自己不感觉而已，未必不是孤独的。害怕寂寞可能也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吧？
尤其是老人，看来是能耐寂寞，其实是身不由心。儿童没有不喜欢有伴侣的。十载寒窗独守，心中想的还是“颜如玉”，要做“人上人”。深山隐居也免不了要耕田、种花或读书；成不了木偶。鲁滨逊独自生活在孤岛上是不得已的，他也还要有个“礼拜五”作奴仆。笼中鸟、哈巴狗和小花猫不是为了排除养它的人的寂寞吗？奇怪的是，人既不甘寂寞，又要伤害伴侣。不吵嘴、不反目的夫妇能有几对？“相敬如宾”或者“夫唱妇随”
可以相安无事，然而前者是套上玻璃罩子保持距离，后者是一个主宰另一个，一比零。一加一等于二，怎么二人就不能“亲密”成为一个整数“友”呢？难道人真是类似箭猪或刺猬吗？
刺猬即使成为排队的兵马俑，也不能在伸出刺时互相依靠的。
那怎么能不感到寂寞呢？相对无言大概可以保持友谊。怪不得有人说：妙论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原来沉默不仅是寂寞的伴侣，却也是对付寂寞的办法。能用“呐喊”对付寂寞的恐怕只有鲁迅那样的人了。多出来几个鲁迅好不好？
1988年
批评
批评之难，难在见识高明，并不难在博学多闻；难在认识人家所不注意或看错了的货物，并不难在知道人家所见不到的古玩；难在既能“目光如炬”又能“心细如发”，并不难在能抓住一种商品做出有声有色的广告；难在能说出人家乍看吃惊以后经过思索才佩服的话，并不难在能说出人家想说未说因而觉得“适获我心”引为同志的话，因为那样不过是会说话而已。
平常以为敢骂名人的难得，其实往往有的也只是“立异以为高”；而且人孰无过，能找错并不算大英雄；敢指出人家所未赏识的好书才真正难能可贵，因为既见实力又见魄力，自己有真知确信，人家也从此得益；而且有书为证，有目共赏，只要批评者但求推荐，别无野心，并不是倡言“提拔”，藉资号召，这种批评就真不容易。否则，批评者若只做应声虫而已，批评云呼哉！
1936年
（“批评”指文艺批评和书评，这是三十年代说法。
1991年自注。）
不悔少作
古代文人常“悔其少作”，这是“文章老更成”的表现。我老年回想起少年时习作，不但不悔，反而有羡慕之意，可见没进步。
一篇是两三千字的小说，题为《雨》。写的是一个小男孩路上遇雨。一个经过他身边的坐轿子的少妇将他收进轿子，带回家，又派人送他回去。全篇只有男孩子在雨中轿中女人怀中的感觉和幻象。这是三十年代初写的。我刚满十八岁。这分明是十八岁青年对八岁儿童的幻想。现在八十岁老翁想起来，叹息再也没有幻想了。
又一篇题为《此中人语》，稍长些，也不过四五千字。日落后满天星斗，乱葬岗上飘浮起一个个古今鬼魂。男女老少各用不同语言，各有不同心事，互不相识又互有渊源，互不搭理又互通声气。明月升起，光照下一个个消失。这一篇比前一篇写时略晚，仍是一派胡思乱想。过了六十年，我的思想还没有走上正道，可是再想胡言乱语也办不到了。
过了二十周岁，我试写一篇独幕短剧。题目想不起来了。
舞台上有几个男女青年出没，各个不同。或独白，或交谈，或辩论，做出种种形象，提出种种奇谈怪论。人物上下转场时舞台灯光随情调而变色，还配上音乐。青年不一定都是大学生。
所谈的人生问题一塌糊涂。当时本世纪才过了三十三年，现在过到九十三年，快“世纪末”了。对人生，我没有明白过来，反而更加糊涂了。
三十年代第一年我到北京。那时首都是南京。北京叫北平，是“故都”。我一到就赶上九月。没过多少天，重阳节下大雪。
马路冰冻到春天还不化。一阵阵春天的风大得可怕。出门便是尘土飞扬。
我见到的是一片荒凉冷落，处处是“古已有之”的气息。
我白天去市立图书馆乱看书。晚上在公寓的斗室内听院中一片喧哗，有拉胡琴唱戏的，有开留声机放外国音乐的，有提篮子叫卖“半空”花生、冰糖葫芦等等零食的。偶然还有卖唱的小女孩随着琴师在隔壁房门口唱下流小曲给“大爷”听。那些“大爷”饮酒听歌常呵呵大笑，身份好像是大学生，挂名不上课。有一次居然还来了一位女客，被一口一声称为“密丝”。杂乱的“交响”“奏鸣”曲中有叫“伙计”拿“开壶”（开水壶）的大声呼唤好像节拍。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只有提起小楷羊毫在“毛边纸”的本子上涂抹，一篇又一篇。毫无目的，也不是“习作”什么，不过为了排遣外界干扰而已。不料有位朋友当上某报副刊编辑，抢去我的本子，不征求同意便在缺稿时拿我的小玩意儿填充空白，随手代署上不同名字。好在我知道不会有人看，算是帮助朋友，也未抗议。现在想起来的这三篇都是他用过的。见报时我有点吃惊，又有些不好意思，还担心会遭耻笑，挨骂。幸而无人赏脸一看，蒙混过去。又不料至今还不忘，忽然想起来。词句怎么写的，一点也记不得了，总是够荒诞的。
此时虽然脸皮已老，不会脸红，不悔而羡，究竟不大放心，不知会不会有人笑。
龚定庵（自珍）诗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对我来说则是:“少年惯做荒唐梦，不哭不歌字字虚。”
老人多喜向后看，细数来时路。我也不免。想向前看，只见火葬场。入场以后呢？只怕是要参加“此中人语”了。少作想了起来，又胡涂乱抹了一篇。若能供人发笑，也就不虚执笔，算是老年的我向少年的我争胜吧。
茶毗前谈：逍遥游
一、茶毗
我在北京八宝山顶火葬场上飘飘然站了起来，说不出的轻松愉快。我没有了。是我，又不是我。还有知觉，一片清明，却没有形体，也不是灵魂。
我没有了。所以对我来说，一切都没有了。又可以说是一切都还有，只是没有了我。我成了一切。那多好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思无虑。再也没有什么遭遇了。更没有问题可想了。我不“在”，所以也就不“思”了。这比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更容易证明，容易理解。
火葬，佛教徒称为“茶毗”或“荼毗”。前两个字也一样，本是一个字。又叫“阇维”，字异音同。这些都是一个印度古字用汉字记音。意思大概是火化了，变成了一堆灰，或者说是吹熄了火。一阵风或是一口气吹过去，火灭了，熄了，这叫作“涅槃”，又是印度古字译音。这字是佛教徒创用的，汉语意译是“寂灭”。照宗教信仰说起来，可就是另一番境界，有点神秘说不明白了，但说来说去离不开“寂灭”，不过是成为专门术语特殊符号了。
可惜的是此时此刻我还没有“茶毗”，更不能说是“人涅槃”。还活着，所以还存在，还思考，这就免不了要受苦。不能不思，那就思一思这个“思”行不行？
三百多年前欧洲出了一个笛卡儿，追究过这个“思”，说是“理性”（这词本来是译音兼译意）。两百多年前欧洲又出了一个康德，更加追根究底盘问这个“思”，对“理性”大加分析批判。一百年以内还有人追问。欧洲又有个维特根斯坦干脆以为思维离不开语言和逻辑（这又是音义兼译的词），因此问这以外的问题是白费脑筋。对逻辑（也是数学）的认识不大容易，对语言的认识比较不那么难，个个人天天都在说话嘛。于是对语言的探索大有发展，把种种语言当作思维的种种符号。符号不仅运载信息，而且制约思维，还在接收者那里变化信息。这种想法正在有些人的思想中爆炸。抽象难懂的物理学化为原子弹，大家就知道它的利害了。对符号的种种看法会不会也这样？那就要看种种通讯方式的变化和电脑、遥控及所谓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发展了。那些都是靠符号输入输出信息才会有的新东西的胚胎。岂但机器人？活人也免不了在符号圈子里转。大庙放火，小庙烧香，拜神像，佩戴神符，重复不断念咒语，这不都是符号在作怪吗？这类行为都不用思考，出了笛卡儿和康德等思想家的圈子以外了。
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早就开始了符号活动，不仅是会用语言符号。但认识到符号的神通广大是最近才开始的。人创造了它，又受它的愚弄支配。这个孙猴子是不能压在五行山下的。
符号是人类的创造物，也是人类自己。我“茶毗”了，这才明白过来。
闲话太多，便是在闲谈中也惹人厌，还是谈谈我自己在“茶毗”之前的一些想法吧。动嘴又何如动手？不吵架，不打人，手摇笔杆写点下来，也算是思而又行了。若有看官，请勿见笑。我随笔写出，你随手翻过，又何必去问，是“此中有真意”，还是“满纸荒唐言”呢？
二、逍遥游
我没有了。没有我了。没有形体，没有灵魂，最多剩下一个符号，这一下子就想到了庄子说的“逍遥游”。
《逍遥游》这一篇文说的全是有限，不是无限，没讲到“茶毗”，更没讲到“茶毗”以后。他在有限之中的思维方向路线是将确切引向不确切，和科学的讲定盘方向相反。
庄老夫子的观察、思考、想象、表现的能力实在可惊。他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空气和水一样。“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里几乎要像阿基米德那样叫出“优里卡！”（我找到了。）可是没喊。没找到，因为不想去找。
大约两千三百年前，阿基米德洗澡，泡在水里，这时他发现了浮力，喊出了这句名言“优里卡”，直到如今还在许多外国语中应用，字典里也有这个希腊字。庄子观察到了浮力现象，还想到了“风”（空气），他发现的是什么？有什么下文？阿基米德想到排水盆，想到物体的成分、重量和水的浮力的关系，由此观察实验又经过数学推导出液体特性和一条定理。这些是庄子丝毫不感兴趣的。庄子问:“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已经问到近代天文学的问题了。然而他的问不是为了回答，是为了不回答，提出问题随即取消。
和这两位差不多同时的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这个“故”
是什么？他并不去“求”，反而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他厌恶“凿”，要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这就引不到算术代数几何了。那都是无事找事，而且要求确切，太“凿”了。苹果落地，本来如此，是自然之理，何必问其“故”？火星运行不规则，那就叫它“荧惑”，何必因此去问，天昼夜旋转到底是以地球为中心还是以太阳为中心？
古时地中海沿岸的欧非亚三洲的人从观察引向解说，归于数学公式，几何图形，演算推导。中国古人也会观察，会提问题，但不是为追究而是为判断。会创造发明而不“求其故’。又喜欢用形象誉喻符号而不爱用抽象数学符号，不去列麻烦的符号推导公式，讲“术数”也是向算卦算命摆阵图的方向发展。
印度人又不同。他们习惯说“无始时来”。这不是中国话。
我们说什么都是有确定起点的，自从什么什么以来，怎么能“无始”？“自从盘古分天地”就有个“始”。中国人想的是直线，有向线段。印度人想的是循环圆圈。地中海人的几何图形兼有两者。印度人还分析有形之物（“色”）到不可再分，取了个名字。中国南朝梁陈之际（五世纪）有个印度和尚真谛来中国广州、南京，将此字译成“邻虚”。实在是好。紧靠旁边就是盛空，零。到了无限小的极限。玄奘改译成“极徽”，正面落实，合于中国习惯。印度人爱从负号一边想。中国人爱从正号一边想。然而印度人走到这一步，方向也不是数学而是宗教哲学。他们发明了记数目的零（就是佛教的“空”，一个字），但不把极限也用符号表示，没有把极大极小符号的各种关系引进数学，以致“小石头”（微积分一词的本义）到十七世纪才由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出来。“空”（零）和“邻虚”（原子），印度人想得到而不追问，中国人不去想。我们喜欢务实，不喜欢“空”，厌恶抽象思维，瞧不起“凿”。欧几里得在非洲亚历山大城讲抽象的点、线、面，编出“几何原本”。这书（改编本）在明清之际就传过来，译出来。那已经是十七世纪，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了。我们连在那以前一千多年的开山之作基础读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学。
一个圆内的多边形发展到极限就接近圈了，但还不是圈。
这和“邻虚”是一路想法。一丝一毫都不马虎，真“凿”啊！
单是想还不成。若不符号化，不推究，不演算，哪里来的微分，积分？中国人早就想到函数关系，知道“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有人精确计算圆周率，可是在一般习惯的思维方向路线上，我们和古时地中海沿岸的欧非亚三洲的人，和古印度人，都很不相同。我们很容易学会他们的实际结果，但很不容易创造出那一类符号体系。我们发明了实际东西如火药、罗盘，都只起一个头，留给人家去发展，自夸是“老祖”，有时还扬扬得意。我们爱好的是类推比喻，“东风压倒西风”。往往不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预言而不好预测。
我没有了，但仍不逍遥，仍旧胡思乱想，只算是邻于逍遥吧。摆不脱老习惯，仍旧不能抽象思维，所以我毕竟是中国传统的人，“茶毗”以后也变不了。
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是昆曲《林冲夜奔》中的台词，好像是出于明朝李开先的《宝剑记》。近来不止一次见到报刊上有人引用，由此想起，有男无女，岂不偏向？
是不是古代女子都像老前辈贾宝玉先生说的那样是水做的，容易流泪，和男的不能相比？可是也不尽然，那位以流泪出名的林黛玉女士魂归离恨天时只说了半句话：“宝玉！你好……”并没有大哭一场。大概是伤心哭过以后泪就干涸了吧？于是我想补一句：“女儿有泪不重弹，只因已过伤心处。”
我一生认识的女的，除去家里人，连勉强可以算是朋友的在内，好像全是嘻嘻哈哈的，没有愁眉苦脸的。这并不是说，她们个个都没有伤心事，不过是不肯当着人在脸上表现出来罢了。有一回，我和一个女朋友谈到此事，当然那是在青年时代，她嘴一扁说：“人家有眼泪也不会当着你哭。”我问为什么。她说：“怕你笑。”说着她自己也笑了。笑确实是止哭的妙药。
又一次，我和另一位女朋友谈天。两人都是二十几岁，彼此对坐，并无他人，说话毫无顾忌。忽然不知说到什么事，我说了大概是不大妥当不好听的话。她脸一板，转过头去对着墙。
我也下意识地转过脸对着窗户。窗外有一棵小树，仿佛是月季，正开着几朵花，在阳光下显露红艳艳。我忽觉不对，转过头来，恰好她也同时转头，脸对着脸。我还看见她手中拿着一块小手帕正在往袋里塞。她仿佛生气了，问我：“你为什么转过脸去？”
我脱口而出：“你为什么转过脸去？”她愣了一下，说：“你别以为我哭了。我没流眼泪，你不许瞎胡想。”我忙回答说：“我看得见你脸上没有眼泪。我又不是瞎子，怎么会瞎想？”她一听，笑了。笑解消了差一点酿成的心里疙瘩。
有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以笑解哭。整整六十年前，一九三三年，我还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有一位好朋友突然被捕了。他是无缘无故受连累，所以不久便放出来。但我听到消息时以为入狱就不能活着出来，很伤心，又哭不出，便信口占了一首五言律诗，还加上一段小序。这诗后来给那位朋友看到，他又转给别人看，过了些年，再转回到我手里，所以至今还能记起来。不用说，这是一周甲子以前属于过去时代的过去故事，诗也是古老的作品了。但也不妨写出来再看看。诗题是《即事》。
序中说：
“癸酉冬，至友某突遭禁锢。怀璧其罪，腹诽当诛，天王圣明，夫复何言！结习未忘，缀成四十字。代哭不成，书愤不敢，聊以记事耳。”
诗云：“泪尽何堪哭？心伤转不惊。有头皆罪犯，识字是灾星。止渴安求鸩？入山莫避秦。同怜亲尚在，南望白云深。”
这一回我没有哭，没有流泪，但还作了诗。从此以后不但没有哭过，连这样的诗也不再作也作不出了。真是泪尽了，或者是本来就没有眼泪，眼泪都在前世浇了什么草了。那草生在沙漠里，泪水也没有救活她，所以今世不仅我自己没有泪，也没有看见人对我流过泪。
1993年9月
遗憾
一生快到尽头了，照说是往前看不见什么，多半要往后瞧，检查一生走过的足迹。我耳目不灵，动作不便，不宜出行，一个人躲在小屋内最便于回忆，却胡思乱想，偏要向前看。几年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一直可以想到地球末日。于是记起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里译的一篇小说《地球末日记》。说的是太阳冷却，地上全是沙漠和冰雪，只剩下一对男女在赤道附近的最高山峰顶上晒夏天中午的太阳。他们指点江山，评说历史。
落日下寒气越来越重，抵御不住，两人相抱，同归于尽。小说末尾是，死了的地球仍环绕正在死去的太阳旋转，只有爱留了下来，没有随这对男女逝去。我看时只有十二三岁，不大懂。
这篇小说写前一世纪末欧洲人的知识和心情。他们的世界还很小，想不到会有人造卫星，人能上天。热力学第二定律正在行时，还不是生态学说。现在又到世纪末了。我向前看，不料回到了过去，看到十来岁的自己。这是不是爱因斯坦的说法，宇宙是有球性的，光线笔直前进会回到原处？于是想起了看《相对论ABC》迷上天文学夜观星象的我。那时我二十几岁，已来北京，曾经和一个朋友拿着小望远镜在北海公园看星。织女星在八倍望远镜中呈现为蓝宝石般的光点，好看极了。那时空气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弯，银河灿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上。
思前想后，一生有什么遗憾没有？从上面说的可以看出，若要说遗憾，第一件便是没学到科学。我的科学知识只有幼儿园程度。上小学时竟敢拿哥哥的《查理斯密小代数学》去看，还有严济慈编的初中用《混合数学教科书》三本，里面讲了代数几何三角。书一开头便讲“格兰弗线”，还附一些数学家的肖像和介绍。爱看自己看不懂的书是我的老毛病。
到北京后知道上学无望，科学是学不到了，但还不死心，要去读外国大科学家写的小科学书。看懂了一点本来看不懂的书有极大的快乐，便想译出来给和我类似的人看。真是傻气十足，不自量力，居然译出三本天文学书。《通俗天文学》由商务买去稿，还曾再版。《流转的星辰》由中华出版。《时空旅行》译出交稿，正是抗战开始前夕，连稿子也不知何处去了。还和人合译《金枝》一卷本，想得点人类学民俗学知识，也遭到同一命运。那时我在西山脚下租了一间房，每天除译书外便学外文，还硬啃一本《光的世界》，一本《语言学》，都是英文的。
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租另一间房的一个人是学化学的，从日本回来，要到德国去。我向他请教，听他谈论日本。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我的幻梦。
这是遗憾，也不是遗憾，因为本来是做不到的事。我那时并不是狂妄，实在是无知，不懂得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好奇心太大。不论费多大劲，能自己满足一点点就有无上快乐。越是难，越想试试，不可救药。
实在有点遗憾的是辜负了别人的期望。这就多了，要从我的母亲算起，算到老师，朋友。有人对我有点希望，我就觉得是欠下一笔债。令人失望岂不是罪过？有人也许说过便忘，我却难以自己勾销。在这里道歉也是白说。白说也要说，不好带去火化。想起这些还不清的账目我就头痛。拉丁文、罗马史，起了个头就断了。印度的古典、今典，钻进钻出，有理说不清，如入宝山空手回。这两个包袱已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别的更不用说了。鼓励的话，期待的眼光，想忘也忘不掉。
这一生东打一拳，西踢一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也说不上会，都比我读马列，学俄文，学锯木，抹泥，涂油漆，种稻子等等好不了多少。不管旁人怎么说，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大分量。自知是块本来无用的废料，不过错蒙一些人赏识而已。
所以尽管有遗憾，仍能笑口常开，时刻准备着上八宝山“火遁”
去也。
告别辞
在由“八卦阵”中“休门”步人“死门”之时，我忽然想到，历来只有生者向死者遗体告别，然后离去，照陶渊明说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了。还没听说死者向生者告别的。
古人有“自挽”，“自祭”，今人有“遗嘱”，没有“告别”的。
生者致悼词，死者岂可无词？何妨“自我作古”，拟作一篇。
设想我躺在那里排队等候火化，那时该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先是想到，此一去能会见多少在活人中间已无法再见的人，亲人，朋友。提到朋友便想起前天才得到的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讯。信中只说了年月日，没有说地点是在地球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不过这不要紧。死人的世界是超出时间空间普通三维四维概念的宇宙，是失去时地坐标的。要紧的是死后以什么面目出现。若是离开人世时的形貌，我和她都已经是八十岁上下，鸡皮鹤发，相见有什么好？还不如彼此都在心目中想着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在一起谈笑，毫无忌惮。“相见争如不见”，那么不见也罢，还是向生者告别为妙。
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了苏格拉底。据柏拉图所记，他听到死刑判决时在法庭上说了一番话，末尾是:“现在是走的时候了。
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边更好，只有神知道。”这算是他的告别辞吧。他是哲人，临终还要讲道理。我是凡人，只能谈自己感想，不配议论活人。
儿时听说，人在死时要去收自己的足迹，凡是到过的地方都得再走一次。我一生去过的地方不多也不少，不过大半是坐船乘车或者搭飞机去的，路上不会有足迹。挪动两腿在一条路上天天来回走的，除小孩子时上学的路以外，只记起了两处。
那里重复足迹太多，恐怕是非再去一次收回不可。
一处是贵州遵义。这在唐朝是播州，又据说在汉朝是夜郎国，要和汉朝疆域比大小，以此出名。那是一九四〇年，我失业无事做，决定不下出国还是不出国，和母亲住在朋友夫妇家里，每天出门去沿着一条小溪走到僻静处去看那清澈的流水和水中的游鱼。走来走去不知有多少足迹印在那里。有当时作的诗为凭证。
我来不见谪仙人，洗马滩头独步频。
未肯临渊谋结网，已甘学道敢忧贫。
常钻故纸弭豪气，间作狂言娱老亲。
无菊犹堪乐重九，卜居新得柳为邻。
诗中引古代诗人一个又一个，未免沾染了一点夜郎国的自大之气。这足迹非收回不可。
终于出国，经云南、缅甸到了天竺。一路上乘车乘船没留多少足迹。留下脚迹多的路是在鹿野苑。那是释迦牟尼成道后度化五比丘初次讲出“无常”“无我”“涅槃”的地方，称为“初转法轮”之处。这又是有位仙人动凡心掉下来的地方，称为“仙人堕处”。我住在招待香客的“法舍”里，每天在太阳西下时赶到中国庙的“香积厨”里独自吃下中午剩的菜饭，再出庙门便看到“摩诃菩提会”建的“根本香寺”前面大路上有“过午不食”的和尚居士或零散或结伴奔走。我加入其中来来去去，由此明白，古时释迦佛带着弟子罗汉菩萨的“经行”原来不是中国魏晋风流人物的“行散”。中国古名士吃五石散求长生以致全身发燥，不得不宽袍大袖缓缓走动。样子飘飘欲仙，其实是要解除药性引起的烦躁。“经行”是印度人所习惯的运动，不是治病，更非闲散，乃是大步流星仿佛竞走。于是我也练成这种习惯，“散”起步来不由自主便紧张移动两腿，毫无悠闲气派。
这也有当年的诗为证。
往时圣哲经行迹，寂寞而今生绿苔。
古塔有灵还伫立，野花无主为谁开。
鹿王已证涅槃去，乌鹊宁闻圣谛来。
入夜豺狐争号哭，应知大地有余哀。
那是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斯大林格勒的苏联军队里外重重包围了困在城内外的德军三十万人，血战正酣。蒙哥马利率英军在非洲驱逐德军的“沙漠之狐”隆美尔。艾森豪威尔任联军司令在英国筹划到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东方的日本霸占了东亚的南北部，赶走英美法势力，要和中国作最后决斗，拼个你死我活，但胜极而衰，外强中干，踏上了下坡路，等候“败军之将”麦克阿瑟卷土重来占领本土。东半球战火弥天，印度人处于前线边缘，在外国人统治之下，对战争无能为力，怀有复杂的心情。鹿野苑是乡下，没有电灯，天一黑就只有星光闪烁，加上时圆时缺的月亮。地上有蛇爬行，天上有秃鹫飞，夜间野兽晦声此伏彼起。可以想见古印度林居野处的修行人在树下坐禅修道时的环境，了解三衣、一钵、一杖为何不可缺少。
我早眠早起，夜不出户，遥望黑暗中星斗推移，恍如在世外，又明知在世内，这才感觉到当初佛讲“苦”讲“寂灭”的语言内涵。出世入世并无分歧。纸上千言无非一语。在那里的路上有我的无数足迹，现在该收回了。
足迹收完，行将离去，便由死日想到生日。六十年前曾作一诗《生日》。
点点的雨，点点的愁，
这古井却永远都依旧。
丝丝的恨，丝丝的风，
该收拾了:瓜架豆棚。
一支人影，一支蜡烛，
桌上摊着别人的情书。
一声蛩吟，一年容易，
一天又添了一岁年纪。
“别人的情书”，是谁的？是我的友人的女友写的。友人说是“失恋”了。我把一叠信从他那里拿过来，一字未看，一张一张烧了。自己有没有？又想到新去世的女朋友。她在最后的信中问我要不要她所保存的我的信。我回信说，不要了。人亡物在，何必呢？至于她给我的信呢？那能算情书吗？有情的是五十八年前我送给她的那首诗。题是《镜铭》，下注:“掇古镜铭语足之以诗献S”。诗云:
见日之光长勿相忘，
则虽非三棱的菱花
也应泛出七色来了。
明月无常，星辰流转。
切莫滥寄你的信心，
须知永劫只凭一念。
见日之光长勿相忘，
惟阴霾时才成孤影。
愿人长寿，记忆常春。
“夜台无晓日”，不见日之光了。但愿有时记起我的人在回忆的春天里发出会心的微笑。
别了。
1993年5月20日癸酉年闰三月末日用艺术眼光看世界
世界本来就不大，现在更加缩小得快。我们对宇宙、对地球以外情况的认识还在扩大。地上的人来人往信息流通越来越快。我们对世界上事、物、人的认识也飞快地扩大。知识的扩大就是所知的世界在认识中的缩小。越看得远，远处就越近。
从宇宙看地球，从世界看中国，从外界看自己，正好同从地球观察宇宙，从中国看世界，从自己出发看外界，是并行的两道眼光。有个时期我非常惊异于自己居然感觉到，所谓东、西、中、外以至古、今，虽有很大差别，却又是走同一条路，有同一个方向，而且还有惊人的相似。我看到欧美正在吹嘘的“解构”不但未能“消解”，而且是在思想上从现代向古希腊复归，从苏格拉底后走向苏格拉底前，从孔子走向老子（“孔子问礼于老子”），从《诗》《书》走向《易》。我不明白这是前进还是后退，所以我想起张果老倒骑驴的故事。我是不是张果老？
事实上我还在兜圈子，还在摸索。我随着二十世纪的外国和中国的一些思想家、文化人前进。确实是前进，不是后退。
可是走来走去竟发现，在相对论、量子论以至语言学、心理学等等许多方面大踏步前进的同时，现象、存在、结构、诊释、解构之类困扰人心的一些思想还是像在兜圈子。不停地前进，越前进越像是走向小亚细亚一带即中东。全世界人的眼光此时正在向中东集中。思想上似乎也在向这连接欧亚非的广大地区集中，这里本是人类文明思想的一个传播中心、出发点和中继线。这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及其周围。罗马皇帝和中国汉朝皇帝是有来往的。彼此语言文献不同，各地各民族自有思想来源和特色，但是古代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最早提出的问题和答案仍然在变换和扩大，以不同面貌困扰着世界各地的人心。这是无论如何掩盖不住的，忽视不了的。几乎是到处一样。东起日本，西至欧美，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同性质事件。
若用含混而通俗的话来说，也许可以说是，科学思想的发展很大很快，但始终超不过宗教思想的发展。后者更多带感情，力量更大。这里我说的是文化思想，不等于哲学，也不指教派。
于是我想到了艺术。本世纪初年，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显然他是在德国受到了前世纪叔本华、尼采的影响。
他喜爱而且推重美学，在他主持的北京大学创立哲学系并且聘请教授开美学课。不料这是完全脱离中国特殊环境，误把北京当作巴黎，以致惹起轩然大波，终于从此没有美学课程。全国好像也只有南京大学前身的中央大学有宗白华在哲学课中讲美学。清华大学的邓以蛰讲的课是美术史。朱光潜从欧洲回国在北京大学教的也是诗学和文艺理论。直到五六十年代之交，这几位教授集聚在北京大学，还加上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蔡仪。
由上海复旦大学的周谷城引起，开了美学讨论会。热闹之后又过了一些年，美学一词才大量出现，而且不只是讲文艺理论和文艺学。艺术和艺术思想才有人研究。艺术才不是仅仅作为技术或工具或武器。但美学一词的歧义仍多，难有共识，不如艺术和艺术思想较为明白些。
用艺术眼光看世界行不行？这类似于问用科学方法研究美学行不行吧？我以为这无法单用谈话答复，必须同时有实践。
正像讲佛教或任何其他宗教，千言万语，从教外到教内，都离不开信仰和修行。否则就不好算宗教，只好算宗教言论或宗教哲学了。脱离实践，可以是学术研究，但对思想不会有多少实际效益。我们很容易以为外国人的宗教都是政治。外国人也很容易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宗教。这都是从实际行为得出来的感受，不是从理论。还有，也许就是因为都有艺术性，不是讲道理的。
说战争艺术，军事艺术，外交艺术，人不以为怪。说宗教是艺术，科学是艺术，哲学是艺术，怎么样？前些年说，挖好一座水库是打了一次漂亮的战役。近些年说，教育人，培养出什么家，是一项工程，是系统工程。这些话是不是隐隐认为都是一种艺术？一种艺？破坏是艺，建设也是艺。分析是艺，信仰更是艺。“就是好来就是好”，不容分辩，这是艺术语言。
艺术家好像是反对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抽象的，例如泰戈尔。他认为科学是以抽象的割裂破坏了天然的美和人为的艺术。
然而艺术不全靠天才，是要学习的。可以不学而能无师自通的也许只有散文、小说、新诗。无论形象艺术，声音艺术，动手的艺术，动脑的艺术，空间艺术，时间艺术，语言艺术，非语言艺术，不管怎么说，不学多半不会。创作要学，鉴赏也要学。
要学就要分别步骤，就有分析。不但学武、习文，连参禅、打坐、祷告、忏悔、礼拜，也有教有学。顿悟的天才不能说没有，但那不是普通人。说艺术反对科学，反对抽象，反对分析，那恐怕是有点误会。艺或艺术是讲整体的，和宗教一样，但又是可以分析的。创作和鉴赏都有过程，可以分析。科学要求分析。分析是为了理解整体。宗教如佛教，最讲整体，也最爱分析。
二十世纪的科学理论越来越像哲学，哲学也愈来愈趋向科学。鉴赏艺术看整体，讲解和理解艺术靠分析。不分析就一句话也说不出。宗教信仰，科学研究，哲学思考，宇宙、世界、人、事都可以这样看，是整体，又可分。若用艺术眼光看世界，会不会看成这样？艺术必带感情。看世界能不能不带感情？从这一点说，艺术是不是与宗教同科？艺术品并不都是光彩的，也有阴暗的，有高尚的，也有低下的。有光就有暗。先是怎么看，看成什么样，以后才会有是美，是丑，是善，是恶，等等价值判断。那时就有价值标准了。看的过程可以是自觉的，而多半是不自觉的，是可以用语言说的，而多半是不可以用语言说的，如同感情，如同信仰。艺术眼光当然只是一种眼光，不能排斥其他眼光而独霸。美育或艺术修养可以有宗教功能。艺，艺术，能使人入迷。但美育代替不了宗教。可以有人脱离艺术，艺盲，很少有人完全没有一点宗教感情。信什么，不讲道理，这本身带有艺术性。入迷，不过自己决不以为是迷，反而以为是清醒，觉悟，悟了道。艺术也是一种道。
简单说我的想法，那就是：用科学眼光看世界，世界是有规律运行的结构，可以由人分析，可以由人认识，理解，不过很难穷尽，也许根本做不到。用宗教眼光看世界，世界是由主宰支配的，依照主宰的意志而运行的（佛教在理论上无主宰，在实践中仍有主宰）。人对规律，对主宰的意志，能认识多少，是有限度的，而且是极其有限的。拜神的是宗教，拜物的和拜人的（例如祖先崇拜，偶像崇拜）也是宗教。科学和宗教这两种对世界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但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的。宗教徒可以研究科学（如唐朝一行和尚）。科学家可以是宗教徒（如哥白尼神父）。用艺术眼光看世界，世界是变动的复杂的艺术品。创作者不知是谁，但不是主宰。世界没有主宰，不过有规律，可以分析，但创作有步骤而无规律，鉴赏不依靠规律和分析。可以认识，但不能有完全确定的认识。因此，艺术类似宗教，可以入迷，甚至必须入迷，但又接近科学，可以不受主宰支配。哲学没有一定的对世界的看法，而是一种对世界的建构。欧洲哲学的大部分接近宗教，所要解决的是宗教提出的问题。中国的照欧洲说法的哲学也接近宗教，是拜现世的宗教，努力于不可动摇的建构。
古今中外的普通人，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看法是接近宗教的。他们的主宰可以是神，可以是人，可以是自己。他们相信感觉和常识和语言，不耐烦分析和追问。较少的人是接近艺术的。更少的人接近科学。最少的人接近哲学。科学很难像技术那样普及。技术接近艺术。哲学的普及往往是宗教。
我写了不少文章，照旧是暗中摸索，只能说是我不懂所以要求懂。懂得多少，便试试看能说出多少。这便是我和人类文化思想捉迷藏。用宗教语言说，这是修行。用艺术语言说，这是练功。说到这里，我也就无可再说了。
1995年11月
读书?读人?读物
据说现在书籍正处于革命的前夕。一片指甲大的硅片就可包容几十万字的书，几片光盘就能存储一大部百科全书；说是不这样就应付不了“信息爆炸”；又说是如同兵马俑似的强者打败病夫而“大生产”战胜“小生产”那样，将来知识的强国会胜过知识的弱国，知识密集型的小生产会胜过劳动力密集型的大生产。照这样说，像过去有工业殖民地那样会不会出现“知识殖民地”呢？这种“殖民地”是不是更难翻身呢？有人说目前在微型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方面已经有这种趋势了。从前农业国出产原料廉价供给工业国加工以后再花高价买回来，将来在知识方面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呢？不管怎么说，书是知识的存储器，若要得知识，书还是要读的，不过读法不能是老一套了。
我小时候的读书法是背诵，一天也背不了多少。这种方法现在大概已经被淘汰了。解放初，有学生找我谈读书方法。我当时年轻，大胆，又在学习政治理论，就讲了些什么“根据地”“阵地战”“游击战”之类的话。讲稿随后被听众拿走了，也没有什么反应，大概是没多大用处，也没有多大害处。后来我自知老经验不行了，就不再谈读书法。有人问到，我只讲几句老实话供参考，却不料误被认为讲笑话，所以再也不谈了。
我说的是总结我读书的经验，只有三个字：少、懒、忘。我看见过的书可以说是很多，但读过的书却只能说是很少；连幼年背诵的经书、诗、文之类也不能算是读过，只能说是背过。我是懒人，不会用苦功，什么“悬梁”“刺股”说法我都害怕。
我一天读不了几个小时的书，倦了就放下。自知是个懒人，疲倦了硬读也读不进去，白费，不如去睡觉或闲聊或游玩。我的记性不好，忘性很大。我担心读的书若字字都记得，头脑会装不下，幸而头脑能过滤，不多久就忘掉不少，忘不掉的就记住了。我不会记外文生字；曾模仿别人去背生字，再也记不住；索性不背，反而记住了一些。读书告一段落就放下不管，去忘掉它；过些时再拿起书来重读，果然忘了不少，可是也记住一些；奇怪的是反而读出了初读时没有读出来的东西。忘得最厉害的是有那么十来年，我可以说是除指定必读的书以外一书不读，还拼命去忘掉读过的书。我小学毕业后就没有真正上过学，所以也没有经历过考试。到六十岁以后，遭遇突然袭击，参加了一次大学考试，交了白卷，心安理得。自知没有资格进大学，但凭白卷却可以。又过几年，这样不行了，我又捡起书本来。真是似曾相识，看到什么古文、外文都像是不知所云了。奇怪的是遗忘似乎并不比记忆容易些。不知为什么，要记的没有记住，要忘的倒是忘不了；从前觉得明白的现在糊涂了，从前糊涂的却好像又有点明白了。我虽然又读起书来，却还离不开那三个字。读得少，忘得快，不耐烦用苦功，怕苦，总想读书自得其乐；真是不可救药。现在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却不能用一个字概括。这就是读书中无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还多些。这大概是年老了的缘故。小时候学写字，说是要注意“分行布白”。字没有学好，这一点倒记得，看书法家的字连空白一起看。一本书若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没有空白是不行的，像下围棋一样。古人和外国人及现代人作书的好像都是不会把话说完、说尽的。不是说他们“惜墨如金”，而是说他们无论有意无意都说不尽要说的话。越是啰唆废话多，越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是还没有说出来。那只说几句话的就更是话里有话了。所以我就连字带空白一起读，仿佛每页上都藏了不少话，不在字里而在空白里。似乎有位古人说过：“当于无字处求之。”完全没有字的书除画图册和录音带外我还未读过，没有空白的书也没见过，所以还是得连字带空白一起读。这可能是我的笨人笨想法。
我读过的书远没有我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讲话来的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做“读人”。不过这绝不是说观察人和研究人，我说的是我自己。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也不那么自信。我说的“读人”只是听人说话。我回想这样的事最早可能是在我教小学的时候。那时我不过十几岁，老实说只是小学毕业，在乡下一座古庙里教一些农村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大殿上课，只有这一间大教室。
一个教师一堂课教四个年级，这叫做“复式教学法”。我上的小学不一样，是一班有一个教室的；我的小学老师教我的方式这里用不上。校长见我比最大的学生大不了多少，不大放心，给我讲了一下怎么教。可是开始上课时他恰恰有事走开了，没有来得及示范。我被逼出了下策，拜小学生为老师，边教边学。学生一喊：“老师！先教我们，让他们做作业。”
我就明白了校长告诉的教学法。幸而又来了两位也不过二十岁出头的教师做我学习的模范。他们成了我的老师。他们都到过外地，向我讲了不少见闻。有一位常在放学后按风琴唱郑板桥的《道情》，自己还照编了一首：“老教师，古庙中，自摇铃，自上课……”这一个学期我从我教的小学生和那两位青年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工资除吃饭外只得到三块银洋拿回家。家里很不满意，不让我再去教了，我觉得很可惜。现在想起来才明白，我那时是开始把人当作书（也就是老师）来读了。现在我身边有了个一岁多的小娃娃，我看她也是一本书，也是老师。她还不会说话，但并不是不通信息。我发现她除吃奶和睡觉外都在讲话，她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不待“收集反映”就抓回了“反馈”，立刻发出一种反应，也是新信号。她察言观色能力很强，比大人强得多。我由此想到，大概我在一岁多时也是这样一座雷达，于是仿佛明白了一些我还不记事时的学习对我后来的影响。
我听过的话还没有我见过的东西多。我从那些东西里也学了不少。可以说那也是书吧，也许这可以叫做“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记得我初到印度时，在加尔各答大学本部所在的一所学院门前，看到大树下面有些大小石头，很干净，像是用水洗过，有的上面装饰着鲜花。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的象征。又见到一些庙里庙外的大小不同的这样的神像石头以后，才知道这圆柱形石头里面藏着无穷奥妙。大家都知道这是石头，也知道它是像什么的，代表着什么，可是有人就还能知道这里面有神性，有人就看不出。对于这石头有各种解说。我后来也在屋里桌上供了一个这样的石头，是从圣地波罗奈城买来的。我几乎是天天读它，仿佛学习王阳明照朱熹的“格物”说法去“格”竹子那样。晚清译“科学”一词为“格致”，取《大学》说的“格物致知”之意。我“格物”也像王阳明一样徒劳无功，不过我不像他那样否定“格物”，而是“格”出了一点“知”，觉得是应当像读书一样读许多物。我在印度鹿野苑常去一所小博物馆（现在听说已扩大许多倍），看地下挖出的那些石头，其中包括现在作为印度国徽的那座四狮柱头，还常看在馆外的断了的石柱和上面的刻字。我很想明白，两千多年前的人，维持生活还很困难，为什么要花工夫雕刻这些石头。我在山西云岗看过石窟佛像，当时自以为明白其实并不曾明白其中的意义，没有读懂。
我幼时见过家里的一块拓片，是《大秦景教流行碑》，连文字也没有读懂，读《呐喊?自序》也没明白鲁迅为什么要抄古碑。
有些事情实在不好懂，例如我们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却没有听说设博物馆专业和讲博物馆学，像设图书馆专业和讲图书馆学那样。有的附在考古专业里，大概只讲古，不讲今。听说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有，但只是半个，叫做“文博”（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北京大学曾有过半个，和图书馆学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取消了。我孤陋寡闻，不知别处，例如中山大学，还有没有。我们难道只是办展览会把古物、今物给别人去读吗？
可见“读物”不大被重视，似乎是要“物”不要“读”，“读物”
不如读书。记得小时候一位老师的朋友带给他一部大书看，说是只能当时翻阅，随即要归还原主。老师一边翻看，一边赞叹不已。我没见过那么大的书，也夹在旁边站着看。第一页有四个大篆字，幸而我还认得出是《西清古鉴》。里面都是些古董的画。我不懂那些古物，却联想到家中有个奇怪的古铜香炉，是我哥哥从一个农民那里花两块银洋买来的，而农民是耕地耕出来的，还有一把宝剑，被人先买走了。我想，如果这些刻印出来的皇宫古物的画都得到老师赞叹，那个香炉若真是哥哥说的楚国的东西，应是很有价值了。我却只知那像个青铜怪兽，使我想到《水浒传》中杨志的绰号“青面兽”。我家只用它来年节烧檀香。这个香炉早已不知何处去了。我提到这个，只希望不再出现把殷墟甲骨当做龙骨，当药卖掉、吃掉；只想说明到处有物如书，只是各人读法不同。即便是书中的“物”也不易读。例如《易经》的卦象，乾、坤等卦爻符号，不知有多少人读了多少年，直到十七世纪才有个哲学家莱布尼兹，据说读了两年，才读出了意思。这位和牛顿同时发明微积分的学者说，这是“二进位”数学。又过了两百多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出来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用上了我们的祖宗画八卦的数学原理。听说《河图》、《洛书》中的符号在外国也有人正在钻研，有些是科学家、工程师，是为了实用目的。读《易经》《老子》的外国人中也有科学家，各有实际目的，不是无事干或为了骗人。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读书真不易啊！我小时念过《四时读书乐》，到老了才知读书真不易。
从读书谈到读人、读物，越扯越远，终于又回到了读书。
就此打住。
自撰火化铭
先生金氏，东西南北之人也，生于清亡次年壬子。卒年未详。曾居教席于小学、中学、大学，皆机缘凑合，填充空缺，如刊物之补白，麻将之“所用”，不过“拾遗”、“补阙”、“后补”、“员外”而已。又曾入报馆，为筹衣食之资不得不“遇缺即补”，撰社论、译外电、编新闻、主副刊，皆尝试焉。少年时曾入大学图书馆任小职员，为时虽暂，获益殊多。战时至西南，逢史学名家赠以恺撒拉丁文原著，谆谆期以读希腊罗马原始文献，迫欧洲史之真源以祛疑妄。启有缘至天竺释迦佛“初转法轮”处鹿野苑，住香客房，与僧徒伍，食寺庙斋，披阅碛砂全藏，比拟梵典，乃生超尘拔俗之想。适有天竺老居士隐居于此，由“圯桥三进”谓“孺子可教”，乃试以在欧美学府未能施展之奇想，以“游击战”与“阵地战”兼行，纵横于天竺古文坚壁之间，昕夕讲论，愈析愈疑，愈疑愈析，忽东忽西，忽今忽古，亦佛亦非佛，大展心胸眼界。老人喟然叹曰:毕生所“负债”（汉译为“恩”），唯此为难“偿”（汉译为“报”），今得“偿”矣。“所作已办”遂飘然卓锡远引，竟去不返。先生忆苏曼殊和尚诗句:“范滂有母终须养，张俭飘零岂是归？”
遂南天万里飞越雪山而归奉母。适逢缘会，再入高庠，仍为“听用”、“补阙”。当时大言炎炎，事后追思，徒增颜汗。是年丙戌，溯戊辰初教小学已十八载，距己卯始入大学任教亦越七岁。碌碌无成，夸夸如故，终身以“听用”始，以“听用”
终，可论定矣。
先生幼欲学农，不成，至“花甲”之年始得躬耕于南昌故郡之野。自选种、育苗、插秧、施肥、挠秧、收割、打谷以至晒谷、入仓、守仓，靡不与焉。两年为农，尽除文字障，大收脱胎换骨之效。少年又曾学工，于华北工业改进社实习羊毛纺织，由选毛、梳毛、洗毛、染毛以至纺织，手工操作。最难为纺，次为织。古式手纺车难于运转如意，毛又非棉，难匀易断，常孜孜终日不成一线。织布机亦古式，以足踏动，依花样节奏，若弹风琴。飞梭往复，常须续继。浪费无数羊毛，最终织成“人字呢”尺许而得卒业。然竟未能成工人。近至“耳顺”之年始获随习木工、瓦工，然俱为“劳动”，旨在“改造”，无技术可言矣。又于战时经友人怂恿为商，欲在西南一大城市新建商场中觅一席之地，求以贸迂有无糊口。市场主者命一妙龄女子接待。先生不谙“生意经”，出语即讹，备受讪笑。彼姝意存鄙薄而妙语温存，尤所难堪，遂废然知返。逢一鞋店主人，沦落天涯，一见如故。承其指教，乃知市场风云较之战场尤为难测，断非无财无勇无谋无庇荫之书生所可问津。战事方殷，又谋投笔从戎。友人为借乘军车与下级军官结队同行。途中合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意气风发，恍惚有“一去不复返”“马革裹尸”
之概。横穿湘境至辰溪为友截留，入中学及大学补缺教课，重握粉笔。先生于农、工、商、军——涉足而无以立足，于是以书生始，以书生终，其命也欤。虚度一生，赍志而殁，悲夫！
铭曰:
空如有。弱而寿。无名，无实。非净，非垢。咄！臭皮囊，其速朽！
自挽联
幼时闻家中人说，我三岁即自称老。迄今几十年，从世纪初期到世纪末期，无日不在老化。有人不知老，有人不服老，我则知老且服老，时刻自觉为老。身在老中故不识老之面目，如不能自见其睫，无法谈论老。
我是壬子生人，正是孙中山宣布共和之年，照甲子算，今已八十。幼时周围所见所闻无非前朝遗老旧事，男的拖着辫子，女的裹着小脚。以后接触的也是老的居多。无论书或人，都是讲光辉的过去多，说光明的未来少。我受感染，一直有点老气横秋，盖存在决定意识也。
好像罗马的元老西塞罗有一文论老年，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中国的谈老句子一个一个奔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知是什么意思。“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好，老人皆大欢喜。“老子其犹龙乎？”“就算儿子打老子。”两个“老子”不同。
“吾老矣，不能用也。”老是好理由。尊人称老，骂人也说老，老之义大矣哉！
想来想去实在无力作文《谈老》交卷，并非不识抬举，出于万般无奈。
幼时见过一副自挽联，用愈平常，措词幽默，对仗工稳，现在还记得。作者是何人，早已忘了。抄在下面，将原文“七十”改为“八十”，加上标点，便可明抢来算我的了。
非儒，非佛，非仙，廿四番花信关心，天上传呼，我欲乘风归去。是梦，是真，是幻，八十载春光弹指，人间如寄，谁能系日长留？